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绪石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300）

近年来，海洋文学研究在中国成为热点，段汉武[1]曾将海洋文学理论的发生点确定在台湾，“我国台湾学者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关注对海洋文学的研究”。该溯源研究推迟了中国海洋文论的生发时间点，因为海洋文学术语和海洋文学评论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起点是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王伟[2]略述民国海洋文学时发现：“‘海洋文学’一语是在介绍域外文艺作品时应运而生的，较早明确使用该词（及其类似语）的如《新近逝世的海洋文学家》（《东方杂志》1924 年）、《从海洋文学说到拜伦，海贼及其他》（《南国周刊》1929 年）、《巴罗哈的海洋小说》（《小说月报》1931 年）、《女作家卡德的海洋小说》（《时事类编》1935 年）等。”但是，王伟并没有提及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更未研究推介里的海洋文学论。因此，整理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文本，研究其在海洋文论建构上的成绩很有必要。

一、康拉德推介的研究述评

文学研究会非常重视译介域外文学，国外现当代作家作品是其译介重点，康拉德是其中之一。就域外文学的翻译问题，周作人与茅盾曾有交流。周作人等[3]将域外文学分为不可不读的和供研究的两种，“不可不读的（大抵以近代为主）应译出来”，周作人的主张被茅盾接受，认为“不可不读的，大抵以近代为主。我以为这个办法，虽然又欲被某派的人骂为包办，然而确是很要紧的事”。二者的对话表明，文学研究会在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域外文学，其成员还推介了众多当代外国作家，其中就有英国作家康拉德。所以，笔者所说的康拉德推介指的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向国内读者推荐、介绍康拉德，从内容上看包括两大类作品，一是欧美康拉德文献的译述，二是对这类文献的评介或研究。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是上述两类作品的主要发表园地，在其成员的评介里，康拉德通常被译为“康拉特”。

从文学角度对文学研究会乃至近现代中国的域外文学译介做研究，虽然目前成果颇多，但尚无学者论述过康拉德推介。中国知网上有多篇论文讨论文学研究会的域外文学译介，虽然学者们没有论及康拉德推介，但他们的论述对本研究而言仍有一定价值。吴锦濂等[4]详论文学研究会的译介重点，指出“他们尤其注重译介现代和当代的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不仅仅是俄罗斯以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英国文学也在列，不过几位学者没有阐述文学研究会的英国文学译介。秦弓[5]综论近现代中国翻译文学的价值，认为“翻译文学不仅仅是新文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而且从对象的选择到翻译的完成及成果的发表，从巨大的文学市场占有量到对创作、批评与接受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都作为走上前台的重要角色, 直接参与了现代文学历史的构建和民族审美心理风尚的发展, 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概论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其启示是：康拉德推介在海洋文学创作和海洋文论的建设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外国文学学界，几位学者在梳理中国的康拉德研究时，略论过民国时期的康拉德译介。王晓兰等[6]论述了1949 年以后中国的康拉德研究，在简述1949 年以前的康拉德译介时，一是发现民国时期有康拉德的小说被翻译并出版，二是分析了梁遇春的《青春》译后记，指出康拉德善于表述海洋的神秘感。他们没有研究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因为梁遇春不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胡强[7]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是发现了更多的康拉德小说译作，二是对民国时期5 篇评介康拉德的文章作了简评。在康拉德评介的5 位作者中，樊仲云、老舍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诵虞为笔名，其作品刊发在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刊物《文学周报》上。宁一中[8]亦简要阐述民国时期的康拉德译介，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翻译。在对康拉德评论中，主要围绕他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定位。此时期对康拉德的接受并师其技巧者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老舍”。宁一中几乎罗列尽民国时期出版的康拉德小说译作，在民国文人的康拉德评论方面，他列举的文章是樊仲云的《康拉特评传》和老舍的《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与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有关的两篇论文有共同的局限：一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许多译介作品未被前述两位学者搜集到，二是他们对康拉德推介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未作充分的论析。

现代文学学界研究老舍与康拉德的关系会联系到老舍的康拉德推介。在《我怎样写〈二马〉》《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景物的描写》中，老舍讲述了康拉德对他创作的影响；《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则是译介性质的文章，同时他结合个人的海洋写作，坦承康拉德对自己的创作有极大的帮助。老舍阅读了多本康拉德小说，以为康拉德书写海洋的小说堪称伟大，所以称其为“海王”，他自己则效仿康拉德，试图在南洋创作海洋小说，但却自认为《小坡的生日》是失败之作。[9]334在研究老舍与康拉德关系的论文中，较为重要的有谢昭新的《论老舍与康拉德》、王润华的《论〈骆驼祥子〉中〈黑暗的心〉的结构——老舍与康拉德比较研究》、卢芳的《人格的探寻，艺术的追求——论康拉德对老舍的影响》等。谢昭新[10]研究老舍的康拉德书写集中在海洋方面，“老舍看中的不光是‘会说故事’的康拉德，他更喜欢的是作为‘海上的诗人’的康拉德。”文中突出海洋的研究切中了老舍的康拉德认识，该学者还论述了老舍借鉴康拉德而书写海洋，在老舍研究方面有突出的创新价值。

综上所述，对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做研究，仅在老舍与康拉德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成绩，这意味着康拉德推介研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文学研究会推出了各类康拉德推介文章若干，学界应对它们做分类解读；其次，要进一步研究康拉德推介在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上的意义。

二、康拉德推介的文本分类解读

民国时期，做康拉德推介事务的并非全部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之所以要专门论述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一是因为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是有意图的集体性文学活动，二是因为文学研究会最早在中国译介康拉德，三是因为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多头并进，文本类型多样。

严格地说，英美文学史里书写康拉德的文字还算不上是康拉德推介，因为康拉德只是众多作家里的一位，不过尺度放宽一点，它们也是康拉德推介作品。由文学研究会成员译述或编撰的英美文学史作品中，最早的一篇是愈之的《近代英国文学概观》，刊发在《东方杂志》 （1921年第2期）上。在《现代英美小说的趋势》 （《文学周报》1929 年第1-4 期）中，赵景深谈论的是文学影响问题，对康拉德的评价不高。CORRUTHERS[11]在《英美小说之过去与现在》中比较哈代与康拉德的哲学，认为“康拉特还有一种趋向，就是以为命运是有意作恶，与哈代的‘梦中的不知不觉的愿望’相反，这种趋向是斯拉夫的，不是英国的；是海洋的，不是陆地的”。这种论述突出了康拉德的特点：他本是波兰人，在英国航船上做海员。不过，如果单纯地以为康拉德不是英国的，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康拉德在英国商船上服务，体悟海上帝国的文化，学习英语，阅读英国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肯定也有英国文化气息。文学史里的康拉德推介只是片段，并不能完整地呈现康拉德全貌，这类文本在康拉德推介中的价值并不大。

1924 年，康拉德去世，文学研究会隆重纪念、推介这位英国作家，文字与图片大都被刊发在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在简要的康拉德评传方面，有樊仲云的《康拉特评传》、从予（樊仲云笔名）的《新近逝世的海洋文学家》（《东方杂志》第21 卷第15 期）和诵虞的《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另外，《小说月报》上还刊发了图片，分别是《最近逝世的英国文学者康拉特（Joseph Conrad）》《康拉特的手迹》《最近逝世之英法二大文学家》等。图片类文本说明在文学研究会看来，康拉德是一位大作家，值得大力推介。几篇康拉德评传译自英语文献，虽简短却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康拉德的生平、创作和作品的特点。以诵虞[12]的《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为例，文章的开头一句是：“据八月三日伦敦路透社电讯，称海洋小说家康拉特，已以六十有六之年，与世长逝，从此文坛先哲，又弱一个，怎能不令人慑惘无已呢！”文学研究会关注域外当代文学，对大作家康拉德的去世，其成员不仅转达消息，还向国内读者推介他。在该文里，作者简述：康拉德是波兰人，有一个悲惨的青少年期，因酷爱自由而去航海，最终落脚在英国商船，写作是他的副业；航海二十年，他因病离开，定居英国专门创作；对康拉德的写作产生影响的背景有波兰、海洋、英国，他善于书写海洋；悲壮和自由是康拉德海洋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

《小说月报》上有两个栏目《现代文坛杂话》和《国外文坛消息》，刊发的文章基本上是域外作家译介文本，赵景深在上面发表了大量作品，有几篇是康拉德评介论文。1927 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最详细的康拉特传》，这是一篇康拉德研究论文，赵景深比较康拉德去世以后的三本康拉德传记，认为奥伯莱写的评传详细且有价值。赵景深集中论述了几点，一是康拉德早年的海上生活，二是康拉德的写作，三是康拉德与高尔斯华绥的关系。对外国学者的康拉德评传做批判的译介有较强的学术性。1929 年，赵景深发表论文《康拉特的后继者纪德》，这是一篇比较文学论文，可比性在于：康拉德航行到非洲，名作《黑暗之心》以非洲经历为原型；受康拉德的影响，纪德写有《刚果旅行记》并直言该书是献给康拉德的。赵景深阐发二者的差异，肯定它们均富有异域风情。

《小说月报》停刊以后，文学研究会已基本停止运作，但其原有成员仍在推介康拉德。1933 年在上海的茅盾、郑振铎、叶绍钧等创办新的《文学》杂志，康拉德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如《康拉特原稿的价值》（1935 年第5 卷第6 期）、《康拉特的求婚》（1936 年第6 卷第3 期）均发表在该刊物上，毋庸置疑，它们也译自英语文献。再如，在1935 年的《文学时代》创刊号上，老舍发表《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该文经常被不同学科的学者引用，在老舍研究以及康拉德译介研究上，是颇有价值的史料。

令人遗憾的是，文学研究会译介康拉德，却没有成员翻译过康拉德的小说。民国时期翻译并出版的康拉德小说有《青春》《吉姆爷》《黑水手》《不安的故事》《台风及其他》《阿尔麦耶底愚蠢》等，大都是书写海洋的小说，但没有一本与文学研究会有关。

三、康拉德推介的文学意义

文学研究会热衷于译介域外文学，最早在中国传播、评介康拉德。文学研究会的外国文学译介是自觉的文学活动，在接手《小说月报》之后，其成员开始探究如何建设中国文学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学传统和翻译而来的西洋文学是建构新文学的资源，“我们并不想仅求保守旧而不求进步，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13]。无独有偶，在《文学旬刊》创刊时，编辑部发表宣言，称他们乐于译介外国文学，意在创造中国的新文学。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康拉德推介在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上起到何种作用，取决于文学研究会如何讲述康拉德，或者说，在推介作品里突出康拉德的哪些特质，这些在中国新文学建设中就是用得上的“材料”。

在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中，康拉德是一位在海洋书写方面取得成就的作家。康拉德在海洋写作中有专长，“康拉特的小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他本其航海的经历而回忆想象出来的，因为他深密的想象，与乎灵妙的描写，所以能得世人的重视为不朽的巨著”[14]。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并非康拉德的所有小说都专注于海洋想象，比如他的《黑暗之心》将目光对准非洲内陆的刚果河沿岸，政治小说《在西方的眼睛下》与海洋并无关联。虽然康拉德创作的小说并非单一的海洋小说，但文学研究会成员对他的认识基本一致。在1924 年数篇译介作品里，康拉德被认为是海洋作家；前文所述文学史里的康拉德也是善于书写海洋的作家；赵景深[15]在比较三本康拉德传记时说：“奥伯莱却写他早年光荣的海上生活……而这些早年生活又是与他最有关系的，他的伟大的作品大都成于早年。”所以，在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中，他以书写海洋而见长是共识。

民国时期，大量中国作家前往欧美日等地留学，他们都有远洋航海经历，是否有作家受康拉德的影响，在海洋书写上取得成就？综观民国时期的海洋写作，优秀的作家有郭沫若、冰心、徐訏等。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有丰富的海洋感受，如郭沫若在日本博多湾定居数年，冰心因父亲在青岛的海军学堂任职而自幼随军生活在海边，徐訏是浙江宁波人；其次，部分作家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如郭沫若喜欢的诗人有惠特曼、泰戈尔，他们创作有海洋诗歌。在前述作家中没有人坦承自己受惠于康拉德，而且郭沫若和冰心在1924 年之前就已成名，徐訏的海洋写作则多发生在20 世纪30—40 年代，但作家本人没有谈及师承问题，且从作品风格看跟康拉德也没有相似点，所以康拉德对民国作家海洋书写的影响甚微。民国时期唯一一位以康拉德为师试图写作海洋作品的著名作家是老舍，“他不但使我闭上眼就看见那在风暴里的船，与南洋各色各样的人，而且因着他的影响我才想到南洋去。他的笔上魔术使我渴想闻到那咸的海，与从海岛上浮来的花香；使我渴想亲眼看到他所写的一切。别人的小说没能使我这样”[9]334。老舍竭力模仿康拉德，然而《小坡的生日》不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对海洋的描写更为失败，使老舍望洋兴叹。除海洋写作之外，老舍还在多方面受康拉德的影响，卢芳[16]认为，“从康拉德的身上，老舍不仅体会到遣词造句、布局谋篇的重要性，养成了对写作技巧和文体的严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康拉德对人性、道德执着不懈进行探索的人文境界，对老舍文学个性的形成及知识分子理性人格的追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康拉德推介的另类收获，它无疑更与老舍本人的康拉德接受有关。老舍于1924 年赴英国任教，1926 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 年启程回国，在英国数年，他阅读了康拉德的多本小说，了解了康拉德的一些情况，因此深受康拉德的熏陶。

文学研究会推介康拉德的文学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方面。首先，他们输入了“海洋文学”术语。中国原本无“海洋文学”一词，它是译介而来的，康拉德推介使其成为惯常用语。1924 年之前，中国的书刊报纸里几乎没有“海洋文学”一词，在1924 年的几篇译介文章里，作者直接称康拉德为海洋文学家。该称谓由翻译而来，康拉德在欧美的身份是海洋作家，在其去世时，路透社发布“海洋小说家”辞世的消息，文学研究会成员译述了该消息并介绍康拉德。其次，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就海洋文学的概念、美学、创作等作了阐释，对海洋文学问题的讨论也在中国出现。就海洋文学概念而言，研究会成员或者不界定，或者作简单界说，认为以海洋为题材的作品属于海洋文学，诵虞在《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学家——康拉特》、樊仲云在《康拉特评传：纪念这个新死的英国大作家而作》中均持这一说法。这种界定没有指向文学实质，但也有意义，表明中国文人开始有了海洋文学类型意识。虽然在概念界定上敷衍了事，但文学研究会成员通常在海洋文学的美学论析上着墨颇多，比如，诵虞在其推介文本里分析康拉德的海洋作品具有自由、悲壮的美学品格，胡愈之[17]则以为康拉德的小说“丰丽奇美”，海洋美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概念界说的不足，因为以海洋为题材的作品同时还兼具海洋美学特质，无疑属于海洋文学范畴。文学研究会成员同时还叙述康拉德的人生经历，研究他的海洋写作，探究二者的关系，揭示他创作伟大海洋作品的原因。再次，文学研究会成员对海洋文学的研讨虽粗浅，却为后来者的海洋文学评论奠定了基础。文学研究会成员自觉地评述海洋作家康拉德，虽然成绩不明显，但却是开端，有开创之功。以后众多的非文学研究会文人沿着他们开辟的路径，向中国读者译介拜伦、库伯、斯摩拉特等英美海洋作家，并在《从海洋文学说到拜伦，海贼及其他》（《南国周刊》1929 年第5-8 期）、《海洋文学论》（《海军建设》1942 年第2 卷第12 期）、《海洋小说家斯摩拉特》（《学识杂志》1947年第1 卷第9 期）等作品里较为深入地研究海洋文学。

综上所述，在中国新文学建设方面，文学研究会的康拉德推介具有一定意义。第一，康拉德推介的作用主要不在海洋写作方面，如果要在写作上借鉴康拉德，中国作家须热爱海洋、勇于海洋冒险并有丰富的海洋感受，但民国作家在这些方面做得并不好。第二，文学研究会成员在推介文本里就部分海洋文学问题作了初步讨论，他们的海洋文论虽稚嫩，但在学术史上有开创价值，不应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