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志宏

【导 读】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将媒介变迁置于影响现代社会发展诸多因素的中心地位，指出正是象征形式的生产及其跨越时空的广泛流通，根本上改变了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的性质与复杂性。

梅诺乔是16世纪晚期的一位欧洲小磨坊主，生活在意大利北部弗留利地区。和周围其他村民习惯于口头交流不同，他能够阅读，读过曼德维尔的游记，知道有人把太阳和火当作神来崇拜，还知道有些偏僻小岛上可能生活着食人族或矮人族。但问题在于，这些内容让他深深地迷茫了，他总在疑惑这些内容是真的还是假的，自己真实的生活和信仰又是什么。以至于后来，他因为经常“胡言乱语”而被送进了监狱，还判了死刑。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现代社会中传播媒介变迁彻底改变了信息与思想的流散方式。梅诺乔有关世界的鲜活想象让周围人感到既惊叹又困惑，这些想象来源于他活跃的头脑和生活传统，更因为他依靠印刷媒介进入了远方他者的象征世界，正是新生的媒介改变了他的生活与命运。

文化媒介化是汤普森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这一现象既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理解欧洲乃至西方现代社会变革的重要线索。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中，他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表明现代社会如何伴随着媒介变迁兴起，以及大众传播的发展是怎样从一开始就与商业组织扩张和现代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解析这段复杂学术历程的过程中，汤普森初步建构了自己的社会媒介理论，这一体系建基于一个根本性问题之上，即媒介化过程对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究竟有何深远影响。在他看来，这才是把媒介变迁置于其真正所属的位置，也即置于一套与现代社会及其未来的出现、发展和结构性特征相关的知识领域中。

一、现代社会的媒介化后果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创始人哈罗德·英尼斯开始讨论传播媒介与权力的时空结构问题，其“传播偏向论”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传播媒介本身和传播内容一样重要。汤普森非常认同这个论断，其媒介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即认为信息与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储存与传播是社会生活的中心领域，正是15世纪以来的媒介变迁彻底改变了社会意义生产和交换的性质。

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中，汤普森以欧洲为例，细致梳理了印刷技术是如何推动象征性内容商品化，乃至构建起庞大的媒体工业和权力体系的。从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以商业原则为主的印刷机构作为一种新兴符号系统，始终在与传统的宗教和政治集团争夺权力。印刷技术助力了新教发展和基督教分崩离析，推动古典文化复兴和科学知识传播，不仅统一度量规制的普及便利了跨区域贸易，地方性的民族语言出版物也越来越多，而地方语言和某个地域官方语言的认定正是催生现代世界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出现的重要前提。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在他看来，15—16世纪发生在欧洲的资本聚合、印刷技术发展和语言多样化进程共同推动了基督教衰落和想象的共同体的诞生，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个体从未谋面，但通过共同的阅读和语言而产生了相似的归属感。不过汤普森并不满意安德森的这个阐释，因为在追溯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过程中，安德森显然更看重殖民因素的影响。汤普森的媒介思想恰恰深入到了安德森没有到达之处，也即作为现代民族观念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媒介产品是通过什么渠道被不同个体所触达并使用的，新的传播媒介带来了怎样的行动和互动模式变化，以及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新的社会互动机制，大众传播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文化现象的特征与社会作用。

就像韦伯所说，人类是一种悬置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如果在汤普森的媒介理论中寻找关键词的话，处于最基底位置的应该是“符号性”或者说“象征性”。这里的“符号”既指向卡西尔对人的古典定义的修正，即以“人是符号的动物”来取代“人是理性的动物”，强调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符号化行动的结果，汤普森给“文化分析”的定义就是“研究象征形式（各种有意义的行动、物体和表述）关系到历史上特定的和社会上结构性的背景和进程”，［1］150同时也指向格尔茨所关心的意义、符号性及其解释问题，“符号”具有意义指征，其构成了想象语境中象征和隐喻的基础，符号形式的生产与传播依赖于技术性媒介。正是在对符号学和阐释学的理论借用基础上，汤普森分析了文化传输所具有的三大特征：首先是符号固化能力，无形的智识活动因此变得直观且有序；其次是允许再生产，也即复制，这构成了现代性媒介产品大规模商业化的基础；他特别强调第三个特性，也即技术性媒介的“时空伸延”性，意指媒介产品所具有的符号性意义借由跨时空传播，进而从其生产情境的空间和时间中分离出来，随后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植入新时空。［1］182-187

在这个意义上，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媒介化后果即社会和世界的时空秩序被重构，技术媒介的发展重组和重构了社会互动。汤普森在书中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种改变，包括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互动——人们接触到的传播内容逐渐脱离了时空局限，对“距离”的感知发生了改变，时间意义上的“同时性”可以发生在分离的空间之中；对远方他人的行动与回应——在媒介性互动所塑造的现代场域中，媒介性主体游荡于其中，不仅自我经验受到媒介化影响，而且通过共享传播媒介途径，与远方他者产生并保持着一种不共享时空、非对话性和非互惠型的亲密关系，媒介主体因此拥有了远距离行动和想象性介入等实施权力的更多方式与可能；以及接收活动的社会组织与日常生活及权力关系产生了复杂交叉，新的社会组织与控制方式也随之出现。

在另一本媒介理论专著《媒介与现代性》中，汤普森深入概括了上述媒介化时空重构所带来的多重现代性表征，这些表征包括被媒介化的“历史性”，即人们对过去的感知越来越依赖于媒介化信息和符号内容，书籍、报纸、电影和电视等成为历史信息与历史认知的主要来源；被媒介化的“世界性”，意味着媒介化符号塑造了人们有关世界和他者的观感与概念，认知的空间界限极大扩展而不局限于事件发生地，媒介内容带来的想象性认知先于现场体验；以及被媒介化的“社会性”，前现代的认同多来自共同历史和地域，也即共同的时空轨迹、起源和命运，这种认同在媒介化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同被媒介产品和媒体机构所传播或组织起来的共同体。

在有关大众传播的总体理论中，汤普森始终强调的是媒介技术发展推动生成的这种传播跨时空特征。从15世纪末开始发展的印刷工业、大规模媒体和通信集团，到随之而来不断扩大的交流网、信息流与全球网络，大众传播机构和传输网络的迅速扩散推动现代社会广泛兴起，大众传播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引入了根本性的新要素，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关联机制的同时，社会和世界的时空秩序也被重构，跨越时空乃至国家边界的传播手段促成了新的个体与社会行动。

二、媒介星丛中的游荡者

在时空秩序被重构的现代社会中，人的境况的改变是很多社会思想家的关怀重点，尤其在媒介研究领域，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大众文化批评，有关信息传播如何影响交流模式和交流主体的辩论层出不穷。比如，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波兹曼在其经典的《娱乐至死》中指出，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们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则把大众媒介看作“无回应的言说”，虽然媒体呈现的事件打上了权力话语的烙印，象征世界如此强大以至于人消失在了他性之中，但颠覆媒介符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那就是大众及其沉默，以一种主体和意义的弃权状态而表达的不服从。

相比之下，汤普森更多循着一种批判阐释学的路径，强调不论是大众传播还是意识形态分析，重要的是将其放于历史特定的背景和社会结构性进程之中。如果考虑到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多次强调的接受语境的复杂与丰富性及其对接受活动的影响，那么可以把他笔下传媒体系中的受众角色称为“媒介游荡者”，意即肯定受众面对文化工业侵入与销蚀之际，自我也具有可控性乃至创造性。也可以从本雅明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游荡者”，就像他笔下那些悠游在19世纪巴黎都市中的闲散的个体一样，现代人不仅同样漂泊动荡在不同媒介之中与之间，还由此获得了充溢着“震惊体验”的经验、回忆、想象乃至命运。

汤普森所说的受众主要是指电视和广播的内容接收者。书中有专门一节分析新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可见在其媒介思想成形的20世纪80—90年代，汤普森就已经注意到光纤技术将带来的数字化技术图景，但其分析重点主要还是广播和电视等当时以电缆和卫星系统作为技术支撑的主流传播形态。他用“媒介性准互动”［1］249来指称依赖书籍和电视等技术媒介获取符号信息并与他者展开“交流”的形式，其特点是面对潜在的不确定受众进行单向传播，失去了明确的互动他者。电视节目所创造的准互动关系发生在一个包含着内容制作、产品播出以及受众环境等三种坐标的时空拼接过程，这一特征使得电视互动产生了一种断续性的时空体验，观众不仅需要悬置自身的时空框架，短暂进入节目里的另一时空坐标，还会把来自其他时空的体验和自我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与多信息来源进行互动，进而通过“挪用”将这些外来信息转化为“自我的信息”。因此，受众个体的背景知识、技能、性情以及掌握的资源等社会属性都在影响“挪用”的实现，对文化产品的接收与占用因此会产生异常多样和复杂的多元结果。

英国学者利贝斯和卡茨在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电视剧《达拉斯》所进行的经典跨文化解读应该算是印证汤普森以上观点的一个恰切的例子。他们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从美国进口的大量虚构性电视节目是不是颠覆本土文化价值的工具？也就是说，面对同样一种文化产品（流行的、娱乐的或者外来的），不同社会语境中的不同受众是否如鲍德里亚所说，只能够出神忘我地凝视，乃至除了以沉默作为反抗，基本会丧失思考与介入的能力？两位学者研究了以色列、日本和美国的不同种族小组的成员们以哪些方式卷入这个节目，结果发现在这个生产与接受的对话过程中，民族文化之间、一种民族文化内部的各种亚文化之间以及家庭内部都可能充满有关内容的争议，观众不仅拥有超乎想象的批评能力，其内容解码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方式也是异常多元化的。［2］4-5

汤普森对于媒介化接受过程所强调的正是这点，即受众拥有与符号性内容进行协商、解读、卷入、吸纳乃至自我防御的文化本能与实践能力，“接收过程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吸收过程，而是一个创造性的解释和评价过程，一个象征形式的意义被主动地建构和再建构”［1］168。这与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先驱人物凯伦·霍尼的观点也遥相呼应：人的心理和行为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个体环境和文化环境。［3］60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汤普森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过于强调消费文化对社会个体个性及自主性的物化“奴役”。而实际上，具有时空延伸特性的文化媒介化恰恰催生了现代社会内基于“个性观念”复苏而来的大量的差异、杂乱与不一致。在今天的社交网络时代，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验到汤普森的这一论断，移动互联不断强化的媒介化社会中，传播主体进一步微观化和公众化，个体自我在深度互联的网络世界中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行动能力，交融、异质和杂糅特性的个体叙事与行动在公共舆论中得到广泛呼应。因此汤普森一再强调，个体自我与社会秩序的复杂互动不应在观察文化传播现象时被过于简化。

三、从传统到公共性：媒介化视野中的文化传播

综上所述，在考察文化领域时，汤普森刻意避开了类似韦伯从观念层面研究社会转型因素的取向，而把媒介体系作为一个更加系统和清晰的对象，从身处媒介化体系中的多元个体开始，随后也指向更为整体性和纵深性的历史认知与文化传播。如果回到他的基本问题，即媒介化过程如何影响文化现象与社会互动，汤普森认为必须把上述大众媒介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思考的核心位置。因为当今世界极为重要的文化特征乃是文化经验在深层次上经由各种媒体内容的传播而形成，技术媒介成为中心关注点，它不但作为象征形式的流通和传播渠道，而且作为产生时空延伸的新型行动、互动以及新型社会关系的机制。在汤普森看来，“传统”“公共性”“意识形态”等一些重要的社会文化概念范畴都在这样的视角之下发生了意义转变。

经典社会理论认为，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传统会逐渐丧失其意义，不再在大部分社会个体日常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汤普森认为，如果从媒介发展的视角来看，会发现非常不同的传统及其社会角色的变化特征。这一变化特征依旧与媒介化带来的“时空伸延”与秩序重构密切相关。包含传统于其中的象征性内容传播已经与共享时空中的社会互动相分离，传统并没有消失，但失去了日常现场共享性的停靠之处，传统因此出现了去仪式化（更少依赖于日常仪式性重复）、去个人化（更少依赖于日常人际互动）和去现场化（更少依赖于习俗生发的本地性语境）等趋势。在现代价值观对传统理念的侵入与消弭方面，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其著作《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1969）深入分析了由美国跨国性媒体集团所控制的全球传播产品如何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转型与消费主义依赖。当汤普森在席勒成书的20余年后重新观察全球信息体系，看到美国已经不再是无与伦比的主导者，另一方面，他还指出一个事实，即近几十年通信全球化导致的文化碰撞并非新现象，早在持续数百年的战争、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冲突与争夺中，不同族群的价值观、信仰以及符号观念就已经相遇和重叠，所谓的“传统”实际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因此在现代社会的媒介化传播体系中，传统已经与媒介化的象征形式交织在一起，当传统的象征性表征被从日常生活共享语境中拔除，并不意味着传统被毁掉了或具有虚假性，相反，它们产生了“移位”，依旧通过被持续性地重新植入新的媒介语境，重新锚定在新的行动领域和生活区域中，而不断持续下去。

汤普森在书中也以较大篇幅讨论了“公共性”的内涵变迁。在他看来，从印刷时代到电子和数字媒体，公共性已经从共享现场的对话交流理念中分离开来，随着媒介可供性的扩大，个体、行动与事件的公共性不再单纯与一个共享的本地或现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电视媒介的“可见性”催生了媒介性公众的兴起，这意味着公众人物（比如，政治领袖、名人明星、出镜记者等）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规模呈现在大众面前，而且这种公众性的观察与见证通过媒介传播，可以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千百万观众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认同哈贝马斯有关现代社会权力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第二章中，他特别用一节的篇幅对批判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有关公共性的经典观点进行了评述，认为哈贝马斯仅仅把媒介受众看作被奇观迷惑并容易被技术操控的被动消费者，过于想当然地来理解接受过程。媒介传播发展创造出了新的互动形式，新形式所提供的跨时空“可见性”及新的信息传播网络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文化特征。新的公共性与传统公共生活概念已然完全不同，人们不再聚集在一个物理性的共同之所去讨论公共议题，但它同时又是开放的，可以触达，可以被看到；另一方面，新的公共性必然会发生在现代媒介体系所打造的符号性环境中，而这一环境已经被大量资源聚合所塑造，甚至远远超越了特定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新的公共性还应包含着一种对远方他者的责任与尊重。

最后，正是在现代文化媒介化的背景之下，汤普森在书中重新评估了意识形态分析与批判所涉及的内容。他为19—20世纪繁杂的意识形态理论概括了两个具体的叙事方向：一是以韦伯等思想家为代表的，在有关现代工业社会兴起的文化转型宏大叙事中，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现代所特有的一种特定类型的信仰体系；［1］83另一个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和葛兰西等为代表，汤普森称其为“国家组织的和意识形态保证的社会复制总理论”［1］95。意识形态在这里作为一种被不断复制的集体共有价值观和信仰，通过向全社会扩散而将人们联结于社会秩序中。在汤普森看来，这两种总体性理论都没有能够公正对待“现代文化的媒介化”或者大众传播这一重要现象。在他所重构的理论框架中，象征性内容和多元社会背景特点集于其中，意识形态现象成为大众传播推动的现代媒介化总进程的组成部分。因此，正是现代文化的媒介化而非社会生活世俗化和理性化，才是重新思考意识形态现象等社会理论的恰切的参照框架。

结语：作为社会过程的媒介变迁

如法国媒介史学者让-诺埃尔·让纳内所说，媒介的历史包含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它直接关涉集体精神的演变，关涉政治、经济、社会主体以及技术变革，各个领域复杂的关联性与多变性，研究材料的不平衡性，尤其难以把握的观念的模糊性，都让媒介史充满了由分散性和变化性而导致的研究风险。通观汤普森的媒介与社会理论，可见一位社会学家对经验世界和观念世界同时具有高度敏感性，他把与“现代性”相关的媒介变迁事件、关系、个体及观念组织成了一个立体的脉络系统，社会学、思想史和媒介研究等不同维度构成了相互对话的基础，从而形成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视野的交融”。

而在媒介关系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当下重读此书，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汤普森对媒介变迁的高度重视及其从现代社会兴起视角所搭建的媒介理论体系。如果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形成的“媒介根本主义”潮流背景来看的话，与麦克卢汉、基特勒和德里达等众多学者颇为强调的媒介的高度自律性、媒介即意义的创造者等观点相比，其价值在于他看到了媒介变迁作为一种社会重构过程的“有我”的特性，他始终强调接受者在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媒介因此便不是完全自律的，主体性的视角重新浮现出来。在传播技术不断智能迭代的当下，人工智能带来新的人与机器的媒介关系与依存模式，要想对新的技术革命甚至文明变革有所回应，不论是社会应用还是思想性的洞察，这种主体性的意义与责任都不言而喻，也不可或缺。

注释

［1］［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2012.

［2］［英］泰玛·利贝斯、埃利胡·卡茨.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M］.刘自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葛鲁嘉，陈若莉.文化困境与内心挣扎——霍妮的文化心理病理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