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发军,冯 哲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界分机械自然观的原创性范畴，整体性地揭示出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共在、共生、共存、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性的系统思维、辩证性的哲学思维与方法性的科学思维的有机统一，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同生态中心主义二元对峙的抽象性论争，界化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值域，宣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片面性成见的不可能性，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基础。

一、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思想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在新时代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独创，它的提出标示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整体性出场，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贯穿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同时也是习近平基于自身在基层实践中关于生态思想的提炼升华，是富有创新性、原创性的思想论断。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首提生态问题的“命脉”理论。“命脉”是指生命与血脉，人与自然要素的同构性关系就像人的血管中那种连贯而自成系统的血脉一样，可以说它们就是“骨著脉通，与体俱生”的关系(王符《潜夫论·德化》)。命脉理论与生命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对解决当代中国生态问题及其构建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为十九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奠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高度总结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及人类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拱顶石与本体论范畴，呈现“天人一体”的绿色生态情怀和“天人合一”的绿色发展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贯穿21世纪新的发展实践的绿色生态宣言，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时代律动的理论指针。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可以阐释为作为有机统一体的生命共同体、作为一种和谐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作为一种正义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以及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

第一，作为有机统一体的生命共同体。作为有机体的生命共同体，其生命要素包含着人的自然生命、人的社会生命、自然的生命及自然的社会生命，这四种生命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的有机体生命体。单列一种生命做静态的研究与理论分析可以为之，但是强势分离这种生命体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引致生态生命的失衡与衰竭。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的自然生命与自然的生命不断生成为人的社会生命与自然的社会生命(人化自然或第二自然)，从而使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生命共同体。

第二，作为一种和谐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既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也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1]，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性对象和精神性对象。然而，人类在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一度按照自己的意愿勾画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图景，试图成为大自然的主宰者，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狂想曲最终因人类的肆意妄为造成生存环境恶化而画上了休止符。只有将生命系统与人善待自然界的善良意志有机地统一起来，把道德及伦理触及自然的万物之上，从而在善待自然中也善待自己。

第三，作为一种正义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以人的“类”存在的类属性思维出发，思考人类社会的合目的性和道德正当性的价值规范作为社会范畴的正义规约，将这种社会正义扩展到连带自然于一体的生态正义，延展为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和谐统一的正义共同体。这种生态正义更具整体性和关联性，超越了人类社会范畴的政治性正义而达至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伦理性正义，体现了对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的整体性关怀，以及“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理想。

第四，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所建构的“两端模式”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把人类的发展极其关切人类命运本身的问题归为制度性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使得在生态向度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命运窘境的映照。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跨越了国家与民族之界限，在人类生死存亡的终极性视域下来谋划人与自然的友好型关系，其以共同体为基本单元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建构一种文明的生态方式，把生命意识、生命空间、生命时态、生命感觉、生命色彩与生命荣损绾于一体，构建一种生态生命价值意义上的文明观，本质性地界化了以工业文明为背景的机械自然观。

二、生命共同体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实际，习近平系统性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这一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坐标轴，以中国生态和世界生态问题为反思对象，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峙为切入点，以保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为价值旨归，全面性地阐释了生命、生态、文明、民生、命运的一体化关系，以政治家的勇气、理论家的思维、战略家的卓识擘画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的未来愿景，贡献了基于中国生动故事与中国生命情结的中国生态智慧。

(一)理论渊源

习近平基于生命共同体底色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自然与人一体”的自然生命观为生态底蕴、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谐生命观为哲学底色，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绿化、保护与改善”的发展观一脉相承基础之上的理论结晶。

首先，马克思主义“自然与人一体”的自然生命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底蕴。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行程中,对自然生命观及人类的社会活动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在肯认自然界先在性的基础上，将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的生命共同体。这种生命共同体是基于自然界的生命观与人的自身生存的生命观协调统一而存在的，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3]，恩格斯也提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4]，其中透露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相互交织的生态思想，标识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底蕴，这些思想为习近平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和谐生命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底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蕴的博大精深的和谐生命观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习近平汲取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并对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的精髓进行了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换。习近平借用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原典型思想,弘扬了儒家生态思想中所张扬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天人合一”以及人对自然取之有道、有度的辩证思想。在吸取儒家生态文化思想的同时,习近平还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太极生万物的观点出发,形象地阐释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思想，积极建构出一个统一保护与修复的生态系统一体化格局。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科学发展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宝库。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70余年风风雨雨的伟大进程中，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擘画了“绿化、保护与改善”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绿化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活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要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要求，合理调整农业结构”[5]。另外，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律制度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江泽民把邓小平的生态文明思想继续向前推进，他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6]。胡锦涛特别重视生产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他强调要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大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逐步改善生态环境，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7]。这些思想都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与理论基础。

(二)科学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广博、守正创新、自成一体，体现了其自然观、社会观与生命观的辩证统一，丰富了党的理论宝库，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生命共同体与生态文明的向度上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1.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进化的生命系统观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类基于对自然的无知而引起的恐惧、崇拜和依赖阶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浑然一体的自然共同体状态；第二阶段是人类在科学抽象力的助跑下完成了从自然母体抽离的控制、宰制与征服阶段，这是一种对于自然共同体的抽象化与对象化的社会共同体阶段；第三阶段是基于自然界对于人的报复而产生的生态危机阶段，人类开始转向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与协调自然的绿色发展意识，从而开启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阶段，这是一种人类极力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存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的理想化阶段。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中心主义重要流派之一的“深层生态学”所建构的“内在价值论”，承担起了生态学的本体论基石，同时也成为生态中心主义核心理论。“深层生态学”是西方生态哲学提出的一个与浅层生态学相比较的概念，将生态学发展到哲学与伦理学领域，并提出生态自我、生态平衡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该理论由挪威著名哲学家、“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阿伦·奈斯于1973年提出。在“深层生态学”的理论中，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各种事物自身存在价值的独立性，它排除了人的参照系或参照物的功能，因此不需要应用“有用性”范畴来与人的存在发生联系，并因具有唯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基本属性而受到批判。它所批判的对象乃是与工业革命共谋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基于人类狭隘利益视角出发的理念支撑了人类无节制征服自然和无限度发展生产的狂妄计划的不断落实，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人的主体性张扬与资本扩张的计划一起把启蒙运动送上了自己的反面。

习近平生命系统观消解了这种二元对峙的论争，在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属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关系，并把自然界的先在性、客观性作为这种生命自然观的前提与基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精髓，把生命自然观奠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摒弃了自然内在价值论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否弃了以人类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实在论，这种绿色发展理念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命情怀、生态情节与系统思维特质。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中的无机的、有机的与社会的各种关系统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种生命系统，这种生命系统的各个独立的生命子系统之间协同进化、互惠共生。因此，生命共同体就赋予了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系统眼界，在宇宙的亿万年演化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的有机与无机的生命一起构建了一种具有“递阶秩序”的整体性生命共同体。基于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协同进化互惠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持续性存续的生命系统的完整性。

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命发展观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历的文明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正在经历的生态文明，在这三大文明里，人们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态，从而在这三种形态里展露出三种异质性的生命发展观。

在农业文明时期，绿水青山作为纯粹意义上的物质世界，自在地存在着。一方面，它是人们栖息的诗意家园，更是人类生命的背景与生命发展的一种自然底色；另一方面，也有自然生命自身发展所带来“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的悲催后果与生态灾难，人类的生命发展匍匐在自然生命自身发展的威权之下。人的自然的生命发展与自然的自身的生命发展是两条基本平行的轨迹，人类获取基本生存的生产资料与自然界本身运动所产生的自然灾难相互交织，演绎了生命共同体的最初图景。在自然共同体时代，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还没有发生本质意义上的联系，自然的自在生命兀自地持存着，人的社会生命与自然的社会生命并没有真正在农业文明中凸显出来。

由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一方面把知识变成力量，通过对绿水青山的祛魅，为人类累积了数以万计的“金山银山”；另一方面则是绿水青山的耗尽与消失，“金山银山”的获取是以毒水污山和恶水穷山的存在为其背景。人类的自然生命与自然的自身生命急速地向人的社会生命与自然的社会生命转化，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打破了自然界原有的那种宁静与生态系统自身的平衡，出现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这种被马克思所指认的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异化现象，把人的社会生命发展与自然的人化生命发展推到了极致状态，生命共同体破败不堪，伤痕累累，奄奄一息。

在当代世界，人类正面临着由劫掠式开发自然的工业文明向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历史性转向，当人类从工业文明所携带的单向度的破坏自然生命、不计代价向自然索取所造成的恐怖后果中惊醒时，绿色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平衡发展就成为新时代的基本主题。

3.生态兴衰则文明兴衰的生态历史命运观

生态历史命运观就是基于生态的视角来考量人类历史命运的兴与衰，就是揭示人类如何协调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本质性关系。人类的历史命运与文明的兴衰变迁常常同自然生态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人类文明的孕育主要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这一客观因素。古代农耕文明就是得益于河流两岸优美的生态环境，从而形成了“大河文明”这一古代文明的摇篮。世界四大文明的出现皆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是，由于人们对自然无限制的索取，使得青山不再绿、沃野变荒原，三大文明相继陨落，最终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生态环境虽不能决定人类文明的兴衰，但是却能对其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人类多种多样的文明在优美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不断发展兴盛，但人类采用的掠夺式发展方式不仅导致生态危机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延续，从而影响与改变着人类历史的命运兴衰。

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透视了人类历史兴衰与自然生态兴衰的必然联系，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8]6这一生态文明的辩证思想，在承继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础上，发展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

习近平把人类文明之进程与生态之兴衰紧密相连，并且提升为当代世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与构建世界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则，高度阐释了人类生态历史命运所展现的客观规律。习近平认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先进国家的特质，它是一种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于一体高度叠加的复合型文明建设，具有复合性的中国特色。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命运中来考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前瞻性的生态历史命运观，是生态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同构性在场。

4.良好生态环境的生态民生观

生命共同体所要求“生命的善”所指向的乃是一种生态正义，这种生态正义首要的指向是对于“人的生命的善”的维护，而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稀缺品”与公共产品，在维护“人的生命的善”中呈现出一种“公共善”的基本属性，这种“公共善”的政治伦理性的指向就是生态民生观。习近平把人民群众对生态问题的期待作为民生的根本性出发点，就如何促进生态民生的不断完善阐释了一系列新思想，提出了具有前瞻性与接地气的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基于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民生观。

民生幸福是国之根本，是人类的永恒祈求。作为动态范畴的民生，在生态危机由地域性扩散到全球性时，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成为民生幸福的关键性要素。习近平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8]8。在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存续着一种人与人之间在环境上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是一种环境生存权。树立生命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协调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人民的环境生存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存续的基本性原则。统筹好一国之中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区域主体之间的环境生存权，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擘画好环境的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是人类永续发展能力的最为前瞻性的体现。

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及其生态民生观体现了共生性正义与分配性正义于一体的民生正义特质。共生正义体现的是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善的伦理性正义，在生态环境面前，任何人无特权，只有平等地享有这种权益。这就是生命共同体的最为本质性的民生幸福价值指向，它是一种带有本体论色彩的理想性正义。所以，习近平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8]8。分配正义则是为满足生命共同体里的生命利益与权益而对生态环境进行划分与规定边界的“制度性”正义。基于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断裂及其“人与自然”及其“人与人”关系的双重裂缝，“分配性正义”通过制度性分配进行调适，通过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制度性补偿来趋向共生性正义，这种正义也是人类生命共同体对非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伤害行为所形成的生态危机而进行修正的一种正义。习近平基于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对生命共同体中的生命权益的保障，在维护“生命的善”同时凸显“公共善”的属性，充分体现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民生正义特质[9]。

5.共谋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生态治理观

习近平基于生命共同体视角所阐释的生态文明思想，既指向了当代中国的国内生态环境治理，又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建构了指导性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其一，中国要深度全面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的国际治理，努力建构一个公平、公正与合理的国际治理合作规则与制度；其二，中国要积极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主体责任与大国担当，全面落实联合国制定的《巴黎气候协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积极维护生态多边主义的前期成果；其三，积极构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其四，中国将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生态环境治理的话语主导权，积极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国际生态公共物品。中国主动承担应尽的生态治理国际责任的大国担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截然有别，西方发达国家把不发达国家当作他们发展生产提取资源的“集装箱”与抛弃垃圾的“垃圾箱”，把“生态侵略”作为其经济战略，“生态帝国主义”与“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大行其道。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倡导绿色低碳发展与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上，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10]。这种多元共生的生态命运共同体，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打造，需要西方大国放弃自己单边思维的成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的基点上，与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达成共识，一道行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落实。

(三)基本特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时而发，习古化今，鉴取外来，融通中外，守正出新，自成一体，闪烁着中国生态思想的大智慧，萌生着中国生态文化的新话语，其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体现生命、生态、生活情怀

以生命共同体为本体论基础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命、生态、生活向度上体现出了以生命为体、以生态为基、以生活为本的“三生”情怀。生命共同体视阈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关联到了人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自然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中去，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同进化、命运与共的生态命运中来为人民的美好优良生活进行擘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11]

2.突显民族、民生、民本风格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五行相生”等思想精华，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倡导绿水青山美好生活是金钱不能替换的一种民生幸福，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共产党执政之基的民本观，强调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领域，把积极培育公民的环境意识与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智力保障，把尊重生命的绿色发展观与珍爱自然的生态美德观结合起来，把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作为改善生态民生的根本出路。

3.展现系统论、辩证论、全球论特质

“生命共同体”的论断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系统思维特质，在此基础上，他特别强调要运用系统论来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8]56，并进一步指出，“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1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蕴着丰富的辩证论特征，他提出的“生命共同体”论、“两山转化”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论、“生态修复”论、“生态补偿”论、“文明兴衰”论、“生态民生”论、“底线思维”论、“生态红线”论及其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最严格法治”论等生态文明思想，处处闪烁着辩证思维的特质，时时展现着联系、发展与对立统一的思维气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人类的生命与人类的命运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性危机的应对中勾连起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及其任何个体都不能独善其身，生态与生命的阈值因其全球化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而达至全球化的最大值。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把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人类生命之舟将从生态文明的全球性共商共建共享中起航。

4.彰显继承性、创新性、主体性底色

生命共同体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忘“本来”的中体，鉴取“外来”的西用，结合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实际，系统地凝练了习近平对生态问题的宏观思考、中观战略与微观建设的思想，为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的“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思想、恩格斯的“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思想，在中体上吸收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五行相生”等思想，在西用上鉴取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中“共同体”理论、《1997年首尔环境伦理宣言》中的“全生命系统”理论及其英国生物学家坦斯莱的“生态系统”等理论。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论断作为原创性范畴，发人未发，言简意赅。生态文明思想中的许多论点，奇思妙想新意连连，彰显创新底色。如“两山论”“生态红线与底线”“绿色GDP”“绿色银行”“自然修养”“生态补偿与生态修复”“海绵城市”“海洋命运共同体”“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等论点。习近平把生态文明建设当作人民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千年大计，积极倡导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打一场人民群众战争，真正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与环境权益的人民主体性，把生态正义、生态伦理与政治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开掘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潜力，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进行伟大的斗争。

三、生命共同体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命、生产、生态、生活四位一体的向度上，把生命与绿色、生产与红线、生态与命运、生活与美好连接在寄托着希望的共同体之上。这种共同体既是绿色之梦，又是诗意栖居；既是人与自然的生命的协同进化，又是人与人关系的生态灵性的互动；它既从古老的东方大国升腾起绿意盎然的“生态之道”，又从寂静的春天里共筑绿色生命之舟。其当代意义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上解构了生态问题上“二元对峙”的论争，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态观。习近平基于“生命共同体”视阈下的生态文明思想，把人与自然指认为人类社会实践关系中的有机生命躯体和命运共同体关系，彻底消解了奠基于“内在价值论”之上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论抽象性论争，本质性地界化了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边界。

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五位一体”的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中，补齐了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最后一块绿色发展之板。美丽中国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共同构成了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它们相互拱卫，缺一不可。只有协调协同，共同发力，当代中国才能够真正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到美起来。

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党建执政规律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了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领域的深度转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自然生态的美丽、政治生态的清新与党建生态的健康三位一体的基础上，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学”与“生命学”，使得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生态活力”与“生命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