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谊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现代化即是获得现代性或成为现代的历史过程。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并未直接使用“现代化”一词，但是一方面，马克思多次使用“现代”“当代”和“现代的”等词，并借以表明区别于旧时代的新时代。不仅如此，在马克思那里，“现代”一词的使用是立足于最基本哲学含义之上的，而这种哲学含义首先源于黑格尔。“现代”之“新”在于，它不仅自身体现出比旧时代更高的普遍性原则，并且它使获得这种普遍性的现代化过程表现为一种超越一切民族和地域壁垒的强制性力量。用马克思的话讲，现代原则表现为“普遍承认的公理”，在这种原则面前，“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1]7另一方面，马克思曾明确地提出了“现代的主要问题”以及“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这意味着马克思不仅对现代进行了反思，还进一步思考德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马克思使用“现代国家”一词指代建立起资产阶级制度的国家，但在他看来，这些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完满的现代性，因而它们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1]11这表明，马克思并未简单地将现代性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将现代化理解为将一切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更没有将已有的现代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理解为普适的现代化方案。恰恰相反，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两种现代化道路，并通过对德国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认为德国具有走后一条道路的理论可能。

一、现代的核心问题与两种现代化道路

1.把握现代的核心问题是理解现代化的前提

对于理解青年马克思的现代化含义来说，最为重要的便是把握何谓“现代国家的未完成”，在马克思看来，它所关涉的是现代的主题和核心问题。对此，必须首先涉及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这是由于“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1]9因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不仅成为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更是接触并揭示现代问题核心的必要环节。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了现代性，并揭示出存在于现代国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然而他调和二者的步骤却纯然是思辨的：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通过思辨的中介作用最终在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统摄中达到统一。马克思认为，这种将现实矛盾消融于概念逻辑中的方式不仅表明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与非批判性质，它归根结底源于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现代国家对这一矛盾的掩蔽，“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11然则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以及现代国家对这一矛盾的遮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马克思看来，前者表明人被分裂成“现实的人”(wirkliche mensch)与“真正的人”(wahre mensch)，表明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的市民社会身份与以抽象的公民、法人的形式出现的政治领域身份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同时意味着人的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与自身的分离。后者意味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根本颠倒以及对现代问题的根本遮蔽。马克思指出，单纯的政治解放或是政治国家不能克服市民社会内部所固有的矛盾，相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产生对立时，国家还必须服从于市民社会的统治。因此，无论是政治国家的矛盾还是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真正说来都需要从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中得到说明。现代国家在政治领域中承认人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最终仍要屈服于市民社会中的权力之下。如果说现代化之初都必须要以一场社会革命来奠定其基础，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不彻底的社会革命必然导致有缺陷或是片面的现代化，由这种现代化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也必然是有缺陷和未完成的。这说明现代的普遍问题的核心既不是宗教解放，也不是政治解放，而是市民社会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人如何从犹太的利己主义精神中解放出来。这一问题在理论上指向政治批判，并最终要求达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结果是马克思后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启。在实践上，它所关切的是如何将人自身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以对抗人的分离，这一关切后来具体化为如何将个人联合起来占有全部的生产力和消灭旧的生产关系[2]。

2.马克思关于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区分

由于现代的核心问题成为普遍的人的解放问题，并且现代国家被理解为是未完成的。因此，作为现代世界核心的现代性并没有被简单理解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原则，而是被理解为社会或人的原则，因而现代化过程与人的普遍解放过程有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性质的现代化道路：一是以英法为代表的经由资产阶级革命的逐步解放道路，这些国家完成了政治解放并建立起现代国家制度，尽管它们未完成普遍人的解放，但是它内在地包含有社会的原则，“虽然政治国家还没有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在它的一切现代形式中却包含着理性的要求。”[3]8人的高度的革命是它们将来要达到的目标，这一条道路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由于它的经典性质，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二是不经由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和彻底的解放道路，由之延伸的是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此时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具有走这条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可能性。毋庸讳言，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哲学范式上仍处在“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之中，因而他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考总体上依然属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但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现代化思考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思考始终为历史性所贯彻，因而首先是辩证性质的，这种历史性思维内在地要求超越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观点。现代国家的悖论在于它隐含着解放人的要求，但在实践上却止步于政治解放，并通过意识形态的塑造遮蔽这一内在要求，“政治国家还不止于此。它到处假定理性已经实现。但它同样又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3]8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在现代国家中，观念的形而上学倾向取代了现实的辩证运动，现代性在观念形态上已然被认为是不具有其他任何的可能性，被终结于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之中。“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正是这种非辩证的现代性观点的当代代表。

另一方面，现代化之所以是被历史性所贯彻，乃是由于现代性本身是具体的普遍性原则，这种具体的普遍性唯有在对象自身的展开过程中才能得以领会。尽管我们可以总结出现代化在各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例如，在经济领域上具体表现为市场化和工业化，在政治层面具体表现为自由化和民主化，等等。但这种具体化仍然停留在科学抽象的层次，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由科学的抽象深入到现实中去的整个具体化纲领。”[4]马克思对此始终具有清晰的认识，例如，宗教解放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这一解放的过程以及由之所决定的结果在各个国家中却有着重要差别。在法国，宗教最终在政治领域保留着国教的外观，而在北美，宗教则成为纯粹的世俗事务。这带来的理论结果是，对于北美已无意义的神学批判对于法国仍具有特定的意义。为此，需要的是深入把握整个社会现实。在此种意义上，现代化指的是现代性原则依循对象社会现实而展开的具体化过程。既然是依循对象的现代化，那么，现代化也由于展开的差别而具有多种的可能性模式，最终丰富了作为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的内涵。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不同模式的现代化，这并不意味着它便必然地造就了不同性质或类型的现代性，但它本身蕴含了不同现代性类型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种具体化的观点，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将“时代”与民族的特殊性联系起来：黑格尔将“时代”把握为特定民族对作为普遍者的“世界精神”的实现，“时代”——作为“世界精神”展开过程中的具体形态——始终是以不同民族的实体性内容及差别作为其基础；马克思则要求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并将其当作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通向“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的前提[5]。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多次强调了各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差别，并在晚年提出了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道路设想。由此可见，要把握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就要深入到它们独特社会现实中去，从中把握依循特定社会现实而展开的现代性的具体化过程。

二、德国社会现实批判与现代化道路选择

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分析展现的是现代化之于德国的外在必然性，即现代世界与德国之间的对象性关系。那么，对德国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考察则是马克思对于德国现代化道路选择内在必然性的思考。在这一主题上，马克思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德国与其他现代国家的内在差别作历史性考察。为此，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梳理和研究了德国和英国、法国、北美的历史，涉及国家制度、财产制度、社会关系、现代价值等多个方面。基于此，马克思对于德国社会现实批判包括以下3个层面：

1.德国资产阶级的弱小与无产阶级的逐渐庞大

一般而言，资产阶级既是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但直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由于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以及德国内部四分五裂的现实状况，德国以工厂主、资本家为代表的“经济资产阶级”，无论是从群体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要远逊于以神职人员、大学教授为代表的“知识资产阶级”[6]。德国“经济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德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展缓慢。

一方面，庞大的“知识资产阶级”群体决定了德国的现代化任务首先是从头脑中开始的。德国最初的革命派由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组成，这对德国现代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德国在哲学上经历了其他现代国家的历史，但是在实践上却止步在现代化历史之前，这种先进理论与落后的实践的微妙结合是德国现代化所必须要越过的重大障碍。尽管德国知识分子提出了要批判现代哲学，但遗憾的是，由于他们都并未将哲学看作德国现实的理论表现，因而不可能对德国的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有益的探讨。

另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的发育不良决定了它需要依附于国家和旧的官僚群体，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导致德国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群众以及旧贵族的折中主义和暧昧态度。德国在政治领域中不得不将现代文明的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粗暴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德国的现代化进程更加错综复杂。任何一种现代文明因素在德国都有着不同的意味，作为现代科学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便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政治经济学在德国被称为国民经济学并被等同于国家学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图依靠旧贵族和旧制度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幻想，因而与以自由主义著称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同，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往往是以保护关税、禁止性关税制度等垄断的现实形式出现的，它体现了现代因素与德国旧制度的结合，“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1]8

对于德国现状来说，马克思还特别留意到一个关乎德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即随着德国工业化的兴起，中间等级由于社会的剧变而不断分化和解体乃至于不断贫困化，底层的失业和贫困民众群体在不断扩大，这些底层民众不仅占了城市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与到了工人运动中来，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壮大了无产阶级的群体。但马克思同时也意识到，无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尽管群体庞大，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集体意识。尽管他们自身的存在便是在宣告至今为止世界制度的解体，但他们并未意识到随着他们诞生而必然带来的历史使命和任务。这些都说明了德国的无产阶级仍未找到真正的精神武器，未能将自身凝聚为有效的物质力量。

2.超前的理论思维与落后的实践

无论是在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那里，民族问题都是他们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首先意味着是稳定的共同体，人们在这一共同体中拥有着共同的语言、生活和文化。如果说，以往的民族问题仅仅只是特定的地域性问题，那么对于现代来说，民族问题还表现为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以及本民族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是时代问题的民族化或本土化。德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不仅需要面临现代化过程中其他国家已经经历过的历史问题，还必须面临当下的时代问题，现代性与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困扰着德国的理论界。例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现代国家所面临的重要时代问题，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未完成，这一问题在德国便具有了鲜明的本土特色：德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同时与封建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这无疑使以德国资产阶级为领导的现代化道路变得更加艰难。

另一方面是民族问题的世界化。独立民族的现代化不仅与国家的现代化本质相连，由于现代性作为普遍原则表现为一种强制性力量，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便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性叙事，当本民族在解决现代化问题的同时也具有了普遍的世界意义。例如，德国犹太人的解放不只是民族问题，它所牵连的是整个现代社会的解放问题。德国在积极展开其现代化过程，克服现代化问题的同时也具有相当的世界意义，“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7]之所以是相当的世界意义，是由于这一世界意义的大小取决于这一民族所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但这并不是说德国已经完全失去任何参与当代问题探讨的可能性。德国人是一个崇善理论的民族，高度理性的传统使得他们能在思想和理论上对现代国家进行理论思考，甚至德国理论家还思考了现代国家的未来，产生了现代国家所没有达到的人的高度的理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德国人独特的民族理论思维曾在承担起欧洲思想解放的历史任务同时展现了相当的世界历史意义。例如，发端于德国并随后扩散到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首先便是从头脑中开始的，它极大地瓦解了宗教专制体系，间接地打击了封建专制，为后来西欧各国向资本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意识到，德国民族高度理性传统所带来的思维的自大反过来也束缚着现代化在实践层面的展开。尽管德国知识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激进和批判的，在实践层面却是温和和保守的，因而也回避了德国在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实践与理论脱节问题，这使得他们不可能认清德国现代化的真正障碍。

3.德国的现代化要以人的普遍解放为前提

马克思认为，德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遵循以英法为代表的现代化方案——即通过资产阶级领导的逐步或渐进式方案——来展开。马克思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论了德国与其他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区别。首先，德国不具备逐步解放的现实性，德国资产阶级无法承担起政治解放和整个德国现代化的任务。德国资产阶级的相对弱小与依附性质导致他们在对待革命态度上的保守倾向，他们希望通过保护性的关税政策以保护自身内部的剥削能不受他国干预；这不仅要求他们要向旧贵族妥协，还需要通过国家来限制和压制中下层民众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又必须联合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来实现自己的资产阶级改革目标。这种矛盾状态使得德国资产阶级与中下层群众无法形成一致和持久的政治诉求。在较为进步的德国知识资产阶级看来，人民群众甚至是冷酷无情、顽固不化的象征，被当作社会进步的反义词。德国资产阶级的现实也造就了他们在理论上先进性与保守性的并存。例如，李斯特的理论便试图通过空洞的唯心主义词句掩盖德国资产阶级的利己唯物主义性质。这种唯心主义展现的是德国民族思辨特性中保守和落后的一面，而这种利己的唯物主义又展现了德国资产阶级作为封建社会中的非封建社会阶级的先进一面。这些都说明德国的资产阶级难以成为德国现代化的领导阶级。

其次，德国具有彻底革命和普遍解放的可能性，并且只有在普遍的解放前提下德国才能实现部分的解放。要言之，德国的现代化要以普遍解放为前提。德国已经开始了政治批判和对现代问题的反思，其理论结果是费尔巴哈的具有人的高度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理论内在地要求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基地，并为批判政治经济学中敌视人的利己的唯物主义提供理论基础。就此而言，费尔巴哈的理论使得德国资产阶级的虚假的唯心主义与利己的唯物主义同时成为不可能，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哲学的基础。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群体的日益庞大为德国彻底的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从革命的主体看，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彻底的需要只可能集中地体现在受到普遍压迫和普遍苦难的无产阶级上。德国的无产阶级是唯一处于与各阶级全面对立并且不断壮大的阶级，它的日益庞大同时意味着彻底革命主体的逐渐形成。

最后，由于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所以德国现代化必然也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完成。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现代化与人的解放过程不是能简单区分先后次序的两个过程。德国普遍解放的核心的问题是让“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1]46而德国现代化也只有在社会——区别于以原子式个人为特征的市民社会，社会首先指的是个人的联合和共同体——的框架下才能得以进行。在后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普遍解放与现代化过程被表述为共产主义与私有财产运动的关系，“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186

显而易见，不仅是马克思对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而且包括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都与他对德国现实的分析分不开。正是由于德国的唯心主义不仅是德国现状的理论反映并且还是德国现实——乃至于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马克思才更迫切地要求离开唯心主义的基地而转向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这一立场在实践层面的展开通往的只可能是作为彻底和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如此，马克思的时代分析是依据特定国家的社会现实而展开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经典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从中诞生的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并特别地强调这种分析是以英国的现代化过程为依据的。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在这种现代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的现实唯有在英国才彻底完成，并且“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8]因此，马克思从未简单地认为在这一现实还未展开甚至是不具备展开可能性的俄国会走上相同的现代化道路。

毋庸讳言，德国现代化道路最终并未按马克思的设想展开，但他关于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仍然具有普遍意义。一方面，现代化被理解为是现代性依循特殊社会现实的具体化过程，因而不同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被理解为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要的。一个国家要开展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必然会经历一个现代性与自身具体实际的结合过程。并且，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现代化不仅要面向自身，更要面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它必须要在面对全球现代化浪潮所带来的问题同时解决自身的现代化任务。另一方面，现代性在其具体化展开过程中表明自身是一个辩证和历史性的概念，如果说，以非辩证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由于在实践领域的成功而取得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合法地位，那么，以辩证性为特征的现代性则不仅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并且是历史趋势的必然。对应这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类型，马克思区分了以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为定向的两种现代化道路，但最终道路的性质和选择仍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现实。在后来对俄国现代化道路的考察中，马克思基于俄国的土地公有制以及世界发展趋势，预见性地指出俄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可能。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叙事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在现代化道路问题上提出重要思想。马克思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性依循社会现实而展开的具体化过程，因而现代化本身为辩证性和历史性所贯彻。马克思的德国现代化思想的当代启示在于，为我们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指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化表现为普遍的真理，致使一切的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以及人类发展史不可避免地关联在一起。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诸历史性叙事的关联被更详细地表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变革的依存关系”“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因而，对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把握必然蕴含着民族史、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叙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疑是马克思现代化理论在当代最重要和最伟大的实践成果，内在地包含着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世界历史的历史性叙事。

1.中华民族叙事：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理解中华民族的阶段性飞跃离不开对中国现代化阶段性的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需要同时肩负着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任务，“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9]民族独立是中国现代化得以展开的现实前提，唯有民族“站起来”才能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以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衡量现代化程度，提出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达到“小康之家”的水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不仅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它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并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性地关联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界定为由农业国逐步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意味着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开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已通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重要判断被一般地揭示出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中华民族将更多地参与到现代核心问题的讨论中，为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当代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最为本质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理论的不断创新，而理论的创新唯有在不断的实践中才成为可能，他所提倡的高卢—日耳曼原则实际上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即哲学成为现实以及现实趋同于哲学的双向互动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也理所当然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必然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创新。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从一开始便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基本定向的[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持续性地展开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革命的成功与否，并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形成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1]13。它的提出不仅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性质问题，也为现代化的后续展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我国深化现代化规律认识时期，我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迫切需要通过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寻找到一条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这一时期，我国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我国不仅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并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的内涵从经济领域的现代化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拓宽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解。进入到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建成现代化强国的两个阶段目标，并赋予“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迈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我们不仅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且开始逐步向世界展示它的诸多独特性：从体量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14多亿人口的现代化。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绝无仅有，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从目标上看，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鲜明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理念和大同社会的价值追求。从发展逻辑上看，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它超越了以资本为导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和发展观，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从发展立场上看，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摒弃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观点以及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从发展路径上看，它是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资本为绝对导向的欧洲现代化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而整个欧洲的现代化历史都充满着强权和战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表明现代化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这不仅彰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思想的当代价值，也体现了在面对世界形势中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时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定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以及作为这一开拓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了新的活力，实现了马克思关于不经由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设想，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依据。

3.世界历史叙事：从赶上时代向引领时代的角色转变

中华民族“强起来”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渐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因而具有了世界历史的叙事。就世界历史的叙事而言，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展开，中国逐渐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并完成了从赶上时代向引领时代的角色转变。以资本为中心的经典现代性首先由西方创制，从现代性诞生开始，它便表现为一种普遍原则和绝对权力，使落后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东方从属于西方，致使一切孤立存在的民族史成为不可能，历史向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发生转变。尽管存在着多种现代化道路，但无论是后来的“莱茵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乃至于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模式”最终是否成功，它们都并未从根本上超越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以及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原则。因此，由资本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不可克服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问题和现代问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的难题，还同时被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反对现代性所困扰。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便不可能撇开与世界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决定性地受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化获得主体意识之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始终是被动的，唯有现代化真正并实际地依循中国社会现实而展开，中国才能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成为主体而不是客体。不仅是要具有主体意识，如果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从根本上超越经典的现代化逻辑，那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中国不过是在重温别国的现代化历史，中国连赶上时代的任务都难以完成，毋宁说完成引领时代的角色转变。正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建立起了本质性的关联，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在吸取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性的积极扬弃。这种积极扬弃意味着在更高的普遍性上新的现代性的形成，并预示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这种现代性之所以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不仅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还由于它所遭遇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与世界面临的难题纠缠在一起，因而中国在完成自身现代化的同时必然也承担着改变世界的任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的世界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还在于它开始自觉地承担起独特的世界历史任务，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