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妮娜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史量才的办报思想，主要体现于其办报实践之中。九一八事变前，《申报》表现为少论政治，多报少评，点到即止，保持中立，以此作为其在多元力量交织战乱年代的生存法则；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凸显了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而毅然发挥舆论救国的使命。史量才的报刊思想及实践展现了爱国主义及史家思想融合的历史榜样。整体可概括为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的史家办报精神

“史家精神”并非史量才所创。论办报与治史的关系，也并非始于史量才。早在谭嗣同将报刊比作“民史”。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曾将新闻与治史相比较：“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1]蔡元培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他也认识到办报与治史的相似性，他写道：“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信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2]但是，史量才成为了“史家办报”精神的代表人物。他践行着“史家办报”的精神，“史家办报”精神在史量才这里得到进一步阐发，丰富了内涵，这一理论得到充实和深化。史量才在1928年《申报发行二万号纪念》报道中提到，“一旦政治淸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3]。他在践行这一理念，历史也证明他的愿望已经实现，《申报》已成为后人修史的重要依据。

近年的新闻史界的研究认为，史量才的“史家办报”思想至少有三层涵义。首先，他提出“日报负直系通史之任务”，并且要求“同人则以史自役”[4]。其次，他认为，“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5]，认为报纸高于历史。第三，他认为报纸负有“对民族生命与文化历史之责任”[6]。

“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的史家办报精神，主张遵守让新闻如实记录社会，既追求客观，且追求全面，成为社会风云的记录者，让新闻与历史实现真正的融合，新闻为历史负责，成为明天的历史的最真实的呈现。表现出报人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第二，以“百万读者”对“百万大军”的独立精神

史量才新闻思想的史家精神，是对读者负责。在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上，敢于与拥有“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对抗。黄炎培在晚年撰写的著作《八十年来》中对史量才进行了回忆，他写到：“一天，蒋召我和史去南京，前面谈话比较融洽，临别时史握蒋的手慷慨地说：‘你手握百万大军，我申新（《申报》和其控股的《新闻报》）两报拥有百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不久便对《申报》进行多方为难，并逼迫报馆撤销几个人的职务，一个是陶行知，一个是我。”[7]其敢言的精神，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对国民党的批判中得以表现。其中三论“‘剿匪’与‘造匪’”中，对国民党腐败的揭露淋漓尽致，使得民众拍手称快。这三篇文章中称国民党一面“造匪”，一面“剿匪”。文章指出我国“匪”形成的原因是在于政治黑暗，更指出了真正应该剿灭的对象，是那些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的官僚。对国民党的剿匪政策进行讽刺批判。

史量才办报思想的核心及前提是“独立精神”，而精神独立必须以经济上的完全独立为前提。有经济独立的保障，言论独立则更加鲜明。《申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性情温和，想方设法保证这张报纸在政治上的不偏不倚。但在国家现实面前，尤其九一八事变前后，他由原来的纯粹的超然的独立转变为敢于与任何黑暗势力对抗的独立，带有民族情怀的独立，开始更加关注政治。他体现了孟子所谓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贵精神。

第三，“采取大众之言论，以为救国之方针”的言论救国理念

30年代我国遭受日本侵略，外患日迫，《申报》发出了言论救国主张。在1931年12月13日，《申报》发表时评说道：“在目前我国家正值大难当前。打破国难，民皆有责，故人民固应随时发表其意见，贡献其思想，而政府尤应竭诚纳采人民之公意，采取大众之言论，以为救国之方针。”[8]

《申报》的言论救国方针一方面体现在其大胆聘请进步主义报人上。1932年，《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一改往日“鸳鸯蝴蝶派”大本营的面貌，聘请刚从法国留学归国的黎烈文主办，使《自由谈》面目一新。黎烈文上任后，第一个举动就是坚决停载了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开办初期，即针对当时报纸杂志上提倡“打打麻将”“国家事管他娘”等不问国事的观点，针对性地发表了瞿秋白、鲁迅、茅盾等人的诘难文章。之后，还围绕读庄子文选问题、幽默问题、大众语问题、女婿等问题，展开了几场大笔战。黎烈文对刊物表现出的新面貌激动万分：“本刊改革以来，每天接到许多来信，对于我们的努力赞许备至，真使我们又惭愧，又感激。我们以后当益加奋勉，务使本刊内容更加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决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9]

“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申报》地处上海，身临其境，对战争的体会更加深刻。《申报》连续发表评论，继续了九一八事件中的激昂的抗日言论，同时对政府和民众抗日建言献策，并积极投入到抗日的活动中。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个月里，从1932年1月29日到1932年2月29日，《申报》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关于日本的评论。“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带领下，不顾当局的“不抵抗”禁令，英勇反抗，遏制了日本的侵略攻势。《申报》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造成国民的武力，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10]。《申报》还发表评论对国民进行动员，提出国民应该放弃旁观者的态度，参加决战。

《申报》为民族的日益危亡心情感到沉重，利用自己的力量，倡言国事，宣传民族精神，通过报刊唤醒民族意识，为挽救国家危亡进行民众的启蒙，团结广大民众，为民族危亡而摇旗呼喊，力图打破国难，寻求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

第四，“谋打破国难求我民族之出路”的民族情怀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申报》在国难当头之际，急于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寻求打破国难之路。1932年4月30日，《申报》发表总编辑陈彬和文章《六十年来之国难》提出“吾人认为今日而欲谋打破国难求我民族之出路，人民必须培养摧毁军阀政治与官僚政治之实力，政府必须有负责廉洁真实代表人民利益之干部，以澄淸政治，重新奠定我国基，庶几可免我国家于分割，庶可以推进我民族步久新生之路。”[11]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力图避免战争，但是日军并不想就此止步，而是进行着侵略整个中国的计划，九一八事变只是其第一步。所以尽管东北军步步忍让，日军反而加紧侵略，冲突根本无法避免。面对这种形势，《申报》立即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意图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强烈谴责当局的政策。“我退至山海关，日亦逼至山海关”，并说道，“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仍节节进逼，我其将终始退让毫不抵抗耶？”[12]

《申报》坚持时代赋予报纸的民族责任和责任担当，在民族兴亡面前发挥了报纸应有的社会功能，担当起民族求独立的责任精神，彰显了报纸的民族情怀。史量才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本着对民族、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传承中国传统的士人家国天下的精神。从民族大义出发，呼喊民众、唤醒民众，唤起民众为着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战斗。

结语

史量才主持《申报》的期间，中国处于战乱时期，先是军阀混战，后是日本的入侵。早期，《申报》多发新闻，少发政治评论，尽可能少表明立场，坚持商业报刊的以经济利益追求为目的。早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申报》能在当时的民众中很有影响力。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申报》在国难之际，不可能保持纯粹的中立，纯粹的史家办报的精神和独立的精神，在那样的土壤里，很难生根发芽的。必然接受救国舆论的洗礼，接受民族对其舆论救国的吁求。《申报》在进步人士的影响下改变了方向。九一八事变前后，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由史家思想和独立思想，上升到为呼唤大众、救民族国家于危亡之时的舆论救国思想，是史量才报刊思想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