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梦媛

《红字》中的“问题化”母性及其政治隐喻

安梦媛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在霍桑生活的时代，欧洲的女性教育与女性义务规约均基于女性未来的母亲身份，美国社会同样强调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回溯《红字》主要情节的历史背景发现，霍桑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母性观，另一方面突出了白兰的“问题化”母性，并以此为依托，通过强调两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试图挑战美国与英国的文化政治血缘联系，建立移民者后代与美洲大陆的新地缘关联，从而帮助构建美国人的独立民族身份。

霍桑；《红字》；“问题化”母性；政治隐喻

不同于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白兰（Hester Prynne）是一位异常坚毅、独立的女性，即使置于整个美国文学史当中，她的形象也决不会比任何在暴风雨中乘风破浪、游走于西部野性边疆的男性形象显得渺小或软弱，以至于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除了霍桑和詹姆斯（Henry James）之外，其他主要美国作家都没能赋予女性人物以力量和生动”[1]1。然而，由于霍桑对待笔下女性角色的态度一直极为晦暗不明，学界就霍桑在《红字》（, 1850）中所表露出的女性观存在分歧。甘文平认为《红字》刻画了一位勇于反抗的女性形象[2]，但亦有研究从针线意象的文化内涵出发，反对将白兰看作女性主义的表征[3]，还有学者认为霍桑的女性观是矛盾且含混的，例如加塔（John Gatta）认为白兰身上既有女性的诱惑，也有圣母的温柔[4]15。或许是出于对市场因素的考量，霍桑同样关注描绘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因而有学者从家庭的整体层面出发，认为霍桑追求的并非男女双方的二元对立，而是“二者共同的幸福”[5]，这一观点些许缓和了学界对于霍桑女性观争论不休的局面，但在霍桑女性观争论的掩盖之下，有一个关键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即霍桑在《红字》中的母性书写。

作为美国母性研究领域奠基人的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生于女人：作为经验和制度的母性》（，1976）中指出，“母性”一词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女性与生育能力及孩子的可能关系”，二是“保证女性和女性的生育能力都处于男性控制之下的体制”[6]13。长久以来，母性一方面为女性赋权，使之拥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又加强了父权对女性的桎梏。在社会固有机制的宰制下，复杂且深刻的母性问题在许多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被简单化和本质化的倾向，以期达到对女性的“母职”教化。本文论及的“问题化”母性，便是“制度化”母性之外的母性，即有意挑战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母性书写。

母性是女性主义的关键议题，也是核心问题。不过，母性书写并不仅限于女性作家，例如霍桑同样关注白兰的母亲身份。以往对白兰母性的探讨大多服务于阐释白兰的女性身份，进而说明霍桑对女性的态度，例如贝姆（Nina Baym）坚持霍桑女性主义作家的身份，认为“霍桑想探讨成为母亲对于一位独立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珠儿（Pearl）既阻碍了、又定义了白兰的自我身份”[7]。陈榕则认为“‘母性’起着非常微妙的作用。它是一种伟大的慈悲的力量，支持着海斯特生存下去，然而，母性也成为了规训她身上令男性恐惧的反叛力量的工具”[3]。二者对霍桑看待女性的立场见解不一，但均认为白兰的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救赎，同时也忽略了霍桑对白兰“问题化”母性的刻画。沃恩（Mary Wearn）发现了白兰身上的“问题化”母性，但她主要着眼于母性本身，认为霍桑创作白兰这一母亲形象是为了反对感伤主义小说中的本质主义母性[8]12，这一观点忽略了传统母性观对霍桑的巨大影响，更错过了霍桑创造这一反常母亲形象的寓意。英语国家中“祖国”（mother country）的表述方式暗示了“母亲”形象潜在的政治文化内涵，因此本文试图专注白兰作为罪人、爱人，以及女性反抗者之外的母亲身份，通过回溯历史情境，探究霍桑对母性的思考与刻画，认为霍桑对白兰与珠儿母女关系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英美两国之间复杂历史关系的政治隐喻。

一、19世纪美国文化中的“制度化”母性

19世纪的美国文学市场上出现了许多面向女性的刊物，教导“女性，尤其是母亲，在家庭中的责任，她们与丈夫和孩子间的关系，为维系一个幸福的家她们所应注意的事项等”，相较于教化意味浓厚的女性刊物，女性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趣味性更强，因而更易受到读者欢迎[9]。当时女性作家大多肩负持家重任，她们只能利用闲暇时间为杂志撰写短文和小说，但由于生活阅历匮乏，其主要情节“大都与她们所熟知的家庭领域有关”[10]，这一特征一方面限制了其创作，但另一方面也吸引了关注家庭生活的女性读者。在作家笔下，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威望就在于她们那富有同情心的情感关怀[8]3。譬如《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鲜明地彰显了女性身上所具备的母性：白人母亲出于同情和无私的母爱，反对加诸于黑人身上的奴隶制，黑人母亲则不惧危险，带着孩子爬过遍布浮冰的冰封湖面。

传统“制度化”母性的文学表征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最早一批来到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将英国的文化与习俗一同带到了美洲大陆，殖民地所施行的法律也大多按照17世纪英国的《普通法》[11]23，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完全依附于家庭中的男性。在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欧洲，尤其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爱弥尔》（, 1762）问世之后，女性对于教育儿童和保持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女性的身心均服务于培育良好公民：女性不仅需要无微不至地呵护婴儿来保证其身体健康成长，并且要肩负起教育重任[12]19。卢梭亦大力提倡重视母亲的身体健康和教育问题，因为这会对孩子的身体素质和成长教育产生巨大影响。乍看之下，卢梭似乎对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关怀备至，然而，这位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母性极为怀疑，甚至是恐慌，认为母亲身体作为“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交汇的地方”[13]24，需要得到（男性）精心的管理。当时出版商并没有制作《爱弥尔》的美国版本，但是其翻译版本远超洛克（John Locke）《政府论》（, 1689）的版本数量[14]51，同时代许多不同领域的著名人物亦援引过其观点。泰勒（John Taylor）是英格兰的一位神学教授，他在外孙出生之际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将此信发表在报纸上，信中的主要观点与卢梭的看法无异，强调女性在培育自治、聪慧和具有美德的公民中的重要作用，希望能通过教育女性培养良好公民[15]53。

同大多数美国人相似，霍桑亦受到了当时传统母性观的影响。霍桑的祖先是负责审判萨勒姆女巫案的法官之一，下令处死了多名被控告为女巫的女性。有评论家认为霍桑将自己原本的姓氏赫桑（Hathorne）改为霍桑（Hawthorne）是为了与犯下滔天罪行的祖先划清界限[16]，但在《红字》中，霍桑对女巫仍然持消极态度。对于霍桑来说，像希宾斯太太（Mistress Hibbins）这样脾气坏、失去了丈夫又没有后代的年长女性，成为女巫是其唯一可能的道路，死亡也是霍桑为其设定的最终命运。白兰与希宾斯太太之间的差别在于白兰的母亲身份，这让她拒绝了希宾斯太太发出的森林聚会邀请，从而逃离了沦为女巫的命运，白兰的母性最终成功将她“从撒旦的罗网中拯救了出来”[17]92。在霍桑看来，母性会引领女性走向光明的未来，相反，缺少母性的女性会陷入希宾斯太太这般悲惨的处境。其次，他在书中描述了白兰在走下刑台后极度癫狂的状态，婴儿的健康状态也因为吸收了母亲“充满烦躁、痛苦与绝望的乳汁”而受到不良影响[17]57。可以看出，霍桑坚信卢梭关于母亲乳汁传递情感的观点，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珠儿才会被塑造成白兰隐秘自我的外化[18]：白兰与珠儿朝夕相处，因此母亲的狂野与反抗精神逐渐进入到珠儿的精神内核中并在珠儿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霍桑一方面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19世纪美国社会对女性作为未来母亲的期待与规约，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白兰并不符合当时为大众所广泛接受的母亲形象。

二、白兰的“问题化”母性

霍桑在《海关》这一章当中提及海关大楼门廊下一只美洲雕的雕像，美洲雕又称白头海雕，为美国国鸟，但人们通常并没有规定其性别。霍桑此处却诡异地以“她”（she）来指称这只美洲雕，赋予了这只庞大、凶狠的老鹰以女性的性别身份。在霍桑的描述当中，当地人通常误以为这只母雕扮演了守护神的角色，以为躲在她的羽翼之下便安然无恙，甚至“想象她的胸脯如鸭绒枕头一般柔软舒适。但事实上即使是在她心情舒畅的时刻，她也毫不温柔，时常倏地一下用尖爪抓、用鸟喙啄、甚至用鹰爪上的利剑刺自己的雏鸟”[17]7。霍桑在此以动物隐喻来提醒读者，温柔母性只存在于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之中，也正是因为霍桑知悉母亲身上可能的毁灭性暴力，他才指出白兰在刑台受辱、回到监狱之后，“必须有人片刻不离地监视她才行，否则她可能会自残或对可怜的婴儿施加伤害”[17]57。

同样，白兰出场之前，霍桑在《市场》这一章描绘了五位女性一边挤在人群中等待观看白兰受辱，一边热烈讨论白兰应当如何受罚才算适当，几位年长女性都提议应当施加最严酷的肉体惩罚、甚至死刑，只有那位牵着小孩的少妇认为佩戴红字的惩罚最为适宜，“她想遮住红字就遮吧，反正红字带来的痛苦会一直留在她的心中”[17]43，霍桑在这里看似刻画出一位心中充满同情心的年轻女性，她似乎因其母亲身份而与其他四位女性有所不同，赞同长官们作下的决定，认为这样的刑罚已经足够，但实际上这位母亲明白内心的煎熬比肉体的痛苦惩罚更重。成为母亲并未给这位女性带来更柔软的内心与更宽容的灵魂，五人中恰恰是这位看似温柔善良的母亲表现出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即渴望见到他人受苦，即使自身与他人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正是出于此因，霍桑在小说结尾特意提到这位年轻母亲早逝的结局，以展示作者对小说人物所实施的正义裁决。

霍桑在描述了母雕与年轻母亲的温柔表面下隐藏的凶猛本性之后，才让白兰怀抱婴儿出场，而当白兰完全曝光在众人视线之下时，她“第一反应是将婴儿紧紧地搂在怀里，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冲动，倒不如说是为了隐藏她衣服上的标记，但片刻之后她便意识到用一个耻辱的标记来隐藏另一个耻辱并没有用，这才将婴儿搂在胳膊上”[17]43。在这一场景中，读者丝毫看不出白兰作为母亲对孩子的关爱，相反，白兰将婴儿的小小身躯视作自我保护的盾牌。纽伯里（Frederick Newberry）指出霍桑曾阅读过一册历史书，其中记录了一位名为巴彻勒（Mary Batchellor）的女子因婚内出轨而诞下一子，但出于对婴儿生命健康的考虑，死刑判决的执行推迟了将近两个月[19]。同样，白兰登上刑台之时，珠儿已是三个月大，两位犯下同样罪行的母亲，均由于婴儿的缘故而得到“缓刑”，霍桑也许是由于了解这一历史事实，才让白兰做出如此举动，意图在于凭借婴儿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白兰认出台下的奇灵沃斯（Chillingworth）后，再一次将婴儿紧紧按到自己胸前，此时“力气如此之大以至于这可怜的婴儿又发出一声痛哭，但母亲却状若无闻”[17]49。当白兰站在刑台上接受羞辱的惩罚即将结束之时，“婴儿的尖声哭喊刺破天空，她机械地努力让孩子安静下来，但是似乎根本对孩子的痛苦毫无同情之心”[17]56。

尚处于襁褓之中的珠儿便已经成为母亲耻辱的标记，但直到珠儿步入儿童时期后，她才变成“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17]80。在白兰看来，珠儿好似魔鬼的替身，孩子的一言一行都让她恐慌不已。有学者认为珠儿的原型即是霍桑的女儿，白兰的手足无措亦是霍桑招架不住女儿古灵精怪的文学再现[20]。但白兰对珠儿的恐惧与对邪恶的恐惧高度一致，很明显并不能用初为人母、经验不足来解释。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之下，白兰不止一次表现出后悔生下珠儿的强烈情感，质问天父“我带到世上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17]76，珠儿往她胸前的红字投掷鲜花时，白兰再三问珠儿“你是什么”，“你真的是我的孩子吗”，甚至矢口否认“你不是我的孩子！你不是我的珠儿”[17]77-78，即使她在面对想要将珠儿托付给他人教养的长官时声称“珠儿是她的幸福所在”[17]89，她却根本不知道“珠儿降生在这个世上到底是福还是祸”[17]129。

霍桑当然并未完全否认白兰对珠儿的母爱，只不过这一淡薄的母爱在对牧师浓烈的爱情面前显得过于微不足道，否则白兰在走下刑台之后，显然可以带孩子离开波士顿这一是非之地。在北美最初的13个殖民地，公民身份往往与居住地紧密结合在一起，通常搬到另一个聚居地之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公民[21]，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而不必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通讯与信息并不发达的17世纪，开启新的生活对于白兰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白兰坚持在波士顿承受耻辱，每日目睹耻辱带给孩子的巨大伤害，并非出于赎罪，她自知这“一半是真实，一半是自我欺骗”[17]65，一切只是因为“在那里居住着一个人，在那里一个人曾经留下足迹，虽然世间无人认可，但她却认为自己与此人已经结为一体”[17]64。由此可见，白兰对珠儿的母爱只是她对牧师爱意的表现，甚至可以说珠儿对白兰的影响体现了白兰对牧师的爱恋对于白兰的影响[22]。白兰精心装扮珠儿，与其说是出于母爱而期待孩子鹤立鸡群，还不如说是白兰一直自傲于拥有牧师的爱情以及这份爱情所带来的后果，也正是基于此，白兰宁愿每日承受羞辱所带来的巨大苦难，甚至亲眼见证孩子遭到同龄人的排斥而日益乖戾的性格，也决不离开牧师所在的这片土地。

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大多数妇女不可能像19世纪中产阶级父母那样在孩子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孩子的感情也远非如现代人如此真挚、深厚，殖民地的父母还受到英国人将儿童视为父母的不动产这一观念影响，对儿童的管理与教育十分严苛，甚至会有一定程度的肉体惩罚[23]。霍桑也在小说中指出，“当时的规矩比现在严厉得多，《圣经》允许的皱眉、怒斥，甚至棍棒教育都有用到”[17]73，但白兰却并未采取任何严厉惩罚或规训手段对珠儿的行为加以教导，发现好言相劝和佯装生气对珠儿均无效之后，便听凭珠儿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虽然白兰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教育方针，但值得注意的是，珠儿再三问起母亲胸口佩戴的红字的意义时，白兰只是用谎言来逃避这一追问，然而在珠儿问及牧师为何总是双手捧心时，白兰却对珠儿将对红字的疑问同有关牧师的疑问联系在一起怒不可遏，第一次以作为母亲和成人的身份对珠儿加以训斥，威胁珠儿“不要嘲弄我了，否则我就将你关到漆黑的衣柜里”[17]142，十分排斥这一将对牧师的爱情与个人耻辱相混淆的问题。

诚然，白兰的母亲身份对她自我身份发展和命运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论及白兰的母性与女性身份的联系与冲突时，贝姆认为“白兰所代表的意象是与母性连接在一起的，而非与自我、甚至是女性身份连接在一起的”[7]23，她认为母亲身份定义了白兰的自我身份，但是对比白兰的行动依据，可以发现，母亲并未将孩子的未来与幸福作为其行动依据。相反，在目睹了牧师的憔悴之后，白兰决定采取行动，将奇灵沃斯的真实身份告知牧师并提议一同离开波士顿。由此可见，白兰对丁梅斯代尔（Dimmesdale）的爱恋在霍桑笔下甚至大有超过对珠儿的母爱之嫌。尤其是当白兰在溪边摘下红字之后，珠儿因看不到母亲胸前的红字而陷入癫狂不安时，白兰看似出于母爱而听从了母性的规训、重新配戴上胸前的红字，但究其真正原因，是牧师从未见识过珠儿的坏脾气，“珠儿做出狂乱的动作”，一边还“发出刺耳的尖叫”，表现出如女巫一般的狂怒，无法忍受的牧师只得要求白兰“如果你爱我，就让她安静下来吧”[17]174。面对爱人的请求，白兰此时“脸上泛起红晕，有意偷看了牧师一眼，又重重叹了一口气”[17]174，重新将自己置于红字所带来的精神重压之中。可以说，相比于将自己的幸福捆绑在孩子身上的传统母亲，白兰更重视对爱情的追逐。

三、“问题化”母性的政治隐喻

接受了传统母性观的霍桑为何要自相矛盾、刻画出一个“非自然”的母亲形象？难道果真如沃恩所说，是为了反对当时女性作家的感伤主义作品对母性的本质主义描摹吗？事实上这与美国历史有着密切关系。《红字》的故事背景回溯到了17世纪，彼时英国仍是北美13个殖民地的“祖国”，殖民地居民广泛存在“英国认同”之思想，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的子民[24]6-7；从17世纪上半叶至独立战争期间的百余年间，生活在美洲的英国人对居住在母国的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十分向往，试图在新大陆上完全复制故园生活，甚至在哈佛大学和威廉与玛丽学院建立之后，许多富裕的早期殖民者仍然将子女送到英国接受教育，旨在使之成为真正的“英国绅士和淑女”[25]14-15。可以设想，若非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在商业政策上的高调歧视和在税收制度上的无情剥削，这些自我定义为“英国子民”的殖民地居民极可能并不会发动起义。而在18世纪的欧洲人看来，这一场人民起义不过是英国的一场内战（Civil War），同时不少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对起义持消极、甚至是仇视态度，被称为“保皇党”（Loyalists），与激进的革命派分庭抗礼。

小说中的新英格兰地区居民对大英帝国同样具有强烈归属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均来自英国，同时对英国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例如押送白兰的执事“以国王的名义”[17]45要求周围拥挤的人群让开一条路，“贝灵汉总督按照英国绅士的居所来设计他的新居”[17]82，白兰在羞辱与痛苦下回忆起少女时代在英国的生活场景，如此种种，表明“霍桑依然把这些早期的英国移民看作英国人”[26]。对比之下，霍桑在《海关》这一章提及自己对故乡萨勒姆的眷恋，认为这一情感来源于“我的家庭多年来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壤”，最先踏上这片土地的祖先虽不能算作当地人，但他们的后代在此处出生、逝去，逐渐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17]9。那些从外地来到萨勒姆的居民在霍桑心中亦不能被称作萨勒姆人[17]11，可知霍桑在划定民族或地域身份时，其根据恰好印证了美国人文地理学学者段义孚（Yi-Fu Tuan）所说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即人对故土的依恋，而非依据盎格鲁-撒克逊人后代的种族身份或英语这一民族语言来定义美利坚民族。

同样，霍桑描述市场中那群粗野妇人时强调“那些在英格兰出生并长大的妇人和少女们，比起她们六七代之后的漂亮后代们，在外表上更加壮硕、精神上更加粗犷”，而霍桑同时代的美国女性则具有 “更婉约的性格、更精致的美貌和更纤细的身材”[17]42。谈及这些言行举止皆极为不雅的妇人时，霍桑进一步回溯历史，将她们与伊丽莎白一世联系在一起，并且使用了“男人一样”（man-like）的修饰语，似乎在讽刺一生未婚亦未育有任何后代的“童贞女王”，嘲讽当时殖民地的英国妇女毫无女性气质。究其原因，霍桑认为是英国本地的“牛肉和麦酒”导致了她们“宽阔的肩膀、过于丰满的胸脯、又圆又红的脸颊”，以及未加修炼的道德修养[17]42。由此可见，霍桑认为美洲大地滋养了移民者后代，时间则帮助稀释了与英国祖先之间的血缘关联。作者通过强调地缘对于身份建构的重要性，证明降生在美洲的移民后代在心灵与身体上均迥异于早期英国殖民者。有学者在探讨霍桑对待英国与美国的态度时，认为霍桑在《红字》中通过白兰这一与“旧世界”紧密相连的人物表达了在美国重建尊重艺术创造的美好愿景[27]167-168，但如果霍桑对英国果真抱有如此深厚的情感，白兰与珠儿离开波士顿后不会避开英国这片故土，相反，霍桑特意强调珠儿来信上的蜡封印章不属于任何英国家族[17]203。由此可推断，霍桑认为他的祖先，即早期移民到新英格兰地区的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的民族同胞。

小说的地理背景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波士顿，书中主要情节恰恰发生在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移民高潮（1629-1640）之后，熟读本地历史的霍桑必定了解家乡这一人口特征。《红字》的时间框架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恰好与这一时间段高度重合，自此之后，早先携妻带子来到北美的英国人开始在殖民地定居下来，18世纪在美洲生活的英国人数量不断增长是由于“定居者家庭的人丁兴旺，而不是从祖国去的移民有新的增加”[28]99。尽管这一大批英国移民在作者心目中仍为异乡人，但他们到达美洲后所孕育的新生命，却成为霍桑笔下具有截然不同民族特点的“新新人类”，最终英国祖先与其第一代美洲后代之间原本微乎其微的性格与生理差异得以无限放大。

相较于与英国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白兰，珠儿与殖民地的大自然更亲近，缺少玩伴的珠儿经常与森林中的动植物为伴，展现出自然天性。白兰听闻长官们想要将珠儿托付给他人抚养后，带着珠儿前往总督家中，当叙述者的目光随着珠儿来到花园时，他指出将英国园艺移植到殖民地土壤上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花园中只有美洲本土的南瓜藤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结出一颗硕大的果实，“似乎在提醒总督，这颗金色的大南瓜是新英格兰的土地能够为他提供的最好点缀”[17]84。霍桑在此以植物为喻，暗示珠儿与白兰由于二者地理亲缘不同而分属两个世界。在《医生与病人》这一章中，母女两人偶遇了奇灵沃斯和丁梅斯代尔，珠儿拽走母亲时，一路“在死者的坟间活蹦乱跳，似乎与那逝去并埋葬于此的一代人毫无相通之处，否认她与那一代人同属一个族类。仿佛她是由崭新的元素构成，定要获准过自己的生活，遵循自己的法则，不能将她的怪异看作罪行”[17]106。通过描述白兰与珠儿这对母女形象，作者不仅建构了早期英国移民与其后代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一与真实历史相抵牾的“现代”观念，还将殖民者后代与其先祖绵延百年有余的精神分野压缩至数十年间。

由此可知，霍桑将珠儿描绘成小精灵一般的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珠儿生长在美洲大地，与严肃的英国祖先十分疏离，她的天然本性不应该被视作任何罪过。对比之下，白兰是毫无母性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子民，流动着殖民者的粗野血液，因而白兰的母性在霍桑笔下并不符合作家本人所认可的传统母性，反而表现出凶悍特征，恰似横征暴敛、不顾殖民地子民生息繁衍的大英帝国。霍桑描述白兰怀抱婴儿站立在刑台上忍受万人唾弃时，特意强调“在这些清教徒中间，若是有一个教皇党人（Papist），会从这个怀抱着孩子的美丽妇人身上想起圣母的形象”[17]46。霍桑刻意指出白兰与圣母之间的相似之处，并非为了称颂白兰伟大、高尚的母性：北美殖民地建立初期，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带领一大批清教徒到达新英格兰地区时宣称要在此建立一座“山巅上的城市”（City upon a hill），意在为英国的本土同胞树立一个宗教榜样，呼吁他们放弃“堕落”的天主教以及与天主教紧密关联的英国国教，改信更加“先进”的新教。对于早期英国殖民者来说，信奉天主教的基督徒必定受到了教会和教皇的思想控制，“教皇党”（Popery）一词亦非天主教的同义表达，而是新教教徒对天主教教徒带有歧视的蔑称[29]82-83。因此，天主教徒自踏上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那一刻起便一直受到新教信徒的全面压迫，新教徒纵火焚烧天主教教堂与学校亦是常有之事。在霍桑生活的19世纪，他向读者明确指出白兰与天主教的联系会促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到早期英国移民者同“腐败”且“专制”的宗教信仰之间令人不快的联系。

有学者指出，霍桑的历史题材短篇小说顺应了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模式，他的历史叙事经常表现出一种“前瞻的回溯式视角”[30]，有意识地为构建民族宏大叙事添砖加瓦。无独有偶地，在《红字》中，霍桑则进一步创造历史，创造出一位据作家本人所说真实存在的母亲形象并强调她的“问题化”母性，影射作为祖国的大英帝国对北美殖民地子民的无情“虐待”，为美国这个自然、单纯的孩子终将脱离英国这位凶狠残暴的母亲的统治与影响提供情理依据，最终构建了美利坚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四、结语

母性作为文学作品的一大母题历来受到许多关注，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征有着千差万别。回溯美国19世纪的生活图景，发现在美国发展历史过程中，母性逐渐成为19世纪女性的定义元素。

霍桑在《红字》中一方面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有关女性与其母性的思潮，体现出作者对欧洲文化传统的依恋；另一方面又塑造了一位有悖于传统母性观的女性人物。霍桑如此安排并非因为他有意颠覆当时美国社会所推崇的母性观，而是以母女关系为喻，故意夸大了早期殖民者与生长于美洲大地的后代之间在17世纪中期的精神分野和外在反映，强调地缘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身份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在文学作品中确立美国人与英国人截然不同的独立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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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atized” Motherhood and Its Political Metaphor in

AN Meng-y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Europeans educated and regulated women based on their identity as expectant mothers. Likewise, the Americans also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maternity for both domestic families and the whole society. Through dating back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lot,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Hawthorne on the one hand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ideas concerning motherhood while on the other highlights the “problematized” motherhood. By emphasizing the great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Hawthorne tries to deny the English ancestry of the Americans and build their geographical affinity with the American land, consequently contributing to establish the independent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athaniel Hawthorne,, “problematized” motherhood, political metaphor

2021-07-06

安梦媛（1996-），女，湖北云梦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小说。E-mail: anmengyuan@bfsu.edu.cn

II206.4

A

1001 - 5124（2022）04 - 0063 - 08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