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滨 陈设

(1.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2.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经济贸易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特色小镇建设起源于浙江省，作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正逐渐成为各地提升传统产业潜能，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1]《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必须优化产业结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传统产业重新焕发生机、进而实现稳住经济盘和应对百年变局的必由之路[2]。传统产业与新型产业相比，具有消费驱动性、产业跨越性、技术稳定性、较快下降性与产业有形性等特点，决定了其转型升级是一个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传统产业应结合自身特色、资源禀赋、动力因素等方面选择合适的转型升级路径[3]。保持和彰显特色产业的地方魅力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之一。

特色小镇是以特色产业为主导，聚焦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人口、产业、创新等要素的发展模式[4]。特色小镇建设作为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被广泛关注，它将“产、城、人、文”四者有机结合，是具有多元功能的产业空间平台[5]。特色小镇强调产业支撑和政策供给，着力于缓解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和要素制约，旨在实现空间内的高端要素整合和空间外的要素自由流动[6]。目前已有的研究较少运用“理论+案例”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特色小镇的动态机制，同时也缺乏特色小镇顶层架构的微观基础。

特色小镇从建设之初就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需要以动态变化和特定场景相联系的视角去审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选取诸暨袜艺小镇这一典型代表，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能较好地厘清特色小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转型升级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有助于深入阐释和理解特色小镇重构的内外联动机制。本文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对诸暨袜艺小镇转型升级的多元主体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解构传统制造业中心镇转型升级为特色小镇的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以及特色小镇运营管理阶段的治理机制和行动者网络的转变方式。并试图对特色小镇的有效重构提供较为细致的解释，为特色小镇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决策参考。

1 浙江省特色小镇

2015年，浙江省为有效破解块状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建设特色小镇的战略构想。同年，浙江省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将“特色小镇”的概念与传统行政概念上的“镇”区别开来，认为特色小镇是“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区别于行政区划单元和产业园区”。

特色小镇通过新载体、新理念、新机制，探索形成具有明确的产业、旅游等多功能的产城融合新发展载体。浙江省特色小镇按照“培育一批、创建一批、命名一批”的思路，梯度有序推进建设。截至2020年，浙江省共形成省级特色小镇212个，其中省级命名类小镇42个、省级创建类小镇102个、省级培育类小镇68个。从特色小镇的产业类型来看，浙江省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以及旅游类小镇为主导；浙江省高端制造类小镇占比为21.1%、数字经济类小镇占比为21.1%、旅游类小镇占比为20.7%，这表明传统产业在浙江省小镇中占据重要位置。

表1 浙江省特色小镇情况

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2.1 行动者网络理论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是由Michel Callon[7]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提出，并由Bruno Latour[8]以及Law[9]发展完善而成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是一种依托网络系统模型呈现行动者之间动力关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行动者网络理论一是强调研究者应当参与到行动者中去；二是要克服二元性对立问题，认为应该平等看待人与物之间异质性联系的共同行动，即恪守对等性原则[10]。行动者网络理论包含行动者(Actor)、异质性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 和转译(Translation)三个核心概念。人类行动者(Humans)和非人类行动者(No-Humans)都属于行动者，其中的转译发起者是关键行动者。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由各行动者利益不断转译所决定，其转译过程共包括四个基本环节，即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Intersegment)、征召(Enrolment) 和动员 (Mobilisation)[11]。

图1 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

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可以将诸暨袜艺小镇从传统小城镇到制造业中心镇再到省级命名类特色小镇的过程看作是行动者网络动态变化的结果，其实质是运用行动者网络中的转译环节来阐释特色小镇建设与运营管理阶段中的重构与运行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基于对诸暨袜艺小镇在这两个阶段中行动者——网络内异质行动者变化的综合分析，探究特色小镇中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在不同尺度地域空间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由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以对等视角去发现异质性网络中复杂交互作用，相关学者借助此特点分析了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12]、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13]等案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行动者网络转换的动力机制。总的来说，行动者网络视角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实用的、面向实地工作的研究方法[14]。它描述了实践中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与特色小镇空间构建研究中复杂的相互作用分析相一致。

2.2 行动者网络理论适用性

特色小镇建设与管理问题研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一方面是因为特色小镇的建设与管理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由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大部分理论方法强调的是特色小镇建设与管理中“人”的主体性，忽视了非人类行动者的重要作用；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却将这两者平等看待，全面分析异质行动者的转译过程，从而可能得到更加科学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因为特色小镇建设与管理具有动态变化性，是一个不断变化与调整的过程，而行动者网络理论恰恰关注的是动态过程中异质行动者的联结点，基于特色小镇异质行动者的转译来厘清不同阶段特色小镇的不同行动者，尤其是关键行动者，进而阐释特色小镇中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动态机制。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并基于扎根理论的案例研究对诸暨市袜艺小镇的重构过程及其转型升级机制进行动态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适用性和实践解释力。

2.3 研究方法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特色小镇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基于此理论，特色小镇的研究对象应是自然与社会的混合体。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诸暨袜艺小镇进行剖析，探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特色小镇的构建机制。诸暨袜艺小镇构建过程的剖析，有必要分析不同阶段各行动者(也就是转译)，通过转译过程中的问题呈现、利益赋予与征召、新行动者网络和新行动者网络治理机制阐释诸暨袜艺小镇的构建机制。

本文主要依靠质性研究方法和行动者网络动态分析。研究资料包括诸暨袜艺小镇的实地调查和相关政府文件资料。笔者于2019年11月和2021年9月两次实地走访大唐镇，采访了人类行动者，调查了诸暨袜艺小镇非人类行动者的变化，并进行实地工作。2021年11月，笔者第三次到诸暨袜艺小镇实地考察。根据采访内容、卫星图片和网络数据，定位诸暨袜艺小镇的空间重建，记录小镇分布和功能的变化，并进行了非结构化访谈。在实地考察期间，笔者采访了小镇负责人、小镇居民。为了确保没有遗漏任何有效信息，本文以非结构化的方式进行了采访，共采访了100名小镇居民，包括村民、小镇新居民、政府官员以及游客。2021年12月，笔者还通过电话、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采访了利益相关者。此外，在线数据收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使用来自Google Earth的卫星图像以及与镇政府主要官员的对话来重现该过程，进而对诸暨袜艺小镇的空间重构进行研究。在完成数据收集后，使用行动者网络动态分析诸暨袜艺小镇的构建机制。

3 研究案例

诸暨袜艺小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属于镇中小镇，其规划面积为2.96km2。距离诸暨市中心约8km，距离杭州钱江新城约65km[15]。诸暨袜艺小镇包括“智造硅谷、时尚市集、众创空间”三大功能区。诸暨袜艺小镇的功能定位是现代化袜业制造、研发、贸易与品牌基地；创业创新、转型升级示范区；以袜业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本文选取诸暨袜艺小镇的理由如下：(1)诸暨袜艺小镇是浙江省第一批试点特色小镇，同时也是第二批命名类特色小镇(只有通过审核验收的特色小镇才有资格获得省政府正式命名，可谓优中选优)。(2)诸暨市大唐镇袜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以家庭手工作坊和集市零散贸易为主。袜业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之一，诸暨市大唐镇快速发展的袜业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也带来了诸多社会治安问题。(3)与多数传统产业中心镇不同，诸暨大唐镇特色产业中多以家庭作坊为主体，袜业产能过剩，同质化与低价竞争等问题凸显，传统袜业产业亟待转型升级，涉及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诸暨袜艺小镇较有代表性。

诸暨袜业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之一，产业门槛低，采用家庭手工作坊生产。诸暨大唐袜业就是以家庭手工作坊和集市零散贸易为主。据统计，2015年大唐镇在册登记的袜业企业有6 6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有143家(占比为2%)。诸暨大唐袜业呈现出产能过剩、无序竞争、效益下滑、安全隐患多、环境脏乱差等诸多问题，形成了“产业低小散、城镇脏乱差、社会治理难”的局面。2014年11月，诸暨市成立“六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大唐镇“以治理促转型”，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按照“政府主导、倒逼整治、优化环境”发展模式，诸暨市政府在去低端产能同时引进高端产能填补，推进大唐袜业转型升级。经过专项整治，2015年底，全市已彻底关停3 203家，允许整改3 242家，已验收复工1 861家；379家10吨以下燃煤锅炉全部关停淘汰；14 369家出租房中彻底停租2 693家，较整治前减少34 741人，下降49.54%，社会治安也有了较为明显的好转[16]。

2015年6月，诸暨市政府开启特色小镇建设，使之成为大唐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载体。诸暨袜艺小镇的构建过程包括“规划建设阶段”和“运营管理阶段”。规划建设阶段，从功能单一的、配套设施落后的空间转变为多功能、配套设施日益完善、环境优美的袜艺小镇；运营管理阶段，从功能不断完善的袜艺小镇转变为袜艺产业生态链可持续运营管理的袜艺小镇。2018年8月，诸暨袜艺小镇获浙江省特色小镇称号，因此，以此时间点为分界点，之前为诸暨袜艺小镇的规划建设阶段，之后为诸暨袜艺小镇的运营管理阶段。

4 诸暨袜艺小镇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的广义对称原理，非人类实体也可以被视为参与者。对诸暨袜艺小镇发展过程的分析表明，在从传统制造业中心镇向特色小镇转变的过程中，不仅有人类行动者(如大唐镇政府、小微企业、村委会、居民、流动人口、规上企业、创客、游客)这样的参与者，也有非人类行为者(如环境、房屋、景观、旧袜机、智能袜机等)参与者。行动者的具体分类如图3所示。

图3 诸暨袜艺小镇的行动者

4.1 问题呈现

诸暨袜艺小镇进入规划建设阶段，参与者包括诸暨市政府、大唐镇政府、小微企业、村委会、居民、流动人口等人类行动者，以及参与要素包括环境、房屋、景观、旧袜机等非人行动者。诸暨袜艺小镇行动者网络中，诸暨市政府是大唐袜业转型升级诉求最大的行动者，成为了关键行动者。

诸暨市政府面对袜业产业低小散的局面，通过建设袜艺小镇，构建袜业产业平台，促进袜艺产业转型升级。大唐镇政府针对袜业产业低小散、城镇脏乱差的现状，希望通过资源整合与规划利用，实现传统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大唐镇环境整治。村委会面临流动人口管理、小微企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希望通过特色小镇建设以实现改善环境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小镇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袜业，袜业无序竞争和效益下滑的现状，迫使他们希望通过袜艺小镇建设改善其生活质量。非人类行动者则通过袜艺小镇建设实现其价值提升，最终落实核心议题为创建诸暨袜艺小镇。

图4 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4.2 利益赋予与征召

2015年，浙江省政府向省内各市县发出号召，提出建设 “特色小镇”的战略构想。诸暨市政府积极响应号召，以“重构袜业，重塑大唐”为思路，创建“诸暨袜艺小镇”，促进大唐袜业的转型升级。诸暨袜艺小镇创建的关键诱因主要是由上级政府赋予，目的在于破解大唐袜业低端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等问题，实现延长袜业产业链、增加袜业产品附加值等目标。大唐镇政府建立由诸暨市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的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市直相关部门参与，共同加入到诸暨袜艺小镇的行动者网络中。产业征召：低小散的袜业产业格局使得大唐袜业产业难以壮大，以小微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组织导致产能过剩、同质化与低价竞争，迫使大唐袜业进行转型升级。土地征召：诸暨袜艺小镇建设涉及拆迁轻纺北路沿路、壅平路沿路，征地范围包括柱嵩村、路西西村、中兴社区以及诸暨市弹簧厂，土地征召的重点是盘活现有的存量土地。环境征召：低小散的袜业产业格局导致大唐镇环境问题突出，促使大唐镇整治生态环境和重塑大唐镇景观。

图5 行动者网络逻辑图

诸暨市政府以行政权力为推动力，多部门联动参与，将“诸暨袜艺小镇”纳入省级特色小镇培育项目。大唐镇政府在制定的发展计划和发展战略中，将“诸暨袜艺小镇”列为重点项目。通过诸暨袜艺小镇建设，实现基础设施配套的完善、专业科研机构的引进以及公共研发平台的建立等目标，推动大唐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和土地投入上。诸暨市政府通过特色小镇重点建设项目，以财政划拨方式对诸暨袜艺小镇给予资金支持，实施“政府+社会资本”运营机制解决资金投入问题。诸暨袜艺小镇在原有市集、产业园区等基础上，配合低小散整治工程，对大唐镇袜业产业优势企业进行整合。环境整治行动主要由大唐镇政府向上争取资金，实施美丽示范街、小镇客厅、生态河道治理等工程，实现大唐镇的环境整治。

诸暨袜艺小镇进入到规划建设阶段，其行动者网络中以诸暨市政府为关键行动者，以行政征召为主要驱动力，通过自上而下的行动赋予异质行动者的任务(诸暨袜艺小镇的创建)。诸暨袜艺小镇行动者网络中，大唐镇政府、小微企业、村委会、居民、流动人口等运用各自资源，各自充当相应角色，积极参与，效果显著。从行动机制来看，以诸暨市政府权力为核心驱动力，大唐镇政府作为直接实施主体，市直相关部门联合协助，推动淘汰落后袜业产能和整治大唐镇环境。大唐袜业产业整治过程中(家庭式作坊进入园区生产)，部分小微企业(家庭式作坊)难以有效参与和深度融入，最后选择退出行动者网络。

4.3 新行动者网络

诸暨袜艺小镇于2018年8月获得浙江省特色小镇称号。诸暨袜艺小镇的规划建设完成后，即进入运营管理阶段，诸暨袜艺小镇行动者网络同时发生了转变。

新行动者网络中大唐镇政府是诸暨袜艺小镇的关键行动者。诸暨袜艺小镇的重点逐渐转译到袜艺产业平台的运营管理。大唐镇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的目标发生转向，以项目实施(招商引资)为征召方式，引起了产生异议的行动者的退出以及新行动者的进入。新的行动者，如规上企业、创客、电商、投资者等进入新行动者网络；部分小微企业、商铺、流动人口选择退出；小微企业作为诸暨袜艺小镇直接利益相关主体，规划建设过程中缺乏话语权；进入运营管理阶段，在大唐镇政府的积极鼓励(政策优惠)下，完成转型升级的袜业企业在提高生产水平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收入，但未完成袜业转型的袜艺企业情况却截然不同。

非人类行动者以多种形态将袜子时尚元素融入小镇的景观。在转译过程中，传统袜机较好地展示传统袜业生产活动；传统袜业厂房被改造为袜艺主题广场，从而使诸暨袜艺小镇的袜艺文化空间逐渐形成。行动者网络的强制通行点(OPP)发生了变化，大唐镇政府转向以“特色小镇标杆”为理念，行动者网络目标已经从重塑袜业和重造大唐转向袜艺产业平台的健康、可持续运营管理。

4.4 新行动者网络的治理机制

诸暨袜艺小镇进入运营管理阶段后，行动者网络中关键行动者的意图是构建新的治理机制，促进诸暨袜艺小镇的健康、可持续运营。大唐镇政府的作用发生变化，规上企业、居民、创客、游客、智能袜机等进入网络并成为新的行动者。这表明行动者网络具有动态调整的特征。

诸暨袜艺小镇的治理机制主要由大唐镇政府主导，以行政服务中心为载体，以袜艺产业生态链构建为核心。诸暨袜艺小镇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从各相关职能部门抽调工作人员，组成领导班子，构成系统的袜业公共服务体系。以电商集聚园和大学生创业园为基础，采取政府返租、改造提升等多种方式，吸引和培育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和创业服务机构；构建了“1+20”纺织类高校联盟，设立了院士工作站；引进设立“鸿泰扁富”基金公司等，鼓励袜业企业做精做强，破解袜业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资金瓶颈；招商引资过程中重点引入品牌型、上市型、高新型等核心企业；推动工业企业“腾笼换鸟”，“机器换人”项目改造提升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形成“退低关低”与“提升入园”的良性态势，促进了袜业产业的集聚发展，从根源上改变了大唐袜业产业的低小散格局；积极延伸旅游观光体验链条，促进“互联网+”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构建完整袜业产业生态圈。

诸暨袜艺小镇的行动者网络中，小微企业作为诸暨袜艺小镇发展主体，一直没有发挥出关键行动者的作用。引入新的运营机制后，其大部分决策权赋予其他行动者。部分行动者如小微企业、居民、流动人口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更多异质行动者进入新的行动者网络。对于非人类行动者，旧袜机、废锅炉变成特色装饰品，以袜机和袜子等符号彰显袜艺文化。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转译被赋予袜艺文化内涵，通过改造和展示从而赋予袜艺以文化空间的特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诸暨袜艺小镇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分析特色小镇的空间重构。从行动者网络的角度来看，特色小镇不仅是大唐镇居民生活和生产的空间，也是城乡居民消费的场所。通过政府、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建筑、土地等异质行动者的互动，诸暨袜艺小镇成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袜艺产业创新群体的进入，特色小镇的空间重构不同于其他同质化的“美丽城镇”。这为袜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行动者网络的调整奠定了基础。城市资本和商业文化的进入打破了城镇原有的空间稳定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异质行动者在小镇发展过程中配置资金以换取小镇的主导权。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从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诸暨袜艺小镇的空间重构。行动者网络视角下，诸暨袜艺小镇不仅是袜艺产业平台，更是一个动态的行动者网络空间。诸暨袜艺小镇行动者网络中，诸暨市政府、大唐镇政府、小微企业、居民、流动人口等人类行动者和环境、景观、传统袜机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强制通行点(OPP)组成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创新者群体的进入，诸暨袜艺小镇的空间重构不同于其他同质化的“美丽城镇”。高端要素和特色产业的进入打破了中心镇原有的空间稳定性，异质行动者在小镇发展过程中通过配置资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延伸传统产业价值链。

特色小镇空间重构与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相辅相成，是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乡镇流动。相应地，大唐镇经历了传统城镇、制造业中心镇、省级命名类特色小镇三个发展阶段。特色小镇建设之前，诸暨袜艺小镇的建设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投资模式，以行政征召为征召方式，通过转译将不同的异质行动者吸纳到行动者网络中，实现了袜业产业平台的构建。在特色小镇建设之后，以“袜艺”为出发点的特色小镇建设，从研发投入、创意设计、数字制造、品牌打造等环节来重塑产业链和提高附加值，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带动了袜艺产业的转型升级。

5.2 讨论

在城乡发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各种类型的城乡空间载体多元化历经了不同的转型路径，在以小镇尺度的微观形态变化研究视角解析特色小镇多重空间转型基础上，将研究关注点聚焦在特色小镇空间转型的主体交互作用上，能够进一步剖析特色小镇构建机制。特色小镇的构建主要通过行动者网络的转变来实现。在特色小镇建设阶段，行政力量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小镇运营管理阶段，项目实施起到关键性作用。在诸暨袜艺小镇行动者网络中，行动者网络目标发生转变，行动者主体发生变化，游客对行动者网络中的角色和对其他行动者的影响尚有待强化。在制造业中心镇向特色小镇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村落因为有乡土民居建筑、传统公共空间、文化遗迹等，可能成为代表地方特色的行动者。比较适合小镇运营理念的引入，将使更多的异质行动者进入行动者网络，小镇空间被再次重构的可能性增大。随着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与小镇发展空间转向，非人类行动者也被赋予新的角色，小镇的物质空间结构被进一步改变。

行动者网络是一个有用的理论工具，用于分析地方空间重建。异质行动者的共同问题是空间重构的出发点，而兴趣、招募和动员则解释了空间再生产的机制。异议是指新空间再生产的方向。后现代地理学的转向将传统的空间研究引向乡村建设领域。在此背景下，行动者网络视角的方法论和研究视角可以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加深地理学家对地理空间现象的理解。本文仅以诸暨袜艺小镇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了其空间演化的机制和特色小镇中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动态机制。在特色小镇建设实践中，其类型具有多样性，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行动者网络形成是否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还有待后续进一步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