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葛志华

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张謇是独树一帜的。他既有全国性的作为，在诸多历史风口留下了或显或隐的身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有区域性的贡献，在家乡江苏省南通市开创了诸多事业，奠定了“中国第一”的历史地位。他既有独特的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又有丰富的实践，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之一。他既热衷于工业化，成为毛泽东眼中“不能忘记的四人”之一，又致力于推进农业现代化，为现代农业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张謇在致力工业化的同时，又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不解之缘主要表现为认识层面的先人一拍、实践层面的快人一步、行政层面的胜人一筹等，从而奠定了张謇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认识层面的先人一拍

农业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但农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农业社会，农业虽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却是“小农”形态，诸如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工具简陋、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既脆弱又易再生等，其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与能量的封闭循环。到了工业社会，农业占比日渐缩小，但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农业生产技术、经营规模、经营机制、要素投入、功能作用等多方面呈现出新变化，其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与能量循环由“封闭”转向“开放”、由“小农”转型为“大农”。因此，“小农”与“大农”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前者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后者却是现代化的结果。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告别了刀耕火种，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在此后的2000多年，虽然朝代更替不断，但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不快，家庭分散经营形式基本不变，呈现出内卷化特征。资料显示，先秦时期我国小麦亩产已达51公斤，经两汉到隋唐时期仍只有53公斤，1000年左右只提高了两公斤。明清时期，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又被迫卷入现代化的漩涡，继而又有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这些都没有动摇小农经济的根基。与之相适应，统治者仍把以农为本、重农轻商作为基本国策，知识界对农业的认识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信奉传统文化定义的重农抑商、重利轻义的那套说教。

张謇所处的年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犹如一块魔方，由四个不同侧面，或者是四个不同的过程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而成。这个过程包括统治集团自身衰败的过程、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革命化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因此，近代中国既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现代化的时代潮流。顺应这一潮流，扛起历史任务，就成为所有仁人志士的共同选择。正如张謇所说，“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意愿，致以皭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为实业致钱新之函》）。因此，“捐弃所持，舍身喂虎”就成为张謇的人生选择。

张謇“家世务农”，在科场蹉跎了几十年，具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终于“大魁天下”，获得“天子门生”的殊荣。但张謇又不同于一般的士大夫，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腐儒，而是继承了顾炎武等人经世致用思想，主张“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并告诫世人“雄节不忘田子泰，书生莫笑顾亭林”（《张季子九录·诗录》）。

在与社会各界的接触中，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在致力于早期现代化实践中，张謇逐渐脱离了传统文化轨道，对农业有了新的认识，扬弃了传统的小农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大农论”。

纵观张謇的文稿，他并没有就大农的概念与内涵作系统的阐述，而是从不同侧面丰富自己的“大农论”。择其要点有：

——农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部门，而是实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实业救国”是张謇的一贯主张与不懈追求，而实业并不是专指工业或商业，也包括农业。工业也不专指传统手工业，也包括机器大生产。张謇认为，所谓“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可见，张謇并不是就农业说农业，而是把农业作为实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

——农工商三者是有机联系的。张謇非常重视农业，“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农为尤要”（《张謇全集》第二卷第13 页）。但是，张謇重农并不抑商。张謇认为，“本对未而言，犹言原委，文有先后而无轻重”。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重农抑商的说教。他举例说：“棉之始，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之事。”在张謇眼中，农工商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产业循环链，“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所固然”（《请兴农会奏》）。因此，“农工商必兼计而后能相救”（《张謇全集》第二卷第800页）。

——“大农”与“小农”有诸多不同。张謇认为，“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大农”与“小农”有明显区别：在经营形式上，小农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而大农则是“仿泰西公司集资堤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在生产工具上，“小农”是人力加畜力，而“大农”主要是“用机器垦植”；在生产目的上，“小农”是自给自足，“大农”主要进行商品化生产，为工业化提供原料；在经营方式上，“小农”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只能从事简单再生产，“大农”则是规模化经营，可进行扩大再生产。所谓“扩充棉产，奖励大农，非大农不能有此扩张之能力”“种植棉花，需倚大农”；在要素投入上，发展大农需要金融等社会化支持，“非大农足以收宏效，然行大农法，必有一金融机构为之后援，乃可措手”（《张謇全集》，第二卷第238页）。

当同时代官僚士大夫围绕“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围绕“以农立国”与“以商立国”等争论不休时，张謇已率先把目光转向农业转型，形成了自己的“大农论”，丰富了我国的农业发展思想宝库。

实践层面的快人一步

张謇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提出“大农论”，还在实践层面率先实践“大农论”，为引领农业转型发展树立了典型。

张謇的大农实践始于1901 年。该年5 月，张謇等集资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成立。垦区总面积232平方公里，合12.5万亩，其中可垦地11.5万亩。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业，历经“四难”，即与天斗（雨涝）、与地斗（盐碱）、与海斗（风潮）、与人斗（地权），有计划地修筑海堤、兴修水利、招募垦户、建造农舍、改良土壤，引进良种，终于建成。1911年公司开始盈利，当年给股东分红31425两。从1911年到1925年，公司所获纯利高达84 万两，几乎为原始投资的3 倍。张謇在《垦牧乡志》记曰：“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社，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一小世界矣。”（《张謇全集》第三卷第395页）。

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带来了兴办垦牧公司的热潮。资料显示，到1920 年止，张謇先后成立了大有晋、大豫、中孚、通遂、大丰、通兴、华成等公司。上述公司共投入资本2199万元，所占土地面积455万亩，已开垦土地70万亩之多。

在张謇的带领与影响下，江苏东部沿海北起阜宁、南至南通，绵延600多里的冲击带上，迅速崛起了众多盐垦公司，其中属于大生系统的有16家。这些公司进行大规模的废灶兴垦，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引进驯化良种，在荒凉的盐碱地上谱写了垦荒史上雄伟、悲壮的乐章。截至20 世纪20 年代，这些公司已拥有土地2000余万亩、植棉400余万亩，年产棉花60余万担。

虽然垦牧公司投资总额、所占面积、股东构成不同，但有以下共同点：在经营形式上，“份泰西公司集资堤之”，如通海垦牧公司“集股股本的规银二十二万两为准”，每股规银一万两，共二千二万股；在经营机制上，采用“公司+农户”的形式，农户主要负责生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规划、水利等任务；在生产目的上，主要为棉纺工业提供优质棉花，从事商品生产。因此，张謇的农业实践已明显脱离了传统的小农轨道，既开垦了大量荒地，缓和了人地矛盾，增加了政府收入，支持了工业化，又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有益探索，也可以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轫。

从现有史料来看，张謇的大农实践固然保留了不少传统性，但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性：

从要素投入来看，农业增长的贡献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更明显地转向依靠资本、科技等现代要素。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与劳动力，也就是所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小农”如此，“大农”也是如此。两者的区别在于小农只是土地与劳动力的简单结合，一块土地与一个家庭就可进行周而复始的生产。大农也离不开土地与劳动力，更离不开资本与科技等现代要素，张謇通过股份制这一全新的组织形式，把社会闲散资金汇集为巨额资本，滚动开发盐碱荒地，不仅获得了大量土地，缓和了人地矛盾，还有力地支持了早期工业化。在产前环节，垦牧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围垦造田，开展水利工程建设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产中环节，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土壤改良、设立农校、棉纺试验场、推广新技术、引进驯化新品种，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在产后环节，又用大量资金收购棉花，引导农民进行商品生产，促进了农业的内部分工，扩大了农业多样化联系，加快传统农业与农民的转型发展。可见，资本与科技在张謇的大农实践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从经营机制来看，生产经营的形式由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转向“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经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经营模式。家庭分散经营是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经营方式是一种“全把式”的小农业，内部没有分工，外部缺失联系。这种小农经济十分脆弱，又极易再生，是传统专制政治的经济基础。张謇的大农实践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公司这一市场主体，形成了“公司+农户”的新模式。就土地权限而言，张謇将垦牧公司的土地划分为“田底权”与“田面权”，公司拥有田面权，负责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向政府缴纳田赋，承诺进行建设时优先雇佣佃户，代建农舍（收费）等。公司将20 亩为一窕出租给农户，佃户拥有“田面权”，只要交付“顶首”（押金）每亩6元，佃户就可获得“田面权”。且佃户一旦获得“田面权”，田主不可收回租佃权，实际上就是“永佃制”，拥有了处置土地的转租、典押、传给后代等权益，还可获得土地改良后部分地价升值收益。这种土地关系与当时南通地区通行的“活佃制”相比，对公司与农户都有利，实现了“双赢”。农户多交了一倍的押金，但获得了永佃权，有了稳定的经济预期，且每年可少交一半田租；而公司通过“伸佃顶”获得了更多资金，缓解资金困难，可以进行滚动开发。

就分配关系而言，在公司的引导下，农户以家庭经营方式进行生产经营，一年两熟，上半年种植谷类、豆类，下半年种植棉花。到收获时，由公司派人估产（议租），收获物按四六分成，公司为四、农户为六，纳税的棉花交给公司，多余的棉花也按市场价格以现金形式兑付给农户。这种议租分成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歉年时，业佃双方共担损失；丰年时，业佃双方共享其成。

就双方权责而言，公司负责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棉花的收购、代建农舍等工作。公司还承担垦区内堤渠、涵洞、道路、桥梁工程公共设施的维修，所需人工则优先雇佣佃户。农户主要职责是生产经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

由此可见，公司与农户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公司决定农户生产什么，负责将其产品变成工业原料，把农户纳入现代经济轨道；农户则按照公司的要求，组织农业生产，为家庭增加经济收入。农户与公司是一种互利关系，公司增加了现金流，有了稳定的工业原料基地；农户则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产品有了稳定的销路。土地为公司与农户共有，这与地主封建所有制有本质区别。

从功能作用来看，农业产业发展由单一的食品供给转向多功能拓展。在张謇的大农实践中，农业不再是封闭的循环，而是现代实业的一部分，与其他部门的联系越发紧密。就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而言，大生公司与垦牧公司相互支持，融为一体。大生公司为垦牧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垦牧公司则为大生公司提供价廉质优的工业原料；在大生转盈为亏时，又给大生以可观的经济回报。就生态环境而言，张謇的大农实践改变了垦区的面貌，白茫茫的荒滩变成了良田与相对繁荣的村镇，成为“新世界的雏形”。就功能而言，农业产业的多功能作用日益明显，农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等基本功能持续存在并得到加强，旅游观光、江海文化传承等新的功能逐渐显现。就产业发展而言，农业产业横向与纵向联系不断加强，产前、产中、产后紧密衔接，产加销、贸工农环环相扣，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形态与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农业经营的新局面。

与那些负气、空言的官僚士大夫相比，张謇的大农实践无疑是有价值的，不仅开垦了大量荒地。增加了物质财富，支持了工业化，还成为我国早期农业现代化的典型。但张謇的大农实践又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不仅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缺乏现代化的环境与条件，还因为张謇的大农实践是一个“早产儿”。中国工业化处于初始时期，自身力量十分弱小，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改造传统农业的动力。因此，当大生集团进入下行通道后，垦牧公司也就摇摇欲坠了。

行政推动层面的胜人一筹

张謇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有时居庙堂之高，身居“总长”等要职；有时又处江湖之远，致力于“村落主义”；更多是以“通官商之邮”的特殊地位为践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呕心沥血。

张謇当过幕僚、翰林院修撰、实业总长、农林工商总长等职，拥有“天子门生”的光环，与当朝重臣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丰富的行政资源。他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很复杂，有依赖的一面，比如张謇“奉旨总理通海商务”，请两江总督派兵驻守垦区，打击“沙棍”与土匪，维护农业生产秩序等；也有抗争的一面，比如张謇对一些官僚不识时务表示失望，对政府的苛捐杂税进行抵制，对军阀混战进行批评等。

虽然居官的时间不长，但张謇长袖善舞，抓住“窗口期”，综合运用组织、行政、立法、经济等手段扶持大农、改造小农，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

——提出设立农会。发展大农离不开农会。为了有效发展大农，张謇多次建议设立农会，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研究、管理与指导。他提出，应在上海设立总会，各地设立分会，农会应开设农学堂，延聘外国农业人才。他还明确农会的三大任务，即辨土壤、考物产、筹资本。张謇还参考英国、美国农会的经验，提出了农会的创办方法、经济来源、功能作用等。

——强化行政推动。张謇在担任实业总长与农林工商总长期间，主持起草了一系列促进实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倡导兴农垦殖、废除苛捐杂税、制订银行条例、发布《商业注册章程》。他还发布了《关于征集植物病虫及害虫给各省民政长官的训令》，颁发《劝农员章程》。张謇还以总长身份对改良土壤、病虫害防治、种子改良、农具改进、金融服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为大农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推动农业立法。张謇以为，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在总长任职两年中，亲自主持修订颁布了“二十余种农商部法规”（《九录·政闻录》卷七），诸如《森林法》《国有荒地承垦条例》《造林奖励条例》《植棉制糖牧羊条例施行细则》等，为农业发展特别是大农发展创造了法制条件。

——运用经济手段扶持大农。无论是垦荒还是种植，张謇都把大农作为重点，在奖励方面向大农倾斜，支持建立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张謇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扶持大农发展，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有效促成了民国初年垦荒高潮，加速了民国初年农业现代化进程。但因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的文件成为了一纸空文。

改进传统小农，发展现代大农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在张謇手中完成。但张謇的先人一拍、快人一步、胜人一筹，无疑奠定了他在农业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因此，研究中国工业发展史，不能不提到张謇；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不能忽略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