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龙 康旭博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让全世界的每个人都陷入不可逃避的风险之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不再是纯粹的学术概念，而成了每个人深入骨髓的切身感受。面对疫情，整个社会产生了诸多情绪：国家伟大动员力量激发的激动与自豪，广大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牺牲与奉献带来的感动和忧伤，因疫情扩散和蔓延而产生的不安与忧虑，还有长期居家的烦躁与郁闷，如此等等，都是这一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带给每个人的切身感受。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仅仅停留在情绪的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再强烈的情绪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消退。只有进行哲学反思，才能真正理解重大疫情和风险带给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影响和挑战；也只有理性的观照，才能使科学家和工程师反思已有的成见与观念，真正意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一、风险是人类遭遇的不确定性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而理论思维的发展和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2]根据恩格斯的观点，理论思维的培养和提高，显然需要学习哲学。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哲学是“科学之科学”，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所必须具备的思想武器，那么，在功利主义大道流行的当代社会，效率和功用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哲学这一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无用之学”，已经完全沦为“贫困”的代名词。与传统时代“知识即美德”不同，现代社会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发动机就是获得“最好的效益”，应该遵循以下原理——客观、效率、标准化、计量。[3]随着这一观念的强化，人类社会发展到“科技垄断”的时代，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的意义必须受到科技的重新界定，进而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理念：“凡是阻碍技术革新的东西都不那么值得保存”。[4]这在今天的工科院校表现得非常鲜明，因为工科最大的特征就是“创新”、就是“行动”，就是“设计”，就是“制造”，传统哲学的旁观与思辨根本无法和充满质感的材料、导弹、航天飞机、人工智能等相提并论。面对科学技术的步步紧逼，哲学的地位和领地不断降低和陷落，面对如此窘境，哲学界自我解嘲道：科学家冲锋陷阵，哲学家打扫战场。

然而，虽然哲学的任务是“打扫战场”，但作为最古老的学科，它自有其意义与功能。哲学家采用的旁观态度，实质上就是理性的态度，理性旁观，意味着哲学对于眼前的现象抱有怀疑，因为这些东西不可靠，不确定。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指出的：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永远的变动和不安定带给人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就是风险。身处风险的人如同脆弱的芦苇一样随风飘荡、不能自主，但正如帕斯卡所言，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人会因为思想而强大，人通过理性的方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去发现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人类所遭遇的不确定性。人类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证明，面对充满偶然性和意外的世界，人们少有先见之明而不乏事后诸葛，哲学通过理性把握存在的方式就是未雨绸缪，就是对一切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最大程度地进行规避。或许，哲学永远不可能找到终极性的答案，真理永远处于遮蔽状态，但哲学不会放弃探索，哲学永远在途中，永远不会放弃追问和反思——这是哲学的精神和特质，也就是“爱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的态度本身就来自于对于人类生存风险的深切关注。当然，对于风险的关注和研究，哲学与其他学科在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单纯从经济风险、金融风险、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医疗风险、政治风险等具体的角度来分析，而是探讨风险本身。

故而，哲学意义上的所谓风险，就是人类生存必然遭遇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风险的种类，也包括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与危险不同，危险是确定的，当下的，在场的，已经被意识到的，从而可以通过种种方式加以预防与克服；风险则是潜在的，不在场的，朝向未来的，只能通过反事实的推理提供相应的防控机制，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因此指出：“风险既与当下的实践相关，也涉及未来发生的事情，因此，对未来的殖民造成了新的风险环境，其中一些以制度化的形式被组织起来。”[5]从人类历史和现实来看，风险具有客观性和偶然性，人们无法精准预测何种风险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当风险来临时，也不能完全规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险是人类生存必定要遭遇的、无法逃避的可能性，人类生活总是处处充满危险与风险。根据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人是所谓的“此在”，也就是人“在世之在”，人没有办法选择和把握自己的出生，当其身不由己地被抛入世界之后，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世界中的各种事物，要与世界中的不同东西打交道。“此在”不仅要面对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危险乃至灾难，而且要面对他人带来的情感、利益方面的烦恼、困惑以及冲突，更要独自品尝自我精神世界的纷扰与不安，一言以蔽之，“此在”总是面临着无法控制的风险和意外。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风险是人面临的最大的麻烦，也是最大的课题，其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让人老是处于操心、焦虑的状态。

如果说操心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以克服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感受则是“此在”无法克服而又不得不承受的情绪：那就是“畏”。操心有明确的对象，可以克服，“畏”则恰恰相反，它没有明确的对象，“大象无形”，个人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克服，但又必须承受，“畏”本质上就是对死亡无能为力的结果。的确，对于生命来说，人们会遭受许多不可确定的风险，然而，生命中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发生而无法避免——那就是死亡。海德格尔认为，“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6]“此在”注定要走向死亡。无论一个人生前怎样神通广大，最后都不过一个“铁馒头”，死亡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命给人太多的虚无感，尤其对于生命力充盈的年轻人来说，似乎太过消极，令人沮丧。然而，每个人虽然必定遭遇种种难以确定的风险，又必然走向死亡，但人类还是繁衍至今，而且以一种“向死而生”的大无畏精神，直面惨淡的人生，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种种需要，不断认识和改造着世界。这正是人之为人最为可贵的特质。人生，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一样，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绽放过程。

这意味着，人类是理性的存在者，是“自为”的存在而非“自在”的存在者，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只能被动地忍受周遭环境的伤害，人不会顺天知命，而是积极地对自身的生存活动进行筹划。生活给人类抛出了种种难以确定的问题，有些人或许会以逆来顺受的麻木态度去回避问这些问题，而更多的人则以勇气和决心，“选择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去抓住那些伴随问题而来的新机遇并进而改变其自身”。[7]故而，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尽管死亡是“此在”无法逃避的终结，但“作为领会的此在向着可能性筹划它的存在。由于可能性作为展开的可能性反冲到此在之中，这种领会着的、向着可能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能在。领会的筹划活动本身具有使自身成形的可能性。”[8]海德格尔认为领会着的“此在”具有自我造就的可能性，这恰恰表明了：生死之间，人是自由的。人不是既定的本质的存在，人是不可定义的，人不是“什么”，人永远有待于“去—是”“去—存在”。作为不断生成的、展开的、自为的存在，人能够自强不息地改变自己所面对的风险和危机，进而化危为机。由令人不安的环境产生的威胁而造成的焦虑与操心，有助于人类形成适应性的反应机制和创新精神，重新安排和设计社会组织和行为模式，以让其“产生个人的福祉安康”。[9]

美国哲学家杜威明确指出，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寻求可靠的确定性。寻求确定性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与影响其命运和安全的各种力量和解，比如通过祈祷、献祭、礼仪和巫祀等活动；另外一种则是通过科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10]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与成熟，人类意识到，通过思维人们似乎可以逃避不确定的危险，“完全确定性的寻求只能在纯认知活动中才得实现”。[11]理性和科技因此成了人类最可信赖的方式。面对变化多端、危险重重的世界，他们力图通过理性寻求绝对永恒、绝对稳定的存在。他们认为，外部世界就像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有生有灭，无法把握。然而，运用人类的理性，就会发现看似无常的世界一定存在着某种永恒的规则，只要真正认识并且把握世界运行的规则和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就可以使人类摆脱不确定性和风险。通过理性认识世界就是科学活动，经过中世纪的短暂停滞不前之后，肇始于古希腊的“知识论”传统在文艺复兴的解放运动中得到了恢复，并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理性和科学为人类走上现代化之路揭开了序幕。

二、科技带来新风险

如上所述，人类之所以需要知识，需要科学，并不单纯是为了所谓的“仰望星空”，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为了找到某种确定的方式，以便应对与控制自身所面临的风险，摆脱外在自然界的伤害和内心的恐惧。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的沉寂状态逐渐被打破，人文主义者开始思考人本身，他们极力探求人性的奥秘、尊严和力量。人们不再仰望天国，祈求来世幸福，转而开始享受尘世的欢愉，同时将目光投向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肇始于古希腊的知识论传统在这一时期得到复兴。自此，人类的理性光芒一扫中世纪神学的阴霾，人不再是听命于上帝安排、需要被照管和监护的沉默的羔羊，而是以绝对的自信确立起光辉而丰满的主体形象。随之而来的宗教改革全面开启了对教会统治的质疑和批判，强有力地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权威和传统的信仰。人们不再盲目轻信，彻底的怀疑精神成为新的思想潮流。新的时代精神造就了崭新的社会景观，现代科学就诞生于这一时期。从哥白尼开始，中间经过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科学向教义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猛烈的攻击。最终，现代科学的形态得以确立。全新的科学范式取代了万物有灵论和有机论的观念，自然不再是无序的、不可理解的神秘对象，而是充满有序性从而其每一部分行为具有可预见性的机器。从此，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神意成为绝对的权威。自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解蔽之下被对象化为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僵死机器，科技这一人类本质力量推翻了自然对人压迫与统治，人翻身一跃成为操纵自然机器的主人！

进一步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三重洗礼，人一方面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另一方面从自然法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这一过程中，理性成为人类摆脱危机、获得确定性最可信赖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名言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在培根那里，知识开始作为巨大的工具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进行彻底改造。“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知识并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12]工具理性的雏形由此铸就。从此，科学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而成为新的主义，新的信仰。“知性为自然立法”，科学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成为人类征服、驾驭、和改造自然最可靠最有效的手段。培根和笛卡尔推动了近代哲学的兴起，这种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主张认识论上的二元主义，即主体—客体关系。在这种主体—客体对立模式中，世界被当作认识的对象，人作为认识的主体，知识的可靠来源是人类自身的理性。在培根和笛卡尔那里，自然被视作僵死的无生命的卑微客体，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并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料。人作为绝对的力量主体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对其发号施令。人们乐观地相信，只要充分发挥人类的理性，只要知识发展了，只要科学进步了，风险就可以被防控，人类就会安全，就会获得确定性，其原因在于，人类的所有行动，“在理论上都是‘可依据其风险进行估算的’。就某些特殊结果而言，几乎所有人类习惯和行动都可以就其可能性风险进行整体性评估”。[13]通过科学模型的精准预测和估算，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会让传统社会所依赖的“幸运女神靠边站”。黑格尔因此提出了“历史终结”的理论构想，在他看来，人类所面临的饥饿、疾病、灾难和战争等风险，都在理性和科学的照耀下一扫而光，只要坚持理性精神，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安全、和平、富裕的理想王国，历史会因为统一于无差别的理性模式而“终结”。

的确，近现代以来，由于理性的昌明和科学的发展，人类树立起这样的信心：风险是可以防控的，科学就是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乐观主义因此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情调，即使有卢梭、休谟这样的不同意见者，但充其量不过是科学晴朗天空上一点小小的乌云。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不断出现的各种风险和危机，都对启蒙的理想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和质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现代技术造就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技术操控下的启蒙已经倒退为一种新的神话，不断进行自我毁灭。马尔库塞揭露和抨击了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的极权统治。根据马尔库塞的看法，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日益具有合理性并成为压倒一切的统治力量，“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14]技术的合理性最终转变为政治的合理性，科学技术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称谓罢了。不可否认，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人类的生存境遇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更加安全；相反，各种危机较之以前似乎更加的突出，危机的解决伴随着新的危机的产生，作为解决危机的科技本身带来了新的难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人类社会以前面临财富短缺的风险，因此希望通过科技生产来解决财富的问题，科技确实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财富问题；但是，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比如核泄漏、隐私问题、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生态危机等等，这些由技术带来的风险，完全不同于自然界的风险，人类由此面临着自己制造的巨大风险。[15]何为人造风险？吉登斯指出：“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所指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的新的风险环境。我们实际上往往并不知道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甭说从概率表的角度来对它们加以精确计算了。”[16]或许，对于科技专家来说，这似乎是科学技术还不够先进、不够发达的原因，还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发展技术。但从哲学的角度看，除了发展科技之外，还应该审视一下科技的限度，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现代科技中所蕴含着的巨大生产力是人类打破自然必然性束缚，进而走上现代化事业快车道的最有力的推动和保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早有论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7]可以说，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持续的进步促使我们与传统相分离，使我们与前现代的那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物质贫乏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使我们可以有效预防和应对自然的伤害。技术已然成为我们当下生活的背景。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现代社会将难以为继，地球生态系统的自然承载力根本无法满足60亿人口的生存需要。然而，科技在为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远远高于传统社会中的自然风险。贝克明确指出，“在此处于中心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这反映在动植物和人类生命所遭受的那些不可逆转的威胁上。风险不同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工厂或职业危机。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它不仅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模糊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界线。”[18]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社会和政治动力的全球性危机。与前现代社会风险的地域性不同，科技风险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危机，成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得不面对的共同问题。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再一次将全人类拉进了巨大的风险之中，在灾难面前，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生命如风中的芦苇一样脆弱，联系历史上的黑死病、疟疾、鼠疫、大流感、核泄漏以及21世纪的非典、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不得不承认：人们对风险从来都不可能达至完全彻底的估算！其原因在于，“即便是在相对限定的风险环境中，也总是会出现出乎人们预料和想象不到的后果”。[19]以至于哈贝马斯面对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和警告：“除了病毒之外，我们大家现在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一时半刻没有任何专家能推测这场疫情的后果是什么。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都应该要克制自己，不要鲁莽地提出诊断。可以说，我们知道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而我们却又不得不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行动与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①这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活化石级别的哲学家充满悲观的语调，让人不免想起了两千多年苏格拉底的忠告：自知自己无知！科学的进步，理性的泛滥，已经让人类变得前所未有的自负；面对如此之大的疫情风险，是该反思了！

风险是永恒的，科技不是万能的，因此，必须反思以往的观念，摒弃理性的自负，告别理性主义的迷梦。今天是知识的时代，是依靠专家的时代。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传统对个人的信任转向对社会体系的信任，主要“表现在对各行各业的‘专家体系’的充分信任，因为这些专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成为人们从他们身上获得安全感的重要基础”。[20]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专家在今天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控制者，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专家管理、精英主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美国的法学家德沃金曾经提出过著名的“赫拉克勒斯法官”的设想，也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司法的合理性，只要有一位全知全能的法官就行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人类不可能完全理性行事，历史进程总是充满偶然性和复杂性，人总是要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抉择，“此外，有许多实际情境中的风险是无法得到充分评估的，还有一些实际情境中，相关专家对某些具体行动过程中的风险则完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1]因此犯错是必然的，类似于超人的法官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法官乃至任何技术专家在今天，都已经具有了非常大的权力，这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自负的心理，会觉得一切尽在把握之中。然而，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有自己的“洞穴”，必然存在认识上的不足与缺失。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专业领域势必进一步细化，而“专业化愈加细分和浓缩，人们在其中能宣称为专家的领域就越来越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位专家则将处于和他人一样的境地。即便是专家能达成共识的领域，由于现在知识的更替性和发展性，加之外行思维和实践之上的‘滤回效应’（filter-back effect）也会变得十分模糊和复杂”。[22]因此，风险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在疫情中告诫人们：“我们在确切的意义上、在绝对意义上、在无限意义上都是极为有限而非全能的：这就是理解我们存在的唯一方式。”②

因此，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完全的科学主义与专家至上难免产生种种风险。世界如同一片丛林，身处其中的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走出，忽然依靠技术发现了走出迷途的路径，技术就成了人们最可依靠的方式。然而，澄明即遮蔽，当技术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也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唯一的道路或者选择，除此之外，已经别无选择，其他的可能性就被完全遮蔽了。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在诉诸技术方案的同时，还应该看看其他的可能性。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过去奉行的技术主义，就是专家路线，但这个路线今天已经显示出了不小的弊端和风险。因此，他主张合理的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应该是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聚合，从而既可以解决技术难题，又可以满足社会需要。也就是说，技术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文化体系，蕴含着社会价值。如果说，技术功能的设计属于技术专家的任务，那么，社会功能显然需要征求公众的意见。因而，技术专家认识自己是不完全理性者，需要谦卑，需要合作，需要听取公众的意见，交流协商，走出自己的洞穴，寻求更合理的方案。与此同时，社会也应该改变完全听命于专家的做法，通过制度性的设计，建立商谈的程序，让技术的相关者都参与商谈，敞开心扉地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进行探讨，找到更为健康合理的路线，以便最大可能地避开风险。

三、风险时代专家的伦理观念与责任

当然，风险不会因为人类的反思而完全消失，但如果没有反思的精神，就会重复过往的错误，只会使情况越来越糟。反思是一种难以取代的力量，对于个体而言，反思是个体的价值、尊严和能力的充分体现；对于群体来说，无论民族、还是国家，只有保持反思的精神，才会总结过往，开陈出新，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因此，诚如贝克所说：“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23]当前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风险重重，从不同方面给人类的稳定与发展提出了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给世界的发展增加了更大的变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科技高速发展与风险频发的情境下，专家们该当如何？也就是这个群体应该如何恪守自己的职业伦理，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呢？

首先，以交往理性的精神，打破专家的话语霸权，在与公众的交谈与协商中寻求更合理的技术工程路线。近现代以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形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出现了英国学者斯诺所谓的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相互割裂和对立的现象。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明显损害了各自的发展。实际上，各个学科之间之所以老死不相往来，一方面是因为专业化导致相互不太了解，长期形成了各个专业的封闭性“洞穴”；另一方面，则因为长期的沉浸于专业之中，专业已经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从而赋予其不可冒犯的地位和意义，“文人相轻”形象体现了这种习惯性心理。只要不同领域的专家抛弃成见，稍稍放下姿态了解一下相关学科，就会发现对方原来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不同学科之间还是有不少的共同话语，因为无论是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还是土木工程、计算机、生物工程，或者文史哲，固然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异，但由于最终都要面向人本身，因此彼此之间完全可以对话合作。各个领域的专家，只要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走出各自的“洞穴”，相互学习，加强对话与沟通，那么，无论是社会方案，还是技术设计，或者人工产品，都会更加完美，都会更少风险。

显然，在交往理性的视角下，面对共同的问题与风险，不同领域的专家必然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和背景”的挑战。以新冠疫情为例，单独靠医学显然无法有效地防控疫情，其他学科比如环境科学、人工智能、管理学、政治学、法学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故而，对于风险的治理与防控，不仅需要科学层面的认识、技术层面的处理，还需要社会政治层面的统筹、伦理层面的观照、心理层面的疏导。“这就要求研究者从问题导向研究的系统需要出发，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注重知识发现与实践应用的系统协同性，逐渐形成一种兼顾发现和分享的系统共享型的研究模式。”[24]唯有如此，不同领域的研究才能突破各自的局限，致力于“实践拼合”，共创更为有效的技术方案。

其次，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再一次深化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一观念，打破对立的他者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具有开放性和相关性，“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人从来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物，人天生就是‘从二’之社会之人，人始终无法逃乎和命中注定地系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和他人交往，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和处理交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冲突和风险。海德格尔向我们诠释了“共在”是此在的在世方式，共在先于“此在”的自在存在，此在的基本机制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界之中意味着此在必然与物、与人遭遇，此在必然与他人共在，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们秉持原子主义的立场，认为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也是有理性的，有理性的个人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都可以按照理性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每个人都好了，作为整体的国家也就好了。然而，之后难以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宣告了这一理想的破产。因为启蒙思想家们没有充分考虑到个人主义可能产生的“囚徒困境”。按照启蒙思想建构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缺乏普遍有效的公共理性的规约，个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再次退回到了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野蛮战争状态。个体自由、理性在高唱凯歌的同时也造就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对财富的贪婪欲望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无休止的竞争和暴力掠夺，垄断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极端贫富分化，以及日益严峻的阶级斗争宣告了启蒙理想的幻灭。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个体理性的局限与错误，公共理性因此成为当代哲学的基本观念。

现代社会是全球化的社会，各地区交往日益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类全球化进程不断按下快进键的同时也加剧了风险的全球性蔓延，“就某些脱域机制的后果而言，全球化意味着无人能‘逃脱’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例如，核战争或生态灾难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便使得无人能躲避其影响。”[26]的确，面对共同的风险和挑战，地球上的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切实加强国际间的协商、沟通与合作。故而，面对人类共同的风险，知识分子也应坚守普遍主义的精神，用公共理性为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学大儒张载更是提出了传颂千古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希腊著名的“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明确将“为病人谋利益”“谋幸福”作为医生的“道德原则”和“唯一的目的”。对于专家来说，在面对风险和生命的时候，需要采用“无知之幕”的方式，忘记其服务对象的身份、地位以及与自己的关系，恪守中性客观的立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问题。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发生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波折，但即使如此，钟南山院士还是多次和美国通电话，他没有因为中美摩擦而拒绝合作抗疫，始终将病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这既是大爱，也是专家伦理责任的充分表现。故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专家需要有更大的胸怀，“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有大胸怀，才会有大担当，只要有大胸怀，才会有大成就；只要有大胸怀，才能搁置争议，秉持生命至上、休戚与共的理念，携手应对未知的风险挑战。

最后，打破工具理性至上的观念，回归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行为，归根结底也就是“目标取向的理性行为”，这在当代社会所流行的“资本逻辑”中表现得非常明确。所谓“资本逻辑”，也就是资本活动过程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逐利性和增值性是其内在本性。在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的近现代社会，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化约为资本或者利益关系，人也因此成为完全追求利益的“经济动物”。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东西都成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人也不例外地“物化”了。其结果是，人这种具有最高价值的存在失去了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人不再是自身行动的目的，反而成为了实现利益的手段，金钱、财富、资本则摇身一变成为最高的价值和衡量一切的尺度。人，这一本应作为最高目的的存在，在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辖制下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身价、颜值、脑力、才华，人的一切，都可以被精确的计算，待价而沽。可以看到，面对新冠疫情，凡是以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为决策基础和出发点，都毫无例外地导致了疫情的扩大。反之，以价值理性为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决策，则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和蔓延。实际上，人是最最宝贵的，而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只有关心人，时时刻刻意识到任何一个人都是与我们休戚与共的同类，而不是相互利用、互为手段的敌对的他者，我们的决策必然充满人文主义的关怀，更少失误，从而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认可与拥护。

技术专家希望脚踏实地地做出东西，但这还远远不够。爱因斯坦警告说，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还应关心人的本身，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失去了人文关怀的科技，如同汽车失去了刹车，随时都有翻车的可能；刹车性能良好的汽车，则可以安全地抵达目的地。充满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专家就不会陷入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的泥淖中，也不会为了利益而牺牲道德。现代社会是专业化的时代，倡导“知识即力量”；现代社会是“祛魅”的世俗社会，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因此，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的义务，同时也有获得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人生一世，就是追求幸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幸福无非是三个方面：身体健康，灵魂宁静、无纷扰，物质无忧。新时代专家的物质生活已经不再有什么大问题，在加强身体锻炼的同时，灵魂宁静与否，就成为是否幸福的决定性问题。如果专家由于缺乏人文关怀而造成道德上的缺失，为了利益僭越人性，为了私欲有损公德，即使没有法律责任，也会遭受良心的谴责，辗转难眠，痛苦不堪，幸福自然会越来越远。如果回归价值理性，充满人文关怀，专家就会有照顾周全的责任感，也会在道德和利益发生冲突时第一时间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始终坚持技术的人性关照，坚守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良知，专家才能更好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总之，风险具有客观性和偶然性，只要生活在世界之中，无论是谁，都会遭遇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现代性的风险症候令生存于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安，人们不仅要面对来自自然的威胁与伤害，也面临着现代科技和风险的全球化带来的更大的危险和挑战。风险使得现代人深感无处可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面对风险，我们只能被动哀叹。作为自为的存在，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知识体系和先进技术有效防范、化解危机，各行业专家依靠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形成防控风险的最大合力，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协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应对生态危机、气候变暖、疫情蔓延等全球性风险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技术理性进行反思，打破资本逻辑和功利主义的辖制，回归技术的价值维度，防止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质言之，唯有观念的根本性变革，人类才能在风险丛生的现代社会，走出自我的桎梏与科技的局限，携手合作，共同创造更为美好的新生活！

注释

①郑作彧.“我们知道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哈贝马斯谈新冠肺炎危机.社会学理论大缸”微信公众号，2020年4月10日，原德文参见:https://www.fr.de/kultur/gesellschaft/juergen-habermas-coronavirus-krise-covid19-interview-13642491.html.

②小乌尔姆.让-吕克·南希:恶，力量|疫病时期的哲学.“乌尔姆之夜”微信公众号，2020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