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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实践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探索
——基于浙江省绍兴市的调研数据

2022-11-22刘润民朱峰孙凤敏

关键词:共同富裕主观幸福感

刘润民 朱峰 孙凤敏

(1.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2.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1 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得特色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加之中央高度支持浙江省探索建设高质量共同富裕示范区,各地加强实践探索,紧抓新机遇实现大发展。与此同时,对实施的共同富裕众多实践举措,农民更期待什么?哪些方面更需要政府持续发力?共同富裕是否会对农民幸福感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这一系列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浙江省的共同富裕实践,以绍兴市域为研究范围,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党中央批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15年)》(以下称《实施方案》),要求浙江省“先行先试、作出示范,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1]。综观有关共同富裕的研究综述发现,一是文献资料多集中于报纸,且地方报纸偏多、中央报纸偏少,当然也有少数见于期刊;二是研究地域集中面向浙江省,如杜平等[2]以丽水市遂昌县为例探索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三是研究内容多为“肯定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积极价值”和“各地各部门谋求属于自身的发展路径”,如在《人民日报》上贾若详[3]高度肯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浙仁轩[4]指出浙江人社领域正积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结合浙江乡村实际,本研究从经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七方面考察乡村共同富裕。

主观幸福感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文献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某一群体(小学生、高职生、老年人、教师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或中介作用),如何晓斌[5]探究中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变迁。另一类是主观幸福感与某因素的关系研究(人际关系、学习压力、代际流动等),如刘亮军[6]对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其教学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探究。本研究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浙江乡农民众对自身生活状况的积极情感体验和判断评估,这种情感体验和认知判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包含生活评估、情感平衡和自身幸福。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3个假设。假设1:共同富裕实践中不同性别农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假设2:共同富裕实践中农民整体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假设3:共同富裕实践会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积极影响。

2 研究变量和方法、测量维度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变量和方法

2.1.1 研究变量

自变量为农民的个体性因素、共同富裕。个体性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女性为参照)、家庭人口数、政治面貌(群众为参考)、婚姻状况(未婚为参照)、健康状况(健康为参照)、经济收入、文化水平(文盲为参照)、职业类型(无业为参照)。共同富裕包括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水平等。

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主要通过已具体细化为生活评估、情感平衡和自身幸福等3个因子进行探究。生活评估是对农民生活状态和行为表现进行的测量,情感平衡是对农民情感变化和好坏情绪进行的测量,自身幸福是对能力水平、公益行为等进行的测量。

为探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关系,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参照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公式Y=b0+b1x1+…+bkxk+e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AHP(S)=b0+b1IND+b2CPR+e

其中,AHP(S)代表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由问卷量表直接测得;IND、CPR分别代表样本群体的个体性影响因素、共同富裕建设影响因素;b0为常量;b1、b2代表自变量回归系数,系数为正则表示该解释变量对幸福感水平有正向影响,反之有负向影响;e为误差。

2.1.2 数据测量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描述统计、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线性回归等数据分析方法。描述统计应用于个体性因素、共同富裕等的现状素描,卡方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亦穿插应用于此,线性回归应用于共同富裕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建立3个模型,模型1为农民个体性因素影响模型,模型2为共同富裕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模型。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浙东农民的幸福感影响问卷》以填空题形式测量个人情况,以选择题形式测量共同富裕示范区情况,以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测量主观幸福感。问卷信度检验各项克隆巴赫系数α值均高于0.6的标准,综合19个题项的可靠性α系数为0.918,表明问卷量表的信度水平较高,达到要求。问卷效度检验,KMO值均大于0.6,且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各项显著性水平(Sig.)均为0.000。综合以上各指标表明问卷已达要求。(见表1)

表1 主观幸福感量表可靠性、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表

此外,为使结论科学严谨,研究成员对部分农民和村委会干部进行了面对面访谈,访谈目的在于进一步佐证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团队成员在实地考察各村庄时,还利用观察法查看了各项战略建设举措和民众行为表现,并进行拍照和询问,以更全面搜集资料。

2.2 测量维度划分

测量维度从3个方面进行开发:一级维度分个人情况、共同富裕、主观幸福感共3个测量范围。二级维度分人口学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活评估等12个测量指标。三级维度分年龄、农民收入水平、职业生活等49个测量细则(见表2)。

表2 测量维度划分表

2.3 数据来源

考虑到被试群体年龄、手机使用等因素,采用纸质调查问卷而非网络问卷,又因文字理解能力存在差异且方言沟通困难,故保证被试问卷作答时会有1—2名本地团队成员进行讲解,以保证作答质量。

发放问卷350份,其中无效问卷11份,有效问卷327份,有效回收率93.43%。人口学特征方面:性别上,男性168人,女性155人,男女比例为 1.08∶1,性别比例相对平衡;年龄上,低于20岁和高于60岁的人数相对少,多集中于20—60岁之间;家庭人数上,多数家庭为4人(30.40%)和3人(26.10%),结构多为“父—母—子/女”“父—母—子—女”“(外)祖父/祖母—父—母—子/女”。社会学特征方面,政治面貌上,群众占77.60%,党员占16.80%,团员占5.60%;健康状况上,85.32%的农民处健康状态,占比最高;经济收入上,有1/3的人月均收入过万,但亦有15.41%的人月均低于3 000元,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浙江共同富裕建设的发力方向。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富裕现状素描

在共同富裕这一维度上,问卷调研主要包含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情况等4个测量指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这3个指标资料是通过对乡村诸多民众和村委干部的访谈、调研者观察拍照搜集的。

就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见表3),超半数的农民(52.7%)对共同富裕未来发展“乡村旅游业”认可度和呼声较高,认为本村应该重点发展旅游业,以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是比较认可发展农副产品加工,有近四分之一的被试(24.6%)选择该项;认为建设网红乡村直播基地和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人数并列最低,为11.4%。人们对由传统乡村转型而来的产业——乡村旅游和农副产品加工,认可度普遍较高,但对于当下新兴的产业平台——网红直播基地和农村电商,认可度普遍不高,原因不排除年龄较大的农民样本量大,且农民对新兴产业认知有限。

表3 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农民期待点统计表

就乡村公共服务优质共享而言,精神自信自强的“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之和为48.3%,公共设施满意度的二者之和为 75.0%,表明乡村振兴建设取得较好成绩,共同富裕示范区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群体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值得注意的是,仍有6.5%和5.0%持“非常不满意”的态度,这表明未来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要重点关注和解决此类少数农民的问题(见表4)。

表4 乡村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统计表

就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女性和男性持“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有点好”观点人数最多、比重最大,分别为89人(57.4%)和80人(47.6%);持“生态文明建设非常好”观点人数次之,为52人(33.5%)和59人(35.1%)(见表5)。纵向层面,除男性在“生态有点好”上人数和有效占比低于女性外,其余均高于女性。差异层面,通过卡方检验分析后,p值为0.041,已达到显著差异水平(p<0.05),表明不同性别群体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经均值对比可发现女性好于男性(4.21>4.05)。此外,被试样本的总体平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为4.13,表明对生态文明建设认可度(满意度)为82.60%(4.13/5.00)。

表5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统计表

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言,在家庭经济收入类型上主要为外出打工、企业上班、自主创业、经商和耕种,收入水平普遍可以维持正常家庭开销。如调研的绍兴安桥头村的23人中,有6人家庭月均收入在5 000—7 000元之间、4人在7 000—9 000元之间、5人在9 000元以上。在家庭经济开支上最主要的是子女教育费用支出和日常开销,有个别人房贷还款压力较大。在失业率和公益慈善行为上,有的村有义工团慈善组或乡贤会,定期对贫困失业人员或村中老年人进行慰问、帮扶。

就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而言,浙江绍兴均已实现村村通公交,通过城乡公交方便交通出行。例如调研团队驻扎的坡塘村共设有6个公交站牌、共有4路公交车(4路、353路、356路、356路支线)。在城乡公路互通数量上,每个村庄至少有2—3条由乡村通往城区的公路,极大提升了农民出行的便利性。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上,访谈村委会成员得知“早些年从农村迁出户口的情况较多,近年来基本没有”。

在乡村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面,每个村都设有多个党务政务宣传窗口,分布于村委会大院和村中其他不同地方,由“村中负责党建政务工作者专人专管”,宣传党的思想理论与社会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各地努力挖掘传统戏曲和非遗文化,例如坡塘村村委建有莲华落戏曲展厅,安桥头村建有“鲁迅祝福节”传统活动广场,应家潭村利用文化大礼堂举行文化礼仪活动等。在乡村文化产业方面,有条件的乡村积极发展了村旅游业,打造网络视听基地,例如云松村努力打造绍兴“网红先行村”和短视频直播基地。

3.2 农民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

主观幸福感作为反映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将被试主观幸福感划分为五个等级并依次赋值为1—5,数值越大则幸福感越高(见表6)。

表6 农民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均值水平描述统计

从均值对比可看出,农民在“自身幸福”上得分最高,为4.10分,处比较好水平;在“生活评估”上得分次之,为4.05分,处比较好水平但偏弱于前者;在“情感均衡”上得分最低,为3.82分,处中等水平。可知,农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由高到底依次为自身幸福水平>生活评估水平>情感平衡水平。

整体来看,总体均值(M=4.02)表明被试农民的整体主观幸福感处于“比较好水平”上,即主观幸福感达80.4%(4.02/5.00)。

3.3 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

3.3.1 个体性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

将被试群体的个体性因素作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建构回归模型(模型1)以探求被试个体性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见表7)。在控制社会学特征下,将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多元线回归分析(模型1-1),显示家庭人口数量对主观幸福感存在边缘正向影响。在控制人口学特征下,社会学特征中党员身份、离异婚姻、学生职业对主观幸福感成正向影响作用(模型1-2)。将全部个体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均考虑在内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模型1-3),显示家庭人口数量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比较显著影响”(p<0.01)、党员的政治身份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特别显著影响”(p<0.001)、离异的婚姻状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比较显著影响”(p<0.01)、学生的职业身份与主观幸福感存在边缘显著(p<0.05)。

表7 个体性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结果表

概言之,党员农民的幸福感水平较高,家庭人口越多幸福感水平越高,婚姻离异会提升幸福感水平,学生相对其他职业类型幸福感水平较高。此外,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经济收入、文化水平等不会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3.3.2 共同富裕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

自变量共同富裕包括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水平。在控制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水平基础上,将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作为自变量与农民主观幸福感这一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形成模型2-1;同理,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主观幸福感作回归分析形成模型2-2;将社会治理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作回归分析形成模型2-3;将上述四个自变量全部导入与主观幸福感作回归分析形成模型2-4(见表8)。

表8 共同富裕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结果表

第一,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中精神上自信自强这一因素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边缘显著”影响,且为正向影响,即农民在精神上越自自信自强则主观幸福感水平就越高(模型2-1)。第二,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处比较显著水平(p<0.01),即生态文明建设越好、水平越高,农民的满意度就越高、幸福感越强(模型2-2)。此结论符合现实生活状况,调研组观察到村中有较多环保标语、垃圾分类点、垃圾分类积分宣讲室等。第三,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呈特别显著水平(p<0.001),亦为正向影响。即村庄中的社会治理水平(如村干部联系群众、普法宣传和农民自治等)越高,农民就越能感受到幸福(见模型2-3)。第四,将以上三个自变量与主观幸福感这一因变量进行分析,其结果与模型2-3相同,不再赘述。

4 研究结论与建议讨论

4.1 研究结论

结论1:不同性别农民在对“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上存在差异,女性优于男性,且总体认可度已达82.60%。此结论与本研究初设立的假设1相符,此假设成立。

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处理后发现,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方面,女性和男性存在显著差异,女性优于男性(4.21>4.05),且被试样本的总体平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为4.13,对生态文明建设认可度(满意度)为82.60%(4.13/5.00)。

结论2:共同富裕实践使农民整体主观幸福感水平达到80.4%。此结论与本研究初设立的假设2相符,此假设成立。

农民对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和乡村振兴表现出较高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总体幸福感均值为4.02(满分5.00),主观幸福感水平达到80.4%,其中“生活行为评估”和“自身幸福”表现最好,提升了整体幸福感水平,反之则“情感平衡”有所牵制。

结论3:共同富裕中“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此结论与本研究初设立的假设3部分相符。

通过将共同富裕各因子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水平”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生态文明建设越好,社会治理水平越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就越强,此结论符合生活实际。

4.2 建议讨论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虽已达到较高水平(82.60%),仍有17.40%的农民表示不满意。此外,性别差异对比亦表明男性农民的不满意度要高于女性。在访谈村民中发现,生态文明建设改变了少数男性农民对野味的钟爱,村庄走访考察中男性更易出现随口吐痰和随地小便不良现象。这两个偶然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7.4%不满意度和男性差于女性的原因。

鉴于生态建设需要,各地政府除应一以贯之继续实施各项生态文明建设举措外,更要努力解决剩余17.40%的不满意度问题,重点解决乡村突出环境问题(农村垃圾处理、农药污染等),增加农业生态产品的产业链和附加值,加大对自然系统治理的监管力度,保持生态多样性发展。例如海南省自2015年开始实施“多规合一”改革,划定生态红线,推行“湾长制”,以改革方式解决突出生态红线问题并利用“湾长制”进行生态监管。

第二,共同富裕实践使得农民幸福感水平达到较高水平(80.4%),但农民的“情感平衡”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总体幸福感。情感平衡主要表现为个人经常遇到的焦虑和愤怒事件的多寡。调研中很多女性农民表现出焦虑最多的是子女教育问题,男性焦虑最多的是挣不到更多的钱,这些都是最普遍且又现实的问题。

基层村委会在解决农民情感问题中始终发挥着最直接、最便捷的作用,因此基层村委会在看到农民总体幸福感水平有所提高的同时,更要对有所牵制的“情感平衡”问题加以重视,加强农民的心理建设,提升积极情感。可以建立各村心理咨询室,定期对农民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科普以及发放宣传册,在各村文化大讲堂定期安排心理医生进行问诊,建立重点人群心理“特殊关爱库”关注特殊人群,通过各种积极措施提升农民情感水平。例如,浙江绍兴坡塘村建有村级心理咨询室,拥有各种心理调节康复设备设施,每月开展文化大讲堂活动,调动农民积极情感。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水平已产生积极影响,还应发挥其他方面的合力作用,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乡村收入分配制度等,以全面实现共同富裕。

地方部门层面要相互协调、决策融通、发挥合力。教育部门要保障好农村教育事业所需的生源、师资力量以及教育资金投入;民政部门要宣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移风易俗简化婚丧礼仪等;财政部门要加强三农资金投入、缩小城乡二元发展差距;卫生部门要改善农村基层医疗设备落后、人员缺乏、城乡医疗互通难等状况。通过地方各部门的各种措施,真正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建设中齐头并进,以全面提高农民的幸福感。例如,甘肃省天水市建立村级“就业帮扶车间”,升级“扶贫车间”为“就业工厂”,以乡村振兴强大引擎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解决脱贫问题,大大提升了甘肃当地农民幸福感水平。

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根本力量和未来幸福生活的主体。广大农民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非遗传承)、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如农民自治实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公益慈善行为)等凝心聚力、贡献力量,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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