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妮娜

内容提要 非洲法语文学是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北非的马格里布，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法国殖民者的到来都深刻改变了当地民族的文化面貌。两个地区的法语文学都始于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民族身份重构是二者的共同关切，然而由于宗教传统、语言文化和殖民与去殖民进程方面的差异，两地区法语文学呈现出相互关联，却又风格迥异的图景。本文从分析重要作品作家的表现力、影响力入手，紧扣社会历史背景，分别考述马格里布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世纪法语文学的历史脉络，力图呈现非洲法语文学发展概貌。

法语伴随着法国和比利时殖民者的脚步来到非洲，17世纪仅在零星的贸易站和殖民者定居点使用。19世纪，随着殖民版图的扩张，殖民者在非洲大规模推行法语教育，法语逐渐成为非洲北部、西部、中部的主要通行语言，至今仍被31个非洲国家与地区的约一亿四千万人所使用。①数据来源于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OIF）2018年发布的报告《法语使用者人数评估（2018）》。而非洲法语文学的诞生却是相对晚近的事，主要兴起于20世纪初。由于撒哈拉以北的马格里布地区与撒哈拉以南的法语地区在宗教传统、语言文化和殖民与去殖民进程方面都有较大差异，两个地区的法语文学发展也呈现出相互关联，却又风格迥异的图景。

一、马格里布法语文学

马格里布地区位于非洲西北部，早在法语到来之前，这里就有着深厚的阿拉伯语书面文学传统②马格里布阿拉伯语书面文学可追溯至12世纪著名的阿拉伯语诗人阿卜·马迪亚恩（Abou Madyane, 1126—1197）。以及丰富多样的柏柏尔语民间口头文学遗产。20世纪上半叶，当法语作为一门来自欧洲世界的书写语言被部分作家用于文学创作时，它本身就成为了民族意识构建与表述之间矛盾的载体。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格里布究竟应该用什么语言来向世人，尤其是西方人讲述自己？用殖民者的语言书写是否意味着对自我身份的放弃？阿尔及利亚作家卡泰布·亚辛（Kateb Yacine, 1929—1989）的名言“我用法语写作是为了告诉法国人我不是法国人”③Kateb Yacine.« J’écris en français pour dire aux Français que je ne suis pas français ».Le Poète comme un boxeur, Entretiens 1958—1989.Paris : Seuil, 1994, p.132.说出了北非法语作家的心声，也道出了马格里布地区法语文学与生俱来的矛盾性，即用他者的语言书写自我。

（一）“两战”时期的阿尔及利亚法语文学

第一批用法语写作的本土作家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尔及利亚军官默罕默德·本谢里夫（Mohamed Bencherif, 1879—1921）1920年出版的《士兵艾哈迈德·本·穆斯塔法》（Ahmed Ben Mostapha, goumier）被视为阿尔及利亚首部法语小说。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讲述了年轻人穆斯塔法被征召入伍，在摩洛哥、法国等地的作战生涯，也借主人公的视角呈现了北非穆斯林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欧洲价值观念的碰撞。本谢里夫1913年去往麦加朝圣，根据此行见闻写成的游记《在伊斯兰圣城》（Aux villes saintes de l’Islam, 1919）是第一部由北非作家撰写的法语游记，作者以充满诗意的法文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伊斯兰教的礼仪、规范以及朝圣之旅的意义，同时探讨了一战前的动荡局势给北非穆斯林群体带来的冲击。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北部山区的萨伊德·盖努恩（Saïd Guennoun, 1887—1940）也曾效力于法国的殖民地部队，他所著《柏柏尔的山》（La Montagne berbère, 1929）精确细致地描绘了摩洛哥北部扎亚纳人的部落风俗，该书既是文学作品，又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参考价值，获得了1930年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颁发的“蒙缇翁文学奖”（le Prix Montyon）。随后，盖努恩于1934年发表了小说《大山之音》（La Voix des monts）。这一时期，像本谢里夫、盖努恩这样曾加入过法国军队的作家并不鲜见，他们的作品植根于穆斯林或柏柏尔人传统文化，以展现时代与社会风貌、反映特定地区或族裔的生活场景为主，具有较强的纪实性，甚至自传性。

谈及两战时期的马格里布法语文学，不得不提及另一位阿尔及利亚作家阿卜德勒卡德尔·哈吉·哈穆（Abdelkader Hadj Hamou, 1891—1953），他的小说《卓赫拉，矿工之妻》（Zohra, la femme du mineur，1925）是早期马格里布法语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阿尔及利亚法语文学史上首次出现女性主人公的作品。小说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阿尔及利亚北部矿区工人的家庭生活，通过人物间的对话表达了对法国文化的认同。哈吉·哈穆于1933年发表了对话体的评论文集《花园里的同伴》（Les Compagnons du jardin），同样体现了当时一部分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接受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甚至希望得到西方世界认可的愿望。哈吉·哈穆也因此饱受争议，被认为是接受殖民者“同化”（l’assimilation）的代表。

（二）去殖民化语境下的法语文学

二战后，马格里布法属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集中体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涌现出了一大批反对殖民统治、主张民族独立与民族文化复兴的作家。阿尔及利亚现代小说的先驱穆鲁德·费拉乌恩（Mouloud Feraoun，1913—1962）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著名的三部曲——自传体小说《穷人的儿子》（Le Fils du pauvre, 1950）、《土地与鲜血》（La Terre et le sang,1953）、《上坡路》（Les Chemins qui montent, 1957）。他的作品以殖民时期故乡卡比尔地区④卡比尔地区位于阿尔及利亚东部和北部，是濒临地中海的山区地带。卡比尔人讲柏柏尔语，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卡比尔”在柏柏尔语中意为“部落”。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为题材，体现了卡比尔人勤劳、坚韧、节俭的民族精神。另一位同样来自卡比尔地区的作家穆鲁德·玛梅里（Mouloud Mammeri，1917—1989）也多次在创作中谈及故乡，他的首部作品《被遗忘的山丘》（La Colline oubliée, 1952）讲述的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以及殖民者大规模的征兵运动如何打破了卡比尔人宁静、传统的村庄生活，将村民拖入痛苦深渊的故事。玛梅里1965年的小说《鸦片与大棒》（L’Opium et le bâton）讲述了卡比尔人抵抗法国军队镇压，寻求民族独立的经历，该小说于1971年被阿尔及利亚著名导演艾哈迈德·拉什迪（Ahmed Rachedi）改编成同名电影。出生于阿拉伯文化古城特莱姆森的作家默罕默德·迪布（Mohammed Dib, 1920—2003）于1952年在法国出版了“阿尔及利亚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大房子》（La Grande maison），获得了当年法国的“费内翁文学奖”（le Prix Fénéon）。小说反映了二战前夕城市中社会底层穷苦人的生存压力以及对殖民统治的质疑和反抗。由巴黎瑟耶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出版的长篇小说《娜吉玛》（Nedjma, 1956）是卡泰布·亚辛最有名的作品，它既是混血女孩娜吉玛与四个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20世纪中叶处于文化冲突和交融之中的阿尔及利亚的故事。1959年，亚辛再次以“娜吉玛”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戏剧《报复的循环》（Le Cercle des représailles）。费拉乌恩、玛梅里、迪布等作家被称为阿尔及利亚文学史上的“52年一代”⑤Samira Sayeh.La génération de 52 : conflits d’hégémonie et de dépendance : Reconsidération identitaire de la littérature algérienne en langue française d’avant l’indépendance.Paris : Publisud, 2010.,他们的作品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人在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的生活与精神状态。

与阿尔及利亚相比，摩洛哥与突尼斯两国的法语文学出现得更晚，诞生于二战之后。小说家阿赫迈德 · 赛夫里乌伊（Ahmed Sefrioui, 1915—2004）是摩洛哥法语文学的先驱，他的短篇小说集《琥珀念珠》（Le Chapelet d’ambre, 1949）汇集了14篇故事，内容丰富，刻画了包括古兰经学校教师、朝圣者、手工业者、流浪汉、神秘主义者等不同阶层的人物。而后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魔盒》（La Boîte à merveilles, 1954）以孩童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在摩洛哥古城菲斯的童年经历。赛夫里乌伊的作品展现了摩洛哥人的传统习俗和生活细节，他也因此被誉为“摩洛哥的洛蒂”⑥“洛蒂”指以描绘异国风情著称的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 1850—1923）。。然而同时期另一位摩洛哥作家德里斯·什拉伊比（Driss Chraïbi,1926—2007）却对这种以描绘风土人情为主旨的文字颇有微词，他认为赛夫里乌伊未能担负起的构建民族精神的责任。什拉伊比的作品始终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简单过去》（Le Passé simple, 1954）是他的首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与作者同名的摩洛哥青年德里斯对旧传统、旧观念的反抗。书中涉及了殖民主义、伊斯兰教、女性地位、家庭暴力、家庭教育等政治社会问题，在法国和摩洛哥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该书也成为什拉伊比最为人所知的作品。突尼斯作家阿尔贝尔·梅米（Albert Memmi,1920—2020）的首部小说《盐柱》（La Statue de sel, 1953）也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自传性作品，通过主人公亚历山大对西方的向往、迷茫和失望，探讨了年轻人在东西方文化碰撞背景下的抉择和命运。

马格里布地区在二战后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政治上寻求去殖民化，在精神上渴望构建民族身份。小说作为文学体裁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者的自身经历、成长轨迹成为创作的主要素材，讲述了个体或群体在这一特殊时期的遭遇和命运，见证了一段充满矛盾与动荡的历史。这一批作家生于被殖民的马格里布，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来自法国的教育，文化双重性使他们具备了反思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交融的能力，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具有特权的观察者”⑦Charles Bonn, Naget Khadda.« Introduction » dans Littérature maghrébine d’expression française.Vanves : EDICEF, 1996.。

1956年，摩洛哥和突尼斯结束了“法国保护国”的历史而获得独立；1962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结束了法国在此长达130年的殖民统治，马格里布步入了后殖民时期。然而殖民历史留下的旧痕，世界大战和独立战争带来的创伤，以及新旧制度更替产生的不确定性使作家们意识到“新社会”正面临着种种挑战，而“去殖民化”也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神药。对宗教思想、政治体制、传统观念的抨击和反思是这一时期作品的重要主题。作家穆拉德·布尔布纳（Mourad Bourboune, 1938—）在小说《穆安津》⑧“穆安津”即伊斯兰教的宣礼员。（Le Muezzin, 1968）中就表达了对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猛烈批判。事实上，布尔布纳与同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向往民族独立，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独立运动。他参加过“民族解放阵线”，是阿尔及利亚作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还曾经担任“民族解放阵线文化委员会”主席。然而独立后依然矛盾重重的社会政治让他深感愤怒和失望，于1965年阿尔及利亚政变后移居法国。同样参与过民族解放运动的诗人让·塞纳克（Jean Sénac, 1926—1973）也在创作中将矛头指向了后殖民时期的当权派。他在阿尔及利亚电台主持《城邦诗人》（Le poète dans la cité, 1964—1965） 和《所有战线的诗》（Poésie sur tous les fronts, 1967—1971）两档诗歌节目，为年轻诗人提供话语平台，鼓励他们提出不同政见。1971年，塞纳克在巴黎出版了《阿尔及利亚新诗选》（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algérienne）。塞纳克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谈及社会问题时犀利、冷峻的语言。1973年夏，47岁的塞纳克遭到暗杀，至今真相不明。摩洛哥当代著名诗人阿卜德拉蒂夫·拉阿比（Abdellatif Laâbi, 1942—）1966年创办文化杂志《气息》（Souffles），希望通过介绍新的政治社会文化理念在摩洛哥知识界掀起一场“革命”，成为当时左翼文学的前沿阵地。当时崭露头角的作家如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 1947—）、默罕默德·卡依尔-艾迪纳（Mohammed Khaïr-Eddine, 1941—1995）等曾为该杂志撰稿。然而迫于政治当局的压力，该杂志于1973年停刊，主编拉阿比也被捕入狱。出狱后，他移居法国继续文学创作，获得了包括“龚古尔诗歌奖”（le prix Goncourt de la poésie）在内的多个文学奖。他的作品如诗集《垂死的太阳》（Le Soleil se meurt, 1992）、《卡萨布兰卡的忧郁》（Le Spleen deCasablanca,1996），小说《坛底》（Le Fond de la jarre, 2002）等都体现了摆脱文化束缚、向往公平自由的反抗精神。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布阿莱姆·桑萨尔（Boualem Sansal, 1949—）也是一位以政治批判而闻名的作家。他多次在作品中尖锐地批评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揭露政府内部的行贿、诽谤、造谣等腐败行径。他在2015年的小说《2084，世界末日》（2084, la fin du monde）里虚构了一个靠谎言维系着的宗教帝国“阿比斯坦”。被神化了的首领受到万众敬仰，无处不在的宗教警察能让任何反对者噤若寒蝉，人的精神世界被严重禁锢。桑萨尔借小说影射了政治制度僵化、腐败现象泛滥的阿尔及利亚政坛。

（三）马格里布法语文学中的女性

女性形象在早期的马格里布法语文学中便拥有一席之地。前文提及的小说《卓赫拉,矿工之妻》正是阿尔及利亚法语文学史上首次出现女性主人公的作品，书中的卓赫拉是一个善良而忠诚的穆斯林女性；默罕默德·迪布的“阿尔及利亚三部曲”也塑造了一位勤劳坚韧的母亲形象。然而“女性”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文化现象，在后殖民时期的作品中渐渐显示出了它的复杂性。阿尔及利亚作家拉什德·布杰德拉（Rachid Boudjedra, 1941—）的小说《休妻》（La Répudiation, 1969）就是一部通过讲述家庭悲剧反映妇女地位问题的作品。小说中的母亲没有姓氏，没有收入，没有话语权，每次出门都需要得到丈夫应允，遭丈夫遗弃后便失去了生活所依，因为“女人并不是一名成年人”⑨Rachid Boudjedra.La Répudiation.Paris : Denoël, 1969, p.40.。相反，父亲在休妻之后依然生活如常，并很快迎娶了15岁的小新娘。母亲离开家庭，儿子仇视无情的父亲，又鄙视懦弱的母亲，家庭幸福成为奢望。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宗教礼法，它一方面在精神和身体上压抑女性并剥夺女性发言权，另一方面赋予男性纵欲的特权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小说创作于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不久，是作者自己早年经历的写照。1987年，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伦在法国发表了代表作《神圣的夜晚》（La Nuit sacrée），获得当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小说以女性的第一人称讲述了主人公与重男轻女的旧式家庭决裂，勇敢地追求爱情和经济独立的故事，是一部讴歌女性新生的作品，诠释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体存在的意义的追求，同时，也揭露了传统的父权观念对女性的种种压抑和侵害。阿尔及利亚作家雅斯米纳·卡黛哈（Yasmina Khadra, 1955—）在2020年的新作《一切遗忘的泪痕》（Le Sel de tous les oublis）中也探讨了家庭中女性地位问题。与布杰德拉的《休妻》不同，小说的男主人公被妻子抛弃，万念俱灰，流浪度日，在妻子离开后才发现原来女性才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事实上，穆斯林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是卡黛哈作品中的重要议题，而“雅斯米纳·卡黛哈”本是作者妻子的名字，被作者用作笔名，出现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上。在伊斯兰文化中，男性作家使用女性化的笔名是十分罕见的。

除了男性作家对于女性或女性问题的书写外，马格里布法语文学也不乏女性作家的“自述”。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出生于突尼斯的女作家塔奥斯·阿姆鲁什（Taos Amrouche, 1913—1976）发表了小说《黑色风信子》（Jacinthe noire, 1947），首次以“我”作为叙述者讲述女性经历。受卡比尔传统故事的影响，阿姆鲁什的文字包含了大量口语特征，是对卡比尔口头文学的书面传承。同年，阿尔及利亚女作家贾米拉·德贝什（Djamila Debèche, 1926—2010）出版了小说《阿尔及利亚女孩莱伊拉》（Leïla, jeune fille d’Algérie）,讲述了来自撒哈拉地区的女孩莱伊拉前往首都阿尔及尔求学，并最终融入法国社会的故事。德贝什也是一名社会评论家，在1950年代发表的评论著作大都与女性相关，如《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教育与阿尔及利亚妇女选举权》（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arabe en Algérie et le droit de vote aux femmes algériennes, 1951）、《伊斯兰国家女性地位演变的重要阶段》（Les Grandes étapes de l’évolution féminine en pays d’Islam, 1959）。50年代开始涉足文坛的阿西娅·杰巴尔（Assia Djebar, 1936—）是阿尔及利亚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2005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北非作家。她的作品中渗透着女性意识和女性美学，同时深切关注着女性命运，探讨了现代女性的出路，体现了来自欧洲的“女性主义”“女性写作”等理念与阿尔及利亚社会现实的融合。1980年出版的《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Femmes d’Alger dans leur appartement）就是一部反映民族独立战争前后阿尔及利亚普通女性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书中的人物本来就因为女性身份而遭受社会的排挤，背负着沉重的传统文化枷锁，在新旧政权更迭的动荡年代，她们的命运更加艰难竭蹶。

进入后殖民时期以来，马格里布法语文学经历了从“殖民批判”到“自我批判”的转变。殖民历史的结束一方面意味着新的政治形态、社会秩序的产生，它带来了新的希望；另一方面，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痼疾并没有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消失，反而使社会内部的矛盾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独立也带来了失望。这一时期的文学不再满足于揭露伤痕，而是对马格里布政治、社会、文化甚至语言都进行了自我反思，期望从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民族性等角度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对人的价值进行冷静的思考，体现了文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后殖民时期，马格里布法语文学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不但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形式上融合了20世纪西方的文艺思潮和本土的诗歌、故事甚至口头文学传统，作家群体更是在马格里布国家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伊斯兰化”的背景下依然不断壮大。此外，法语作为该地区重要的文学语言，构建了与西方世界对话的桥梁，也为马格里布文学在西方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二、撒哈拉以南法语文学

法国在1830年占领阿尔及利亚之后，由北向南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非洲大陆的中部和西部。尽管同属于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在宗教、语言、文化上都与北部的马格里布地区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地区民族成分更为多元，有着悠久的部落文化和口头文化传统，却没有统一的宗教和书面文字。在民族独立浪潮之后，马格里布的政府当局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了“阿拉伯化”，而撒哈拉以南的原法属殖民地大都选择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应该说，法国殖民者带来的法语以及法语教育体系至今仍在非洲发挥着重大影响。20世纪，非洲文学获得了空前发展，撒哈拉以南的法语地区文学也成为了今天法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殖民时期的民族主义萌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已经控制了非洲三分之一的土地，殖民版图达到顶峰，此时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法语文学。1921年，赫勒·马郎⑩本文中关于该作家的姓名、作品名以及书中人物名均采用了1928年李劼人译本中的译法。（René Maran, 1887—1960）的小说《霸都亚纳》（Batouala）发表,获得了当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黑人作家。马郎生于马提尼克岛，1912年前往非洲担任法国殖民地政府官员，《霸都亚纳》正是根据这一时期的见闻所著。正如作品的副标题“一部真正的黑人小说”所概括的那样，作者通过讲述部落首领霸都亚纳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细腻的生活场景，包括黑人部落中的婚配制度、男女爱情、割礼习俗、饮食习惯、联络交流、打围狩猎等等。然而马郎并不满足于呈现具有非洲情调的画面，他在这部早期作品中就已探讨了白人殖民者与黑人土著居民在文化、制度上的冲突。他笔下的白人怯懦而狡猾，矜持而虚伪，与自然淳朴、热情奔放的黑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殖民者带来的行政制度在有着深厚传统的部落礼仪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霸都亚纳》也是一部展现黑人语言特色的作品，它虽以法语写成，但其语言带有鲜明的黑人音乐特色，体现着强烈的节奏感以及亲近自然的审美理念。马郎被视为黑人文化运动的先驱，他的作品标志着黑人法语文学的诞生，是黑人用法语进行自我叙述的开端，对后来的塞泽尔（Aimé Césaire, 1913—2008）、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 1906—2001）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黑人文学史上是一个作家们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都非常活跃的时期。来自美洲、非洲、加勒比等地的黑人知识分子之间交往频繁，而巴黎和伦敦成为了他们的作品以及文化运动在欧洲的交汇地。来自牙买加的英语作家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 1889—1948）1920年代到访苏联，后返回欧洲定居巴黎，在文学沙龙上认识了来自马提尼克的大学生艾梅·塞泽尔。1928年，麦凯的代表作《哈莱姆之家》（Home to Harlem）⑪哈莱姆是纽约曼哈顿的黑人居住区。20世纪初，这片街区成为美国黑人文化运动的主要阵营之一，著名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便是从这里兴起。出版，1932年被译成法文⑫该小说1932年译本的译名为《黑人街区》（Quartier noir）。，在当时的巴黎黑人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1931年，海地作家让·普利斯-马尔斯（Jean Price-Mars, 1876—1969）联合马提尼克作家赫勒·马郎、葆莱特·娜尔达尔（Paulette Nardal, 1896—1985）在巴黎创办了英法双语刊物《黑人世界杂志》（La Revue du Monde Noir），为黑人知识分子提供发表艺术、文学创作甚至科学研究成果的平台。他们提出了“通过自由、平等、博爱来获得和平、工作、正义”的箴言，旨在“在全世界黑人之间，不分国籍，建立起知识和精神的纽带”。⑬« Ce que nous voulons faire : », éditorial.La Revue du Monde Noir, no 1, 1931.当时汇集在巴黎的黑人诗人如克劳德·麦凯、路易·托马·阿什尔（Louis Thomas Achille, 1909—1994）都曾在该杂志发表过诗作。由于资金困难，杂志在出版仅仅6期后停刊。1935年,在巴黎求学的塞泽尔、桑戈尔以及来自圭亚那的莱昂-贡特朗·达玛斯（Léon-Gontran Damas, 1912—1978）等人在巴黎创办了杂志《黑人大学生》（L’Étudiant noir），成为传播黑人文化的新阵地。该杂志第三期的内容尤其引人注意。塞泽尔在其中发表了评论文章《种族意识与社会革命》（Conscience raciale et révolution sociale），反对西方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并使用了“黑人性”（la négritude）一词，呼吁黑人加强团结，共同“种下我们黑人性的大树，直至它结出最真切的果实”。⑭Aimé Césaire.« Conscience Raciale et Révolution Sociale ».L’Étudiant noir, 1935, no 3.桑戈尔也紧随其后，发表了评论《种族主义？不，是精神联盟》（Racisme ? Non,mais Alliance spirituelle），声讨了白人对于黑人文化的侵略，阐述了摆脱历史带来的自卑感、重振民族文化、构建黑人精神联盟的必要性。“黑人性”作为黑人民族意识最凝练而又最泛化的表达，在当时的黑人知识分子界具有很强的文化感召力。“黑人性”随后成为黑人文学作品中的基本主题，它倡导黑人正视历史，冲破近代以来由于奴隶史和殖民史而强加于非洲民族的精神文化枷锁，重建黑人自尊，正视黑人传统文化的价值。

“黑人性”文化运动在文学领域发端于诗歌，而诗歌在“黑人性”文化运动中也获得了巨大发展。非洲法语诗歌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马达加斯加诗人让-约瑟夫·拉贝阿利维洛 （Jean-Joseph Rabearivelo, 1901—1937）1927年发表的代表作《森林集》（Sylves）和《书卷集》（Volumes）体现了欧洲新浪漫主义诗歌与马达加斯加传统哲学文化的结合，表达了对自然的崇敬和赞美。拉贝阿利维洛作于30年代的诗集《近乎梦想》（Presque-Songes, 1934）和《黑夜的表述》（Traduit de la nuit, 1935）同时以法语和马达加斯加语书写，是对生命源头的探寻。马达加斯加的另一位诗人雅克·拉贝马纳尼亚拉（Jacques Rabemananjara, 1913—2005）继承了拉贝阿利维洛的浪漫主义诗歌遗产。他的首部诗集《夜色下，台阶上》（Sur les marches du soir, 1942）歌颂了故乡的风土人情，诗歌中融合了大量神话和民间故事，诗句富有画面感和节奏感。1947年，拉贝马纳尼亚拉因涉嫌煽动起义而被法殖民当局逮捕入狱，他在关押期间创作了《昂沙》（Antsa, 1947）、《兰巴》⑮兰巴是马达加斯加人披裹在头、肩部的特色服饰，通常呈方形，色彩艳丽。（Lamba, 1956）、《解毒剂》（Antidote,1961）等诗篇，赞美了马达加斯加岛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抒发了诗人对故乡的依恋，语言夸张奔放，情感炽烈，诗人也因此被誉为“黑人性的歌者”。1988年，拉贝马纳尼亚拉的全部作品获得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与地区大奖”（Le Grand prix de la francophonie）。作为黑人文化运动的先驱，桑戈尔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反映故乡塞内加尔风貌和传统文化的抒情诗篇，包括著名的短诗《若阿勒》（Joal）、《黑女人》（Femme noire），以及热情洋溢的长诗《让科拉琴和巴拉丰琴为我伴唱》（Que m’accompagnent Koras et Balafon）等，后于1945年被收录于诗集《影之歌》（Chants d’Ombre）中。桑戈尔的诗歌作品以奔放的情感、瑰丽的想象以及黑人音乐特有的韵律而著称，其中甚至引入了非洲传统乐器的伴奏，具有强烈的吟唱性。1948年，时值纪念法国废除奴隶制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桑戈尔出版了《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de langue française），向当时的法语文学界介绍了法国海外省、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的诗人及作品，萨特为该书撰写了著名序言《黑色俄耳甫斯》（Orphée noir）。50年代，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影响的刚果诗人契卡亚·尤·塔姆西（Tchicaya U Tam’si,1931—1988）陆续出版了诗集《坏血统》⑯该诗集题名来自兰波《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中的《坏血统》（Mauvais sang）。（Le Mauvais sang, 1955）、《荆棘之火》（Feu de brousse,1957）、《欺心》（À triche-cœur, 1958），在刚果传统文化元素中融入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从歌颂刚果的自然山川到反思黑人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尤·塔姆西的诗歌兼具抒情性与政治表达功能，反映了黑人自我身份认同的诉求。

20世纪50—60年代，“黑人性”文化运动在小说领域催生了一系列以黑人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为主旨的作品。几内亚作家卡马拉·莱耶（Camara Laye, 1928—1980）在自传性小说《黑孩子》（L’Enfant noir, 1953）中回顾了自己童年时代的部落生活和少年时的求学经历，呈现了黑人家庭中的父母角色、亲情纽带以及子女教育的理念，也探讨了在西方文化对于非洲传统生活模式的冲击。该书于1954年获得了瑞士夏尔-维雍文学奖（Le prix Charles-Veillon），1995年被改编成电影，2010年由同样来自几内亚的漫画家卡马拉·安祖马纳（Camara Anzoumana）改编成漫画，被视为“当代非洲文学的奠基性文本之一”⑰Alain Mabanckou.« Préface », L’Enfant noir.Paris : Édition Plon, 2006, p.IX.。同样以讲述殖民时期黑人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还有喀麦隆作家费尔迪南·奥约诺（Ferdinand Oyono,1929—2010）的首部小说《男仆的一生》（Une vie de boy, 1956）。小说主人公因父亲虐待而逃入基督教堂，被白人神父收养，在教堂里当仆人。“跨文化”经历使他切身感受到两种文化间的鸿沟，殖民统治没有使二者相互理解，反而制造了对峙和冲突。喀麦隆文坛另一位反殖民主义的旗手蒙戈·贝蒂（Mongo Béti, 1932—2001）也以揭露殖民统治的罪恶而闻名。1956年发表的小说《可怜的蓬巴基督》（Le Pauvre Christ de Bomba）影响广泛，也使贝蒂名声大振，小说以神父助手日记的形式讲述了白人传教士在蓬巴地区布道的失败经历。传教士不了解当地文化，以“文明人”自居，一厢情愿地希望通过宗教开化黑人，最终难获信任，沦为笑柄，传教士不得不放弃传教，无功而返。该书因讽刺宗教而一度被法国殖民当局列为禁书。科特迪瓦作家阿盖·洛巴（Aké Loba, 1927—2012）1960年出版的小说《黑人大学生科库波》（Kocoumbo, l’étudiant noir）讲述了1950年代末非洲人科库波在法国巴黎度过的青年时光，这个过程充满艰辛，主人公科库波也经历了对欧洲社会从向往到幻灭的转变。事实上，黑人青年赴欧洲求学是自殖民时期以来存在于非洲与欧洲之间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作为一种直接感知文明冲突的方式，这段背井离乡的经历也成为了黑人文学创作中的一类重要题材。洛巴的小说于1961年获得了“黑非洲文学大奖”（le Grand Prix Littéraire d’Afrique noire）,成为该奖项的首部获奖作品。塞内加尔作家切克·哈米杜·卡纳（Cheikh Hamidou Kane,1928—）在其小说《模糊的冒险》（L’Aventure ambiguë, 1961）中同样通过主人公的学习成长经历探讨了年轻人的教育问题。

“黑人性”文化运动在政治和文化领域都显示出了强大的号召力，揭示殖民主义带来的割裂与混乱，破除西方宣扬的殖民神话，反抗种族歧视，重建自黑奴贸易以来丧失殆尽的种族尊严，唤醒非洲社会民众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流思想。应该说，“黑人性”构成了黑人文学作品的内核，在殖民时期和民族独立运动时期被发扬光大，在后殖民时期的黑人文学中得以延续并展现出更丰富的内涵，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黑人作家的文化观和价值观。

（二）民族独立后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殖民体系崩溃，撒哈拉以南的原法属殖民地相继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对政治形态和社会秩序的探讨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话题。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桑贝内（Ousmane Sembène, 1923—2007）的小说《神的儿女》（Les Bouts de bois de Dieu, 1960）则讲述了黑人与殖民者在政治领域的一次交锋。故事取材于40年代真实的历史事件。1947—1948年，达喀尔—尼日尔铁路的黑人铁路工为争取与法国工人同等待遇而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大罢工，起初只是工人与铁路公司间的冲突，然而矛盾迅速激化，很快由简单的经济诉求演变成了工人与雇佣者间的阶级斗争，最后上升至黑人与殖民当局间的政治斗争，最终，白人殖民者被迫让步，黑人民众迎来了胜利。在桑贝内的叙述中，一方面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工业与当地黑人的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另一方面，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无疑彰显了阶级团结的力量，小说也因此被誉为“法语非洲的《萌芽》”⑱Ambroise Kom.Dictionnaire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de langue française en Afrique au sud du Sahara, Volume 1.Des origines à 1978.Paris : L’Harmattan, 2001, p.71.此处指法国作家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创作的长篇小说《萌芽》（Germinal, 1885）。。事实上，桑贝内本人早年曾在法国马赛港当码头工，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黑码头工》（Le Docker noir, 1956）中就谈及了非洲工人的待遇和地位问题。而工人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在后殖民时代的作家笔下是具有社会结构意义的群体。1968年，科特迪瓦作家阿马杜·库鲁玛（Ahmadou Kourouma, 1927—2003）在加拿大出版了他的首部小说《独立的太阳》（Les Soleils des indépendances）⑲该小说于1970年由瑟耶出版社在法国出版。小说标题中“太阳”一词在非洲西部的马林凯语中既指太阳，也有“日子”、“时代”之意。，这是一部以独立后科特迪瓦社会政治为背景的作品。在作者虚构的“乌木海岸共和国”，反殖民斗争取得了胜利，独立后的年轻国家却迅速陷入了政治派别之争和经济停滞的泥潭。小说主人公法玛本是部落酋长之子，国家独立反而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使他生活困顿，堂兄去世后，法玛继承了酋长之位，试图重建部落辉煌的他却因谋害共和国总统之名被捕入狱，沦为社会剧变的牺牲品。该书影射了科特迪瓦独立后的国内政治，也谈及了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中非洲妇女的地位问题。同样通过虚构的国家来揭露独立后独裁统治之残暴和丑恶的还有刚果作家索尼·拉布·唐西（Sony Labou Tansi, 1947—1995）⑳该作家本名马塞尔·恩特索尼（Marcel Ntsoni）。的小说《一条半的生命》（La Vie et demie, 1979）和几内亚作家蒂埃诺·莫内南波（Tierno Monénembo, 1947—）㉑该作家本名蒂埃诺·塞伊杜·迪亚洛（Thierno Saïdou Diallo）。的《丛林蟾蜍》（Les Crapauds-brousse, 1979）。

对社会政治的关注是非洲黑人文学的突出特色。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获得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摸索发展的过程中大都经历了党争、独裁、内战等曲折动荡的历史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继步入困境。60—80年代，美苏冷战进一步撕裂了原本脆弱的非洲社会。一部分非洲国家向苏联学习，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文化上也向苏联靠拢，它们派遣知识分子前往莫斯科访问、学习，黑人精神领袖桑戈尔也陆续出版了《民族和非洲社会主义道路》（Nation et voie africaine du socialisme, 1971）、《社会主义和计划》（Socialisme et planification, 1983）等理论著作。另一方面，美国也吸引了大批非洲知识分子的目光，科特迪瓦作家贝尔纳·达迪耶（Bernard Dadié,1916—2019）、刚果哲学家、诗人瓦伦丁-伊夫·穆丹布（Valentin-Yves Mudimbe, 1941—）等都曾经到访美国，达迪耶著名的文集《纽约老板》（Patron de New york, 1965）以及穆丹布的《美洲日记》（Carnets d’Amérique, 1976）都是根据在美国的见闻写就的，不仅记录对了大西洋彼岸社会的观察，探讨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反思了黑人传统在面对现代欧美文化时的困惑。总之，黑人法语文学诞生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时代感以及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切和介入的态度。在后殖民时期，黑人文学中直面社会现实、积极反映时代变革的使命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全球化迅速发展，非洲各国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黑人法语文学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主题、视野、美学等方面显示出它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移民、性别、教育、恐怖主义、暴力犯罪等世界性话题也成为黑人法语文学探讨的议题。出生或成长于后殖民时期的作家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他们被吉布提作家阿卜杜拉曼·瓦贝里（Abdourahman Waberi, 1965—）称为“后殖民时期的孩子”㉒Abdourahman Waberi.« Les enfants de la postcolonie : esquisse d’un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écrivains francophones d’Afrique noire ».Notre librairie, 1998, n° 135, p.8—15.。瓦贝里从9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涉足长篇、短篇、诗歌、评论等体裁，文字幽默诙谐，擅长使用非洲寓言和欧洲历史典故，是非洲当代作家中“博学派”的代表，1996年在巴黎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游牧日记》（Cahier nomade）获得了“黑非洲文学大奖”。该书收录了13篇短篇故事，语言游走于梦幻与现实之间，表达了对故乡吉布提的思念。科特迪瓦作家阿玛杜·库鲁玛2000年的小说《人间的事，安拉也会出错》（Allah n’est pas obligé）同时获得了法国“雷诺多奖”（Prix Renaudot）和“高中生评选的龚古尔奖”（Prix Goncourt des lycéens）。小说讲述了一名10岁孤儿在部落冲突中的遭遇，通过主人公的自述，探讨了非洲战乱地区的“儿童兵”现象。这些流离失所的未成年人充当了各武装派别的廉价兵源，轻易地被训练成杀人机器。这些不明所以的武装斗争在剥夺了儿童正常成长环境的同时，也葬送了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布隆迪年轻作家加埃尔·法耶（Gaël Faye, 1982—）在其首部小说《小小国》（Petit Pays，2016）中以孩童的口吻讲述了主人公的童年时光，也探讨了非洲种族冲突给少年儿童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90年代，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矛盾激化，演变成惨烈的“卢旺达大屠杀”。年少的主人公目睹了日渐升级的种族冲突，甚至被卷入残酷的屠杀之中。以关注家庭、社会问题为主要写作特色的还有多哥法语作家、社会学家萨米·恰克（Sami Tchak,1960—）㉓该作家本名萨当巴·恰-库拉（Sadamba Tcha-Koura）。。他的作品探讨了流行病、娼妓、女性教育等话题，他所著社会学评论《非洲的女性性别》（La Sexualité féminine en Afrique, 1999）和《艾滋病考验下的非洲》（L’Afrique à l’épreuve du sida, 2000）是研究非洲当代社会的重要文献。2006年，恰克的小说《小狗的天堂》（Le Paradis des chiots）讲述了哥伦比亚贫民窟儿童的日常生活，获得了当年的“阿马杜·库鲁玛文学奖”（Prix Ahmadou Kourouma）。事实上，恰克的“拉丁美洲系列小说”还包括《赫尔米娜》（Hermina, 2003）、《面具节》（La fête des masques, 2004）、《墨西哥女孩》（Filles de Mexico, 2008），体现了当代黑人文学更开阔的视野以及更普遍的人文情怀。

（三）黑人女作家的身份书写

尽管女性形象在黑人法语文学中早已有之，然而黑人女性文学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黑人女作家的涌现才真正兴起的。她们的作品是黑人女性的身份书写，它们不仅反映了非洲女性的生存境况以及在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的艰辛，更是女性主义与复杂的历史、政治与文化因素交融的产物。塞内加尔女作家玛利亚马·芭（Mariama Bâ, 1929—1981）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她曾参与了多个维护女性权益的组织，为妇女的社会经济权益而奔走。她抨击“一夫多妻”制，强调女性的自觉和自立，主张女性应该接受良好教育并拥有自己事业。她的成名作《一封如此长的信》（Une si longue lettre, 1979）以一封女性友人之间的书信形式讲述了家庭里老、中、青三代女性的婚姻、爱情经历，反思了宗教礼法对于女性的约束，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从70年代至今笔耕不辍的塞内加尔女作家阿米娜达·索乌·法勒（Aminata Sow Fall, 1941—）也被视为法语黑人女性文学的先驱之一。她在小说《巴图的罢工》（La Grève des bàttu, 1979）㉔“巴图”在塞内加尔的沃洛夫语中意为“乞丐”。中讲述了一场社会底层人与上层人之间的较量。乞丐们因遭到政府当局的驱赶而选择“罢工”，他们停止行乞，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乞丐的社会生活立即变得残缺不全，有权有钱的人没有了施舍对象，也失去了成为“上等人”的参照，无法完成伊斯兰教所提倡的善行。强者对弱者的霸权，弱者对强者的反制以近乎寓言的方式呈现出来。该小说一出版就获得了非洲和法国评论界的关注，它获得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提名，摘得了次年的“黑非洲文学大奖”，并于2000年被改编为电影。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向来是索·法勒作品中的重要议题，2016年的《谎言帝国》（L’Empire du mensonge）同样以穷苦家庭在金钱社会中的遭遇为主要线索，重审了传统文化中如互助、分享、家庭纽带、手足情谊等价值观的当代意义，强调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对于子女成长的重要性。1973年出生的喀麦隆女作家莱奥诺拉·米亚诺（Léonora Miano）是新世纪黑人女作家的代表。她的“非洲系列”三部曲《夜深处》（L’Intérieur de la nuit, 2005）、《来日的轮廓》（Contours du jour qui vient, 2006）、《血色黎明》（Les Aubes écarlates, 2009）都虚构了一个饱受战乱和腐败侵蚀的非洲小国“姆波阿苏”㉕“姆波阿苏”（Mboasu）在喀麦隆的杜阿拉语中意为“我们的家”。作者通过这一泛化的虚构国名指出书中提及的政治、社会问题是非洲大陆需要共同面对的。，通过小人物的遭遇叩问非洲的未来。米亚诺2013年的小说《影子的季节》（La Saison de l’ombre）以受害者的视角描写早期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奴隶贸易，白人的到来打破了非洲人原本闭塞却安宁的生活，也撕裂了当地人世世代代所遵循的社会道德秩序，人性中的贪婪、仇恨、暴力被释放出来，非洲也进入了“影子的季节”，即黑暗的奴隶制阴影。活跃于当代文坛的黑人女性作家还有喀麦隆的卡莉克丝特·贝亚拉（Calixthe Beyala, 1961—）,塞内加尔的肯·布谷尔（Ken Bugul, 1947—）、法图·迪奥姆（Fatou Diome, 1968—）等等。总体而言，不论从作家还是作品数量来看，女性写作都已是当代黑人法语文学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构成了黑人女性为自己发声的重要渠道。它诞生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之下，带有与生俱来的不畏强权、同情弱小的“女性”甚至“母性”特质。作为当代知识女性，黑人女作家的作品突破了肤色与性别的话语范畴，能敏锐地洞察时代变迁，为黑人法语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口述文学的传承

从文化特性上说，黑人法语文学是作为书写语言的法语与非洲传统的口述文学结合的产物。欧洲语言文化到来之前，在东、西非,赤道非洲和南部非洲大陆及诸岛广泛存在着古老而丰富的口头文学，包括寓言、谚语、格言、诗歌、神话、民间传说以及部落口述史等等。而法语作为今天非洲大陆广泛使用的书写语言，对记载、整理、保存这种口述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作用。1938年，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索塞（Ousmane Socé, 1911—1973）收集整理了流传于塞内加尔以及非洲西部的民间口头文学，撰写出版了《黑非洲故事和神话》（Contes et légendes d’Afrique noire），该书至今仍是研究非洲口头文化遗产的重要参考著作。非洲口头文学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民众基础，黑人法语文学不论在内容或是形式上都深受其影响。在桑戈尔早期诗作中反复出现的“科拉琴”“巴拉丰琴”，以及行吟诗人“格里奥”（griot）均是非洲口头文学的载体。在传统乐器的伴奏下，诗人本身也进入了“格里奥”的角色。同样来自塞内加尔的作家毕拉哥·迪奥普（Birago Diop, 1906—1989）也是一位非洲口头文学的捍卫者。他在故事集《阿马杜·库姆巴的故事》（Les Contes d’Amadou Koumba, 1947）中记录并翻译了19则老“格里奥”库姆巴口中的民间故事，1958年又出版了《阿马杜·库姆巴的新故事》（Le Nouveaux Contes d’Amadou Koumba），桑戈尔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称赞迪奥普“保留了黑非洲语言所有的美妙”。50年代，科特迪瓦作家贝尔纳·达迪耶出版的故事集《黑色缠腰布》（Le Pagne noir, 1955）收录了16则发生在一只狡猾贪婪的蜘蛛身上的传统寓言故事。60—70年代，关于非洲口头文学的研究渐渐兴起。1976年，几内亚人种学家索里·伽马拉（Sory Camara, 1939—）出版了评论著作《话语之人》（Gens de la parole）,专门评述了作为口头文化传承人的“格里奥”在马林凯人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该书获得了1977年的“黑非洲文学大奖”。刚果（布）作家阿兰·马邦库（Alain Mabanckou, 1966—）在其2006年的小说《豪猪回忆录》（Mémoires de porc-épic）中以一头豪猪的视角讲述一个村庄中的人情世故。故事取材自流传于非洲多地的“灵兽”传说，即每个人都与世界上的某个动物心意相通，命运相连。该小说的语言摒弃了句号及句首大写等书写语言常见的断句方式，具有非常鲜明的口语性，文中还夹杂了数量众多的谚语、警句，体现了非洲古老文化的口头传承。 2019年，马邦库与吉布提作家瓦贝里合作编撰了《非洲文化趣味词典》（Dictionnaire enjoué des cultures africaines），以极具口语特色的文字收集整理了非洲文化特色元素。

黑人法语文学是在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从反映民族意识觉醒到反思民族发展道路，从构建黑人文化特性到发掘黑人文化的共同价值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该地区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其中“黑人性”文化运动无疑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在20世纪的百年巨变中，古老的非洲大陆艰难地取得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尚未同步获得，民族文化事业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关注社会政治成为黑人文学的一大特色，黑人作家身上体现着反映当下、反思历史的人文情怀。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黑人法语文学也经历了从关注民族特性到关注时代特性的转向。此外还应该看到的是，黑人法语文学在创作上具有强烈的发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然而在出版、翻译、评奖、销售、文学批评等传播环节上却仍旧继续依赖甚至受制于欧洲，黑人法语文学的真正独立尚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