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成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文学批评在福柯的早期作品中具有瞩目地位，他在20 世纪的60 年代早期发表了大量有关巴塔耶、布朗肖、萨德、克诺鲁索夫以及鲁塞尔等文学家的作品，这个时期也被许多学者称为福柯的“文学时期”。但自知识考古学研究开始，文学批评就逐渐不再占据福柯思想的显要位置，在谱系学和伦理学研究中更是几乎销声匿迹，所以，福柯早期的文学批评也通常被认为是相对独立且不那么重要的。然而，这种观念不仅忽视了文学对福柯思想的重要性，也忽视了这些研究的现实政治动机。因此，有必要消除文学在福柯思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仅限于文学时期的观念。福柯的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越界体验中所探索的非主体化的哲学语言以及在外部思想中所展示的去主体化的思想形式，不仅是一种基于文学体验的去主体化工程，也是一种基于生活反抗的生存美学。

一、越界：巴塔耶与反主体话语的哲学语言

福柯在《越界序言》这篇纪念巴塔耶的文章中论述了越界（transgression）问题①亦有学者将transgression 翻译为僭越、违禁、越轨等，这些翻译更侧重对巴塔耶思想的遵从，强调transgression 与禁忌或神圣教条的对应关系，但从福柯的解读视角来说，transgression与一般性的界限更具对应性，故在这里将其翻译为越界。，并将其用于反主体话语的探讨。越界作为巴塔耶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意是对禁忌的否定和逾越，巴塔耶用它来描述“对神圣教条不可容忍的侵犯”[1]，最终目的是“反抗占有性的世俗世界”[2]，也可以宽泛地指代超越既有的、占中心地位的规范或秩序。就其表现方式来说，越界是一种异质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在巴塔耶的作品中总是围绕着性与死亡，他将各种关于性的非常规体验与死亡相联系，通过打破性禁忌得到了关于死亡与生命的双重否定体验，它是一个基于禁忌但又逾越这些禁忌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种稳定的生命状态。因此，越界并不是一种关于生命的构建性反思，而是一种对生命必须依附于某种统治性规范的否定和逾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塔耶的越界是一种尼采式“重估一切价值”的延续，也正是如此，福柯认为他的文学作品具有着一种粉碎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主体话语的可能。《越界序言》是福柯对巴塔耶的纪念和致敬，但他对越界进行了重新演绎。越界在福柯的解读中是一种反主体的话语形式，这显然与巴塔耶不完全相同，就好比《眼睛的故事》对巴塔耶来说是展示一种关于性与死亡的动物性的异质体验，但对福柯来说则是开启了一种非理性形式的哲学语言，前者对极限体验的描述被后者解读为自我对主体形式的挣脱，越界不再仅仅是一个违反禁忌的体验，更是质疑和逾越理性话语统治地位的反主体活动。

在福柯看来，巴塔耶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将越界与上帝的死亡和主体的崩溃联系了起来。巴塔耶的越界体验在“上帝死了”之后出现，因为语言的规则力量在这个事件之后独立出现在人面前，包括越界在内的各种思想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也同样如此。理性语言构建出我思式的理性主体，并排斥了其它超越主体之外的思想可能性，“因而产生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再无任何东西可宣告存在的外在性，因此便产生了一个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3]15，然而理性语言之外还有其它语言弥补了上帝死后留下的空白，在主体之外也存在着其它可能性的思想，只是这些思想在主体原则下看起来是无法理解的或不可能的，越界就是寻找并展示这些外在于主体的不可能。为此，福柯认为“必须要为越界行为找到语言”[3]19，从而剥去思想的主体假象，因为主体若是一个理性语言的产物，那么超越理性语言就等于颠覆了主体。福柯为语言做了一种分组，即理性语言与非理性的另类语言的区分。理性语言被其视为一种水平的意义传递，即主体的表象性映射，它形成“应该”或“可能”，而文学语言则被视为后者的代表，它展现的是一种相对于主体表象的“不应该”或者说“不可能”。理性语言寻求同一性并制造了一个有序的自我和一个固定的主体界限，文学语言则展示差异与无序，因为它超出了理性界限，因而也没有一副关于自我的固定的、水平的主体映像。

福柯所说的文学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如他在《什么是文学》中所说，“文学就是一种越界的语言”[4]，文学被福柯专指为一种对抗界限的语言创造活动，它本身就是形成一种不可能。这种不可能是一种对主体、规范和极限的侵犯体验，是一种将自我和表征性主体撕裂的活动，也是一种创作者将诉诸在自己身上的主体性抹去的活动，即文学语言对理性语言所塑造的主体特质的逾越。可以说，文学语言对福柯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用一种非逻辑化的散漫体验超越了主体所划定的界限，“写作行为使作为个体的作者接触到一种匿名的、无主体的和无止境倾泻体验……这种体验用一种令人不安的语言把主体从他（她）身上撕裂出来”[5]，从而让自我从主体表征的限制中解脱，并以一种非主体化的、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溯自我。

所以，越界不是否定自我，而是否定被理性语言主体化的自我。同样，经由文学语言所阐释的越界，其目的不是指向意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崛起，也不是理性语言的消失或用一种哲学语言消灭另一种哲学语言，而是主体化的理性语言作为哲学语言主要形式或统治地位的终结。如福柯所说：“我们所体验到的并不是哲学的终结，而是一个重新获得其言说并在其疆界线的边缘地带重新发现了自我的哲学，即这样一种哲学：要么在一种被净化后的元语言中找到自我，要么在被黑暗、被自已盲目的真理所环绕的厚重语词中找到自我。”[3]20越界是一种不断超越自我极限的过度游戏体验，文学语言让自我在这种体验中产生消解自身主体界限的可能。也就是说，写作作为一种自我改变的体验，目的不是探索大写的“我”是谁，相反是为了突破“我”是谁，不是为了探索自我的本质，而是为了不再用同样的方式思考自我。就如福柯在《雷蒙·罗塞尔》中所说：“一个人之所以写作，目的是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人。”[6]主体化的语言总是在探索“我是谁”，而文学的语言则在试图表达我不是“我”，后者正是一个不断逃避理性主体的创造者。

文学语言对理性语言统治地位的消解，将允许其它类型的哲学语言出现，这意味着自我可以不再受拘于理性主体。如果说越界本身是对一种不可能的经验的寻求，那么越界的目的就是形成一种非主体模式的自我体验；如果说越界是一种对主体的质疑，那么越界的目的就是逾越那些界定人是其所是的规范，就是超越那个作为主体并正在说话的“人”。在关于越界的论述中，福柯其实已经具有了在知识考古学中所主张的观念，即作为主体的人是话语规则的产物。正是在这种观念下，话语方式的变化或另一种话语方式的出现，才会对理性话语形成一种逾越并让主体以某种方式得以瓦解。

二、外部：布朗肖与去主体化的思想形式

如果说文学中的越界体验拉开了非理性话语模式的序言，那么外部思想（the thought of the outside）对福柯来说就是已经摆脱了主体语言的思想形式。福柯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主要来自于《外部思想》，在这篇探讨布朗肖及其当代文学意义的文章中，福柯在开篇引用了埃庇米得斯著名的说谎者悖论：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者。福柯引申性地区分了“我说的”（我说谎）与“我说”（我说话）两种命题，并认为前者动摇了西方的真理性基础，因为西方真理性基础在于话语和事实的一致性，但当话语和自我捆绑在一起时，言说的主体和言说的主题就成为同一个，“我说的”和预先存在的“我”之间就存在了一种悖谬的危险，这威胁了真理的可能性问题。

福柯并没有试图去进一步解决这个悖论问题，而是主要阐释“我说”命题，这也开启了他对外部思想的讨论。福柯认为“我说”开启了一个具有无限自由可能的领域，而现代文学就是一个逃离主体内在性的“我说”事件，这正是一种在理性外部思考的思想形式。与“我说的”不同，“我说”虽然看起来表达了清晰的主体与行为，但它其实不受制于所说的主题及其意义，因为它所表达的内容并不依赖于事实，没有所谓理性意义上的真假，同时它也不受制于主体，因为它不构造“我”是谁。也就是说，福柯事实上是将话语与主体分割开来，“说话的主体不是话语负责任的发出者，而是一个非存在，在其空无中，语言的无尽之流在不间断地持续”[3]29，“我说”本质上不是话语和意义，而是语言一种原初状态的扩散和纯粹外在性的伸展，它是一个话语自身展现的过程，而不是主体化的自我展现过程。福柯指出人们普遍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内在化的自我参照或自我展现，但他认为当文学达到一种强烈展示自我的程度时，恰恰是一种不断接近它自身同时尽可能远离主体的语言。“我们严格意义上的称之为文学的事件，只是表面上的内在化；它更是一个通往外界的问题：语言逃脱了话语存在的模式”[3]29，所以，福柯在这里所说的形成外部思想的文学语言是一种相对于主体来说的独立存在，它是一种没有人说的语言，是说话者消失了的语言，是一种没有“我思”的“我说”。

在福柯看来，语言存在的表象与其中的主体自我意识是不相容的，也就是“我说”与“我思”背道而驰。或者说，“我说”所具有的独立性和流散特征，与“我思”所具有的确定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我思”是对“我”及其存在的不容置疑的确认，“我说”则疏远、分散和擦去了“我”的存在，前者形成思想，将我们带入内在性的深处，后者则只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借助文学，也可能是其它路径，把我们带入外界，在那里，说话的主体消逝殆尽”[3]30，这样，“我说”虽然没有像“我思”那样形成一个确定的内在自我或大写自我，但是它事实上触及的正是后者所没有碰触到的真实自我。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由“我说”而来，但又摆脱了作为主体的“我”的一种思想形式。福柯认为这种思想形式揭示了语言存在和自我身份意识之间势不两立的状态，并对这种思想形式进行了命名：“这种思想，与我们哲学反思的内在性和知识的积极性相关，它构成了一个短语，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外部思想。”[3]30理性作为内部的思想形式以确定性为特征，而外部思想则正好相反，它是相对无序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对既有强力秩序的逾越，因而所谓的外部究竟是什么，根本无法界定，它本身就是反界定的。

福柯认为这种思想形式在现代的第一次演绎出现在萨德的作品中，之后是荷尔德林、尼采、马拉美、阿尔托和巴塔耶，但最重要的还是布朗肖的作品。如果巴塔耶对福柯而言揭开了非主体思考模式的可能性，那么布朗肖的作品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外部思想。福柯充满赞美地指出：“布朗肖不仅仅只是这种思想的另一个见证者……对我们而言，他就是这种思想自身。”[3]32布朗肖对于福柯来说，起到了让思想向理性的外部敞开的作用，这种向外敞开的思想形式与哲学反思和知识的内在性相对立，因主体的崩溃而得以可能。与对越界的描述一样，外部思想也是一种不可能、不可想象的思想，它要求被提及的不是一种“我思”的统一，而是与不可思议的事物猛烈相遇的语言体验，在这种语言体验中自我遇到了不可想象的东西，这些东西为语言和存在之间的新秩序开辟了可能性。

通过对布朗肖的描述，福柯将外部思想描绘成一种去理性化的文学。在布朗肖的作品中，这种外部思想来自于一种说话方式或语言体验，即摆脱说话和写作主体的控制，这种体验与处于中心地位的理性主体格格不入，它对包括理性话语在内的任何话语所具有的纯粹优先性保持沉默，它不以理性的“我”为中心来说话或者思维，这使得文学语言能够脱离说话主体的掌握，“让话语停止追随自我内在化的思想，并将思想交还给外界”[3]34。因为福柯不明确引述的习惯，他关于外部思想的论述，不太好判断究竟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还是对布朗肖的陈述，又或者是对布朗肖的模仿，但抛开这些问题，可以发现福柯所推崇的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指向主体的外部的语言形式，它让自我超越主体并逃脱话语表征，也就是摆脱了作品中居于中心的言说者和被言说的方式。

这其中，福柯显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写作观念和解读观念：写作的价值不在于表达作者的思想意图，我们也无法获得一个作品的全部意义，因此解读一个作品的价值不在于获得它的终极意义。福柯将现代文学的诞生时间定格在十九世纪，因为他认为文学语言的形式在十八世纪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个与众不同的文学史划分和语言转变分析是他文学批评的重要前提。福柯认为文学写作在十九世纪之前一直被视为一种自我和世界之间的交流，语言和话语是理性自我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工具，但在十九世纪之后，具体地说是在马拉美等作家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观，即语言不是知识的工具而是其对象。福柯将这种语言观念的转变与写作问题关联起来，认为写作与其说是一种理性自我的表达，不如说它是一种我思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人写作的价值不再来自于他所表达的思想，而是来自写作行为本身，这个行为恰恰不是对主体原则的确认，而是让一个人可以远离我思，并产生一种不同于理性的异质体验。作品的价值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相应的，写作的价值不是在理性内部确认自我，而是发现一个非同寻常的自我。同时，与传统的文本解释理念不同，福柯并不认为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种对文本意义的探索，对文本终极意义的思考只会导致一系列理性真理的回归，因为文学文本作为一个自主的实体已经完全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将其视为具有一种隐含的意义，那么这种解读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预设。故而福柯认为对文学作品的解释不应侧重于对文本的意义澄清，而是应该把解释视为一种对写作行为的理解，这种行为与文学的文本一起形成一个整体。

福柯的解读方法是一种类似于读者式的散漫创造过程，而不是一种作者式的理性描述过程。福柯拒斥对文学作品进行意义解读，但并不是认为文学作品无意义，他只是拒绝为文学作品做出意义固定的同一性解读。当文学作品不被视为某种固定的产物，那么它就不仅只是一个写作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阅读的产物，或者说，它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的产物，它处于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创造之中。因为对于一个文学作品来说，它的作者并不能掌握他的语言所能够产生的所有可能意义，作者因而不是文本及其意义的确定性中心，而包括评论者在内的读者同样也不可能完全掌握这些意义并成为类似的中心。这样一来，一个文学作品也就不会成为某个居于中心地位的主体的产物，因此有可能成为一种摆脱主体的外部思想形式。

福柯通过外部思想所表达的去主体化的意图与其主张的创作体验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悖谬，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创作体验，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主体性。福柯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道：“任何纯粹的反思性话语都会冒着把外界经验引入到内在性维度的风险”[3]32，当反思性话语遵守特定规则之后，所谓的外部思想其实并没有处在理性主体的内在性结构之外。对此，福柯对反思的创造性体验进行了重新的描述，“它不必指向任何内在的确认，无需指向一种中心的、坚定不移的可靠性，而是指向一种外部的边界，它必须在这个边界不断地满足自己”[3]32，也就是说，福柯的文学作品去主体化秉持的是一种无中心态度，而不是一种无主体态度。这一态度在福柯的作者理论中有更全面的表达，与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主旨不同，福柯在《什么是作者》《词与物》等作品中并没有将作者完全消解，他不赞成作者的绝对死亡或消失，只是希望看待作者的方式能够有一个去主体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排除作者的功能，只是取消了作者在作品的中心地位。文学作品并非无作者的文本，其中依然有可识别的主体性，无论是作者还是文中的人物依然在作品中具有话语作用，但只具有一个被构建的功能（如领有作品等）。福柯所关注的不是“有没有人说话”，而是“谁在说话有什么区别？”[7]这样，作者存在但不是作品的中心也不优先于作品，作品虽然有意义但不是主体话语下的意义固定的产物。

因此，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福柯称为一种外部的思想形式，不仅与其非主体性相关，还与其非中心特点相关。福柯认为理性语言把思想引向内在的确定性和一致性维度，而文学的语言则能够把思想引向理性的外部。外部思想作为一种非固定、非标准化的思想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超出常规理性思维之外的思维方式，这与他在《话语的秩序》中所讲的外在性原则（principle of exteriority）是一致的：“我们不要走向话语隐秘的核心内部，走向被认为在其中得以表明的思想或意义的中心，而是在话语本身的基础上，在其表面和规律性上走向其外部的可能性条件，走向引发这些事件的系列偶然性以及确定其界限的东西。”[8]这种外在性与传统意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内在反思特点相对立，是一种旨在消解主体同一性和中心地位的差异性体验。福柯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其实是一个无中心的作品，其中不是没有说话的人，而是没有占中心统治地位的说话者，文学创作的价值通过让居于中心的说话者消失才得以揭示。它不是一种主体的表象形式，因而没有必要将其转化成一种在意识中清晰的描述，它不是一种内在的理性确认，而是一种不可言喻但又不言而喻的生命体验，因而是一种居于主体性之外的思想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派文学被福柯视为一种反主体话语的思想典范，即“一种可以与传统的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决裂的外部思维”[9]。

三、反抗：越界体验、外部思想与现实化的生存美学

从知识考古学时期开始，文学在福柯的作品中就逐渐不再占据重要位置。究其原因，除了五月风暴的现实影响之外，也与福柯自身的思想转变相关。正如德里达在《我思与疯狂史》中对福柯的诘难，福柯使用非主体语言去摧毁理性主体的意图显然难以实现，他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和使用一种非理性的语言来批判理性，从而得到一个非理性的真相。①参见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8-62页。尽管福柯反对理性语言的统治，强调文学语言的非理性功用，并反对文本之中不应该隐含某种预设的、一致性的意图，但是他本身也依然在使用理性语言来反对理性主体，其作品中也可以明显看到他合逻辑的文本意图。这事实上是一种用理性反对理性、用有意图反对有意图的逻辑困境，也是一种言说不可言说之物的悖谬。因此，随着福柯对话语分析的外在规则维度的日益重视，文学语言在福柯主体思考中的作用逐渐退居到次要位置。

不过，文学研究并没有就此断裂或失去价值，福柯在文学时期所关注的思想对象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作品中依然得到了延续。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中所关注的疯癫、囚犯、性错乱者、中性人等显然不是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这些偏离了理性内部规范并处于边缘的存在正是文学时期所关注的越界、外部等反话语对象。对福柯来说，“文学不仅是一种举例说明，而且本身就有能力成为一种异议或激进的批评”[10]，所以，他在知识考古学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案例，典型如《词与物》中的《堂吉诃德》。但是，与文学时期不同，此时的文学作品只是作为知识考古学的档案而存在。文学在知识考古学中不是一种越界体验和外部思想形式的体现，而是被用于展示话语和主体之间的构建与被构建的关系。堂吉诃德之所以成为《词与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于他被福柯视为两种知识型的界限，他的荒诞遭遇被解读为话语规则转变的结果：堂吉诃德之所以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人，不是因为疯癫，而是因为他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相似性原则去面对以理性同一性为认识原则的现代世界。福柯对堂吉诃德的阐释并不是在展示一种越界的体验，而是在揭示将人塑造为主体的不同知识型之间的冲突。这种将文学与现代性反思相结合的做法在福柯作品中十分普遍，如在《什么是启蒙》这篇福柯生前最后一年所写的短文中，他将启蒙运动称为一种现代性态度，并把启蒙的大部分功劳归于波德莱尔的文学，尽管他也给予了康德哲学足够的承认。

除了充当知识考古学的档案之外，文学批评还给作为生存美学的权力反抗策略提供了一种初始框架。越界体验与外部思想虽然涉及反对界限或内部的运动，但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消灭界限和内部来构建自己的问题。相反，越界和界限、外部和内部是一种相互依赖的积极关系。正如巴塔耶所说：“如果我们遵守禁忌，如果我们屈从于它，我们就不再意识到它。但是在违反它的行为中，我们感受到心灵的痛苦，没有这种痛苦，禁忌就不可能存在”[11]38，“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超越它们，但我们超越它们的同时，还不得不保持它们”[11]141。越界本身是一个相对于界限的概念，没有界限的存在也就没有所谓的越界，反之亦然，没有越界也不会产生禁忌。对此，福柯专门指出：“界限与越界，由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而相互依存：如果一个界限绝对无法被逾越，它将不能存在，反过来，如果越界行为所针对的界限只是虚设，越界也毫无意义。”[3]15越界行为始终通过一个存在的界限来组织和产生，越界的体验是由对禁忌的认知所决定的，越界从根本上来说不是纯粹的超越和远离，它所产生的不可能体验首先建立在对可能的肯定之上。反过来说，越界行为也提高或创造了对规范的认识，没有越界其实也不会真正明白什么规范。这种动态矛盾是越界不可或缺的基本结构，外部思想与内部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外部并不是绝对的外部，它不旨在消除理性所构成的内部思想形式，它只是揭示一种被理性主体视为不可能的思想方式，而这种不可能则建立在理性主体所构建的可能性基础之上，它相对于特定的思想界限出现且不能独立存在。所以，越界体验和外部思想不是一个消灭界限和内部的问题，相反，越界和界限、外部和内部是积极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涉及一场反对界限的运动，但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对界限的攻击，它的目标不是在消灭界限中完成自己，也不是为了推翻一种统治之后再建立某种统治。

这种关系模式在福柯的反抗论述中得到了延续，他对反抗的诠释与对越界和外部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反抗与越界和外部一样，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事关自我的问题，都属于一个让自我摆脱某种统治但又清醒认识到它的存在的过程。如福柯在越界描述中所强调的，“越界行为并不是要拿一个事情与另一个事情相对立，也不是借嘲讽或颠覆基础的坚实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并不是要将镜子的另一面，在不可见和不可逾越之外的领域，转换为一片光明；越界行为既不是在一个分裂的伦理世界中的暴力，也不是在一个辩证或革命的世界中对各种限制的胜利”[3]16。福柯式的反抗也始终在权力框架之内，如越界不是消灭界限一般，反抗的目标也不是彻底消除权力的影响，而是在权力之下进行自我创造。福柯对权力保持了一种唯名论的理解，“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12],作为一种唯名的形式，权力关系无法通过消灭某个目标而彻底消除，相应的反抗也不以此为目标。这种反抗不是一种对绝对自由的寻求，而是一种默认权力控制下的微观反抗，它不推翻和重构权力，因而没有一种彻底解放的理想，权力及其规范作为不可消除的界限始终与反抗并存。同时，与越界相似，福柯在权力塑造主体之处指出了自我反抗主体化的能力，他坚持认为个体可以在权力约束和控制之下进行自我塑造，并形成一种类似于艺术创造的非同质化的主体形式。福柯式的反抗不是否定权力对主体的塑造，而是希望能够在这种塑造之下形成一种自我生成。犹如没有界限就没有越界，没有内部的同一性就没有外部的差异性一样，没有权力和规范也就没有反抗。反抗与越界和外部的一致性就在于它们都没有消灭界限达到某种无规范境界的构想，有的只是一种不断抵制、挑战这些界限的行动或想法。

换言之，福柯式反抗所强调的不是消灭某种统治形态，而是主张能够形成和发出异议。权力和反抗之间看似辩证但绝非辩证化的力量关系，正是福柯在巴塔耶和布朗肖等人的作品中所解读出来的东西。文学创造之所以与主体相关，是因为它有可能与作为纯粹表象形式的理性语言彻底决裂，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再属于主体话语秩序的自我表现形式。巴塔耶和布朗肖的作品对福柯来说，正好具有一种将自我从某种规范中抽离出来的功能，这不仅为福柯提供了一种去主体化的思想形式，还提供了一种对抗权力运行的反抗策略。

可以说，反抗就是一种将越界体验和外部思想生活化了的生存美学。越界和外部思想既是一种文学体验，也是一个去主体化和生活反抗的现实工程。只是在文学批判中不那么明晰的界限和内部结构，在权力分析中转变为纪律、技术、标准、规范等相对明确和具体的对象。或者说，福柯所推崇的文学创造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体现异议的哲学探索和一种关乎生存美学的现实政治。纵观福柯的作品，文学至少具有两种样式。第一种样式是一种将思想引向外在的实践，即作为摆脱主体束缚的自由创造的文学，也就是早期作品中所谓的严格的文学。第二种样式则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化的文学，也就是在《知识考古学》之后被视为由匿名规则支配的众多学科之一。第一种样式毫无疑问是让福柯对文学青睐有加的原因，而第二种样式则刚好相反，正如学科本就是主体一词的多义词一样，作为学科的文学不仅不是对规范的逾越，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主体原则的规范产物，所以，福柯从不欣赏委身于专门机构并按照一定规范进行创造或评论的文学样式。然而，福柯虽然旨在打破学科规范及其背后的理性主体基础，但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越界、外部和反抗并不能完全忽视这些规范，文学的第二种样式让福柯的思考能够在更广阔的实践层面得以展开。可以说，福柯的文学观念自始至终都处在一种界限和越界、内部与外部、权力规范与反抗的力量冲突之中。

四、结 语

福柯关于越界与外部的论述，虽然始终围绕着语言与作者问题，但并不旨在形成一种文学理论，而是与哲学和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福柯的文学研究其实并不能为其哲学和政治论证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无论是他对《堂吉诃德》《愚人船》等文学作品的引用和解读，还是他对文学史的另类断限分析，都算不上有说服力并饱受质疑，但这些文学批评为知识考古学提供了去主体化的哲学立场，并为权力反抗提供了一种隐喻化但高度一致的初始框架，这些文学化的哲学表达方式有力地提供了一种体现异议的实例。

因此，福柯的文学研究不仅不限于所谓的文学时期，相反这些研究从一开始就指向文学领域之外并贯穿于整个思想生涯。福柯其实并没有对先锋派文学作品做出比较细致的内容阐释，他只是抽取了这些作品共同的思想形式。从这个意义来说，巴塔耶、布朗肖和鲁塞尔等人之所以对福柯来说十分重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行为给了福柯一种逃离主流话语秩序和反抗主体形式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