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腾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李岳瑞与宋伯鲁是戊戌维新时期齐名的最为活跃的陕籍京官，也是刘古愚门下学术政治出色的人才，“古愚太夫子及门弟子受知最深者，当推咸阳李孟符世长。近世陕西文人，以李丈与醴泉宋芝田世长(讳伯鲁)齐名，二人皆有名于戊戌维新变法，且皆坐此羁谪终身。”[1]18但在学术研究以及社会影响力方面，李岳瑞不及宋伯鲁。对宋伯鲁的研究，不乏名家宏文，而对李岳瑞的研究几乎没有(1)对宋伯鲁的研究见孔祥吉《宋伯鲁与戊戌变法》，载于《人文杂志》1984年第2期；陈国庆《宋伯鲁维新思想探略》，载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张华腾、朱晓博《宋伯鲁在戊戌维新运动的贡献与历史地位》，载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等。而李岳瑞的研究文章几乎没有，即使一些零星的文章，也几乎在文学、诗词及其藏书方面。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二》，收录《李岳瑞诗词六首》。郎菁《陕西省图书馆藏古籍中李岳瑞 、李寿璜父子题跋八则》，载于《文献》2013年第2期；郎菁《陕西近代藏书家李岳瑞》，载于《收藏》2010年第12期。即陕西省、咸阳市地方史志中，有关李岳瑞的资料也非常少。因此本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即使在一些论著中涉及李岳瑞，也大都是片言只语。究其原因，与李岳瑞留下的史料太少有着直接的关系(2)李岳瑞的著述主要有《春冰室野乘》《悔逸斋笔乘》《郑云词集》《国史读本》等，但多为笔记、小说、诗词类。。鉴于对戊戌维新变法时期陕籍人物贡献的弘扬及知识分子关注国事的本色风骨，对李岳瑞的事迹进行多方面的考证分析，给予李岳瑞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很有必要。

一、书香门第与科考翘楚

李岳瑞(1862—1927)，字孟符，号春冰，别号春冰室主、惜诵等，1862年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县渭城湾庇李村，李家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祖、父、子三代翰林一脉相承，这在陕西极其罕见。李岳瑞的祖父李善荣，道光年间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李岳瑞父亲李寅(1838—1878)，字敬恒，号惕庵，1871年(同治十年)进士，十三年补殿试，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李寅与刘古愚是同道好友，两人相互尊重与佩服。刘古愚羡慕李家的藏书与李寅的“博学任侠，有经世才”。李寅敬服刘古愚的学品，在同治十年李岳瑞十岁时就聘请刘古愚做儿子的家庭教师，同时接济刘古愚的生活。李岳瑞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耳闻目睹，从小就聪明伶俐，记忆过人，“幼慧嗜读，髫年入泮，有神童之目。”[2]《重修咸阳志》载，李岳瑞“躯干小，短目近视，而天才卓越”“童年即博极群书，下笔浩浩如潮海”[3]。天有不测风云，李岳瑞16岁时，其父李寅病死，给李氏家族以沉重打击。李岳瑞母亲悲痛欲绝，李岳瑞祖母却非常坚强，并没有因为儿子的去世而消沉，而是激励孙子。她说：“死一翰林，有一活翰林，何必悲伤。”原来她对自己的孙子非常有信心，将来一定又是进士、翰林。李岳瑞祖母的期盼很快就实现了，李岳瑞果然于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年，即20岁那年——1882年壬午科中举(3)参见《壬午科陕西题名录》，载于《申报》,1882年11月28日。，次年赴京参加癸未科会试(4)参见《光绪九年癸未科会试题名全录》，载于《申报》,1883年5月22日。，联袂成捷，得中进士，入翰林院，改庶吉士，成为李家的第三代翰林。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者

李岳瑞成长的时代，正是国家沦落、民族危机的时代，同时民族觉醒的步伐也在不断迈进。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处于洋务运动热的时期，向西方学习集中体现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加强国防力量以维护国家主权并进一步走向富强之路，开明官僚、洋务派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李岳瑞尽管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但关学的务实精神、刘古愚老师的开放思想一直影响着奋进中的李岳瑞，加上后来又考取总理衙门章京(5)参见《考取总署章京名单》，载于《申报》,1891年1月25日。，因工作职责之故，李岳瑞很快成为一位关心国事、务实开明的官吏。

1890年，李岳瑞撰写《拟练师船前赴欧洲各国保护商民议》一文，反映了李岳瑞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维护国家利权致力于国家富强的思想和主张。他指出：“中外之变至今极矣。”中国沿海口岸都控制在外国人之手，“彼有东来之兵，而我无西去之甲也。彼之兵轮得以护商为名往来于中国，内地航海之民任其源源西往而莫之，或顾也。故居今日而论自强之道，岂有急于练师船以保华商者哉。”[4]外国兵轮以护商为名，实际进行侵略活动。我必须采取措施以止之，师夷之长技以制之。他说：“窃以为不筹保商之计，则利权终不可收，不练护商之船，则兵威终不可振。”[4]李岳瑞编练水师以保我利权、保我华商的爱国思想非常明显，且与洋务运动19世纪八九十年代重点发展海军的思想非常吻合。或许这是他在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取得成效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认为海军不仅要守卫自己的海防，还要周游世界，保护世界各地的华商。

李岳瑞的视野更为广阔，编练水师、保护华商仅仅是一种需要，还要达到多重目的，他提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妥善办理两件大事：一是编练军舰往来保护华商；二是规定不得以有用之银易无用之洋货。这样做的好处是：(1)商船可以窥探敌国之虚实，“使数万里岛夷之地形、国势常在吾耳目之中”，即主动了解外国之虚实，了解外国之动向。(2)中国商船可以借保商为名“默宿重兵于海外”，倘有敌国犯我国土，那么我船可联络我商民，“伺隙而动，以为牵制，卡其饷道”，抵御外国的侵略。(3)精炼保商之兵，使海外我商令其自购枪炮，而教以施放之法，营伍之制，无事则以资卫护，抵制外来侵略，有事则壮声威，是不费一饷而可得数十万之精兵。(4)在洋舰必经的航线上，选择一个尚未开发的小岛，设立海关，征收往来之税，“开矿凿山以资兵船驻泊之用。可以雄视海表，反客为主。”[4]李岳瑞的这种思想，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即不是被动等着挨打，而是主动出击，搜集情报，编织一个反侵略的网络，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一种非常有见地的思想。

由于对著名思想家魏源的敬仰及对洋务主将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近代海军实践的敬佩，李岳瑞重点阅读和研究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左宗棠的洋务实践，撰写了《同治间福建创立船政局考》(上、下篇)、《书魏默深河篇》。他说：“东南之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东南之边防亦在水而不在陆。”鉴于列强轮船铁甲在我沿海横行，“来去无阻，由闽粤而达析津，藩篱竟成虚设”的危局，大声疾呼，“呜呼，伺其所短何如师其所长，拙攻其所防何如夺其所恃。仿造轮船乌可已哉。”对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欲海防不可不练水师，欲练水师不可不设局制船。”左宗棠的创设之功与沈葆桢的竭力经营之功，“五年之功，万世之计也，岂不伟哉！”[5]李岳瑞将魏源与左宗棠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实践进一步发扬光大，激励国人进一步努力，缩小中西之间的差距，李岳瑞思想的价值就在这里。

三、戊戌维新中的频繁活动——维新派中的主将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偿二万万两巨款。日本从中国获得的巨大利益使西方列强垂涎，随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中国，被列强瓜分得支离破碎，民族危机达到极点，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6]蔡锷也曾说：“ 甲午一役以后, 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 声撼大地。”[7]中华民族终于从睡梦中惊醒，开始置身于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的运动之中。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知识精英，发起维新变法运动，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开明官僚李岳瑞很快融入变法运动之中，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

第一，李岳瑞不仅自己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参加他们组织的系列活动，还将梁启超介绍给陕西维新派——自己的老师刘古愚，沟通了他们之间的联络通道，将京师的维新活动与陕西的维新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梁启超与刘古愚通过李岳瑞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经常交换意见，相互学习与鼓励。如梁启超在1897年《致刘古愚山长书》中说：“二三月间，叠有杨君风轩两赐手书及味经随录、创建书院折片、机器织布说略诸稿，循颂数四，钦佩千万。惟于启超奖饰过当，非所感受，徒增惭愧……启超自交李孟符，得谂先生之言论行事，以谓苟尽天下之书院，得十百贤如先生者以为之师，中国之强可翘足而待也。”[8]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流派分为两支：一为康有为、梁启超以今文经学派为渊薮的托古改制派，一为严复《天演论》西方进化论为主旨的维新派；二者思想渊源不同，目标一致——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李岳瑞与两个思想流派的思想家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密切，与严复的关系亦然。李岳瑞利用其职务之便，将政府的一些情况、举动不时透露给在天津主编《国闻报》的严复，《国闻报》之所以有着较高的社会信誉，除了严复呼吁和激励维新变法外，其报道消息准确可靠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而李岳瑞是《国闻报》报道重要来源的提供者。无怪乎较保守的御史胡思敬说：“李岳瑞，字孟符，陕西咸阳人，光绪癸未进士，以工部员外郎充总署章京，与张元济友善。常侦署内密情，输之国闻报馆。因上书请变服制、用客卿，革职。”[9]

第二，宣传、推销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张大维新变法的声势。《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与严复创办的《国闻报》被称之为南北舆论界的喉舌。《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梁启超为主笔。梁启超用其充满感情的笔调、犀利的语言，刊发了他的许多文章，如《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0]47，维新变法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李岳瑞深受感染，为张大维新运动声势，推动变法运动，他自觉地承担起推销《时务报》的工作，并募收捐款工作，据黄遵宪在1897年5月致汪康年的一封信中说：“近见李孟符，言及今年乡试，士子云集省会，似可每省酌寄一二百份，以期拓充。陕西一省，孟符即可代办，可即寄百余份托渠。”[11]由此可见，陕西维新运动的发展与李岳瑞息息相关，他不仅参加京师的维新运动，还极力推动陕西维新运动的发展。

第三，与宋伯鲁等发起创办“关西学会”，组织动员陕西、山西在京知识分子，壮大维新派力量。维新派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学会，壮大力量，曾组织强学会、粤学会、闽学会等。1897年李岳瑞、宋伯鲁等联络了在京的陕西、山西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关西学会”。在《在京师关西学会缘起》中大声疾呼：“呜呼，国家盛衰之故，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日本维新之始，与我等耳。一二士大夫激于国耻，奋身不顾，倡大义以号召天下，韝韝一鼓，万钧转移，上下从风，以有今日。我则二百年来，官守成法，士耽俗学，习熟见闻，以为当然，塞聪蔽明，冥冥长夜，胥十八行省四百兆人而成为不仁之疾，若之何而不为人呑噬也。德发难端，闹聚胶墨，咽喉之道鲠；英觊长江，耀兵舟山，财赋之区危；俄舰麇集，养虎自卫，腹心之疾亟。嗟夫，甲午以后非复甲午以后之情形也。即今日而求如甲午之秋，安可得哉！安可得哉！”[12]426他们的言语与呼吁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时局危局的担忧，以此激励国人觉醒，投入到维新变法运动之中。他们制定了西学会的《学会规略》：一是治经义，入会者需要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依据，阐发微言大义，而不从事支离的汉学和空疏的宋学；二是治国闻，入会者需要学习欧美、日本的政治、语言文字和自然科学，以掌握变法维新的新知识技能；三是广应求，联络其他省份的士子加入关西学会，扩大关西学会的影响；四是定会期，入会者需缴纳会费二十两，作为购买书籍资料和学会的日常费用，规定一星期聚会一次，讨论读书心得和对国家民族的关心[12]427。一大批有血性的爱国知识分子逐渐聚集在一起，关心国事，关心时局，维新变法以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1898年3月，李岳瑞等将关西学会改为“关学会”。为壮大声势，联合和团结全国的维新人才，4月12日，与康有为联络，将关学会与粤学会、闽学会等合并，发起成立保国会。参加保国会的陕籍会员有34人，为保国会总数的18.3%(6)参见《京城保国会题名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由此可见李岳瑞在维新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四，利用职务之便，在康有为与光绪皇帝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当时康有为等维新派尚未与光绪皇帝建起直接联系，而李岳瑞利用其职务之便，在康有为与光绪皇帝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述：“七月初四日，总理衙门传言来，谓当有旨到，令勿出门，既而李岳瑞来，口传谕旨，即令仆人将赏银捧出(光绪皇帝赏给康有为编书银2000两——作者注)。此本朝未有之举。仓促拜受，不知何以报也。”[17]155光绪皇帝将赏给康有为的编书银交给李岳瑞，让李岳瑞转交康有为，康有为说是本朝未有之举，确实如此，说明李岳瑞即受光绪皇帝信任，又与康有为关系密切，还说明李岳瑞直接参与了变法新政。1898年9月18日(农历戊戌年八月三日)，即戊戌政变前夕，李岳瑞与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前往康有为处，告诉他将有大变故，提醒康有为注意。康有为本日年谱记述：“是日尽却客。即夜，杨漪川(7)应为杨深秀(1849—1898)，戊戌维新六君子之一。杨深秀，字漪村，“川”为“村”误。、宋芝栋、李孟符、王小航来慰。杨言京师市人皆纷纷传，八月京师有大变，米面皆腾贵，并董军纷纷自北门入，居民震恐，乃有纷纷逃避者。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舰在大沽口，将与俄战。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13]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能与康有为等维新骨干在一起，足以说明李岳瑞的身份与政治态度。

第五，百日维新期间，李岳瑞自己多次上折，提出自己的变法建议，“会朝廷锐意变法，岳瑞愤国势积弱，条奏富强策。”[2]李岳瑞的变法建议主要有，裁汰冗员冗官，合并官僚机构。废除三跪九叩等繁文缛节，特别是为了表示学习西方维新变法的决心，使变法有一清新的外在形式，还奏请“易服制折”，以西服取代长袍马褂。这在19世纪末期的中国绝对是惊世骇俗之举。据说光绪皇帝看到李岳瑞的这本奏章以后，肯定了他的建议，并且准备秘密派遣中国使臣到西方国家购买五百套西服，决定选择吉日良辰，谒庙拜祖，祭告天地，改元开化[14]376。但光绪皇帝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不敢私自行动。尽管如此，此事还是被慈禧太后所知。当慈禧太后知道此事之后，大发雷霆，她气急败坏地拍案大骂：“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一帮顽固守旧官僚趁机群起围攻李岳瑞，恶毒造谣中伤，咒骂他是“汉奸”，企图“用夷变夏”，斥责他违背祖宗的成法，肆意妄为，并且纠集反动势力，对李岳瑞等维新派人士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8)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33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中均言及戊戌维新变法中李岳瑞的“变服制”“用客卿”奏折，但翻阅《清实录·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典籍，未查到此两奏折，尚需进一步查询。。其实，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扼杀变法，与李岳瑞等的上奏有直接关联。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述：“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15]且不说伊藤博文于1898年来华是否乃康有为邀请，但伊藤博文来华，维新派建议光绪皇帝聘请他为中国变法的总顾问，触犯了慈禧太后与清廷的核心利益，为此而发动政变(9)慈禧太后与清廷最为担心的是汉人与外国勾结，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满洲贵族忌讳汉人与外国人的联系，时时处处提防。1898年伊藤博文卸去首相职，来华旅游，是否有政治目的，不得而知。但给维新派带来了希望，故频频联系，触犯了慈禧太后与满洲贵族的忌讳。。李岳瑞上奏请用客卿的建议与伊藤博文来华密切联系起来，成为顽固派发动政变的借口。正因为李岳瑞在维新变法中极其活跃，又有“易服”的奏折，所以戊戌政变后遭到处分的报复。10月8日“谕旨：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革职，永不叙用。”(1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事本末》，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27页。 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82页。以上几处均记述李岳瑞“上书请变服制、用客卿”的奏折，但一直找不到原奏。又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376页，“七月，李岳瑞请易服色，张元济和之。有为实主其谋。上犹豫未决。有为奏曰：自古言变法者，皆云小民难与虑始，乐于观成，今一二老成人，尚张利口，牵制执政之权，筑室道谋，安能成事。古异姓受命者，必变服色，将与天下更始，而不一新其耳目，数千年沈痼惯习，其何术瘳之。(编者按：全文见《奏议》之一，《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上可其奏，潜遣中使购西服五百余袭，杂优人衣冠以进，将改元开化，择吉谒庙，祭告天地。以太后故，趦趄不敢遽发。既又议开懋勤殿，招致东南名士，兼聘客卿，大更制度。或洩其谋于太后，太后恚曰：‘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查出康有为折《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368页。主张断发、易服、改元的主谋为康有为，李岳瑞应该是赞同的，并上折。其折为什么清档案文献中未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参加变法而被革职且“永不叙用”，就等于杜绝了李岳瑞的仕途之路，宣判李岳瑞政治生命的结束， 这年李岳瑞仅36岁。

四、民初编辑、记者生涯：关心国事，发表时评

维新变法中的李岳瑞，积极主动，尽其所力，为变法运动的开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赢得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极大信任。这是李岳瑞一生政治活动的顶峰。

李岳瑞的知识比较全面，除了最为基础的《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外，天文、地理、数学等无所不通。并时常留心国内外大事，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历史、地理有比较全面的研究，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物。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改朝换天，时在上海的李岳瑞除了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外，还为多家报刊撰稿，我们从《申报》查出他的几篇文章，如《大总统奖励哲盟长命令书后》《为蒙乱事忠告各省都督》《论暗杀之风之不可长》等文均以笔名亮鞶刊出，从文章题目中可看出他仍然关注时政，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大总统奖励哲盟长命令书后》一文，写于1912年12月23日，写作背景是外蒙古上层王公与黄教领袖在沙俄列强的支持下，乘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之际，悍然宣布独立，分裂国家。外蒙古独立激起中国政府与所有中国人的极大愤慨，纷纷声讨其分裂行为。袁世凯为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特别制定优惠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对于服从民国的内蒙古上层，给予加官晋爵的奖励。针对政府的如此政策，李岳瑞发表文章给予点赞。他说：“日昨大总统以东蒙哲里木盟长齐默色木丕勒，翼赞共和，有功民国，特由镇国公进封贝勒。吾政府所以慰抚内蒙者，可谓至矣。”[16]但同时李岳瑞认为仅仅此项政策还不够，还应该有更切合实际的政策，软硬兼施，“即吾政府苟欲固彼欢心使不至生心外向，必也恩威并用，以破强邻煽诱之谋，区区封爵之虚荣，虑未必能坚其内向耳。”[16]李岳瑞还指出，他更为关注的是东邻日本的趋向，“自蒙事既起记者之所深忧不在于北而在于东，以俄人犹半藉虚声之恫喝，而日人则处心积虑，非席卷东蒙必不足偿其大愿也，是用追纪齐默色之巳事以告吾国之治边防者，伐谋之策倘能治之于未乱乎！”[16]李岳瑞的政治嗅觉非常敏感，要维护祖国的统一、国家的主权，就要提防列强。

《为蒙乱事忠告各省都督》一文，写于1912年12月23日，是对外蒙独立认识的另一视角。他认为出现外蒙古独立事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中央集权衰落，地方分权主义膨胀，“呜乎！吾国民亦知蒙乱之所由猖炽者，其原因何自来哉？即今日似是而非之地方分权主义阶之厉而已。”鉴于外蒙古独立的现实，政府应该加强中央集权，一切权力都要集中于中央政府，“专制政体既仆，吾国之所当亟为先务者，在外患而不在内忧。” “当此之时，正宜内外同必共筹御侮固圉之计，合各省之兵力财力以听中央政府之节制，调遣命将出师剿抚，并进则哲布尊丹巴之授首，而漠北全境之削平也亦，已久矣。”[17]他强烈批判地方分权主义者，“计不出此，而顾趾高气扬谓太平为可常恃歆羡，他国所行与吾绝无比附之联邦制度。谓可遂其营私自封之蕲，向不至更受法律之干涉，于是地方分权一语，遂为吾国新产之流行病。一般将帅之蓄有野心及新学小生心醉无限制之自由者，莫不奉为宝书。嚣嚣然思见诸实行，名为分治，实则割据。斯说既昌，于是一省之财权兵权，靡不据为都督一人之私产，毫发不以接济中央，中央政府虽拥有泱泱廿二行省之版图，而号令曾不出千里之近，稍有一二综核名实之举动，则一般急激者流，更从而呶呶然，聒于前曰政府专制政府，专制政府慑于内讧，遂亦不敢过事干涉相忍为国，日复一日，而耽逐于卧榻之侧者，乃得乘隙抵瑕施其运动之手段矣。”[17]他告诫地方主义者，外蒙古独立不解决，国家危，民族难，“记者敢为此言以忠(告)省都督，当知今日之战为救亡而战，非与寻常边患所可同日而语。故不能战则蒙地必不能保，全蒙地不克保全，则腹地之为人分割，亦不过旦夕间事，不能更俟诸数年之外。盖蒙事解决之日，即舆图变色之时，诸公即不为国计，宁不自为身家计国。既亡矣，则虽据有一省，其尙能偷一日之安也乎，甚矣。学说之误用，而其害遂极于亡国灭种也。”[17]

李岳瑞根据民初局势尤其是外蒙古之独立，主张加强中央集权，限制或制约分权的建议是符合民初实际的，他的这项主张，与梁启超、蔡锷的先国权后民权、强国权抑民权的思想是一致的，先有国而后才有家，亡国了岂能有家？对民初激进的民权派进行有力地抨击。李岳瑞的思想与主张，立足于民初实际，是很有见地的、非常珍贵的。在民初激进民主、民权思潮强劲之时，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立足于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其视野与行为乃典型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至上的原则立场。

《论暗杀之风之不可长》一文写于1913年4月1日，时在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尽管李岳瑞文中没有明言，是谁主持暗杀了宋教仁，但李岳瑞对暗杀的卑鄙手段给予强烈谴责：“今帝政已成彳史，专制骤改共和，阴霾尽荡，旭日重辉，山陬海澨之氓，岂尚有弗达之隐莫白之冤，乃犹效彼行险徼幸者流，不甘法律之制裁，而徒恃利器以专杀乎，人心之嚣而不易静也。”[18]如果长此以往，形成如此恶劣之风，则“贤人君子举不敢以国事自任，在位者自皆便辟侧媚之流，国事安得不日坏耶！”[18]李岳瑞还对宋案后政府与革命党形成严重对立的严峻形势表示担忧，但他没有预料到政争引发到决裂的地步，“权力纷争最为政治前途阻力，今吾国所谓政争者犹未至公然宣战也。”[18]李岳瑞的担心最终形成事实，二次革命爆发，对民初政局走向造成极大影响。通过法律途径，利用议会通过和平解决政治纷争的良好愿望破灭了(11)参见张华腾《中国1913：民初政治纷争与政治转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其实李岳瑞所担心的，正是民初一大批知识分子、学者所共同担心的问题。

五、凄凉悲惨的晚年

清王朝灭亡，清王朝对李岳瑞“永不叙用”的处分失效，其时北京政府任命李岳瑞为国史馆协修，具体工作就是修《清史》。根据李岳瑞的知识结构和政治经历，应该说安排的工作还是合适的。李岳瑞撰写了不少人物传记，具体哪些是李岳瑞撰写的，一时还无从得知。对于他为什么于1922年回到陕西，也不甚清楚。时陕西督军为陈树藩，陈树藩知李岳瑞的才干，任命他为省政府秘书长，应该说给予重用。但我们不清楚的是，他为什么没有履行职责，没有做具体事务，没有给我们留下他工作的痕迹。从1922年李岳瑞回到家乡陕西到1927年去世的五年间，李岳瑞有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之名，无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之实，五年间他做了些什么，没有具体的文字资料。但从20世纪20年代陕西政局状况来看，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岳瑞不可能就职，因当时的陕西，各派系军阀为争夺政权争斗不已，政局混乱，灾荒不断，人民生活困苦。李岳瑞不可能在此情况下安心公职工作，因而退居家乡咸阳，继续其书斋生活，不时到书市购买一些有价值的书籍，藏之于自己的书房。陕西省图书馆郎菁先生在整理1964年获得的李岳瑞家族一万卷藏书中，有李岳瑞与其儿子李寿熙的题跋八则，其中李岳瑞的六则，三则的时间在20世纪20年代。从其书跋中可看出，李岳瑞一直在购书、藏书、读书。

一则跋语为唐初数学家王孝通《缉古算经》作的，跋后有李岳瑞的签名：“宣统十七年(1925年)岁在乙丑正月烧灯节夜识 惜诵 时年六旬有三”(12)原文如是。，即1925年他63岁所作。当时，他竟然用宣统年号，可知他视自己为前清遗老，说明他对民国已近绝望，而又寄托于前清。一则跋语为(宋)韩淲《涧泉日记》三卷所作，文末署“柔兆摄提格(1926)三月廿五 日夜录 荄滋”(13)原文如是。。跋后钤“李生孟符”朱文方印，可知为其逝世前一年所作。一则跋语为(晋)郭璞传《山海经》十八卷所作，文末署“柔兆摄提格(1926) 五月二十五 日记于长安寓室 惜诵”(14)原文如是。，跋后钤 “李生孟符 ”印 ，可见写于1926年逝世前一年[19]。从以上三则跋语可见，李岳瑞的本色乃知识分子。他从小读书、释书，因读书学而优则仕，科场顺达，20岁中举，21岁成进士入翰林院，成为少有的青年京官；李岳瑞读书注重经世致用，为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独立而不时发文，贡献自己的智慧，但鉴于清政府的腐败、反动及北洋政府治理下的混乱社会，他失去了希望，晚年消极，以吸食鸦片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六、家风、士风再传递：李岳瑞儿子李浩然

李岳瑞去了，其子李浩然继承父亲本色，在知识界奋发努力，成为民国著名报人。

李浩然(1887—1947)，本名李寿熙，字伯虞，笔名浩然。李浩然在李岳瑞的培养下，天资聪明，学习努力，13岁即中秀才，如果没有后来的废除科举，凭借李浩然的才华，中进士入翰林，延续李氏四代书香门第家风、士风，学而优则仕，也是很有可能的。后科举时代的李浩然，因学习优秀，1905年即被公派留学日本，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社会、自然科学知识，同时面临着挽救民族危机的重任，从而走上开民智、谋宣传、力鼓吹的媒体职业道路，在上海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其文笔犀利，严守职业道德，嫉恶如仇，评论文章可读性强和感染力大，受到广泛好评，他与陕西同乡媒体同仁张季鸾同被视为“陕西才子”，有“北张(季鸾)南李(浩然)”之美誉。李浩然1913年起主编《新闻报》(15)《新闻报》是当时中国三大报刊之一，日销售量20万份，为三大报刊之最。，直到1941年年底上海租界沦陷去职，主持《新闻报》几达30年，这在新闻界也是非常少见的。

可惜的是，1947年7月25日，李浩然在搭乘电车上班途中遭遇车祸去世(16)参见《申报》1947年7月26日。。他的去世是报界的一大损失。人们对李浩然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李氏加入同盟会甚早，辛亥革命吿成，即视新闻记者为终身职业，无意仕途，书生本色，不谙生产，其丧事纯由新闻报馆料理。”(17)参见《申报》1947年7月28日。时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为其书写挽联：“文享两代传当世，祸患弥天哭故人”。同时还为其撰写了墓碑:“新闻记者李公浩然之墓”。

对于李岳瑞来说，其关注国事，为国家为社会努力奉献，责任担当的家风、士风代代相传，当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