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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物质世界”
——读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2022-11-22□马

中国图书评论 2022年3期
关键词:加特工人阶级识字

□马 雅 毛 娟

【导 读】《识字的用途》是英国文化研究主要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的代表作。霍加特基于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民族志”考察,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充满活力和意趣的文化研究领域。通过对工人阶级群像的深入剖析,勾勒出一种“活在物质世界”的生存图景,从中彰显出敏锐的批判意识和浓郁的现实关切,给中国文化研究带来鲜活启示。

在文化研究瑰丽璀璨的版图中,理查德·霍加特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创立者,霍加特同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以及斯图亚特·霍尔一道,成为文化研究在英国开宗立派的人物。作为霍加特出版于1957年的代表之作,《识字的用途》以“追忆逝去时光”的虔敬心态,对霍加特生长于斯的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社区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尽管以不那么一板一眼的诗性话语写成,但蕴含其中的知识体系、研究策略和精神趋向,无疑为文化研究在今日的展开奠定了无法忽视的基础。2020年,由阎嘉教授翻译的《识字的用途》中译本正式出版,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得霍加特这位近年来稍有些沉寂的学者重新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

在文化研究中,“文化”(culture)自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从威廉斯对文化之起源和演变轨迹的勾勒,到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反思和审判;从约翰·费斯克对公众对通俗文化的“利用”与“享受”的描画,到哈贝马斯对主体在文化实践中“交互主体性”状态的想象,不同理论家结合各自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对文化问题予以充分思考和深入解析。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文化同样是一个不容错失的议题。基于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民族志”考察,霍加特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意趣然而又常常被忽视的领域,实现了读者和工人大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视域融合”。更进一步,通过对工人阶级群像的深入剖析,霍加特又勾勒出一种“活在物质世界”的意味深长的生存图景,揭示了隐含其中的悲欣交集的复杂体验。凡此种种,不仅彰显了霍加特敏锐的批判意识和浓郁的现实关切,同时也将为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研究带来难能可贵的启示和镜鉴。

一、视域融合:进入工人阶级文化的方式

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序言中指出:“有关通俗文化的著作通常都会丧失某些影响力,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解释‘民众’意指谁,没有恰当地把对‘民众’生活特定方面的考察与他们经历过的更加广泛的生活联系起来,没有与他们对待娱乐的态度联系起来。”[1]39因此,他试图“提供这样一种场景,并尽所能描述工人阶级独特的关系和态度”[1]40。出于这样的立场,霍加特基于个人的经验写作本书,将个人传记、社会历史和文化批判融合成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通过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大量描述,带给读者一种沉浸式阅读体验。面对所谓的“有才智的门外汉”,他在专家所使用的技术语言和最底层的大众传播机构之间建立一种认识的可能性。本书内容看似分散,却提供了一种进入工人阶级真实文化生活的开放方式。

通过霍加特的讲述,读者和工人阶级进入一种可以对话的视域之中。在这个视域中,来自任何阶级的个人经验和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在本书中暂且处于同一界面。胡塞尔说:“意识总是被一种缄默的、隐蔽的,但又共同起作用的有效性的氛围包围着,这是一种活生生的视域。”[2]作者、读者及工人阶级的主客体之间的认识等级在这里被模糊了,更无从谈及精英主义的文化视角或居高临下的文化批判。霍加特通过对工人阶级现实生活的深入描写,以及对美好家庭生活最终幸福幻想的描绘,把阶级生活以家庭为单位组织起来,通过通俗文化拯救出来,从而脱离粗俗迟钝的印象,让它从边缘文化重新回到可以被探讨的文化范围之内。如果重新审视作为大众文化参与者的工人阶级,不难发现,在和通俗文化的缠绕中,他们不小心被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置于不利的文化地位。安德鲁·古德温说:“当霍加特写到‘点唱机男孩’(以及‘机械式点唱机’)时,他很快就丧失了知情人的感触,而在他缺乏共鸣时,他开始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个怒气冲冲的所谓‘特色鲜明’的报纸主笔,而不是一个与工人阶级文化有联系的人。”[1]17这不仅是霍加特著作的缺陷,也是其文化研究视角的缺陷。当他再度成为“愤怒主笔”的时候,原本在工人阶级生活场景中交融的视域被割裂了,因此,平等认识的可能性也消失了。尽管如此,霍加特依然尽力刻画出“点唱机男孩”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处境。除此之外,他也难掩自己对流行文化匆匆涌来的愤怒立场。

霍加特来自工人阶级,现在又将自己放在描述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位置上,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对他来说不仅是考察,更是反复地“回顾”与“进入”,就像一种二元震颤。上文提及的“视域”,正是在这种“真实地生活”与“文化研究式地考察”中搭建的。“奖学金男孩”也处在阶级跨越的过程中,被赋予了这种二元性:生活上的无根可寻和理念内部的无依无靠。霍加特用汤因比“创造性天才”的描述指认“奖学金男孩”,“他将是自己与其行动的领域脱节,在丧失行动能力时,他也将丧失生存的意志”。[1]360这或许是“奖学金男孩”心灵的一个侧面,他们对自己的工人阶级特性始终抱有怀疑。这种心灵上的隔离,使其陷入了脱离工人阶级的尴尬境地。但这种特性也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抱有高傲文化姿态的可能。抛开霍加特对“奖学金男孩”心理境况的沮丧叙述,“奖学金男孩”的存在本身对工人阶级来说,就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他是文化在物质世界中碰撞与融合的直观体现,或许在苟且的生存之外,每个工人阶级都具有成为“奖学金男孩”的潜能。但霍加特的叙述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对这种跨越抱有更多的关注,虽然苟且的生存俨然成为工人阶级常规的生活方式。我们无须证明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价值,这种往返的生命运动本来是各个阶级所共有的。在“奖学金男孩”头脑内部的无序思考和激烈斗争中,读者的共情心出现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叙述也有效了。虽然这只是霍加特若干叙述中的一个切口,但展现了其精微细致的描写所蕴含的巨大意义。通过这种事无巨细的情景刻画,读者和工人阶级文化交流的视域得以稳固。

在本书的导言中,古德温明确指出了霍加特阶级概念的局限性,由于“其中缺乏马克思主义确立的阶级结构分析,具有使人衰弱的后果”“注意一下霍加特用文化术语把‘怠工’解释为工人阶级态度的一种属性,似乎这种属性不是由劳资之间的经济结构关系形成的”。[1]19本文无意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式对书中展现的文化现象做评判,主要关注“懒惰”和“粗糙的经济学”对工人阶级内部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在霍加特描述的工人阶级观念中,“懒惰”是他们唯一已知的自我特性,而“没有钱”也是对自我及时享乐状态的唯一解释,最重要的是在其小群体中勉强生存,而非为跳出群体而努力。霍加特所刻画的是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工人阶级道德考察,这种考察模式通过非学术化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以现象的形式不断碰撞着人类群体内部所需的法则与规律。他所考察的对象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只不过是以工人阶级的当下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在场景的叙事中,工人阶级内部可能包含的政治诉求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而被表达出来。

在第三章中,霍加特区分了工人阶级与其他群体,从而呈现出工人阶级内部的两种心态。第一种心态认为,工人阶级是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第二种心态认为,工人阶级内部要保持团结。这两种心态增强了工人阶级的凝聚力。工人阶级的道德秩序并非从整个社会而来,而是从阶级内部的共同感受中来。履行道德的基础是人人平等,大家都处于弱势又苦难的地位。工人阶级内部强调平等,因为不存在与他者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不需要通过等级划分适应社会运行的秩序。因此,任何物质上的富足反而会破坏这种道德的运行,而被归入所谓“他们”的范畴。可以说,对金钱、权力的抵制维护着这个阶级道德秩序的平稳运行。“工人阶级的歌曲常常要求得到爱心、朋友、美好的家;他们始终认为,金钱无关需要。”[1]117对爱的呼唤不仅是苦难生活的润滑剂,也是工人阶级的重要依靠,这种在阶级内部运行的道德秩序给群体中的成员以安全感。但霍加特对这种安全感有所反思:“它对其成员施加了广泛的、有时是苛刻的要求顺从的压力。……实际上,工人阶级群体的显著品质之一,是对某些事物的一种广泛宽容;但它却是这样一种宽容,即只有主要阶级的设想被共享时,这种宽容才会直接起作用。”[1]119阶级的设想连同道德秩序,对工人阶级的发展造成了压力。但也正是因为这是一个不追求“进步”的群体,所以其道德秩序不会崩塌。在社会体系中,工人阶级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不被干扰的自我认同。

在霍加特的描述中,工人阶级总是以群体形式出现,偶尔形单影只的单身汉也会被包容的群体所收编。个人行为被包裹在群体德行之中,工人阶级的判断标准几乎只依托于阶层内部的道德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讲现代民主进程对英国工人阶级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他们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发声,而缺乏对个人权利的追究。在本书的扉页上,霍加特引用了路德维希·莱维松评论工人阶级的话:“他们还没有那么深刻地受到自己民族的影响,因为他们还不够热爱自己的民族。”[1]扉页“民族”这种话题对工人阶级来说显然太大了,这种局限的视野决定了英国工人阶级和现存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深刻隔阂。他们对操作社会的治理术并不关心,他们将现时的苦难归于这一世,而将更公正的设想寄托到下一世。向上帝求助而非做政治设想,这是工人阶级长久以来的稳定道德秩序。而霍加特所担心的正是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的日益发展会破坏这种秩序。在新的文化冲击下,传统美德可能会被抛弃,个体由于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与群体的根基越来越远,宽容不再是群体内道德运行的辅助工具,而逐渐变成个人的软肋。“‘怎么都行’与‘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有关,但把问题大大向前推进了;思想开放已然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与其说宽容成了对人类弱点和日常生活困难的一种仁慈默认,不如是一种软弱,是对超出直接能力范围的问题逐渐丧失做出决断的意愿。”[1]218由此,个人被带到阶级之外更大的领域之中。这可能是传统英国工人阶级在此前稳定的道德秩序中不可想象的场景。

二、“活在物质世界”:持续书写的文化生活

无论美国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发起了多么猛烈的攻击,对工人阶级本身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活”(living)。就像工人阶级的孩子、披头士成员乔治·哈里森所唱的“活在物质世界”(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ld)。“活”的现时性是工人阶级内部稳定的基础,是他们在不完全信任上帝的背景下,内部“自然法”运行的一种方式。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霍加特所体现的悲观态度,正是针对这种内部秩序的破坏,而我们或许可以将“破坏者”理解为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出现的“文化工业”。按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的说法,文化工业一方面以“个性化”自居,另一方面又暗含着标准化、刻板化和庸俗化的内在诉求,由此制造了一种令人消沉、怠惰的审美幻象:“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们快乐,但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它能够确定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3]当工人阶级在面对这种文化工业时,他们既需要把握曾经生活中的“巴洛克”之旅带给他们的短暂快乐与富足(现在这种满足感由“棉花糖世界”带来的新大众艺术所填充),又需要抵御文化工业所带来的启蒙对原有“道德”的革新(这种启蒙让他们重新思考内在性的问题)。在曾经的生活中,工人阶级并不那么急切地需要上帝,和邻人以及团体之间的对话构成了他们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法则,但文化工业的入侵,让长久稳定的工人阶级被赋予了现代人特有的焦虑。曾经在社群中重要的“宽容”特质,如今也成为缺陷。正如霍加特在“为新的让位”这部分写道:“宽容被等同于缺乏任何标准,除了那些老套和模糊得几乎成了十足魔咒的、很少有实际用途的标准之外;为任何价值观所做的任何辩护,都成了独裁主义和伪善的例证。”[1]288

我们或许可以把霍加特的这种恐惧,看作是一种对列维纳斯口中更古老的“不可追忆之自由”与“决定和主动的行动的自由”之间斗争的恐惧。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存在海德格尔所谓的面对死亡终结的焦虑,因为“来世”意味着更幸福的生活。即使是死亡,他们也以团体所包容的方式进行:“在‘体面的’葬礼背后,也希望不要在邻里面前‘炫耀自己’,希望不要在这种重要的公众场合显得很张扬。”[1]151在书中,霍加特对大众艺术的各种形式进行了描述,对其带来的统一性产生了担忧。因为在他看来,大众艺术的泛滥毁坏了英国工人阶级不被环境所影响的生活态度。工人阶级向外界公布了自己的道德法则,而外界则带着解构和摧毁的激情,试图为其营造一个可能不那么真实的上帝。“‘我们被内部的错误出卖了’,被我们共同的弱点出卖了,被那些通俗杂志的能耐出卖了,它们要顾及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表达我们习惯了的道德设想,但所用的方式却削弱了由它们唤起的道德代码;另一方面要以错误的理由说出正确的事情。”[1]291

在结语部分,霍加特引用了华兹华斯的一句话:“反思普遍恶的严重性,如果我对人类心灵中某些固有的、坚不可摧的品质没有深刻印象的话,我就会受到一种不光彩的悲哀的压抑。”[1]376英国工人阶级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是阶级内部的危机,也不全然是“文化工业”大幅度扩张所造成的精神困境。《识字的用途》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思考工人阶级问题的方式——“关心自己的邻人”,进入自己邻人的真实生活,即上文所讲的“视域融合”。列维纳斯曾这样说道:“科学的、技术的、享乐的当代世界是没有出路的,也就是说是没有上帝的,这并非因为一切都被允许了且都通过技术变得可能了,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切都是一样的。未知的事物会很快变得熟悉,新的事物会很快变得习惯。太阳之下无新事。”[4]当然,要打破这种同质化,对话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直接在我们和邻人之间建立了某种共通性。对“活”的确切呈现成为我们审视工人阶级的重要视角。我们既“活”,又与邻人一同生活。邻人对我们来说,既是生命,也是法则。正是霍加特进入工人阶级文化的这种方式,让对话有了开放的可能。这启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工人阶级内部的道德秩序,还需要在对话中与工人阶级建立各种联系,它可以将我们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伦理关系之中。所以,霍加特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在对来自任何阶层的严肃‘普通读者’或‘聪明的门外汉’发言”[1]40。

在约翰·科纳对霍加特的对谈中,科纳问霍加特是否可以将《识字的用途》的整体分析看作是悲观主义的,是否认为自己过于悲观了。而霍加特回复道:“不悲观。我在60年代一度抱有相当大的希望,因为英国生活的某些方面使人想到,我们正在摆脱某些旧的、沉闷的模式或倾向。我感兴趣的是,我们正在创造我们自己的通俗歌曲形式,而我高兴的是,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话来说,‘你从来没有生活得这么好’,因为我认为,这是能够使你自己决定事情的基础之一,而不是被环境所困扰。”[1]413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霍加特同样宣称,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抱有相当大的希望。他强调,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是“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60年代的英国诞生了披头士,这四个英国工人阶级男孩的影响力席卷世界。[5]虽然在10年后的讨论中,有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只肯定了披头士在部分时间段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精神,而对其歌里所歌颂的“越来越好的生活”以及“容易又甜蜜的爱情”提出质疑,认为其实际上是诉说了一种极端保守而非革命的文化。但或许,正是披头士歌曲中的甜蜜轻松,更准确地传达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友爱。从某种程度上说,建立在邻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本身就是带有超越性的,并不完全是个体化和碎片化的,而披头士所点燃的这个世界的热情,可能正恰恰是这种信任关系可以被传播的明证。“你从来没有生活得这么好”来自对环境的一种天然抵抗,这种“不关心”的态度可以被判断为“保守”,连同工人阶级的其他优秀品质如“宽容”等一起被视作对现代政治世界的摇摆不定、愚昧无知的态度。但必须承认,这样的态度,也可以凝聚为某种属于作为一个群体的工人阶级的坚定姿态,而包含在这种姿态本身之中的良好的道德秩序,是不可以被全然否定的。

伽达默尔在谈到经典解释学时曾这样说道:“只要思想者信任这种语言,也就是说,只要他参与到与其他不同思想者的对话中去,那么,任何概念语言,包括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语言’,就都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思想禁脔。”[6]6在这里,我们用伽达默尔进入对话的方式类比霍加特的文化研究方式显然不是完全恰当的,但这种通过对话而沉浸于研究对象的状态,对一切人文研究而言又是必要的。经验对自我的诉说总是不够完全的,但是霍加特将个人传记与社会历史和文化批判相结合的方法,让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不至于出现太多偏差。尽管由于霍加特本人研究视角的不全面或感知的不完整,认知的偏差依然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无论如何,这些偏差也不至于显得冰冷。伽达默尔同时还提道:“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理想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而构成历史经验本身之特性的东西导致我们置身于一个事件(Geschehen)中,而不知道它是怎样对我们发生的,并且只有在回顾中才掌握所发生的事件。与此相应,历史就必须为每个新时代重新书写。”[6]6霍加特的研究承袭了这种思路。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他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状况,选择了合适的人物景观进行描述,并结合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最直观感受对现在和未来做出了判断,这样的文化研究方式无疑是真挚的,也是值得人关注的。

总而言之,在《识字的用途》中,“活在物质世界”是永远的主题。只要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生活还在继续,那么对该阶级的文化书写就在不断的完成过程中。“活”是现时的,是真实的,面对“物质”(material),它不会停止存在和流动,因此,未来也不可能完全是悲观或乐观的。从一定程度上说,只要文化书写还在继续(无论它是以文字还是以其他方式显现),工人阶级原本的生活面貌就在不断地被还原和革新。不难想象,随着时间的流动,书写和“活”的联系将变得越发紧密,而在二者之间,“识字”(literacy)既充当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也充当了一种想象与建构的方式。

三、余论:“活在物质世界”与文化研究的使命

雷蒙德·威廉斯曾尖锐地指出,霍加特赋予无产阶级文化以合法性和自足性的大胆举动,在理论上存在着显著的缺陷。因为从最为广义的“文化”来看,霍加特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圈定势必将导致孤立无产阶级文化的结果,从而形成一种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先验认定。也就是说,威廉斯认为,霍加特的这种分析过分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的阶级自洽性,而忽略了文化本身的流变性和交融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culture)一词的具体意涵是在思维的动态迁移与建构中被理解的,与此相关的“不同的含义,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必然包含了对活动、关系与过程的不同观点”[7]。因此,相对于霍加特而言,威廉斯更赞同一种“文化共同体”的理念。

诚然,威廉斯关于霍加特之理论预设的批判可谓切中肯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依赖这种同情性的理论前提,霍加特的文化研究才表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二元性和暧昧性——一方面史无前例地肯定了英国无产阶级文化的自足性;另一方面,在面对工业文化或消费文化时,又以一种近乎否定的立场,对这类文化传统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质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霍加特文化研究的价值立场被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然而,即便如此,霍加特始终未曾从根本上动摇过他关于英国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对他来说,英国无产阶级的文化之所以长期被忽视,甚至遭到文化精英主义的污蔑,很大原因正系于文化精英主义对英国无产阶级及其文化本身的先入之见。而在他看来,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突破意义,便在于对文化精英主义的话语霸权的颠覆,进而在这种虚构的历史权威的废墟上,实现关于何谓“文化”的话域重构。

在这种努力中,霍加特所开创的文化研究的独有贡献在于,它以一种切近英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原初感受,让这一阶级的文化传统“如其所是”地呈现了出来。这不仅是霍加特之于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也是霍加特本人之“活在物质世界”的反身性明证。诚如有学者所言,尽管从总体上看,《识字的用途》不乏文化精英主义气质,但霍加特依然发现了工人阶级这一充满活力又常常被遮蔽的群体,他的目标并非单纯地追忆往昔,而是想要说明:“工人阶级并非呆滞、麻木的‘文化白痴’,相反,这一历久弥新的群体中,同样沉淀着独特的思维习惯、精神气质和‘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换言之,在工人阶级身上,或许携带着粗陋、鄙俗的因子,但这恰恰是一种可贵的、充满诗意的粗鄙,它蕴含着自成一格的品格与力量,而无法被任何狭隘、偏执的理论话语所轻易遮蔽。”[8]在霍加特看来,使工人阶级具备这些积极的气质与禀赋的关键,恰恰便是他们“活”在其中的物质世界。

“活在物质世界”是无产阶级及其文化的基底,也是促使其存在意义朝向自身敞开的海德格尔式的“大地”。诚然,“活在物质世界”蕴含着海德格尔所谓“沉沦”的风险,但无可否认,在这种生机盎然的生活状态中,无产阶级的存在始终保持着一种通达“本真”的维度。这种基于文化本身的原初性和创造性,足以回应一切文化精英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存在境况的担忧与负面评判。援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这种所谓的“沉沦”不可以“被看作是从一种较纯粹较高级的‘原初状态’‘沦落’”[9];相反,它应当被看作无产阶级领会自身存在的一种独特方式。诚然,文化研究在今天已呈现出多样化形态,但毫无疑问,霍加特对“物质世界”的细致探究,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活”的方式与可能性的深切关注,依然将成为每一位文化研究者虔敬背负的使命。

最后,谨以此文致敬《识字的用途》中文版的翻译者阎嘉教授。正是他的博学、睿智,以及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勉工作,使《识字的用途》这部文化研究的重量级著作在最短时间内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域。

注释

[1][英]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2]Edmund Husserl,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p.14.

[3][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6.

[4][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M].王恒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8.

[5]Oded Heilbronner,“‘Helter-Skelter’?:The Beatles,the British New Left,and the Question of Hegemony”,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Vol.13,No.1/2(2011),pp.87-107.

[6][德]伽达默尔,[法]德里达等.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M].孙周兴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7][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08.

[8]庞弘.理查德·霍加特与文化研究的进路——以《识字的用途》为中心[J].文化研究(第43辑),2021:245.

[9][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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