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熔珍 刘艺

引 言

2018年，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以 “叙事方式热情，充满想象力，犹如百科全书般丰富宏大，代表了跨越边界的生活方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位波兰女作家的叙事笔调温暖平静，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将魔幻的想象与现实的场景巧妙融合，对人、历史与生命进行深层次地思考与探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PrimevalandOtherTimes)是托卡尔丘克1996年创作的作品，展现了一战到二战期间一个虚构的波兰村庄太古里所有人与物的时间与事件①。这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书84个章节均以“xxx的时间”命名，有人的时间、生物的时间以及物体事务的时间，甚至是故事结构的时间，共同构成了20世纪波兰太古的历史叙事。托卡尔丘克的第一职业不是作家，而是心理学家。她的写作蕴藏着对人物细腻心理的捕捉与展现，准确地抓住不同的人与物的特征与内在，以独特的视角将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她通过神话化和去神秘化赋予世界意义(Stola，1999:60)，将叙述的人物以神话的形象和现实的人性糅合展现。其中，对人性的揭示和思考值得深入研究，引以为鉴。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的人形与人性

关于人的定义，是古今中外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一直探讨的问题，却没有谁能够对人有准确的定义。聂珍钊(2015:13)认为，人的定义准确与否，其实是在于人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形式将他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是通过人的自然性选择得出的人形，尽管人获得了人形，但是在进化的过程中，有人得到了人形并且获取了人性；而有人得到了人形却依然维持兽性，从而无法称之为人性。而所谓人性，就是人的道德性，或者说是人的道德属性。一个人只有具有道德属性之后才能被称之为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聂珍钊，2015:16)。人形与人性的区别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有深刻的揭示。太古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具备人形的个体，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人性却是区别其是否为人的标准。

太古村子里有这样一种存在，似人非人，与村子里的人不同，并非能用善恶与人性去评断，而是需要通过自然选择具有人的外形，却缺失了人性，非人非兽。在组成太古的众多类型的生物与事物中，这个披着人形却脱离人性的存在被命名为恶人。而除了恶人外，大多在太古中生活的人虽善恶参半，却是人形与人性共体。书中对恶人是这么描述的，“赤身裸体，长了一身毛，像只猴子。他在树木之间一闪而过”(21)。这是从第三人称视角，太古人的讨论中形容的恶人，还有人说“恶人在成为恶人之前，是个普通的庄稼汉，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不过谁也不清楚是什么罪行”(21)。恶人的演变也是颇耐人寻味的，恶人由“起初的良心上的折磨”(21)到中期的“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22)，接着到最后的“忘记了自己的来源与姓名”(22)。托卡尔丘克在描写恶人时没有直接描写恶人的人形外貌，也没有进行伦理的道德评判，小说中恶人的形象都是根据旁人的猜测或想象形容出来的，但恶人的动作和心理描写却是细腻的，虽然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却很贴近恶人的形象。恶人杀人、恶人更讨厌死人，恶人走近太古“心里有若明若暗的感情，既有悲伤，也有疯狂……两手撑地，眼睛更接近地面，嗅觉可以更好地捕捉到土地的气息”，刻画了恶人的退化过程。恶人以人形进行类似于兽类的活动方式，失去了人的情感与善恶是非观念，失去了人性，渐渐呈现出丰满起来的恶人形象。

书中有一章“恶人的时间”，叙述了恶人会观察战争中躲进森林中的人们的举动和生活，也会走到森林边缘看村庄，“村庄里面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景象让恶人喜欢。既然人们都进入森林，恶人便走进了村庄”(166)。恶人在此的意味更明显了一些，他抛离了人性的多面特质，虽然无法改变自己的人形，但选择遗忘与退化，远离人群处即为合适居所。恶人的形象并不违和突兀，是众多独特形象中之一，虽然与太古中生活的具有人性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却又自在地生活在太古中。这样的叙述揭示了在太古中恶人的存在是寻常所见。这样一个角度，使得人形与人性的界限愈发鲜明。太古里生活的人是经过伦理选择具有人性的人，而恶人外在为人，内在成兽，也仅仅是人形将其同动物区分开来，但失去人性的人本质上无法同动物区分开来(聂珍钊，2015:13)。这样的一个恶人形象，以太古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映射出整个世界与人类的面貌。书中的恶人逃离到森林中，用四肢行走，失去言语能力，淡出群居，非人非兽；一些人与恶人一样具有人形，却无法逃离，缺失了人性，却继续在人间生活，做出非人的行为，设置使人“发臭的陷阱”(165)。

显然，托卡尔丘克以女性温柔的笔触从伦理层面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人形恶性，抨击现实社会中一些人虽然通过自然选择获取了人形，却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人性，遗忘原本的一切，退化为恶人。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的天性与人性

天性与人性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所谓人性指的是人的核心本质，是人经过伦理选择而获取的道德价值与属性，其存在的本身必然以善为主；而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人兽共有的出于本能的存在。一般来说，天性主恶，人性为善。

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托卡尔丘克巧妙地将《圣经》中人的七宗罪，即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色欲，融入不同人物的时间，以时间独特的维度刻画不同的人物，同时借助波兰神话将人的天性与人性之间的矛盾与共存揭示得淋漓尽致。

“傲慢”是七宗罪中最严重的罪恶，包括对上帝不敬、对他人凶残。这是七宗罪里最原始的罪恶，以撒旦为代表，因为撒旦拥有统治世界的权力，而滥用权力正是一种傲慢的表现。从另一个角度讲，不服从上帝并且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人，就犯下了“骄傲”之原罪，因为唯有上帝能按照自己生活(孙帅，2013:24)。《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托卡尔丘克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人物角色——麦穗儿。她是夏季出现在太古的一个外来人。由于无依无靠，麦穗儿从小便不循规蹈矩，不受世俗束缚，为人处世大胆不羁，超出人们所遵循的普遍规则；她为了食物委身于各种男人，却在性事躺卧方式上追求平等的地位；她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在大自然中以地为床，以天为被；她通过观察与理解别人来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她的一切行为都与人性所宣扬的道德伦理相违背。这就是一种无视伦理规范的傲慢生活方式。傲慢是七宗罪里最严重的原罪，由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诱惑，违背上帝的旨意而偷食禁果，因此被逐出伊甸园，忍受寒冷与饥饿(刘瑛，2017:136)。在书中提到相似的象征物，麦穗儿驯养了一条叫 “金宝贝”的蛇，“有一次它给麦穗儿带回一个苹果，这女人将苹果和蛇一起举到了脸上，‘你这个诱惑人的魔鬼’，她温柔地对它说”(68)。麦穗儿与蛇生活在一起，“有一次她的脖子上缠着蛇，神父一见到便吓得连连后退，吼叫道‘你这个巫婆！你竟敢在脖子上缠绕着魔鬼到处走？！’”(68)。麦穗儿出格的生活方式和面对神父的训斥却笑着撩起裙子的行为，都可以看出麦穗儿这个叛逆的形象以最原始的姿态生活，不被人性约束，拥有本能的天性。显然，麦穗儿象征着七宗罪的最原始罪恶——傲慢。

七宗罪的第二位是“嫉妒”。嫉妒是因为对方拥有比自己丰富而恼怒他人，托卡尔丘克通过描写木匠老博斯基展现了这一罪恶。博斯基在地主家干活时总是在屋顶上随意修补，没有具体的修补计划，而且吃午饭时坐在屋顶上俯视太古的环境和生活的人们，会想着“一切都那么小而脆弱，以至于他想冲他们吹口气，像垃圾一样吹出这个世界”(91)。博斯基会幻想着把人全部吹走与毁灭世界的景象，到了那个时候，“人们不再妄自尊大，不再摆架子。博斯基想毁灭整个世界”(91)。博斯基对女儿斯塔霞态度恶劣，却在米哈乌为米霞盖了一栋又大又明亮的房子时怀着 “为什么我就不能” 的嫉妒之情(112)。博斯基在目睹他人的生活或美好后产生的嫉妒会使他萌生毁灭这一切的想法，但他的能力却远远及不上他的嫉妒，所以他只是在心底想象，所作出的结果也与他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三宗罪是“暴怒”，是憎恨他人，产生无理的愤怒。在太古里生活的教区神父是暴怒之罪的典型。“神父性情暴躁”，他的眼中“青蛙像是魔鬼，水蛇是丑恶的存在，向圣约翰祈祷无效后居然还会有点生圣约翰的气”(49)；“他憎恨太古所有的农民……咒骂并憎恨黑河，还在极端的暴怒下狠狠地抽打河的圆柱形的、恬不知耻的巨大躯体”(53)。神父经常发怒，并且憎恨一切不如他心意的人与事物，但作为郊区神父，他本该是抛却这暴怒的性情，以平和温暖的态度对待世间的一切。托卡尔丘克巧妙地赋予神父本该包容柔和的身份特征和截然相反的暴躁脾气，将身份与天性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第四宗罪是“懒惰”，究其根本，就是逃避现实、无责任心及浪费时间的罪。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在太古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经历了一系列对人生的探索和心路历程：从工作中思考生与死，从崩溃绝望到平静；从追求艺术到受打击卧床，从狂热到迷茫；最后选择在犹太智者给予的游戏中寻求来源与归宿，寻求人生的意义。波皮耶尔斯基在人生最重要的中年时光选择投入游戏中，身心都沉浸在游戏中从而忽略了战争和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地主整夜整夜地将时间花在玩游戏上”，当妻子跟他哭诉说输了的时候，他却说，“‘你让我安静点吧。’说完便走进了书房”(135)。波皮耶尔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自己妻子进行的搬家准备也不闻不问，“地主似乎觉得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横竖是一码事，他继续做他的游戏。他在双人沙发上睡觉。他不换衣服，不刮胡子”(187)。波皮耶尔斯基的嗓音也因为太久没有说话而变得嘶哑，无暇顾及一切生活中其他应该去做的事情，只是沉浸在自己想做的事中以求得对残酷现实的逃避。波皮耶尔斯基的人生是从一而终的逃避现实并且缺乏责任心，总是能找到人生的某一件事情并完全沉浸其中。在这个的过程中寻求对现实的短暂逃避，试图忘记“世界行将毁灭”(82)的悲惧感。他对艺术的追求和对游戏的痴迷，都源自他对生活现状的迷茫与不满，渴望找到一个事物寻求解脱。因此他会在追求艺术中与一位年轻的女画家出轨，在工作和探索游戏时忽略自己的家人及儿女，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中与游戏为伴。在艺术与游戏中逃避现实浪费时间，对家人以及自己生活的太古缺乏责任心，这就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所呈现出的七宗罪中的“懒惰”。

第五宗罪是“贪婪”，拥有这一罪恶的人希望占有比所需更多的事物，尤其指对金钱或权力的过分追求。托卡尔丘克笔下的帕韦乌——米霞的丈夫正是这一宗罪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从小就想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物，担心如果不赶快行动起来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93)。他嫌弃他的木匠父亲和他的姐妹们，渴望成功和金钱，于是他接近生活富足的米霞，与她成婚。虽然婚后凭借木材生意和给别人打针赚取大量金钱，却因生意破产。于是帕韦乌便在卫生防疫站以党员身份找到一份公职。但他不满足当下所拥有的一切，而是开始接受别人为了讨好他而送的礼物和酒，跟随一家糖果店和不合法商店的所有者乌克里亚进入腐败的官场世界，与书记和律师共度纸醉金迷的生活使他从生活中捞取了大把好处(194)，显露出帕韦乌渴求更大的名利与更高地位的野心。帕韦乌贪婪的天性使他一开始便不满足于平凡的生活，向往财富，向往权力，总渴望永远比现在拥有得更多，无法得到满足。从追求蝇头小利，到利用公职贪污腐败，与除妻子外更多的女人发生关系，最终一步一步踏入贪婪的深渊。

第六宗罪叫“暴食”，其狭义观点是指浪费食物；从广义说就是指“沉迷”于某事物，如酗酒、囤积不必要的物品、沉溺于赌博玩乐而不思进取等。鲁塔的丈夫乌克莱雅便是这一罪行的代表人物。他自出场起即为一个恶劣的形象，在去求取鲁塔的母亲麦穗儿的婚礼祝福前，下轿车走路时“磕磕绊绊地走着，嘴里喃喃诅咒，站在麦穗儿的小屋前边，悻悻地啐了一口唾沫”(200)，乌克莱雅的开场奠定了一个粗俗无礼的男人形象。从狭义看，乌克莱雅把鲁塔独自关在家中，“厨房给她留下大量从‘幽静’餐厅买来的美食冷盘鸡肉，火腿，鱼肉冻……凡是菜单上列出的应有尽有”，还在圣诞夜把“装满白菜炖肉的锅重重砸在门上”(230)。这一切行为都描述了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浪费食物的罪行，他买了大量超越实际饭量的食物，却不注意这些食物是否能被吃光或浪费。他将妻子精心做好的饭菜砸到门上，弃之如敝屐，其浪费食物的形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从广义看，乌克莱雅既酗酒又贪图享乐，但书中并没有直接描写乌克莱雅的时间，而是通过鲁塔的时间展示其罪行。乌克莱雅在与鲁塔结婚后，整日酗酒，与帕韦乌喝到醉醺醺，“眼睛变得越来越浑浊”(210)；喝醉的乌克莱雅还会在客厅嚎叫并撕扯鲁塔的衣服，连“他的酮体都会散发出酒精的气味”(217)；甚至在圣诞夜依旧喝醉，很晚回家，对鲁塔辱骂并家暴。这一切行为都是赤裸裸的对乌克莱雅罪行的控诉。他还将鲁塔带到狐朋狗友家只为了炫耀她的大腿；或是到律师和书记的家里玩桥牌，一连几个钟头(218)。文本从鲁塔的视角侧面突出了乌克莱雅整日不思进取，吃喝玩乐的行为，与不学无术的朋友厮混，沉溺于赌博玩乐，展现一种暴食的罪行。

七宗罪的最后一宗是“色欲”，指强烈的、不合乎道德的欲望，对于这一罪行的体现书中有许多处。欲望是天性本能的驱使动力，然而只是一味地放纵，注重肉体的满足便是一种罪行。米哈乌的妻子格诺韦法在丈夫一战参军走后，因心灵和身体的双重寂寞而与磨坊年轻工人埃利暧昧偷情；麦穗儿与村子里的许多有家室或单身男人发生关系；俄国士兵伊凡与母山羊发生关系；二战期间德国和俄国士兵强奸伤害年幼的鲁塔；帕韦乌与多个商铺的老板娘或店员出轨等。这些都是托卡尔丘克塑造人物中“色欲”罪恶的表现，都是不合乎伦理道德的欲望。

显然，在天性与人性的揭示中，托卡尔丘克的展现具有独特的叙事表现，神话中的七宗罪的另外一种阐述，充分揭示了人类天性的存在。天性是无法抑制的本能和冲动，是人的本性未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与七宗罪对应的还有七种美德，这也是与天性相对的人性之善，是人在后天的伦理选择中炼化的人性。托卡尔丘克笔下七宗罪的展现并不是定论所有的人皆有恶，而是传递出一种人皆有善恶，人性与天性共存的内涵。托卡尔丘克以温柔的笔触，启迪并告诫人们：人的天性与人性共存，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具备这两者，只有合理辨别并通过伦理选择人性的善，才能认识自己的天性与人性，对自己有正确的定位，成为具有道德标准的人。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的兽性与人性

文学伦理学中有一个名词——斯芬克斯因子，它由希腊神话中一个半人半兽的神话形象而引申出的一个学术名词。聂珍钊(2011:5)认为，斯芬克斯的特点一是人头和兽身结合在一起，说明人在形式上最重要的特点是头脑，即人的理性；二是说明人是从兽进化而来的，即人身上保留的兽性，这两个特点称为斯芬克斯因子。斯芬克斯因子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结合在一起，前者作为高级因子，后者作为低级因子，二者相互牵制，由于前者抑制后者，才使人成为有道德伦理的人。有关人性的罪恶与信仰的对抗，其认知理据有 “天使”“圣灵”“神”等意象表征(诸葛晓初、吴世雄，2020：5)。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不同于人性或天性，它们是一种导致人自身进化为人或进行本能选择的决定因素：人性因子主要掌管的是理性意志，而兽性因子一般控制的是自由意志(聂珍钊，2011:8)。这两种因子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行为，使人做出伦理选择，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人性因子掌控兽性因子，人则为善；但当兽性因子多于人性因子，人则作恶。文学作品中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冲突，一般旨在突出人性因子如何压制并战胜兽性因子，将二者的表现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让道德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有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鲁塔，她以好奇与期待看待世界，但在她遭遇一场变故后，她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走向一个极端。鲁塔的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交织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一个引领鲁塔走向光明，而另一个却带来黑暗与绝望。这两个影响鲁塔人生的男人，一个叫伊齐多尔，一个叫乌克莱雅。鲁塔在这两个男人中作出的选择，与其说是对未来的选择，更像是一种鲁塔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博弈过程。鲁塔年幼时，她总喜欢跑到太古村去观察村民们不同的生活样态，观察太古里的一切人与物来充实自己的认知，这个时候的鲁塔是纯洁无瑕的，在她的认知里一切都是美好的，就连母亲麦穗儿口中的“坏人们”都只是一个符号。她的世界洁白纯净，就像“篱笆上晒着白色的内衣和被单、枕套一类的床上用品，那是鲁塔的世界里最洁白的东西”(122)。就在鲁塔最天真的年龄里，她在太古村里遇见了单纯的伊齐多尔，他们一起去森林里玩耍，采摘并观察各种植物，成为彼此信赖的玩伴。她带伊齐尔多到一片桦树林，称这是“太古的边界”(129)，还告诉伊齐尔多“别担心，伊杰克，别的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干嘛要去研究它们？”(130)从鲁塔的言行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鲁塔是纯真友善的，她利用日常观察到的与自己经验得到的知识来生活，以经验与知识作为理性意志的支撑，抑制了体内还未经历黑暗的兽性因子的萌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爆发，一次麦穗儿的疏忽让年轻单纯的鲁塔孤身一人穿过森林走去太古，鲁塔在自己熟悉的森林里被德国士兵与俄国士兵轮流侵犯，篮子与食物也被掠走。鲁塔的精神与肉体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打击，醒来后思想已经发生巨大转变。她再次与伊齐尔多在森林见面时，不再活泼开朗，而是“冷酷而倔强”(200)地拒绝了伊齐尔多的求爱；鲁塔的言语与思维也发生改变，她告诉伊齐尔多“我永远不跟我爱的人做这种事，我只跟我恨的人做……不错，我是变了，世界很坏。创造出这样的世界，上帝或者他本身就坏，或者他允许恶存在……”(201)。鲁塔的语言冰冷而残酷，这是遭遇过伤痛后心境的转变使她自身的自由意志战胜理性意志，她不再约束自己，不再以善意爱这个世界，她的心中开始有恶的存在，因为她的认知中世界很坏。因此她选择嫁给乌克莱雅，一个品行恶劣的粗俗商人，这个商人成为鲁塔的丈夫后，经常打骂鲁塔，叫她“你这个小娼妇”(210)；在圣诞夜醉酒后喊她“你这条母狗”，还狠狠扇了她一耳光(230)。乌克莱雅还从身体和人格上双重侵犯她，“他在她身边跪了下去，企图逼她行房”(230)，还会把鲁塔带到狐朋狗友家，“撩起她身上的绸裙，为的是向人炫耀她的大腿”(218)。乌克莱雅道德败坏，所有的行为都源自他的动物性本能，表现为他的不同欲望，性欲、占有欲等，他粗俗野蛮而愚昧无知，没有基本的伦理意识，也无法脱离动物本能，大量的兽性因子强制压过所剩无几的人性因子。而选择乌克莱雅的鲁塔也一步步踏入深渊，从她做出选择那一刻，不仅仅是选择丈夫，而且也是她人性的伦理选择。她的决定象征着她已经屈服于人格中的自由意志，不再以理性意志控制自己的兽性因子，从而走向毁灭。3个人的结局是，鲁塔在暴风雪中走出太古的边界；乌克莱雅迅速苍老，因酗酒而泛灰白色的浮肿脸庞与肥胖的身躯成为他最后的写照；而伊齐多尔在平静与安详中老去。托卡尔丘克通过这样3个人的生活与结局对比展示出一种温和劝诫的态度，人不能丧失理智，不要让兽性因子脱离人性因子的约束，任凭动物本能发酵，与兽无异。就像鲁塔，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最终走向毁灭。

寻常生活中人的理性与自由意志尚可控制，但战争往往会暴露人性的光辉与弱点，也会凸显出人的矛盾性。战争无限放大并推动了人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中作出的伦理选择。比如二战中一位德国士兵库尔特随德国军队驻扎在太古，他的上校与国家渴望征服并占有这片土地，但他脑子里却会浮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一种是“认为上校言之有理，若将这个国家夷为平地，再建设新秩序，一切都会更干净、漂亮”(139)；另一种是“他该回家，不要去打扰这片沙质的土地、这些人，让他们过上安生的日子”(139)。这是库尔特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在博弈，他的善良与和平心理就是他的理性意志，而杀戮与残酷则为兽性因子。虽然作为敌对的一方，但他的良知和教养促使他祈祷战争早日结束。库尔特还会“吩咐厨房将残羹剩饭送到骨瘦如柴的邻居老婆婆家，还经常给一栋新屋子的孩子们糖果，笑眯眯地看着他们”(140)。这些都是战争中库尔特的理性意志在发挥作用，以理性的意识对待老人与小孩，尽可能带给身边所有人温暖与最大的善意，无论是对方的身份如何。这体现出战争中一些具有伦理意识的人明辨善恶，在用最大善意的可能性挽救身边的一切，将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约束作用发挥到最大，用理性约束自己滥杀无辜的行为。然而战事升级，库尔特升官，几枚炮弹的降落引发了一切和平秩序的混乱，库尔特下属的无理射击成为导火索，库尔特在看到认识的老太婆从屋子里跑出来抱起受伤的狗时，他想“他就是世界末日的见证人……已经没有退路了，这个世界注定要灭亡”(142)，于是他没有阻止这场莫名的射击，并开枪打死了那总是冲他笑眯眯的老太婆。恐惧与冲动一瞬间支配了库尔特的兽性因子，这个时候他的理性意志再也无法抑制自由意志的迸发。在剧烈的情感波动下，库尔特的理性意志显得无能为力。最终，在自由意志的驱动下，他见证了无数无辜生命的终结，还亲手杀死了曾以善意对待的老太婆。

托卡尔丘克对待战争的态度是反对的，但在反战思想下不可否认战争也揭露了人的斯芬克斯因子，好坏参半。托卡尔丘克以一种温和的笔触描述战争的残酷，一方面展现了人在特殊时期的兽性因子的膨胀，一方面又展现了残酷战争下人的人性因子所给予的温情。人是导致一切发生的原因，也是化解一切的存在，这不仅是对战争的反思与审视，也是对战争时期人如何选择斯芬克斯因子的展现。

结 语

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托卡尔丘克巧妙地对人性中的人形、天性、兽性进行了3个维度的全面揭示。托卡尔丘克笔下太古村的人虽然都是她脑海中虚构的人物，但落在纸上时，这些人物的人性体现却又像是现实世界里真实存在的主体。作者巧妙地将想象与现实融合在一起，从小小的太古中照出这个偌大的世界的影子，也照出了世界千姿百态的人与人性。

文本是具有教诲意义的，通过对文本中人性的分析，可以看出托卡尔丘克在写作过程中以哲学的思维，呈现了人的人形、天性、兽性，以文本中不同的人作为出发点进行分析与探讨，对人性进行深刻地思考和揭示，以一个小小太古村庄映射出整个世界的人性缩影。文本并无强烈辛辣地暗指或批判意味，而是以女性温暖的笔触与视角，娓娓道来，引导读者进入书中，从不同的人物角度去体验，从不同的时间维度进入，然后思考自己的人性与道德取向。太古里的时间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太古的村民们也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但是，以小见大，太古就是世界的一个小缩影。这些万人万象，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对自我的解读，如何对自我定位，如何增加人性温暖，托卡尔丘克以巧妙的叙事手法引领读者从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的人形、天性、兽性去领会大千世界的人与人性。《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对人的探讨与思考，给20世纪的西方世界展现了不同的人性，铺开了一幅万人万象的画卷。

注释：

① 凡引自托卡尔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的内容，均出自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7.太古和其他的时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引用时只出现页码，不另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