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君

(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641100，内江)

二十四史中只有《金史》设《交聘表》，[1]《交聘表》反映了占有特殊地理位置的金代特有的外交历史，是研究金代与南宋、西夏、高丽关系史的重要文献。但是《交聘表》也存在误载、漏载、记载粗略等问题，于是有学者对其加以匡补，如赵永春的《金宋关系史研究·金宋交聘表》、胡传志的《金与高丽交聘考补》[2]等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全面订补《金史·交聘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如中华书局的《金史》初版与修订本，也在校记中对《交聘表》存在的种种问题加以校勘，为人们利用该文献提供了权威帮助。与上述学者的成果相比，更早对《交聘表》进行补正的成果还有晚清李有棠①的《金史纪事本末》[3]一书。该书52卷，各卷内容分正文和考异两部分，其中考异部分引证赅洽，考辨订补相关史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该书考异中涉及到《交聘表》之处非常多，这些内容虽非针对《交聘表》的专门研究，却在客观上起到了正讹补脱的作用，对《交聘表》研究的贡献值得表彰，但其存在的不足也需认识清楚，这是更科学合理地利用该文献所做的工作。

1 《金史纪事本末》对《金史·交聘表》的正讹补脱

《金史纪事本末》中明确涉及到《交聘表》的地方有170处，如果再加上暗据《交聘表》的地方，②大概就有200余处了。综观这些实例，最多的是用《交聘表》的史料对正文史实加以补充佐证，其次是指出《交聘表》的脱误等问题，再次是交代《交聘表》与其他史籍记载的差异。

在《金史纪事本末》考异中，明确利用《交聘表》正面补充正文史实或揭示史源的有73处。这类用例的引用提示语包括“交聘表”“交聘表云”“今从史交聘表”(后面概引相关史实)、“又云”(进一步补充)、“今据交聘表书之”“兹据交聘表书之”“今从交聘表”(指出正文史实的直接史源或补充正文)、“均见交聘表”“见交聘表”(对上引内容出处的交代)等四种类型。利用这些引用提示语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使用《交聘表》对正文进行补充、佐证的实例。

所谓补充，是指补充正文未交代的一些交聘史实或使节等。这样的实例很多，明确指出出自《交聘表》的有56处。如第94页正文“(太宗天会二年)夏五月乙巳，栋摩克南京，杀都统张敦固”条，考异引《交聘表》：“又云：八月，以贝勒乌哲纳、李用弓贺宋正旦。十月，宋使贺天清节。十二月，贝勒高居庆、大理卿邱忠贺宋正旦。”第105页“冬十月”下补充：“《交聘表》，是年七月，以耶律固为报谢宋国使。十月，宋使贺天清节。《纪》未载。”第162页“(熙宗天眷)三年夏五月丙子，诏都元帅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皆平之”条，考异：“……《交聘表》，是年，宋礼部尚书莫将等来迎护梓宫。”第545页“(世宗)大定十五年春正月，宋遣使来贺”条，注释：“正使为试户部尚书蔡洸，副使江州观察使赵益。《纪》失载，今从《交聘表》。”等等。由以上各例可知，《金史纪事本末》正文一般交代的都是大事件，而中间的一些细枝末节的史实则在“考异”中补充，特别是交聘史实则更多通过《交聘表》来说明。

揭示正文史源者，有明确引用提示语的有18处，如果加上暗据《交聘表》的，大概有四五十条。如第271页“(太宗天会二年)三月辛未，夏国王李乾顺遣巴哩、公亮等來上誓表。闰月戊寅朔，使王阿哈(原作阿海)、杨天吉往赐誓诏”条，考异：“二国往还使臣，《太宗纪》未列四人姓名，今据《交聘表》书之。”第275页“(皇统)五年夏四月，遣右卫将军萨哈(原作撒海)、兵部郎中耶律福为横赐夏国使”条，考异：“《熙宗纪》未载，兹据《交聘表》补。”第276页“(海陵正隆)三年春正月丙寅，夏奏告使还，遣左宣徽使敬嗣晖谕之”条，考异：“《熙宗纪》未载，兹据《交聘表》书之。”

利用《交聘表》来佐证或补充正文或指出史源，说明李有棠充分认识到《交聘表》的史学价值，他对《交聘表》的合理利用为我们更好利用这一文献提供了参考，这是《金史纪事本末》的贡献，值得加以表彰。

与补充史实相比，对于订补《交聘表》而言，考异中指明其脱漏的文字无疑更有参考价值。据统计，全书共有67处指明《交聘表》失载。引用提示语为“交聘表未书”“交聘表失书”“交聘表失载”“交聘表均未载”“交聘表未列”“交聘表又未书”“交聘表俱略而不书”“交聘表不载其事”等。失载类型包括交聘史实失载、使臣名失载、交聘日期失载。

第一类补史实失载者如第83页“五年春二月”条，考异：“毕沅《续通鉴》云，政等初至金，与金主议西京地，不许。草国书，使哈噜与政等还报。……至是，哈噜至登州，守臣以童贯讨方腊未还，留金使不遣。哈噜怒，寻令诣阙。留月余，遣呼庆送归，但付国书，不遣报使，用王黼议也。蔡絛《北征纪实》云，时上悔前举，意欲罢约，谕女真使可复回。《宋史》，哈噜作曷鲁，载在五月。《太祖纪》及《交聘表》均未书。”《交聘表》天辅五年下全是空白，这里利用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和《三朝北盟会编》补足史实，可补《交聘表》之缺。

再如第86页“(天辅六年)冬十二月，帝亲伐燕京”条，考异：“《辽史·天祚纪》云，萧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许，乃以劲兵守居庸关。……《宋史·徽宗纪》云，九月，金遣徒姑且、乌歇等来议师期。寻遣赵良嗣报聘。十一月，金遣李靖等来，许山前六州。十二月，复遣赵良嗣报聘。是月，药师败萧幹于永清县。《系年要录》，李靖外尚有乌凌噶色哷美。靖，宾州人。元会汾《金史考证》云，时金令普嘉努责宋以出兵失期，始背初盟，改十七州为六州。此南北构兵之端，而《交聘表》均未载。”《交聘表》天辅六年下与宋交聘一栏空白，上述引《宋史》等史料正可补足。

又如第153-154页“(天会七年)十二月壬寅，宋帝入于海”条，考异：“……毕沅《续通鉴》云，正月，通问使刘诲、王贶、杨可辅自河东还行在，唯虚中独留，后降金。《续纲目》云，金遣虚中归，曰：‘奉命北来，求请二帝，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遂留。……薛应旂《通鉴》云，二月，金兵至扬州，帝奔镇江，用朱胜非计，诏录用张邦昌亲属，遣阁门祇候刘俊明使金军，仍命持邦昌贻金人约和书稿以行。毕沅谓取之于常州李纲家。俊民请邦昌一子同行，庶可借口。遂录用其子元亨，及婿山阳廉布与其兄邦荣，兄婿安阳吴若，悉录用。见《系年要录》。赵甡之《遗史》刘俊民作刘仲，云，五月，起复朝散郎洪皓为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充通问使，龚璹副之。薛应旂《通鉴》又云，帝遗粘莫喝书，愿去尊号，用金正朔，比于藩臣。皓至云中，迫之仕刘豫，曰：‘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愿鼎镬无悔。’流冷山。七月，复遣工部尚书崔纵往，不屈，死。……八月，又遣杜时亮、宋汝为往。……九月丙辰，遣直龙图阁张邵使金，武臣杨宪副之。邵至潍州，接伴使张乐，不忍听，请止至三四。见挞懒不肯拜，且责其封刘豫，怒取国书去，执邵送密州，囚于柞山寨。按，皓以七年五月使金，八年，见尼玛哈于云中。具载《北盟会编》。《交聘表》均未载。”以上所列交聘事非常详细，而《交聘表》仅交代金克寿春、宗弼渡江克杭、高宗被迫入海诸事，无交聘史实记载。因此，《金史纪事本末》对这一年交聘情况的梳理就很有价值了。

又如第156页“(天会)十一年秋八月戊子”条，考异：“……薛应旂《通鉴》云，绍兴二年九月，王伦还自金。先是，伦久困思归，倡为和议。乌陵思谋以告粘没喝，因纵之归。会议讨刘豫，事中格，久之，以潘致尧为通问使。时金天会十年也。明年五月，致尧还，言金欲重臣通使，遂寝出师议。遣签书韩肖胄偕胡松年往议和。十二月，肖胄偕金使李永寿、王翊来，请还豫俘及西北士民在南者。且欲画江益豫，与桧前议吻合。议者知金与桧合谋矣。复遣章谊为通问使，请还两宫及河南地。王明清《挥麈第三录》云，肖胄见金主所系带，光彩绚目，注视久之。主曰：‘此石晋少主献耶律氏者，唐家日月带也。’又命取磁碗一枚，曰：‘亦少主所献，内有画，双鲤在焉，水满则跳跃如生，覆之无他。’二物诚绝代之珍也。并见厉鹗《辽史拾遗》。毕沅《续通鉴》云，为副者给事中孙近。且命王伦作书与高庆裔等。伦系旦侄孙，家贫无行，京城破，兵乱，伦径造御前，赐以夏国宝剑，除兵部侍郎，传旨抚定。《太宗纪》均未载，《交聘表》亦未书遣使事。”《交聘表》天会八至十二年金宋交聘栏全部空白，以上所列史料正可补《交聘表》之失。

第二类补载史臣名者如第152页“(天会六年冬十月)庚辰，宗翰、宗辅会于濮，侵宋”条，考异：“《宗翰传》，时康王遣王师正奉表，密以书招诱契丹、汉人，获其书，入奏，乃下诏伐之。按《交聘表》无王师正名。《宋史》及《续通鉴》均未载，岂以王伦字正道而遂致讹？今阙疑。”又第331页“(天会六年)秋七月乙巳，宋帝遣王师正奉表请和”条，考异：“是时为宋建炎二年，《交聘表》未载王师正名，《太宗纪》亦未书宋遣使请和，今从《宗翰传》。”

再如第166页“(皇统二年)三月……归其母韦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郑氏丧于江南”条，考异：“《王伦传》，三月，遣左副点检赛里、都转运使刘裪送天水郡王丧柩及帝母韦氏。《系年要录》作四月事，金使为明威将军高居安及内侍二人扈从。又泛使为左副都点检沂王宗贤、秘书监刘裪。《交聘表》未列使臣名。”

又如第286页“(大定二十九年)九月戊辰，以卫尉巴尔斯章为夏生日使”条，考异：“生日之使，《交聘表》未载，今从《章宗纪》书之。”“(明昌元年)九月己未，遣乌凌阿玛展为夏生日使”条，考异：“横赐夏国及生日二使，《交聘表》阙书。”第287页“(明昌三年)九月，遣唐古哈达为夏生日使”条，考异：“生日之使，《交聘表》未载，今从《章宗纪》。”

第三类提示失载日期者如第365页“(天眷元年秋八月)己卯，诏以河南地与宋。以右司侍郎张通古等使宋”条，考异：“元好问《中州集》，安阳王竞，字无竞。宋末登进士，仕国朝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大定四年卒。……其奉使江左，题同官萧显《西湖行纪后》诗云……国史有传。其奉使年月未载《交聘表》，姑附录于此。”第630页“(泰和三年)秋九月丙寅朔，宋使贺天寿节”条，考异：“《交聘表》只书甲子日，未系月，疑有脱误。正使为礼部尚书刘甲，副使泉州观察使郭倬。”

除以上三种补《交聘表》的类型以外，还有一种是补《交聘表》未列的金蒙交聘史实。《交聘表》仅列金与宋、金与夏、金与高丽的交聘，却避去金蒙交聘，这是因为修《金史》者为元朝人，出于为国而讳的目的，有选择地过滤掉了臣服金朝的屈辱历史。当然，《金史纪事本末》有关金蒙交聘史事的记载仍然不以补《交聘表》为目的，但将这些史实汇集起来，客观上给我们提供了便利。

金蒙交聘集中在卷三十九《元人克燕》、卷四十一《中原沦陷》中，前者有7处、后者有5处。这些交聘史实取自《元史·太祖纪》《金史·卫绍王纪》《金史·宣宗纪》《大金国志》等书，基本上把这几部文献中有关金蒙交聘的记载都辑出来了。

《金史纪事本末》考异中指出《交聘表》与其他史籍记载差异之处有30处。其所使用的提示语为“交聘表作”(一般交代人名之异)、“交聘表系之”(多为交代时间之异)等。这类考异文字将一些相互龃龉的史料编排在一起，为研究《交聘表》或交聘史提供了线索。

以上所举实例，充分表明《金史纪事本末》在订补《交聘表》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深入整理与研究《交聘表》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

2 《金史纪事本末》交聘史料的遗误情况

应当指出，李有棠对《交聘表》的补遗并非以订补后者为目的，而是通过某些文献补充载录有关史实后，顺带交代这些史实未被《交聘表》所记载，从而体现其史法的严谨。总体而言，这些订补文字大多可供参考，但也偶有一些失误需要研究者注意，例如遗漏史实、文献出处错误等。

《金史纪事本末》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量文献，补充了大量《交聘表》未收的交聘史料，客观而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编纂者尽最大努力实现了史料搜罗的全备，这种穷尽史料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受当时搜集文献、检索手段的限制，该书在交聘史实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多遗漏，其中金宋、金蒙、金夏都有遗漏，而金与高丽所遗更多。

金宋交聘如天会十二年，《交聘表》空白，《金史纪事本末》第157页当年下也无交聘事。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二：“(绍兴四年春正月)乙卯，龙图阁学士枢密都承旨章谊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给事中孙近副之。官子孙各五人，傔从补文阶者八人，白身补官者又七人。”[4]又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一炎兴下帙六十一：“(九月)十九日乙丑，以左朝请大夫试尚书工部侍郎魏良臣充奉使大金国军前奉表通问使，右武大夫果州团练使王绘副之。”[5]金宋交聘类似这样的遗漏还有很多，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受限于本末体的体例，不能苛责作者。

《金史纪事本末》卷十四《高丽宾服》中记述了金与高丽的交聘史事，其中很多记述都依据《金史》中的《交聘表》《高丽传》及其他纪、传，也参考了如元会汾的《金史考证》、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因为条件所限，李有棠没看到郑麟趾的《高丽史》等史籍，所以很多交聘史实自然就“遗漏”了。胡传志教授的《金与高丽交聘考补》一文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文从《高丽史》中勾辑出被《交聘表》所遗漏的史实，使我们“见出金与高丽的交聘全貌”。[6]这是研究金与高丽交聘史的重要参考文章。

金夏交聘，《交聘表》中所缺甚多，《金史纪事本末》自然也难免遗漏。如《交聘表》载：“(元光二年)九月，夏国和议定，夏称弟，各用本国年号，遣光禄大夫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中书省左司郎李绍膺来聘。”[7]这里并未言及接伴使，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九《国子祭酒权刑部尚书内翰冯君神道碑铭》：

君讳延登，字子骏，姓冯氏，世为吉州吉乡人。……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词赋进士第，解褐临真主簿，再调德顺州军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怀宁寨事。部使者举廉能，转宁边县令。……(大安)三年，丁内艰。宣宗贞祐二年，起复，补尚书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兴定五年，充国史院编修官，考试开封进士，改太常博士。未几，出为平凉路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元光初，迁巩昌军节度副使，员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为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闻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国，就充接送伴使。[8]

神道碑中所言“明年十月”与《交聘表》“九月”稍异，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夏使九月出发，十月至金境，金接伴使也于此时接至边境，这是很合理的，并不存在矛盾。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冯延登正是“就充接送伴使”者，这样就补充了当时金国接伴使的缺失。西夏朝留存至今的文献多是佛教文献，历史文献很少，所以搜集金、宋交聘史难度较大，但可从当时的正史、笔记、诗文集和出土墓志等文献中细心搜集，或可补出一部分。

金蒙交聘因元人修史有意回避而使相关史实严重不足，《金史纪事本末》虽尽可能地利用了几部相关史书，但仍有所遗漏，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视野，广泛阅读，搜集相关史实，才能全面再现金、蒙交聘史。如上面所引的冯延登神道碑就记载了他出使蒙古的经历：

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国史兼鼓院事。……七年，复翰林待制，充御前读卷官，仍试宏词。十二月，迁国子祭酒，借注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充国信使。以八年春奉国书，见于虢县之御营。有旨问：“汝识凤翔帅否？”对曰：“识之。”又问：“何若人？”曰：“能办事者也。”又问：“汝能招之使降，即贳汝死；不则杀汝矣。”曰：“臣奉书请和，招降岂使者事乎？招降亦死，还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为愈也。”明日复问：“昨所问，汝曾思之否？”对如前。问至再三，君执义不回。又明日，乃谕旨云：“汝罪应死，但古无杀使者理耳。”君须髯甚伟，乃薙去，迁之丰州。壬辰，河南破，车驾驻郑州，有旨发还。三月入京，哀宗抚慰久之。[9]

像这样的史料搜集起来，就可为关系史研究建立起坚实的基础，并且还会借助这些生动的细节史实的叙述使文字更加鲜活，严肃之中蕴含更多趣味。

文献出处失误在《金史纪事本末》中较少，但在参考时也需要加以核实。如第81-82页“(天辅)四年春二月……宋遣使赵良嗣、王晖来议燕京、西京地”条，考异：“……《宋史》载是年十二月复遣马政如金议地，薛应旂《通鉴》亦同，《交聘表》未书。见元会汾《金史考证》。”

按，“《宋史》载是年十二月复遣马政如金议地”一句史实出处不确。《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四载：“(宣和二年九月)丙辰，遣马政使金国。”可见，《宋史》所载为马政出发时间，而“十二月”当为马政到达金国的时间，《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马政至女真”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另外，《宋史》仅云遣使，并未言及“议地”，议地之事载于《三朝北盟会编》：“政等至女真，授以国书。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不认所许西京之语。”据此可确定前述史实出处当书《会编》，而非《宋史》。

综上所述，《金史纪事本末》一书在充分利用《交聘表》的同时，也客观上对其起到了订补作用，这是其最大的价值所在。另外，该书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量与金史有关的文献，甚至有的文献现在都很难看到了，比如书中重要参考文献之一的元会汾的《金史考证》就未见馆藏，不知李有棠当时参考的是稿本，还是其他什么版本，这部文献如果找到，其意义是很大的。李氏研究历史时全面占有文献的作法值得学习，他爬梳融通地运用文献的方法更应该细心体会。李书的遗漏史实的缺点主要是时代局限，是当时文献搜集和检索条件制约了他的成就。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它的成绩与不足之后，才能将此书更好地用到历史研究中去。

注释：

① 对于李有棠，崔文印先生在《金史纪事本末·出版说明》中云：“李有棠，字芾生，江西萍乡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左右，卒于光绪末年或宣统初年。《昭平志略·仕籍志》称其‘幼补博士弟子员，食廪饩，以优行贡成均就教职，考取八旗官学、汉国子监学，选授峡江训导。’”

② 如卷十三《征抚西夏》“(世宗大定四年)冬十二月”条考异：“《世宗纪》只书乌哩雅一人，其余夏使均未载姓名，今从《交聘表》书之。以下同。”“以下同”表明下面有若干处均参考《交聘表》，不再一一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