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弘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抗战时期是中共成长壮大的关键阶段。很多特殊的武装与政权形态在这期间涌现出来，对中共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两面政权”作为其中的一种政权形式，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1)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朱德新：《抗战时期中共对冀东农村日伪保甲制度的利用》，《安徽史学》2010年第3期；王士花：《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研究》，《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本文拟转换角度，把目光聚焦在“两面政权”下的“两面人员”。(2)“两面人员”并非自造名词，可见王芳：《敌工战线》，常连霆主编：《山东抗战口述史》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两面人员”中的中共干部又被称为“革命的两面人员”“两面干部”等。也有具体称呼官职的说法，如两面村长、两面区长等。此处以“两面人员”统称“两面政权”中任职的人员，其中既包括两面干部，也包括一些两面派的伪职人员，也是对两面村长、两面区长等的统称。这一群体构成复杂，既包括“白皮红心”的两面干部，也包括“两面派”的伪职人员。他们在中共、日军和伪军的夹缝中维持生存与艰难运作，其处境非简单叙述所能概括，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内涵。

当前的相关研究对“两面人员”仅简单叙述或点到为止。(3)杨焕鹏的《微观视野中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研究》(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提到中共对伪乡保人员的捕训工作。江沛的《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分析了伪职人员的迷乱与苟安的心态。但都未提到本文所阐述的其他面相。有鉴于此，本文对“两面人员”的形成、运作与管理做一专题研究，通过梳理这一群体的生活和命运，观察中共革命生存之丰富面相。(4)关于空间范围，本文主要界定为华北抗日根据地。“两面人员”主要产生于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沦陷区时期，但后期这些又逐步转为根据地，所以统一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界定空间范围。此外，并不是说其他根据地没有此现象，只是华北为中共发展的核心区，许多面相在这一地区表现的更为突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两面人员”处于秘密状态，留存下来的资料较少，本文只能大致呈现主要的内容，且侧重于基层人员。另外，本文探讨的重点是“两面人员”在中共生存中的作用，暂不涉及他们与日军间的关系。

一、“两面人员”的形成

“两面人员”是指抗战时期基层两面政权的官员，这些官员表面为日伪政权服务，实际暗中为中共活动，这种政权和干部被形象地称为“白皮红心”。但“白皮红心”并不能完全概括“两面人员”的全部情况。

那么就要追问，他们是如何形成的？其具体路径有哪些？从大的方面来说，“两面人员”的形成主要是中共动员的结果。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非如此简单，需要从具体的形成路径进行区分。

其一，“两面人员”的第一种类型是中共从伪职人员中争取、改造过来的。如冀中文安县大苇塘地区的邱书元是当地的一霸，与伪军黄锡标互相勾结，当上了伪大乡长，中共武装进入后，依靠三联县县长，也是他的同乡孔庆英动员，使之成为两面乡长。(5)刘广珏：《依托大苇塘恢复十分区》，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5期，1985年印，第112页。山东省茌平县伪一区区长张效让“是知识分子出身，有一定的爱国心并同情抗日”。在此基础上，中共通过与张效让有叔侄关系、来自冀鲁豫边区的张建一做他的工作，经过谈话与教育，把他争取过来。(6)梁久让：《茌平敌占区党的工作》，本书编写组编：《光岳春秋》下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对伪职人员的争取要经过一番周密的布置。以保长为例，首先要掌握他们的情况，通过村中的党员、抗属、烈属、堡垒户“了解和掌握了保长的住址、社会关系和敌人的关系”。掌握情况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教育，提出要求。(7)张荣义整理：《栾城县在抗日战争时期两面政权的建设》，栾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栾城县文史资料》第1辑，1990年印，第41页。对死心塌地的汉奸，中共的办法是：“要使敌人打击他，凡是这些村庄是不喜欢我军去，而我军去后他即向敌人报告，我则以各种办法在该村内打击敌人，敌人吃了亏则对该村摧残，而群众则怨恨伪村长，使他不论在敌人方面、群众方面均不能取得信任，我们则暗中改造之。”(8)《冀南军区一九四二年军事工作总结》，内部资料，无出版年，第24页。从中既可以看到中共工作的灵活性，也可以看到伪职人员处于一个夹缝中，而中共对其改造工作恰恰充分利用了这一夹缝。

除了争取和说服，中共有时也会配合武力进行改造。如1942年冬，文峰游击队以“武装请客”的方式，把一些伪乡保长“请”到抱犊崮山区集训，石家庙伪乡长马景章“人很狡猾”，又有武装力量保护，便通过其内部的一个分队长，强行把他“请”了过去。通过两个月的训练与教育，马景章“有了很大转变”，所管辖的地区成为文峰游击队活动的地区。他还常向游击队报告敌人的活动情况。(9)张东明：《变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枣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枣庄文史资料》第10辑，1991年印，第56—58页。从以上可见中共在动员过程中软硬兼施带来的效果。

除了动员、争取，有些伪职人员会主动和中共联系，表示愿意暗地为中共工作，如河南省东明县，“一些伪乡镇长主动同我们联系，向我方提供情报，以寻求各自的后路”。(10)县征委：《小井大捷 李英部被歼记》，中共东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东明县党史资料》第2辑，1987年印，第44页。山东牟平县据点内的伪乡长有不少和中共联络，表示愿意为抗日服务。(11)《牟平县一年来政权工作总结(自去年一月到现在)》(1944年6月14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G031-01-0214-004。部分伪职人员本身就处于动摇的状态，有着买双重保险的心理，这也是中共能够争取的重要基础。(12)刘子重：《肥城县在最困难时期如何坚持抗日斗争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云南联络组编：《难忘的岁月：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之一》，1987年印，第320页。利用这样的缝隙突破工作中的困境，也是统一战线背景下中共整体政策变化的一部分。

其二，“两面人员”的第二种类型是由中共直接派干部、党员打入伪政权。如夏张镇公所，由原来泰西县独立营连长任见宝当乡长，共产党员任立春当助手，敌工干事、共产党员范景云住镇公所，共产党员肖昌平任村长，于烈辰任自卫团长。南白楼村由共产党员李锡贵任乡长。(13)崔子明：《革命的两面政权》，常连霆主编：《山东抗战口述史》下册，第357页。临淄县五区：“有个党员叫张宗孟，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党支部指定他去当‘伪乡长’。”(14)郭川：《临淄县抗战岁月的片断回忆》，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临淄文史资料》第9辑，1995年印，第122页。面对形势的变化，定县大鹿庄村党支部研究决定，派遣两人分别担任伪村长和联络员。(15)张达：《“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石家庄市档案馆藏，档号：1-1-26。

当然，中共的打入也要经过日伪的“允许”，经过“合法”程序进入。如泰西县委本来准备派二区助理员马东打入伪政权任伪区长，但日军要通过“民选”来决定。于是，县委派人找到伪乡公所的内线关系，进行串联，统一意见，确保把马东选上去。(16)崔子明：《革命的两面政权——回忆我们在泰西对敌伪叛徒特务的斗争》，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43页。由于“两面人员”的任用需经过日伪的“允许”，有时与中共的政策产生冲突。如燕家台村村长陈国政回忆：“鬼子六指定我村陈世通当村长，指定李兴巨和我当村副，其他四村也是指定有钱的当村长，八路军指定的村长当了村副。让有钱的人当村长，是不符合区委要求的，因此时间不长，都把他们换掉了。”(17)陈国政：《半年地下工作》，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门头沟文史》第13辑，2004年印，第28页。

其三，“两面人员”形成的第三种类型是中共动员一些上层的社会人士进入伪政权。如山东泰安县的吴开庭“开明进步，痛恨日寇，在当地颇有名气”，他本来不愿出任伪乡长，经过中共的动员才应允。之所以选择由他来担任“两面乡长”，除了他的威望外，还考虑到“吴先生与伪警备队长路文炳，在国民党军队时曾是结拜兄弟，现在还表面上来往密切，情同手足”。(18)《营救鲁宝琪》，吴琳主编：《烽火当年：泰安抗日斗争故事集》，1995年印，第107页。这样的身份既有利于开展工作，也能更好地保护他的安全。

相比对伪职人员的动员，中共对社会上层人士更多采取“软”的方式。首先以私人拜访的名义交朋友，讲抗日道理，如在龙延怀地区，“蔡县长首先找到当地伙会首领姬有铭(1938年部队东进时与八路军有关系)，说明利害，并给以生活保障，商量好把他捉去，欺骗敌人；他即出头任大队长，与我共同开辟工作。”建立初步关系后，中共就召开会议，团结范围从个体扩大到团体，“召集某些上层讨论问题，并征求意见”。最后，通过感情的联络，再由团体化为个体，“我干部住在上层家里，用感情拉拢他们，要他们对敌采用两面政策，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要他们出来担任工作(区长、村长、区代表等)，或为我们掩护伤病员，收买子弹，动员物资等。”(19)《关于上层统一战线问题——分局平北考察团报告材料》(1943年4月25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可以看到，人情在中共的动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个人感情间的联络，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这在中共革命中并不鲜见。

以上梳理了“两面人员”的三种形成路径。那么选择“两面人员”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中共在考虑干部问题时，一般会着重考察忠诚度、能力、信仰等方面。与一般干部相比，“两面人员”更突出可靠性和能力。可靠性是第一位的，如吕正操回忆：“我们指派的伪联络员、伪村长，一般的都是选择坚决抗日，机智勇敢，年龄较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而又不大突出的人担任，绝不让投降资敌分子把伪组织掌握起来。”(20)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任丘三区在选派人员上强调“人选绝对可靠”。(21)⑤《抗战期间任丘三区的“两面政权”》，中共任丘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任丘党史资料选编》第3辑，1992年印，第130页。

可靠性之外，能力也是重要因素。按照中共的阶级理念，政权的干部应由基本农民群众来担任，但随着日伪军的入侵，村中事务变得复杂，一些基本农民群众的能力稍显不足，如孙犁就谈到，随着环境的变化，“一些老实的农民就应付不了这局面”。(22)《游击区生活一星期》，孙犁：《孙犁文集(补订版)》第3册，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因此，中共在选择“两面人员”时，能力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李玉轩回忆：“为了便于和敌人斗争，各村党组织都让能与敌人周旋的干练人员当了‘伪村长’(即两面村长)。”(23)李玉轩：《抗日战争时期在临淄工作的回忆》，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临淄文史资料》第9辑，第134页。任丘三区选派标准中有两点涉及能力问题，一是能随机应变，有应酬敌人的能力；二是与各方都有联系，尤其是和敌人有联系，表面上能为敌方所认可。⑤

“两面人员”的形成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这些“两面人员”的心态如何？他们是否愿意成为“两面人员”？由于反映干部情绪的材料太少，本文只能呈现部分面相。

担任“两面人员”不仅要面对日伪军的监视、压榨，也要应对来自其他方面的挑战。如乡村是熟人社会，如有本地人站在中共的对立面，村中的“两面人员”很难生存。黄敬指出，两面政策，“首先要村内团结一致，村内不出坏人”。(24)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年11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号：A146-01-0093-003。在寿光县，“敌人在北洋头据点建立伪区公所，我党就选派没有公开党员身分的党员到伪区公所担任文书，以了解敌人的情况。后来因国民党十五旅投降派和日伪进一步勾结，他们是当地人，认人较多，派到伪区公所的党员蹲不住了，才撤出来。”(25)郑守先：《“九·六大扫荡”前后回忆片断》，山东省寿光县政协编：《寿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6年印，第81页。

熟人社会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成为“两面人员”会遭到村庄其他民众的不理解甚至谩骂，如崔显堂被日军任命为乡长后，“不愿干这个差事，给日本鬼子当乡长，连祖宗和家人都跟着声名狼藉”。担任这一工作后，还遭到周围人的怀疑，“妻子更加心疼他，哭着劝他别干那乡长了。街坊邻居也都劝他出去躲一躲”。(26)宋传信：《崔显堂：忍辱负重“伪乡长” 四十年后亮身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永远的丰碑——北平抗战英雄谱》，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119页。

李祖强是濮阳县的中共党员，1940年担任小山村的村长。“五·五”扫荡后，小山村成为敌占区。濮阳县三区组织委员万永正通知他，准备派他担任编村长。李祖强的反应是：“当时我认为‘编村’是日军、伪军搞的农村基层伪政权，编村长是为日伪办事的，便说：‘我不干！’”最后经组织说服才答应。就任以后，“有些好心的亲戚邻居对我说：‘你父亲就剩下你一个根啦，别干啦！’我父亲开始吓得吃不下饭。”(27)⑩李祖强：《我当“两面政权”编村长的回忆》，濮阳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濮阳县文史资料》第9辑，1993年印，第136—137、138页。

随着日伪军势力的强力压迫，区里计划转移，李祖强打算辞职，跟着区游击队一起活动，被组织拒绝。为确保李祖强继续担任“两面人员”，区里还派了两个人前去劝说。⑩到1942年，编村长换届选举，李祖强又想辞退，可是“区长万狗妮不同意，要我继续当下去。又召开各自然村长会议举手表决，我又连任了付边〈编〉村长”。(28)李祖强：《关于“两面政权”的回忆》，中共濮阳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共濮阳党史资料》第6集，1988年印，第138页。从李祖强三次辞职的例子中既可看到他们的复杂心态，又可看到中共组织规训与劝导两种方式的运用。

最后，经过中共的动员，结果如何呢？从范围来看，“两面人员”分布非常广泛，如平谷县“村里虽然有保公所，但‘伪保长’路得珠只是应付敌人而已。虽然有‘剿共自卫团’，但‘团长’却是我方的村治安员路明振，村民兵中队长路胜也是‘剿共自卫团’负责人之一。虽然有‘谍报组’，但‘组长’又是我村的党支部书记张财(化名孟永兴)。我方的办事员张为，明里是到县城向敌人‘自首’登记，暗中仍干抗日工作。”(29)路晓龙：《利用两面政权 巧妙对敌斗争》，北京市平谷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平谷文史选辑》第5辑，1997年印，第220页。在无棣县，中共甚至提前准备了一套班子打入伪组织：“维持会从上到下，从账房先生到炊事员都成了我们的人，一个由抗日村干、地下党员、脱产干部组成的‘白皮红心’的‘维持会’就这样建立了起来。”(30)丁宝文：《抗日的“两面”政权——记白皮红心的小山“维持会”》，中共无棣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难忘的岁月——无棣县革命斗争回忆录专辑(一)》，1991年印，第215—216页。

关于“两面人员”具体的数据非常缺乏，这里只能参照“两面政权”的一些统计来看大致情况。如新西地区经过改造“由开始的点滴几个，逐渐发展到近80%是革命两面派伪政权，两面派的伪政权不到20%，反革命的伪政权仅极少数。”(31)李春之：《新西抗战情况片断》，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泰安党史资料》第18期，1991年印，第30页。怀涿地区，“175个村中有10个村成为抗日的一面政权，21个村成为抗日的两面政权，有51个村为中间的两面政权，有53个村为亲日的两面政权，有4个村仍是亲日的一面政权。”(32)《涿鹿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共涿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涿鹿党史资料汇编》第1辑，1990年印，第37页。即使每个“两面政权”只有一个“两面人员”，数量也是不小的，更何况有的地区还有一套班子的情况，这些数字都可看出中共为此付出的努力。

二、“两面人员”的运作

“两面人员”形成以后，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两面”性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也是“两面人员”区分普通干部的特质所在。此处主要探究“两面人员”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两面人员”要发挥作用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两面人员”在运作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保护中共干部方面。这种优势往往在千钧一发之际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常常要面对突发的状况，较强的应急素质就显得非常重要。如蒲台县万家村村长孟广吉听说刘书记被抓，就以村长的身份前去营救，“见机行事”。他“顺手提起一把水壶，借送水之机站在门口听。伪军问：‘你是哪里人？’刘回答：‘我是董家的。’又问：‘你说话怎么不是当地口音？’刘又回答：‘我闯外多年，刚回家不久。’”他“听到这里灵机一动，提着水壶闯了进去。进屋后假意看了一下，立即坦然而果断地说：‘这是董家我姑妈家表弟，闯外才回来不久，到我家走亲戚，你们抓他干啥！’”刘书记幸免于难。(33)李兆荣：《“伪村长”巧计救“表弟”——忆舅父当“伪村长”时的一件事》，朱青杰主编：《东营文史资料》第6辑，1995年印，第94页。

为了能更好地保护或营救干部，“两面人员”还要学会“搞关系”。如刘吉祥是栾城县故意村的“两面保长”，他和伪县长张化五是同乡，还是邻居。两人从小玩到大，后来张化五吸大烟，倾家荡产，多次向刘吉祥借粮借钱，由此二人“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可谓莫逆之交”。正是有了这层关系，当刘吉祥被捕的时候，张化五出面营救了他。(34)张荣义整理：《栾城县在抗日战争时期两面政权的建设》，栾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栾城县文史资料》第1辑，第43—44页。

以上着重讨论了“两面人员”在保护干部中的重要作用，但以往的讲述更多基于“两面干部”群体。其中的伪职人员当然也能发挥保护干部的作用，但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值得区别分析。

一般强调伪职人员暗地为中共服务是动员的结果，但有时他们对干部的保护也与伪职人员本身的境遇有关。有材料分析其特点，一方面，他们“诡计多端，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另一方面“时常担惊受怕，挨敌人打骂，被捆绑扣作人质”。因此，对伪职人员来说，日伪的压迫也迫使其具有一定的“两面性”，面对日军的压榨，他们会有一些应付措施。(35)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滑县文史资料》第10辑，1997年印，第17—18页。

这些伪职人员处于一个夹缝中，他们既害怕中共，也害怕日军。青县六区武宣队政委张杰回忆，由于局势严重，一些民众害怕家中藏有八路军被日军发现，因此“群众见了武宣队，畏而远之。一见武宣队进了村都赶快跑回家，闩上门，在门缝里往外瞅。”见此情形，武宣队只好住在一个伪职人员家里，张杰问：“我们住这儿，走后你们去报告吗？”伪职人员回答：“好爷啦！那还了得，会招来大祸的呀！”由此，张杰认识到：“听到这些话，反而使武宣队明白了一条道理，他们怕引来敌人受连累。”(36)张杰：《对开辟青县运东的一些回忆》，陈之兴主编：《铜墙铁壁》，1991年印，第12页。

当然，这种“两面性”是相对脆弱的。对此，中共也非常明白。因此，布置任务时会考虑到这一点，黄敬谈到：“不要给公开工作同志或同盟者以过高的任务，勿使其应付困难，特别是暴露其非法面目的事，宁可不作而不要因此而受到损失。”(37)黄敬：《关于敌占区近敌区及落后区工作问题》，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编：《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9期，1984年印，第75页。程子华也强调：“不给超过他们能够做到之外的任务，争取他们做一切可能的哪怕是作用不大的工作，不急躁也不放松。”(38)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循此思路，“两面人员”的运作还要受到一个因素的影响，就是要得到日伪军的“允许”，也就是中共所强调的“合法斗争”。为了能得到日伪军的“允许”，就要变通工作的方式方法。祝老歧是广宗县后魏村的“两面村长”，“日伪军为阻止我抗日军民的活动，强迫各村群众在村子周围挖沟掘壕。”祝老歧面对任务，开始采取应付的态度，“软磨硬顶下，几个月还不显个眉眼”。伪警察所所长刘丙星到村中督促，祝老歧以八路军的“威胁”为理由搪塞他，刘丙星回答说：“我这玩艺也不是吃素的。咱们三天以后见！”(39)⑥周方：《“两面”村长祝老歧》，赵舍主编：《冀南抗日斗争故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171、171—174页。

从这个场景可以看到，“两面人员”要实现“两面”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日伪并不好应付。祝老歧找到四区区委书记常青汇报情况。常青表示可以答应，但要想办法“应付”，说完祝老歧就回去执行了。这提示我们“两面人员”运作的另一个特点，即政策的变化要由中共主导，而不是由“两面人员”决定。他们的办法仍是以“拖”为主。首先集合速度非常慢：“老歧又从村西头吆喝到村东头，差不多到了11点，才集合起老的老、小的小几十个人。老歧一看也差不多了，就领着这一参差不齐的人群来到村北。老歧又故意啰啰嗦嗦地讲了半天，人们才各就各位，慢慢腾腾地挖起来。”挖了一会儿后“从东北方向走来12个扛大枪的人。还没等挖沟的人看清是怎么回事儿，这些人便端着大枪朝天‘嘣’、‘嘎’胡乱放了几枪。这时，也不知谁喊了一声‘八路来啦！’挖沟的人‘嗡’的一下子，全都跑得无踪无影，比集合的时候快一百倍。”然后祝老歧向日军报告，八路军来骚扰他们，最后日军只好同意他们村可以不修护村壕了。⑥场景本身的呈现虽然有故事演绎的成分，但这个斗争过程仍可提示我们“两面人员”运作的艰难性。

以上所谈“两面人员”的运作主要是“应付”敌人的一面，但中共一向强调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当然不会放过主动出击的机会。1943年春，一个叫李叔成的特务常到霸县李家营村敲诈，于是“两面保长”李文元就与八路军合作演了一出戏。李叔成进村的时候，李文元让三联县县大队政委赵克带人把他抓起来，然后“李文元按预定计划，同崔各庄保长和几位老人走进保公所”为他求情，“李文元最卖力气，表示愿意以脑袋担保”。最后，赵克向李叔成提出条件，要求其暗中为中共工作。(40)《抗日村长李文元》，中共霸县县委史志办公室编：《霸县英烈》，1989年印，第73页。这样达到了改造他的目的。当然，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多见，且形势越艰难，“两面人员”主动出击的空间越小。

不过，这也提示我们，面对敌方的强力压迫，中共不仅有被动的应付，也会抓住有利时机，加大主动的一面，寻找生存机会。进一步来说，中共对被动与主动的把握关涉其对“两面斗争”的态度。正如王林提到他看完一部反映“两面斗争”戏剧后的感受：“这戏内所有群众的一举一动，不论形式上如何，或明或暗，或软或硬，或欢或哭，都是对敌一种斗争——争取和保证斗争的胜利，如何说是仅只是消极的？难道非得杀杀杀，将鬼子当场杀个干净，才成为积极的吗？”(41)王林：《抗战日记》(1944年5月30日)，《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相比政策文件，这种基层干部的感受更体现出中共态度的微妙变化。主观上强调主动，面对实际又不得不选择被动，其中的张力更显复杂。最终真正主导政策方向的还是中共与日伪军的力量对比，“如某些村庄我们掌握不住，那即是我们各种力量不如敌人，或者不如顽固，绝不是简单从几个村干部身上打算盘所能成功的。”(42)中共长治县委：《长治两个月村政权工作总结》(1943年3月24日)，长治市上党区档案馆藏，档号:81-1-1-2。这是非常透彻的认识。

这样的思维理路决定了“两面人员”的运作会在应付与斗争间寻找机会。当然，现实的压力总是迫使其倒向应付敌人的一面。一旦局势改善，有些“两面人员”也就转变为“一面”的革命干部了。

三、“两面人员”的教育与管理

为保证“两面人员”持续发挥作用，中共尤其强调对他们的教育与管理，“必须对伪干部不断的教育，批评，想办法”(43)武西县武委会：《武西四个月政治攻势工作总结》(1942年8月17日)，武乡县档案馆藏，档号：3-28-4。，以防止其由“两面人员”变为反共的“一面人员”。

“两面人员”之所以可能会变为反共的“一面人员”，原因之一是担任此工作非常危险。高鲁提到：“敌警备队向村长要民夫和毛驴，便将村长打伤了。我们见到了村长，他气愤地说：‘你们来得早些，就逮住那几个警备队员了。下次，他们来了，我就通知你们来抓。’”(44)理红等整理：《高鲁日记》，1941年9月24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或许可以争辩说，这不一定和村长的“两面人员”身份相关，但对于一名伪村长而言，敌人达不到目的而迁怒于他，也是可以想到的结果。

“两面人员”的工作与生活危机四伏，导致“两面性”并不稳定。战争形势的不明朗导致有些“两面人员”可能会转向“一面”，选择与中共为敌。如聊南地区“两面区长”孙仙秋，“当形势对我们有利时，他就主动地和我们联系，给我们的游击队送情报，动员村长给我们送公粮，不阻碍农会的活动等。当形势对我们不利时，他就回避我们，不听招呼。”(45)王鲁光等：《聊南的抗日斗争》，本书编写组编：《光岳春秋》下卷，第175页。

“两面人员”的不稳定还与日军的怀柔政策有关。日军对伪职人员不仅有压榨的一面，也有拉拢的一面。如为了鼓励他们积极为日军服务，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台了《保甲人员奖恤办法》，其中列出了给予匾额或奖章的奖励事项，传令嘉奖的奖励事项，奖金、奖牌的奖励事项等。如发觉中共“重要首领或反动份子潜居管地能侦查详确迅报军警机关得以缉获者”可得匾额或奖章，辅助军警查中共“在事出力者”可传令嘉奖等等。(46)《保甲人员奖恤办法》(1942年3月16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第128—130期合刊，第5—8页。

党内部分人对“两面斗争”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如前所述，有的认为“两面人员”就是汉奸，但也有部分人采取了另一极端的态度，一部分干部片面执行两面政策，放弃了斗争的一面，“说起来满有理，免得刺激敌人，遭受损失”。在这样一种理念下，对“两面人员”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任凭他们去应付敌人，不检查，不在意，不耐心了解，更谈不到掌握与领导了”。这些“两面人员”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出现问题，一些人贪污腐化，抗日救国的意志消沉，还影响了其他一些动摇的抗日人员，由此产生了自首和为敌驱使的现象。有些“两面人员”还以维持为由起了发财心理：“今天说敌人知道你们干的了，得维持，明天说鬼子说你们送公粮了，要抓人呢，得送礼讲情。有的被敌人捉去了没有口供，敌人本来要放了，他就说这是谁给维持的得送礼，这样一来伪干部和支应敌人的人都大发其财。”(47)②《平北丰滦密县委会总结报告》(1942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4辑，第147—148、148页。

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和环境有关，部分党组织疏于管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报告谈到：“由于区村干部对两面政策的错误了解，对伪干部放任自流，教育掌握太差。有的区村干部只听到伪干部和应付敌人的干部回来后说的冠冕堂皇的话和有时被一部真实消息所蒙蔽，忽视了耐心多方面的考察，被伪干部所麻痹。”②

因此，要保持“两面人员”的稳定，中共需要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强教育和管理。

其一，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暴露身份，就安排这些人员撤离，这种方式主要是指两面干部群体，如张德润谈到：“这些人一旦暴露了身份，就离开家乡参加八路军和敌人公开斗争，如南卧石‘伪村长’李民源、郑家六端村‘伪村长’郑德修，暴露身份后就参军到主力部队去了。”(48)张德润：《抗日战争中的“两面政权”》，淄博市临淄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临淄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印，第118页。

其二，要想办法防止其转向敌方。如通过打击其中的背叛分子，起到震慑其他“两面人员”的作用。“八区的伪乡长李冠生在敌人送粮中成了第一名，得了奖，我们即去信警告。一区李福同不经我方同意就当上了伪乡长，又尽作坏事；五区孙宝全贪污严重，贩卖毒品等，我们对这种坏人逮捕枪决了三、四名。从而震动了全县，警戒了各乡，使之不敢作大恶。”(49)李光远：《敌后一个县的报告》，德州地区出版办公室编：《鲁北烽火》，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由于日伪会想尽办法迫害“两面人员”，因此，中共要及时应对，如孙盛才是临广博地区武工队政委，一天，他回到村庄被告知，最近有些伪村长忽然不露面了，还造谣说:“八路的政策变了，说什么抓住伪方人员不问青红皂白就杀头。”谣言引起一些“两面人员”的恐慌。孙盛才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应付日军的征粮，可是，有几个两面村长直到会议结束也没出现，其中包括艾赵庄的艾村长。艾村长本是个可靠的两面村长，曾多次给武工队送情报。孙盛才找到他询问原因，他回答说：“算啦，咱以后不干这行当了。整天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工作有个三长两短，你们也给黑枣吃，哪如老老实实种地松心！”经过孙盛才的询问，确认他们是受到谣言的影响，而造谣的人是伪博兴县四区区长李秉南。(50)⑥孙盛才：《抗粮》，惠民地区出版办公室等编：《战斗在渤海平原上》，1982年印，第303—304、304—305页。

针对这一问题，有人提议镇压李秉南，但考虑到两面政权的维持，孙盛才强调要采取灵活措施，最后通过捉放李秉南的办法，迫使其改过，李秉南表示悔过，并答应暗中为中共工作，掩护两面村长的安全，由此也打破了谣言。⑥

其三，中共还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两面人员”的培训与控制。山东省峰山县武工队指导员李志超提到：“敌人训练保甲长、乡镇长，我们也‘训练’，他们一从敌人那里训练回来，也必须再接受我们的‘训练’。”(51)李志超：《关于峰山县武工队和我在五区工作的一些情况》，中共长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长清党史资料》第10集，1988年印，第67—68页。

曾任中共临沂工委副书记的庞世泽谈到了临沂“两面人员”的培训过程，整个过程非常细致。集训的时间一般为3—5天，每期二三十人。集合的方式很有策略性，有的是事先约好地点，形式上用武装抓来；有的是事先不通知，直接强制抓捕过来。集合以后，村里预先安排人向据点报告“村长夜里让八路抓走了”。这也是对“两面人员”的一种保护。

集训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中共干部讲话：“有时请县长给他们讲讲话，态度都非常和气，这一点使他们大受感动，因为在敌人那里根本见不到县长，区长都很难见到，见了乡长常挨骂，连乡狗子都欺负他们。”集训的内容由大到小，由抽象到具体，先讲“抗日形势，我们必胜敌人必败的道理”。其次讲“作为中国人要有中华民族的气节，替日本侵略者办事，欺压人民是可耻的”。然后具体讲如何应付敌人，“比如特务和乡狗子常来敲诈勒索怎么办？乡公所里逼粮、逼款、逼劳工怎么办？八路军来了怎么办？”除了讲述抗日道理和应付办法外，还通过具体的事例传授应付日伪军的策略：“如果敌人要粮要得多时，往乡公所送前先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半路上打几枪，汉奸跑了，你就报告粮丢了；抓了民伕，预计什么时间带走，通知我们在庄稼地里、树林里打几枪，他们就可以跑了。”(52)②庞世泽：《临沂城东的两面政权情况》，中共临沂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临沂党史资料》第7辑，1986年印，第51、52页。从中可以看到，“两面人员”应付敌人也需要谋略与技术。

培训结束以后，为考虑“两面人员”的安全，也要有策略性，庞世泽谈到其办法是：“我们告诉他们回去要主动找伪乡长报告，也可实实在在地全讲，多说少说都行。因为我们讲的除个别死心塌地为敌人办事的人给予指名道姓的批评外，表扬的不说具体名字，讲的事例无具体时间、地点。结果敌人听了报告很恼火，无法对付，又不可能把村长都换了，太苛刻吧，怕村长更加倒向八路，只好不能不用，但又不大信任，最后还是安慰他们好好忠于日伪了事。”②这样的办法充分把握了敌对方的心理，也是中共对敌斗争策略高超的具体呈现。

关于中共对“两面人员”的管理和控制，资料非常少，零散的材料呈现了一些情况。首先是检查忠诚度，譬如，党组织“利用会议(联席会的形式)从政治上提高其认识，使之忠实于我，作到真正应付敌人”。还会通过谈话和打听，“检查是否忠实我，从这个村打听那村的，同时，也经过谈话、群众反映等来了解及检查鉴定。”也通过会议“检讨指示和告诉应付敌人的具体办法”(53)《平北丰滦密县委会总结报告》(1942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4辑，第147、149页。，强调要“设身处地的替伪村干部人员想办法”。(54)中共长治县委：《长治两个月村政权工作总结》(1943年3月24日)，长治市上党区档案馆藏，档号：81-1-1-2。中共平北地分委(55)1943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撤销平北地委，原平北所辖西部地区组成平北地分委，受平西地委领导。实行轮班甲长的制度，轮班的好处在于可以互相监督，不易被敌人利用，缺点是敌人接触面大。于是，针对如何控制伪甲长的问题，中共平北地分委提出了六项措施，通过感情拉拢、组织管控等方式限制其权力，对甲长的管控不仅要关注工作层面，还要“了解甲长生活的习惯、个性、嗜好、活动能力、社会关系，发现甲长间的矛盾，掌握矛盾，利用矛盾，造成矛盾。”(56)《平北地分委一九四三年工作检查与总结(节录)》(1944年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4辑，第255—256页。最后的“掌握矛盾，利用矛盾，造成矛盾”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到中共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运用及尺度的掌握，既要利用这些“两面人员”，又不能使其权力过大，运用基层关系网络限制其权力的范围，从而动态地掌握和控制“两面人员”。

结 语

黄敬曾提到：“如住房子、吃饭，怎样应付两面派村长……等等大大小小的问题，一点也不简单，都是新的一套。”(57)《边区的形势与任务——黄敬同志在区党委高干会上的报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等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页。“应付两面派村长”成为中共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尽管这句话并未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但它至少表明：“两面人员”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其本身有着复杂的实践逻辑。

“两面人员”是一个构成较为复杂的群体，也是一个处于夹缝之中极其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在承担任务的同时，也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由此，其持续作用的发挥更需中共的控制和运作。夹杂着人情、政治、社会、历史等多种因素的措施持续投入到这项系统工程中，“两面人员”、中共、日军、伪军成为这一工程中的主要角色，其间的博弈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两面人员”是抗战时期中共隐蔽斗争机制的一部分，其中既有隐蔽的一面，也有斗争的一面。黄敬谈到：“两面政策是公开的抗日斗争之暂时的退却，同时用另外的一种形式(隐蔽)向敌进攻。即是斗争形式的一种转换。”(58)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等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隐蔽是为了斗争，隐蔽也是斗争，这充满辩证法思维的话语正体现出中共的特质，不过其间尺度的拿捏才是背后真正的难点所在。“两面人员”的历史正是中共这一斗争理念的精彩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