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奉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堪称极简本中共党史。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阐释，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升华与飞跃。

一、生成机制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创新，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机制的创新。“两个结合论”首次出现在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中，之后又纳入《决议》。从讲话到《决议》，意味“两个结合论”已转换为党的意志。

在“两个结合论”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范话语是“一个结合论”，即党章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其认知基础是毛泽东于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除“一个结合论”外，还有在194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出的“三个结合论”，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但后来出现话语传承的“丢失”，“三个结合论”被消融和被遮蔽。“两个结合论”的原创性贡献在于：

其一，将“一个结合论”和“三个结合论”中的“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和“中国革命实践”，整合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中国具体实际”。

其二，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将“一个结合论”和“三个结合论”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包括原味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

其三，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填补“一个结合论”的漏点，又将“三个结合论”中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整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文化自信。

二、理论定位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

结构体现功能，结构折射定位。重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是《决议》的重大创新。在《决议》颁布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和定位有二：一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两次飞跃论”，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二是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议》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调整为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列的理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调整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将毛泽东思想定位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别定位为“新的飞跃”。

有为才有位。《决议》之所以通过同步调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结构和表述的方式，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是因为习近平带领全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重视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之思应对新时代党面临的重大考验和危险，努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伟力。二是因为习近平带领全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解读和引领时代，围绕新时代中国之“的”放马克思主义之“矢”，在坚持和发展什么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问题上，均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贡献。

三、实践要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

作为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决议》堪称“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完整重申了习近平于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的原创性论断，既从理论层面为理解“两个结合论”提供科学方法论，又从实践层面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理论指导。习近平的论断层次分明，“母版说”体现“历史与现实”关系、“模板说”展示“原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系、“再版说”着眼“苏联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关系、“翻版说”立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过程，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版”变成新时代“当代版”过程、马克思主义“原味版”变成中国化“创新版”过程、社会主义“苏联版”变成社会主义“中国版”过程、资本主义“普世版”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版”过程。

总之，《决议》通篇蕴含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民本和辩证等思想，内含“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折射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既继承又发展马克思主义，既回答党何以能的“百年之问”又回答党何以继续能的“新百年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