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琦,曾海燕,葛玉海

(1.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湖南 长沙 410114；2.湖南女子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3.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女性主义通常将异化置于身体层面进行讨论，认为当代女性身体并未自由地呈现自己的行动与意向，而是表现为其他主体所操纵的潜在客体[1]。其异化根源来自理性驱使的“技术命令”和性别胁迫的“文化命令”[2]，女性身体在这种技术活动干预与意识形态渗透的双重裹挟下被置于客体化、工具化的境地，使得女性被迫屈从和顺应父权制秩序。

从技术价值论的角度而言，技术异化是指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所改变、塑造、实践过的对象物，在其研发、应用、演进过程中逐渐背离技术价值主体的目的与需要，对于实践主体和技术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产生消极否定作用，它不但不是“为我的”，更是“反我的”[3]。其本质是技术价值坐标的偏移，存在于技术价值负向实现的一切过程、结果和状态中[4]。女性整容技术(Female Cosmetic Surgery Techniques)是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及其他医学技术手段对女性受术者的容貌和机体某个部位进行形态修复和重塑，是表达与实现女性物理外貌诉求的科学性、技术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医疗技术。其技术的原始形态与功能是针对先天组织、器官等畸形缺陷的修复，以及对后天皮肤、肌肉、肢体等创伤疾病的再造。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第三次浪潮的兴起，女性求美者力求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选择通过整容技术来提升身体资本从而成为自我赋权的能动者，其技术目的相应地就从“修复需要”向“改良诉求”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异化可被理解为女性作为整容技术应用的主体，在选择与使用整容技术的过程中，逐渐被作为客体的整容技术所宰制和束缚，对“人-技”的双向互动和现世价值产生了负面效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表征和产生原因等方面，对实践层面的现实状况关注还不够深入，对其矫正路径的探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回应女性如何突围屈从于他者身份的这一困境，将整容技术矫正至向善的技术发展轨道，最终寻回本真的自我，这已成为当今女性主义研究的关注重点。

一、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具体表征

从现代整容技术与女性身体形塑、女性身体意识、女性身体消费以及女性身体话语权的互动关系等进行分析，现代女性整容技术的价值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女性身体形塑的“技术理性化”

现代整容技术的背后，是技术理性对女性身体的形塑和重构。无论是为了迎合父权制文化下容貌价值观的审美标准，还是通过积极的身体实践来维持个人身体政治的运作，女性的容貌、器官、肢体都在技术加工与改造的过程中沦为可任意形塑的“原材料”，同时，女性也在整容技术的生产线下沦为技术理性操纵的“奴隶”和“傀儡”。技术理性的“馈赠”为女性提供了改造身体的现实可能，而这种人为可塑性似乎带来了一种“福音”，即女性可根据自身需要，包装、设计、改造自己身体中不合意的任何部分，使身体在技术实践活动的作用下趋向其所期望的设定。正如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所言，“在技术理性的驱使下，女性的身体可以按照某种符号化的意义(如丰乳肥臀、杨柳细腰、肩若削成、延颈秀项等)来塑造理想的美丽神话。”[5]

女性主义学者安妮·巴尔萨莫(Anne Balsamo)认为，现代整容技术中的可视化显像技术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科学生理权力，而拥有这种技术权力的整容外科医生(大多数为男性)则隐匿于计算机、摄影机之后，将传统父权制文化的意象性“凝视”通过成像设备转化为实在的具象化身体图像，并且这种男权的隐秘“凝视”通常处于医疗科技视角的盲区而不易被人感知。在整容手术的过程中，女性身体的组织、器官、部件等皆以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标准进行重新配置和修饰，整容外科医生通过操控橡皮、画笔、光标等一系列计算机工具实现技术性的“解剖、拉伸、雕刻”，女性身体也在此过程中被进一步客体化、物质化[6]。由此可见，现代整容技术的人文价值属性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技术对身体的漠视与反制。他们仅将身体看作是纯客观的对象物，即身体可以任由整容外科医生通过现代整容技术手段进行改造和形塑，成为富有机器色彩的技术客体，其结果是，女性最终被诱导进入由美丽假象包装的“乌托邦”国度。

(二)女性身体意识的“他者化”

女性身体意识属于女性的主体性特征之一，其概念超越了传统的身心二元论范畴，是女性对客观身体与主观思想的意识集合。其中不仅包含了女性对自我客观身体的感知与认识，即对客观身体体现的外貌、体态、气质等状态的看法，也包括了女性自我主观的身体感受、身体经验等。在父权制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女性开始主动顺应男性欲望幻想的规训，通过选择整容技术这项身体参与方式来迎合主流容貌价值观的审美标准。从女性被迫“凝视”到主动“顺应”的转变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性特征愈发趋于模糊，女性身体意识也在女性主体性之中被逐渐分割与剥离。而女性身体由“自我”走向“他者”的逻辑起点正是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席”与“失位”，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一书中指出，“他者”喻指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群体，而作为本体性、自主性存在的女性一直是缺席状态，女性始终是作为在场的他者而存在[7]。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长期处于被他人和环境的监视与控制下，被迫沦为丧失主体人格的客体，并在此过程中逐步让身体的主体意识陷入深渊。

在整容塑形的技术活动实践中，人的身体既是他人行为施展的对象，也是技术直接作用的“场所”，在把身体当作改造对象时，身体的感受性基本被忽略，这种被刻意赋予的审美价值造成了身体感受性的匮乏，使得身体的主观意志被剥夺而人的主体性丧失。因此，建立在带来损伤与残缺之上的“审美”行为，无疑会令身体的自由意识转变为一种他者意志。

(三)女性身体消费的“符码化”

消费品或商品的文化符码与象征意义是后现代社会消费的显著特征，女性消费则是以身体作为载体以此展开的符码消费逻辑[8]。在资本和男性“凝视”的合力助推下，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的改造和干预进一步加深。女性身体所具有的符码象征意义，致使女性身体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也成为可以自由购买的商品。消费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诱导女性通过消费来实现自我解放，女性所认为的自我支配的消费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压迫”和“奴役”，女性的符号消费看似彰显了女性的个性与自我，但实际上是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泥淖，“她们看起来是消费的主体，而实际上消费的主体是符码的秩序”[9]。质言之，女性身体的“物化”与“商品化”都是满足资本逐利和男性“凝视”需求的产物。

女性身体被消费的机制实则是身体消费的符码化表达，具体表现为女性身体被规训、被改造、被包装的过程。关于女性身体的所有部位，男权文化都有相应的审美标准，因而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装饰不再依据自我价值判断，而是为了满足男性“凝视”的要求。为了得到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认可，女性对身体的探寻和开发并不是以“认识你自己”为目的，而是为了纠正自己的缺陷并向某种美丽宪章看齐[10]。在这一形体神话中，身体标准的制定总是受制于外部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就是从男权审美的角度来审视女性的身体，而女性甚至不惜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来塑造能取悦男性的身体形象。另外，女性身体被赋予的美丽、性感、青春等内涵，不仅是为了满足男性“凝视”的需求，也是为了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换言之，男性审美勾勒出女性身体的外部“轮廓”，商业资本则搭建起女性身体的内部“场域”，“线”与“面”的组合共同描绘出女性身体的整体图景。

(四)女性身体话语权的“边缘化”

后现代女性主义尤其强调“话语即权力”。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女性话语权是女性人群的利益、主张、资格及其自由力量的综合体现,它既包含着对女性言说及其主张所具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又取决于一种话语有效的社会环境、表达机制与主体资质,还直接表现了女性对自我现实状态的把握以及相应主观心态的流露。”[11]而在“身体-话语-知识-权力”的权力体系结构中，男性无疑是处于主导地位并牢固掌握着社会话语的统治权，这就意味着女性身体作为审美对象被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时刻关注着，相应形成的审美标准会让女性对关于自身身体审美的判断与诠释产生刻意忽略甚至无视的后果，还会使女性对于自我身体言说和表达的话语权最终被置于“边缘化”的失语境况。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主张以“自我之躯”提取女性话语并建构女性话语权，“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自身躯体中提取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12]她试图将“躯体写作”作为女性灵与肉的联结方式，以女性身体为依据挑战父权主义的观念秩序,倾覆父权制的话语体系。但由于父权制对公共媒介和资本力量的牢固控制，女性自我身体叙述的“声音”微乎其微。话语权的复归之路将女性身体塑造成为一种欲望的能指，以及对女性身体越来越无限度的“凝视”。这是对女性形象自我认同的一种肆意剥夺,反映出男权意识统治下女性身体话语权依然处于从属与依附地位[13]。在现代女性整容的身体实践中，女性的整容行为可被总结为“行为个体将话语权体系标准进行内化的过程”，这可被精炼描述为：男性主导社会标准的话语体系形成(审美标准的形成)——女性根据标准进行自我形象对比并反思——女性产生自我形象审美需求——女性根据标准进行改造或重塑。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产生“镜中我”[14]而变得追求符合他人审美的过程。

二、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成因溯源

现代整容技术并非奴役女性身体和强化性别符号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审视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根源，应从多维度、多视角的分析方法入手，从生理、心理、文化、行为四个层面剖析其“技术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续消解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问题提供正确的导向。

(一)生理层面：身体形塑的改良与建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现代女性整容技术的本质就是对身体美的理想化复制，即按照一定的标准、比例把身体形塑成公认或自认为“美”的模样，是一种精确性不断提升的过程。正是由于审美标准的精确化，使得女性更加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各部位形态的“不足”，从而激发女性求美者选择整容技术来改造身体的强烈欲望，这种以趋同的“人工美”为技术目的的身体实践是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根本原因。

首先，对身体“缺陷”的修正。无论是出于情感需求、社交需求还是自尊需求，女性总是将满足需要的方式寄托于改造身体令人不满意的部位。在不断受到社会“公认”的“美丽标准”的影响下，女性主体开始审视自我身体的“缺陷”，主动选择整容技术对自我生物性的身体进行修正，企图无限趋近“三庭五眼”“四高三低”等社会性身体审美标准[15]。其次，对自然衰老进程的抵抗。整容技术所带来的“重获青春”的虚假表象，使得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自我形象所展示出的“干瘪”“暗黄”“多皱”等现象产生不满甚至厌恶，因而拉皮除皱或者激光祛斑美白等技术便成为了抵御身体资本“贬值”的重要手段。最后，对种族标记的减轻。女性受术者中的部分黑人、混血儿以及少数民族群体，为了降低身体部位所突出的“种族特征”，通过眼睑成形术、扩鼻手术、注射填充术等手段进行技术干预，使个体能够融入群体之中[16]。这种使种族趋同化倾向的整容技术，会直接导致女性身体原有生理特征的自然性遭到破坏，进而加速人类种族特征多样性的消亡。

(二)心理层面：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否定

女性身体实践是女性建构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17]而现代整容技术将女性身体部位视为可定制的“技术零件”、符号化为可以任意拆解的欲望组件，这无疑与女性通过身体实践达成建构自我认同的目的相悖。

女性在心理层面对自我身体认同的焦虑与否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对象化的内视。女性受术者认为身体是女性性别化的表征，自愿默许被他人观赏和评价，别人眼中的她成为了她自己的“替代者”。在未达到他人眼中的美貌标准时，女性受术者多数会选择将未修饰好的身体“返修与升级”[18]。而在“主体不合意——身体再返厂”的恶性循环中，非但不能消除女性主体的心理障碍，还会加剧其对于自身容貌的恐慌。二是身体张力的失衡。在整容过程中，女性对现实的自然身体产生焦虑与否定，企图利用整容技术来改造身体进而接近“理想”的社会身体，自然身体与社会身体两者之间距离的无限扩张造成了身体张力的失衡。尤其是对于自我身体存在认知偏差和认知失调等心理障碍的女性受术者而言，会夸大自我身体存在的“缺陷”与“畸形”，这样二者的张力就会达到崩坏的极值，导致身体认同甚至自我认同出现危机。因此，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否定是造成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深层次原因。

(三)文化层面：“父权-资本”的合谋与规训

女性身体已在意识形态范畴与具体的社会形态之中被彻底打上了一种文化象征和消费符码的烙印，这进一步揭示了女性仍处在被迫依附于男性、屈从于男权社会的事实，两性地位并未达到应然的平等，女性依然是被塑造的第二性。此现象的本质在于父权制文化的盛行与现代资本的运作，是二者合力作用下的结果。可见，“父权-资本”的合谋与规训正是导致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者琳达 ·菲尔普斯(Linda Phelps)基于女性是受到父权和资本双重压迫的认识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父权制资本主义”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这种二元论体系所揭示的内容是：“父权代表的是性别的压迫，资本代表的是阶级的压迫”[19]。父权制模式为我们提供的是女性受压迫的形式，而资本主义则为我们提供的是女性受压迫的具体内容以及变革的动力[20]。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视角审视整容这项技术实践活动，发现父权制资本主义对于女性身体的合谋与规训同样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悦纳与屈从”的性别压迫。女性的身体，一直屈从于父权制文化的“凝视”之下，“锥子脸、天鹅颈、A4腰”等刻板且扭曲的既定身体标准都是为了满足男性感官和视觉的需要，目的就是为了塑造能被他者悦纳的身体。另一方面，“置换与资本”的阶级压迫。因经济基础不同所造成的阶级压迫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女性的价值主要由自我身体的观赏性决定，女性通过整容技术所获得的“高颜值”意味着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社会地位、身份认同、话语权等)。此时，身体异化成为女性获得机会与资源的工具，整容的动机与目的不再是纯粹的外貌改良，而是期许通过身体资本可以和其他类型的资本形式进行等价置换。

(四)行为层面：自由选择的偏激与敌对

激进女性主义主张女性应通过身体这一介质开拓新的抗争领域，认为要避免把选择整容的女性单一地描述为被市场商品化的受害者，也要避免把整容技术看作是资本市场单向度的权力施展与女性消费者的无知臣服。对于女性以“行动的拒绝”构建不同的身体范型来摆脱父权制文化的“美貌暴政”，具体分为反向实践的偏激和性别角色的敌对。

一是反向实践的偏激。摩根(Morgan K P)在《女性与小刀:整容与女性身体的殖民化》(WomenandtheKnife:CosmeticSurgeryandtheColonizationofWomen'sBodies)一文中提出，女性整形不应该是去整“美”，而是应该去整“丑”[21]。具体而言，就是在面对整形美容工业对女性身体的殖民行动时，女性主义的立场应该展现一种“反向实践”的抗议决心，即拒绝消费市场所提供的美丽选项，要提高“丑”的市场价值，因此，女性应该反向利用美容手术所提供的技术资源去把自己整“丑”，而不是整“美”，如把脂肪放到身体里增肥、增加皱纹、使乳房下垂而非现行的隆胸等。这种看似是通过身体资本进行自我赋权的抗争行为，实则是偏激的非理性选择。

二是性别角色的敌对。激进女性主义的部分实践者力求挣脱一切“父权-资本”对身体的压迫与束缚，反对现有男权话语体系下既定的一切美貌标准和身体特征。这种性别上的仇视与敌对已经由父权制资本主义层面上升到整体性别角色层面，通过大肆宣讲“性别差异”“社会地位失衡”“资源分配不公”等来否定男权主导的社会体制，试图从女性角度出发建立“女性中心主义”来对抗“男权独统标准”。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但不能使两性对立的矛盾得到缓解，反而会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将所有男性都归为觊觎女性身体资本的“假想敌”。因此，女性自由选择的偏激与敌对是造成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直接原因。

三、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的多维矫正

在厘清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价值异化具体表征和根源性因素的基础上，从技术自身的不确定风险规避、技术主客体动机评测、建立心理调适干预机制以及技术过程中女性群体的持续“发声”和始终“在场”四个方面提出矫正技术价值异化问题的可行性实践途径，力求纠正现代女性整容技术发展轨道的偏离，使其为实现女性自身解放的目的而服务。

(一)立足于技术自身的不确定风险规避

现代女性整容技术不同于一般性、暂时性的机体外貌增强手段，它是以“有伤”作为效能代价，达成女性“永久美”的外貌诉求。这就意味着矫正现代女性整容技术的价值异化，不仅要从技术自身维度出发来衡量“有利”与“有伤”之间的利害关系，而且要以扩充多样性的技术手段和评估匹适性的技术类型作为技术合理化、安全化以及向善化发展的有益补充，从而试图使技术发挥正向价值效益的最大化，避免因其技术的使用失范而造成受术者肉体损害乃至失去生命，最终将可预测的技术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一要扩充受体选择技术手段的多样性。在遵循伤害最小化的首要前提下，针对不同受术者的情况提供多样性的技术手段或集成方案以满足求美者的目的与需要。例如，女性求美者在表达“重获青春容颜”的外貌诉求时，整容外科医生应当分别说明光子嫩肤技术、①物化切割除皱技术、②脂肪自体移植技术、③异物注射技术④等不同技术手段的风险与效果，以供女性受术者选择。由此，现代女性整容技术的发展应摆脱技术单一性、局限性的局面，其发展方向应立足于女性求美者多元化的美貌诉求，不断创新与开发多样化的技术手段，使得外貌增强技术所运用的医疗设备、手术器械和药物等随着增强实践在时空上的拓展得以改进，实现数字化内窥镜、3D打印技术与纳米材料器械等联合应用的效能叠加[22]，为女性的身体实践提供个性化选择与实现路径。

二要增强“技术类型-技术受体”二者之间的匹适度。不同受术者个体在体质、骨密度、神经敏感性、填充物兼容程度等方面均存有一定差异，在施以手术时，极有可能出现部分个体由于对整容技术的耐受性差，进而导致整容手术的失败，甚至威胁到受术者的生命健康的情况。因此，整容技术应用前需要根据受术者的身体状况评估其是否具备手术的客观必要条件，并针对不同受术者的体质情况选择能够与之适配的整容技术类型，在判定技术类型与技术受体二者之间具有高度匹适度后再进行具体的手术实践。

(二)基于“善”的标准的技术主客体动机评测

西方伦理学中对于“善”的标准的评判取决于主体是否具有自觉的目的性。所谓“自觉的目的性”包含人的想象、意志和理性，即先在观念中构成一个想象的目的，然后坚持不懈地运用合理的手段促成其实现。任何“善”的内在机制都是合目的性的，“善”或“好”总是对于一定目的而言的，没有明确的目的就无所谓“善”[23]。而这里的目的就是动机，它既是生成的原因又是期望达到的结果。就现代女性整容技术而言，将技术主客体细化为技术研发主体、技术使用主体以及技术服务客体，分别评判三者的意图与动机是否符合善的标准，进而有利于整体技术的伦理导向与向善的发展接轨。

首先，技术研发主体的动机评测。评测技术研发主体动机的关键在于厘清其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满足于女性外貌诉求的“以人为本”，还是满足于整容资本产业利益驱动的“以利为本”[24]。换言之，就是评估技术研发主体的价值取向是趋近女性群体本身的审美标准，还是迎合父权制下男性期待“凝视”的身体范型。只有明晰技术开发者的逻辑动机后，方可验证技术产品的设计是否遵循当代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其次，技术使用主体的动机评测。是否遵循“有利无伤、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尊重与自主”等基本医学伦理准则既是评测技术使用主体动机的考核标准[25]，也是判定技术使用主体是“医者”还是“逐利者”的逻辑依据。作为中介环节的整容外科医生需要保障技术产品在技术运作系统中流转时的信息对称性(效果、禁忌、副作用等)，从而避免由于某个技术环节的信息失真而导致的事实后果偏差。最后，技术服务客体的动机评测。判断受术者的整容意图，一般分为“客观事实性缺陷”与“主观臆想性缺陷”。对于前者，应获悉其形体缺陷的症状、种类、程度，并与女性受术者沟通期望所达到的整容效果是否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对于后者，应基于正确导向的容貌价值观之上，理性分析和鉴别女性求美者的整容动机和生理现状，筛查是否具有损容性的心理隐疾，适时介入心理干预以消除不合理的整容意图。

(三)针对受术失败者建立人文关怀的心理干预机制

选择现代整容技术的女性或多或少都对自身容貌怀有自卑心理，而整容手术的失败会致使美貌希冀化为泡影，导致受术者的自卑感进一步加重，甚至诱发身心疾病。效果不合意的打击会使求美者走向心理闭锁或“无限返修”两个极端。基于此，积极的心理干预在整容过程中就显得尤为必要。在整容失败的情况发生后，要适时引入心理干预专家、社会工作者、医疗陪护等相关人员，通过认知矫正、情绪疏导等方式帮助女性整容失败者消除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具体的心理危机干预过程应采取合理化的方法与步骤。首先，分析手术失败的主要原因和发生机制，根据受术者的抵触心理和非理性情绪“对症下药”，对不良情绪进行疏导和消解。其次，帮助整容失败者寻求自我与社会等多方支持，建立回归现实生活的信念支撑，引导走出心理困境。最后，寻求有力的法律援助以求得到相应的补偿(经济赔偿、免费术后修复等)，最终维护整容失败者合法权益的。

从技术回路的角度而言，现代女性整容的技术链在技术售后环节存在断层，而完善的心理干预机制正是对技术系统运作的有益补充，也将成为现代整容技术后端的有力防线。从人文主义关怀的角度而言，女性整容失败者是小众而又普遍的矛盾集合体，她们渴望无声且有力的社会关注，又抗拒暴露在公众视野的“聚光灯”下受人诟病，心理干预的适时介入正是人文关怀的现实呈现。

(四)技术过程中女性群体的持续“发声”和始终“在场”

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技术领域性别差异的合理性也随之凸显，在现代整容技术这项偏向女性化的技术中确保女性群体的始终“在场”和持续“发声”是打破被男性他者“凝视”命运的有力武器[26]。女性在此技术过程中能够将自身身体审美的敏感与洞见呈现在现代整容技术的产品之中，借助消费文化的力量冲破父权制文化固有的身体标签，使女性彻底掌握自身身体的主权，消解对他者的历史去语境化认知，从而打破历史性“缺席”与话语权“失声”的局面。

一方面，女性群体的持续“发声”。现代整容技术产品的消费群体主要为女性，这就意味着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必然要以女性的审美标准为主导。应当提高作为技术决策主体的女性研发人员的比例，避免因为“性别差异”而造成技术理念差异以及技术领域中男性统治的情况发生，这样更有助于准确表达与呈现女性对于整容技术的设计要求，进而摆脱男权文化对于女性身体的容貌价值观束缚。另一方面，女性群体的始终“在场”。依照女性赋权的思路，提高女性在现代整容技术过程中的参与度，围绕以女性为中心建立公众参与的监督机制，分别在政府、企业、社会以及NGO等组织中选举不同的女性代表参与技术研发、使用及评价全过程，为女性揭示蕴藏在“技术黑箱”背后的内在机理，以此确保整容技术应用各环节的透明性和合理性。

[注释]

①光子嫩肤技术是利用脉冲强光(Intense Plused Light)对皮肤进行一种带有美容性质的治疗技术，其功能是消减皮肤色斑、增强皮肤弹性、消除面部皱纹，但可能造成术后毛囊堵塞、皮脂分泌不畅进而引起紫癜、疱疹等并发症的风险。

②物化切割除皱技术是通过传统手术刀或激光超声刀提紧面部肌肤，使面部皱纹减轻，其效果显著且持续时间长久，但风险系数相对偏高，有可能造成局部感染、面部僵化以及并发症等严重后果。

③脂肪自体移植技术(Fat Autografting Art & Surgery)是从身体脂肪多余部分采集富含干细胞的颗粒脂肪，经特定处理，通过微粒三维立体注射方式移植于面部各部位，平复颜面的凹陷和沟壑，其效果明显且真实自然，但有可能造成脂肪填充不足、脂肪偏移、神经损伤等危害。

④异物注射技术是通过在面部注射依维兰、玻尿酸、胶原蛋白等生物材料以达到填充修复面部缺陷的目的，注射整容虽不需要开刀，但仍不排除注射后引起红肿、疼痛、皮肤色素偏差等不良状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