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 之 岑贞霈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就笔者目力所及，“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说，出自黄灵庚[1]；《楚辞章句》的《七谏》“以下五篇”——黄先生所说的《七谏》《哀时命》《九叹》《惜誓》《大招》之注，其出自王逸之手向无异议(1)此前，学者多仅认为《九思》之“序”与“注”非王逸作。其实，《九思》之“序”与“注”同样均为王逸所作，详参岑贞霈、力之《〈楚辞·九思〉序/注作者辨及辨之方法问题》(《中国诗学》，2019年第7期)。；异议亦始于黄先生，即其王逸未注《七谏》“以下五篇”说。黄先生认为：“王逸所辑《楚辞》本有十六卷(篇)，但是其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依次为《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招魂》、《招隐士》、《九怀》。有可能王逸作《楚辞章句》未竟而卒，故但存十一篇，而《七谏章句》以下五篇皆阙然未注，故六朝时期流传《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今本《七谏》以下五篇的注释，恐非出自王逸，盖深得王逸注《楚辞》微旨奥义者所作。大概为其子王延寿或王逸之后、东汉一无名氏所作，然仍托名为‘校书郎中王逸作’。”[1](2)黄先生后已注意到“王延寿死在王逸之前”，参其点校《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之《前言》。又，黄先生此《前言》与其《楚辞章句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之《增订版前言》二者，其相关观点一仍《〈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一文。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据唐前相关文献，王逸《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十一篇；二，“《七谏章句》以下五篇”与“只有十一卷”之“六朝时期流传的《楚辞章句》”存在差异[1]。

黄先生之文献功力殊为深厚，于“《楚辞》学”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于王逸之学，向为笔者所十分敬重。然笔者认为其说虽大启吾人之思，却难以成立。而这些问题本身，关涉到《楚辞》最重要注本——《楚辞章句》之整体性等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故殊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而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学者对黄先生上述观点作系统之辨证。另外，关于《九思章句》，黄先生之“《九思序》及其注，绝非东汉时人所作，而作于六朝之世，极有可能在南朝刘宋之后”[2]说同样是难以成立的，然此前笔者已为文说之[3]，故兹主要是辨证其王逸“所作《楚辞章句》只有十一卷”说与王逸未注《七谏》“以下五篇”说。

一、六朝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一篇说辨证

黄先生认为，六朝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十一篇，范晔《后汉书》王逸本传没有说《楚辞章句》篇数“有问题”，而《文心雕龙·辨骚》所说“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隋志》之“屈原……著《离骚》八篇”包括《九辩》[1]，等等。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均甚有进一步商榷之空间与价值，兹别而说之。

(一)关于《后汉书》王逸本传之“二十一篇”所指

为了证明六朝流传的《楚辞章句》是十一卷十一篇，黄先生引《后汉书》王逸本传之“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后说：

令人不解的是，王逸所著赋、诔、书、论、杂文以及《汉书》皆有篇数，唯独《楚辞章句》语焉不详，未著其篇数。……说明范氏著《王逸传》时，并不存在《楚辞章句》有“十六卷”或“十七卷”的本子。但是，范氏没有具体记载《楚辞章句》的篇数，只笼统地说“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这段文字是有问题的。好在今有六朝遗物《王逸集》的“象牙书签”得以参证，这个疑案也由此可以破解。“象牙书签”记载云：“初元中，王公逸为校书郎，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所谓“二十一篇”者，原来包括《楚辞章句》在内。这正是范氏《后汉书》记载疏误之所在。[1]

“‘二十一篇’者，原来包括《楚辞章句》在内”云云，显非圆照。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说：“此牙签与本传之文繁简虽殊，而大端则一。”[4]204这当是符合实际的。在引姚振宗之“案史言赋、诔、书、论，论或即此《正部论》，当时编入本集二十一篇中。《意林》载王逸《正部》十卷。十卷者，别有集二卷见下《别集类》。盖阮氏《七录》分此八卷入此类，馀二卷入《文籍部》，本《志》仍之也”之说后，张先生“按”云：“姚氏之说是也。”[4]205笔者亦认为姚说近是。而此“象牙书签”所说的“二十一篇”不可能“包括《楚辞章句》在内”。黄先生于此恐百密一疏了——没有注意到范晔说到传主注书/文与著书/文之不同：前者往往不说多少篇，如黄先生上揭文所引《马融列传》之“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1]；而后者则多说之，如卷八十上《文苑列传》之“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5]。其实，整部范晔《后汉书》无一处是将所注诗文之篇数与所著诗文之篇数相合的。概言之，据范氏未著《楚辞章句》“篇数”，那是无法说明其“著《王逸传》时，并不存在《楚辞章句》有‘十六卷’或‘十七卷’的本子”的。黄先生又说：

《隋书·经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论》八卷，后汉侍中王逸撰。亡。”又有“《王逸集》二卷”。……《正部论》八卷本，虽在隋、唐之世已佚，然至今尚有遗文残简，如，《艺文类聚》卷八三《宝玉部》上“玉”条引王逸《正部论》云：“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粟，白如猪肪，黑如纯漆。玉之符也。’”据此可以断定，《正部论》八卷(即八篇)属于“杂文”之类。《王逸集》二卷(即二篇)当是包括“诔”“书”“赋”“论”等的王逸的诗文总集。如果《隋志》记录可靠，在“二十一篇”中除去《正部论》八卷，再除去《王逸集》二卷。则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1]

此可谓“百密一疏”——“《王逸集》二卷”怎么可能“即二篇”，而其“当是包括‘诔’‘书’‘赋’‘论’等的王逸的诗文总集”？何况，即就今存文献言，如“赋”，古书尚引有其《荔支赋》《机妇赋》与《瓜赋》(3)前二者，分别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七“菓部下·荔支”与卷六十五“产业部·机”；后者，见《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第十四”。等。概言之，范氏这段文字根本没有问题；而此“象牙书签”记载对证明《楚辞章句》有多少篇没有任何意义。换言之，这里的“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云云，乃缘说者于相关文献之“关键处”解读存在疏忽所致。

(二)由《辨骚》无法辨“十一篇”之下限及《释文》序次如何

在据“象牙书签”记载而“已解决了”《后汉书》王逸本传之“二十一篇”如何后，黄先生接着究“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本，包含了哪些篇目？其篇次先后又是怎样的”等问题。其云：

刘勰《文心雕龙·辩骚》则透露出一条很重要的信息：“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任之才。……自《九怀》已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自《骚经》至《九怀》凡十一篇，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自《九怀》以下”(今按：引文作“已”)云云，则指《七谏》、《九叹》、《哀时命》以下汉人的《楚辞》作品，不包括《九怀》一篇在内。那么，刘勰所依据的《楚辞》本，《九怀》一卷殿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以《招魂》、《招隐》两篇同类并列，且《招魂》在《招隐士》之前，这与《楚辞释文目录》前十一卷的篇次稍有区别，这就是：《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招隐士》、《九怀》。说明《楚辞释文》虽为五代的王勉所作，但是《楚辞释文》的篇次，基本上保留在南朝萧梁之前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确实要比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的今本目录古奥。[1]

于此，“自《九怀》已下”即以“《九怀》”为“已下”之上限，故刘勰不评及“自《九怀》已下”各篇。因之，“不包括”云云乃思欠周之所致也。故“自《骚经》至《九怀》凡十一篇，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何况，即使“不包括”云云能成立，由于还存在“已下”数篇，“刘勰所依据的《楚辞》本”便自然不止十一篇。此其一。其二，黄先生辨刘勰合《招魂》而论者为《招隐》而有注云：

《招隐》，原作《大招》，据《楚辞章句》明正德黄省曾、高第刻本与明隆庆朱多煃刻本改。《楚辞释文目录》以《招隐士》为第九、《招魂》为第十，故刘勰《招魂》、《招隐》合而论之。说明刘勰所据《楚辞》目录的篇次，与《释文目录》同。后人据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的今本，易《招隐》为《大招》，讹也。[1]

这可谓就部分说部分而忽视就整体以考察部分，如就《辨骚》之“故《骚经》《九章》……《渔父》寄独任之才”说作整体性的考察，便不难看出：刘勰“合而论之”者，乃缘其内容与风格方面之共性而非关乎“篇次”。即据此仅知其所本为王逸《楚辞章句》，而对考察是书篇次如何则没有意义。“与《释文目录》同”云云，非是。试看：

①《骚经》，②《九章》，③《九歌》，④《九辩》，⑤《远游》，⑥《天问》，⑦《招魂》，⑧《招隐》，⑨《卜居》，⑩《渔父》(《辨骚》)；

①《离骚》，②《九辩》，③《九歌》，④《天问》，⑤《九章》，⑥《远游》，⑦《卜居》，⑧《渔父》，⑨《招隐》，⑩《招魂》(《释文目录》)。

两相比较，更易明白《辨骚》之与《释文目录》，难有什么关系。而由于后面有“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招魂》《招隐》”之“《招隐》”显然是如唐写本作“《大招》”(4)杨明照先生说：“‘招隐’，徐火勃校作‘大招’。冯舒云：‘“招隐”，《楚辞》本作“大招”。下云“屈宋莫追”，疑“大招”为是。’按徐校冯说是。唐写本、张乙本、训故本、广广文选并作‘大招’，未误。”(氏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显而易见，杨说是符合刘勰之意的。——“屈、宋逸步”自然以“屈、宋”之作为范围，如何会涉及淮南小山之文？总之，无论如何，据《辨骚》所说，都是无法得出“自《骚经》至《九怀》凡十一篇，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这样之结论的(5)龚红林先生之“黄灵庚依据出土的魏晋或北朝文物之‘象牙书签’，证实六朝时期流传的是‘王逸注《楚辞》十一卷’本，并依据《文心雕龙·辩骚》文得出《楚辞》十一卷的篇目及顺序：《骚经》(注：《离骚经》)、《九章》、《九歌》、《九辩》、《远游》、《天问》、《招魂》、《招隐》、《卜居》、《渔父》、《九怀》。亦推论《隋书·经籍志》著录屈原‘《离骚》八篇’之篇目：《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屈原作品篇目及真伪探究的疏理与思考》，《云梦学刊》2018年第4期)之说，未为圆照。。

(三)关于《隋志》“《离骚》八篇”是否包括《九辩》

关于这一问题，黄先生指出：

《隋书·经籍志》说：“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隋志》这个说法，与汉代“屈原赋二十五篇”又不相同。如果据《楚辞释文目录》来观照，其实也不难理解。汉人尊《离骚》为“经”，居于篇首，故六朝以后凡屈原《离骚》以外之作，皆以《离骚》称之。如，宋晁补之作《重编楚辞》十六卷，“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释文》目录，自《离骚》至《渔父》为八篇。《隋志》所谓“乃著《离骚》八篇”，正是指《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八篇。《九辩》本是宋玉之作，以其次于《离骚》之后。之所以如此……是依据屈原作品的内证。《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两例《九辩》皆在《九歌》之前。所以，尽管《九辩》为宋玉所作，王逸还是据此排列，置《九辩》于《九歌》之前。近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得见王国维手校汲古阁《楚辞补注》本，发现王氏在《楚辞目录》下有批语说：“按《九辩》、《九歌》，皆古之遗声。《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故旧本《九辩》第二、《九歌》第三。后人以撰人时代次之乃退九辩(引者按：“九辩”应加书名号)于第八耳。”其说与吾若桴鼓相应。可见，《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正因为如此，六朝人遂目《九辩》以为屈原所作。《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引屈平曰：“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这两语明明是出于《九辩》的诗句，非屈子所作，而认定为“屈平曰”，就是一个显证。《隋志》“八篇”说，说明《九辩》一篇不次《渔父》之后，而在《离骚》之后、《九歌》之前，混杂在屈原作品之中。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是十一卷本，其篇目排列的先后次第，除《招隐士》一篇外，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基本相同。[1]

在笔者看来，这同样未免“百密一疏”。其一，《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之相关文字如下：

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6]

这里明明说的是“屈原……著《离骚》八篇”而“宋玉……伤而和之”，故此“《离骚》八篇”者断不可能包括《九辩》。即《隋志》所说的“《离骚》八篇”之“篇次”与《楚辞释文》的篇次不可能相同。而此“八篇”指的应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及《大招》。理由是，王逸《大招序》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7]清姚振宗云：“此以景差《大招》一篇为屈原作，故云‘八篇’。”[8]近是。至于黄先生所引王氏之“批语”，其对佐证这“《离骚》八篇”是否包括《九辩》无任何意义。又，晁补之撰《重编楚辞》十六卷，确如其《离骚新序中》说的那样——“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问题是，晁氏此“皆曰《离骚》”者，不包括宋玉之《九辩》而含其认为是屈原所作的《大招》。即其与黄先生所说之意正相反。试看晁氏之说：

刘向《离骚楚辞》十六卷，王逸传之。按八卷皆屈原遭忧所作，故首篇曰《离骚经》，后篇皆曰《离骚》，余皆曰《楚辞》。……《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辞，沉渊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终焉。为《楚辞》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声浮矣。……至刘向最后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汉以前文也，以为《楚辞》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旧录云[9]。

这里有二点值得注意：第一，“屈原遭忧所作”之“八卷”者有《大招》；第二，“曰《离骚》”者，均为屈原“所作”。因之，黄先生据晁氏之“首篇”云云只能佐证其说无法成立。

其二，“依据屈原作品的内证”云云，或可以说明前人“置《九辩》于《九歌》之前”具有某些理由。问题是，既然“《九辩》为宋玉所作”，其便不可能置之于屈原所“著”者中。即此“内证”对证“《离骚》八篇”是否包含《九辩》，起不到任何作用。另外，说“置”者为王逸，也缺乏根据。总而言之，“《隋志》这个说法”，对“《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是否“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一事，毫无意义。因之，“六朝人遂目《九辩》以为屈原所作”说便失去了应有之支撑。至于曹植《陈审举表》引宋玉《九辩》“国有骥”云云而称“屈平曰”，盖因《九辩》为代屈原设言之作所致(6)参力之《楚辞学三题》，《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需要注意的是，代屈原设言之作与屈原之作非完全是同一回事。

一言以蔽之，“《隋志》‘八篇’说”完全没有包括《九辩》之可能，故以其包括《九辩》来展开研讨所得的结论均不能成立。如这里的“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是十一卷本，其篇目排列的先后次第，除《招隐士》一篇外，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基本相同”说，即一显例。

二、“两种书在魏晋六朝以前并行”说与二者注者不同说辨证

黄先生认为，“《七谏章句》以下五篇”独立为书而非王逸所注，至于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则“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其云：

这两种书在魏、晋六朝以前并行存在，各自独立，没有混合为一书。理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重点注释《离骚》。故《离骚章句》一篇最为详赅，始释字义，次释句意，终讲明章旨，是一篇标准的“章句”体。《九歌》、《天问》、《招魂》三篇内容比较庞杂，也以“章句”体注释其义。《九辩》、《九章》(《惜诵》一篇除外)、《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九怀》诸篇内容相对较为简单，皆用韵文形式释义，极少单独释字义。此为王逸所独创，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言简意赅，错落有致。皆非标准的“章句”体。颇为值得深味的是，《七谏》以下五篇，内容要比《九辩》、《九章》等更为单纯、明白，若为王逸所注，则必用韵文的形式。恰恰相反，自《七谏》以后，注文皆一律用“章句”体，注文的行文风格与前十一卷也略有差异，截然为两种不同的书。或许这种韵文式的“章句”，继作注释者并不擅长，或是做不好，或是做不出来。[1]

确实，《七谏》以下五篇没有“用韵文的形式”。然尽管如此，黄先生之《七谏》以下五篇王逸“皆阙然未注”说之种种理由仍均难以成立。首先，如上所说，《文心雕龙·辨骚》之“自《九怀》已下”包括“《九怀》”，而其“耀艳而深华”前之作品为《大招》而非《招隐》。其次，就《九章》注言，《橘颂》《怀沙》“以‘章句’体注释其义”；《涉江》《哀郢》“以‘章句’体注释其义”比“用韵文形式释义”多；《抽思》“乱曰”20句除2句无注外均以双句为一释而“以‘章句’体注释其义”，主体部分以一句为一释而有连续的6句“以‘章句’体注释其义”；《悲回风》“用韵文的形式”与“以‘章句’体注释其义”大略各半。再次，“更为单纯、明白”云云恐只是黄先生之看法，至于王逸是否如是观则不得而知。另外，在历来公认这五篇同样为王逸注之前提下，“若为王逸所注，则必用韵文的形式”云云说明不了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况且，就“用韵文形式释义”言，《九怀》比《远游》更纯粹。

黄先生又认为“《七谏》以下五篇”与前十一卷的文字注释多毫无必要的重复，乃因二者所出非同一人之手。其云：

特别是文字的注释，多与前十一卷出现毫无必要的重复。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注义虽然也有重复现象，但是，若所注词义相对比较重要，故才不厌其烦。……而《七谏》五篇的注义重复，多不在此列。如，《离骚》“唯昭质其犹未亏”，注云：“昭，明也。”《大招》“白日昭只”，注云：“昭，明也。”《天问》“何冯弓挟矢”，王逸只在《章句》中以“挟箭矢”注明之，没有单独为“矢”字作注。《七谏·谬谏》“机蓬矢以射革”，注云：“矢，箭也。”《大招》“执弓挟矢”，注云：“矢，箭也。”这种重复注释就显得繁芜、臃肿，完全没有必要。如果出自一人之手，似乎没有这种可能。又如，《七谏·初放》：“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注云：“平，屈原名也。高平曰原，垧外曰野。言屈原少生于楚国，与君同朝，长大见远弃于山野，伤有始而无终也。”《九叹·离世》：“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注云：“言己生有形兆，伯庸名我为正则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灵均以法地也。”如果按前十一卷体例，必皆省略，但注：“皆解于《离骚经》。”决无作如此累赘的重复。这只能说明是出自另一人之手，才有可能造成这种不该重复出注而重复出注的情况。[1]

“出现毫无必要的重复”“如果出自一人之手，似乎没有这种可能”与“如果按前十一卷体例，必皆省略”云云，孤立地看，似甚有道理。然当我们用就整体以考察部分的方法考察时，便恐其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之问题。事实胜于雄辩，试看《楚辞章句》下面之例子：

(1)《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与《九歌·湘君》“搴芙蓉兮木末”下，注分别云：“搴，取也”与“搴，手取也”。(2)《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与《九歌·少司命》“登九天兮抚彗星”下，注分别云：“九天，谓中央八方也”与“九天，八方中央也”。《天问》“九天之际”下，注云：“九天，东方皞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3)《离骚》“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与“苟得用此下土”下，注均云：“苟，诚也。”(4)《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与《九章·惜诵》“心郁邑余侘傺兮”下，注分别云：“侘傺，失志貌”与“侘，犹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谓失志怅然住立为侘傺也”。(5)《离骚》“女嬃之婵媛兮”、《九歌·湘君》“女婵媛兮为余太息”与《九章·哀郢》“心婵媛而伤怀兮”下，注均云：“婵媛，犹牵引也。”

其实，此类例子可谓举不胜举——限于篇幅，兹不赘举。概言之，以此例彼，思过半矣。

黄先生还说：“表面上看，《七谏章句》五篇之所以作得似与《九怀章句》以前十一篇一样的整齐、划一，这当然是由于继承者体会得王逸《章句》的原意；但是，最终还是体例或行文风格、习惯方面反映出前后的差异，透露出了前后注者在学术作风上有所区别的真相。如，《七谏·初放》：‘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注云：‘谓圣明之王尧、舜、禹、汤、文、武也。欲须贤君，年齿已老，命不可待也。’以‘往者’为‘圣明之王尧、舜、禹、汤、文、武’六人。其实这样的诗句内容同样出现在前十一篇，《远游》：‘往者弗及兮，来者吾弗闻。’注云：‘三皇、五帝，不可逮也。后虽有圣，我身不见也。’则以‘往者’为‘三皇五帝’。前后差异如此之大，令人不可思议。”问题是，此若“令人不可思议”，笔者上面所举之第2、4例，不更同样如此？因之，“透露出了前后注者在学术作风上有所区别的真相”云云，与客观之整体观照所得显然不符。

另外，黄先生据《隋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之“后汉校书郎王逸集(7)据王逸《楚辞章句叙》之“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说，此“集”字不当——或类《汉志》“杂家类”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原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然而，《隋志》“杂家类”著录是书，原注则作：“秦相吕不韦撰。”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而云：

魏征说“今行于世”，“今”者，是指初唐，或许魏征已见到这样的本子，所以才说这样的话来。即是说，初唐时期，已将王逸《楚辞章句》十一卷与他人的续作《七谏》五篇章句合为编，于是才开始有《楚辞章句》十六卷本。在此以前，绝无此本。故《隋志》“楚辞类”下未见著录王逸《楚辞章句》十六卷本，因为隋代未见此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始著录王逸《楚辞章句》十六卷，说明此书始于唐代。[1]

问题是，其一，正如黄先生所说的“《七谏章句》以下五篇，在魏、晋六朝之世确乎存在，其作者也确乎标明为东汉的王逸”[1]。其二，“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云云，说的乃后汉王逸《楚辞章句》全部为十七篇。即就“今行于世”言，“今”显非“行于世”之始，而是其持续。其三，例以黄先生“因为隋代未见此书”云云，那么果真存在“《七谏》五篇章句”本，则“《隋志》‘楚辞类’下”何以没有著录？

总而言之，据王逸《楚辞章句序》之“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8)黄先生上揭文认为这“十六卷章句”仅指《离骚》一篇，非是。另文详之，兹不赘。、黄先生之“梁顾野王《玉篇》唐钞本残卷引《楚辞》及《章句》，出于《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诸篇者甚多”[1]、《文心雕龙·辨骚》之“《骚经》《九章》……《九歌》《九辩》……《远游》《天问》……《招魂》《大招》……《卜居》……《渔父》……自《九怀》以下”与《隋志》集部《楚辞》类小序之“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等说，便可推知：《隋志》集部《楚辞》类著录的“《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者，虽“卷”作“十一”(不含“目录”)，然“篇”断非“十一”，最有可能是包括屈原、宋玉以至王逸之《九思》在内的十七篇。

综上所述，所得结论有二：

其一，范晔《后汉书》王逸本传尽管“唯独《楚辞章句》语焉不详，未著其篇数”，然无任何问题；“象牙书签”记载的“王公逸……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其篇数不包括《楚辞章句》；据《辨骚》，得不出“自《骚经》至《九怀》凡十一篇，当是刘勰当时所据《楚辞》本子的篇目”的结论；而“《隋志》‘八篇’说，说明《九辩》一篇……混杂在屈原作品之中。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是十一卷本，其篇目排列的先后次第，除《招隐士》一篇外，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基本相同”云云，亦非圆照。概言之，凡此种种根据均既无一能证明“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亦无法断其时“不存在《楚辞章句》有‘十六卷’或‘十七卷’的本子”。

其二，黄先生以“《七谏章句》以下五篇”非王逸注之主要理由有二：一者，“王逸作《楚辞章句》，重点注释《离骚》”而以“标准的‘章句’体”为之，“《九辩》、《九章》(《惜诵》一篇除外)……诸篇内容相对较为简单，皆用韵文形式释义”，而“《七谏》以下五篇，内容要比《九辩》、《九章》等更为单纯、明白……注文皆一律用‘章句’体，注文的行文风格与前十一卷也略有差异，截然为两种不同的书”。二者，“是文字的注释，多与前十一卷出现毫无必要的重复。……这只能说明是出自另一人之手”。然而，其前者更多的只是黄先生主观之看法，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其后者为重点，然黄先生将前后“两部分”置于整体中考察似有未细者在。况且，(一)王逸《楚辞章句叙》有“今臣……作十六卷章句”说；(二)据《玉篇》所引，正如黄先生说之“梁代的顾野王之前，《楚辞章句》旧本有《七谏》以下五篇，其以注文为王逸所作”[1]；(三)《隋志》有“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说。一言以概之，“《七谏章句》以下五篇”非王逸注说不能成立。

于此，笔者虽不同意黄先生之说，然对其为“《楚辞》学”所作出之杰出贡献与为在更高的层面上求是而勇于创新、探索之精神，深表敬意。至于拙文之不当，则祈黄先生与海内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