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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书写、母题重述与疾病叙事
——寻觅巴金《寒夜》的文学坐标

2022-11-19刘文欣

写作 2022年2期
关键词:人民文学出版社全集巴金

刘文欣

一、《寒夜》与战时文学的日常书写

谈及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创作,战争是无可回避的时代底幕。钱理群总结了1940年代作家对战争的两种观察和体验方式,即“国家(民族)本位”“阶级本位”与“个人本位”“人类本位”,后者并非脱离抗战的现实,而是更关注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生存困境①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这背后或许不免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但地理空间也直接影响着对战争的观察视角。除了少数曾亲历战场和驻守战地的作家外,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沦陷区的作家,其实都缺乏一线战场“血与火”的经历,创作素材受到制约,在正面战场中极易感受到的民族立场也难以铺陈,或者易流于空疏。这意味着“战时文学”并不等同于“战地文学”,也不必然是对国仇家恨、杀敌雪耻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图解式呈现。

中国战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机构等移驻重庆后,重庆从战前的普通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西南大后方的宁静山水也变成日本征服中国必欲攻克的最后城池,成为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②李金荣、杨筱:《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即使逃离了最前线的血肉厮杀,生活中也仍不时面临着轰炸的威胁及其导致的一系列惨重后果。当战争不再以一场场战役的形式出现,而是弥散在日常生活的空气中,书写日常即是作家对战争这一决定性历史事件的真实反映方式。由此,巴金于1944年冬开始创作的《寒夜》中的工作(工资、公司搬迁)、物价、物资供应(分肉、停电)、侵入视觉和听觉的警报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琐事,无不编织进了战争的话语。也正因日常笼罩在战争阴影下,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渗透给现实人生造成的荒诞与无奈:

厨子和老妈子不断地穿过弹簧门,进进出出。“今晚上一定又是炸成都,”方经理跟他打了招呼后,应酬地说了这一句。①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470页。

日常应酬的话竟然是“炸成都”,战争对日常生活的侵入之深可见一斑。但战争之于书中人物,仿佛并不首先是维系民族存亡的关键,而是工作的着落、明天的温饱。《寒夜》开头的那场并不太有危机感的空袭警报,揭示了一种常规化的危急状态,就如紧绷过久的弦,终归于精疲力竭的松弛。与此相应,在硝烟弥漫的40年代,部分知识分子发生了精神的内转,《寒夜》中汪文宣对战争局势的疏离与淡漠是具有代表性的:

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②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470页。

经历了启蒙的幻灭,部分国统区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之类的宏大话语不再热切关注。生存成为首要的问题,日常获得聚焦。

在战时文学“书写日常”的群像中,《寒夜》不仅与作者所处的地理空间有关,也具有个人转型的自觉性质。进入40年代,“小人小事”成为巴金脑海中的创作预期,这一说法最初出自巴金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小人小事》后记:

本来我想在“小人小事”的题目下写十篇像《猪与鸡》的文章,但只写了三篇就不想写了。所谓“小人小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说这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一些渺小的事而已。③巴金:《小人小事》后记,《巴金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

“小人小事”三篇反映了抗战中期国统区市井生活的混乱和人心的烦闷浮躁,取材的渺小、琐细暗示着巴金关注视点的变化。而1944年5月开始创作的《憩园》则反映了巴金创作转型的自觉,在《憩园》中,巴金借姚国栋之口道出某些对“小人小事”的质疑:

“写得不错!你很能写!就是气魄太小了!”他红着脸,点着头,对我说。我答不出话来,脸也红了。“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写小说,我却要写些惊天动地的壮举,英雄烈士的伟绩!”④巴金:《憩园》,《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这里的姚国栋和“我”仿佛是两个交错时空中的巴金,表达着对于文学创作的不同理解。“我”虽未予以反驳,但姚国栋创作行动的缺失在另一重意义上表明巴金对这一理念的摈弃。《寒夜》进入“小人小事”行列首先出自评论家的归置,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将《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纳入了“小人小事”脉络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92页。,这个判断因巴金自己的追述而更具正当性:

这一类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才结束,那是一九四六年年底的事了。②巴金:《关于〈还魂草〉》,《巴金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页。

可以说,《寒夜》是在巴金转入“小人小事”的自觉写作中诞生的,但《寒夜》较最初的三篇“小人小事”已经有了变化,而与巴金前期关注的家庭、伦理、知识分子话题衔接上,正如蓝棣之所言:

从激流三部曲到抗战后的三部曲,从一个角度看其变化,可以认为是从英雄到平凡人,从贵族之家到百姓。然而,这只是分析问题的一个起点,从这里可以讨论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这不是巴金的初衷。中国大地上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急剧深刻地变化了,社会生活已然是另一种形态,贵族子弟变成了平民。③蓝棣之:《巴金:〈寒夜〉》,《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6页。

这一观察无疑是敏锐的,巴金似乎有意通过“提示前史”和交代时间线索、人物年龄的方式,引导读者追溯人物抗战前的生活状态——汪文宣和曾树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汪母是晚清时期的大家闺秀,他们一家三口曾经在上海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巴金的叙述轻易为我们复原了人物的前史,迅速勾勒出这个组建于新旧更迭时代的家庭的知识分子属性。

《小人小事》毕竟是短篇,巴金可以用外来者、归乡者的视角去观察中国西南腹地的市井生活,却未必有足够的现实体验支撑他拟构中长篇。在《憩园》《寒夜》中,他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大家庭和知识分子话题,但一方面战争让社会各阶层的差异平面化,曾过着优渥生活的知识分子也苦苦挣扎在基本的生活线上;另一方面“书写日常”作为转型阶段的写作策略仍旧沿袭下来。由此,日常不仅是书写的对象,也是书写的策略。在《寒夜》中,“救救孩子!”和“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痛心疾呼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精神内缩的现代主体。他们不再关注、也没有机会介入国家大事,只是为每日的生存而竭尽全力;惊心动魄的英雄壮举缺席,情节趋于平淡、重复,这正是循蹈于日常轨道的普通人之生活。唯其如此,《寒夜》才显得真实,可以让时代中的大众产生共鸣。一般认为,巴金的《寒夜》是个人写作的超越与成熟,这一观点自《寒夜》问世不久便被提出。1947年5月9日的《前线日报》中有一则关于《寒夜》的书评,从“文艺真实”的角度肯定了《寒夜》在巴金既有创作中的巅峰地位:

在这十七八万字的一个长篇小说里,没有铺排下什么伟大的场面,也没有构成什么复杂的关系,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并没有撒谎”。惟其“没有撒谎”,所以能为读者熟悉,使读者感到共鸣,在文艺真实的这一个角度上看,巴金这一个长篇是超出他其他任何的创作。这也许是他在抗战八年中对于各种生活所亲身感受到的缘故吧!④金宁:《〈寒夜〉巴金作》,《前线日报》1947年5月9日第6版。

就“书写战时日常”引起的共鸣而言,《寒夜》无疑是成功的,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在战时大后方的特定时空中,日常经验通向“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可能。而巴金个人的关注视点从宏大叙事转向小人小事,同时带动了题材和风格的变化,在个人与时代的双重聚焦下,《寒夜》的故事铺展在我们眼前。

二、传统叙事母题的重新叙写

尽管将《寒夜》定位为战时文学日常书写有助于把握其文学史坐标,这部作品仍然是巴金的家庭题材创作中较为特殊的一部。与《家》或《憩园》不同,《寒夜》的家庭叙事并无较为明晰的现实原型。彼时巴金方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在婚姻美满的现实境况下,为什么要写一个婆媳冲突的故事?在文本与现实的罅隙之间,或许潜藏了更为复杂的因素。

《寒夜》中蕴含着一个婆媳矛盾酿成家庭悲剧的传统叙事母题,这一母题的基本语义是婆媳矛盾使儿子处于两难境地,最后导致夫妻分离和家庭破灭①辜也平:《传统叙事母题的现代语义——〈寒夜〉人物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中家长的权威地位,婆媳矛盾中往往是婆婆扮演了强势的恶人角色,儿媳则成为大众同情的对象,尽管巴金多次强调《寒夜》中“三个人物都是无辜的受害者”②巴金:《谈〈寒夜〉》,《巴金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页。,他都同情。但真正进入文本的叙事,会发现同情也是有轻重程度之分的,这从《寒夜》开篇即呈现出的“母—子—媳”的矛盾便可窥探一二。《寒夜》的叙事视点一开始集中在汪文宣身上,从这个失魂落魄的梦游者的视角回顾他与妻子不愉快的摩擦,但提及汪母时,叙事者显示出了自己与人物的距离:

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儿子还不知道母亲的这种心理,他等着她回来给他出主意……③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2、519页。

叙事者对汪母的“暗中高兴”这一心理的揭穿颇有讽刺意味,让汪母这一人物尚未出场,就显得不怎么“厚道”。尽管汪母和曾树生的内心都向读者敞开,但叙事者对曾树生似乎更为体贴,这不仅表现在曾树生的内面书写更为丰富细致,也在于曾树生的内心不时呈现出的同情和反思倾向。在汪文宣吐血后,曾树生和汪母一度中止了争吵,一同照料汪文宣。看着汪母端着饭锅子的吃力样子,曾树生不禁心生怜悯,进而对自己的贪图享乐产生自责: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④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2、519页。

而且与汪文宣纯粹的自我责备不同,曾树生的反思落实到了行动上。她试图回归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在汪文宣吐血后暂时断绝社交,帮助婆婆操持家务、服侍卧病在床的丈夫。这就使得她的反思不只是“凭借对罪感的自我暴露从而获得一种赔偿性的心理平衡”⑤[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265页。,而真正具有走出错误的能力。

叙事者对汪母也并非全然不体贴,汪母在疲于家务时追忆逝世的丈夫,向他祈祷,求他保佑儿子的健康,饱经磨难的寡母的内心世界同样凄苦动人。但即使在自白的语境下,汪母也丝毫不觉自己处理家庭矛盾的做法有何不妥。随着叙事的展开,我们渐发现汪母的最终目的似乎不是维持家庭和谐,而是把媳妇从这个家庭中驱逐出去:

她感到失望,等了他这一天,他回来却这样冷淡地对待她!她明白了,一定是那个女人在他的心上作怪。

她的怒火立刻冒了上来了。又是那个女人!她在家里烧好饭菜等他回来同吃,他却同那个女人去喝咖啡。他们倒会享福。①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在此意义上,尽管叙事者进入了三个主人公的内心体察其挣扎与各自的“牺牲”,但对于人物的同情并没有完全消除民族心理对于“婆媳矛盾”母题中人物善恶性质的惯性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曾树生既不是传统叙事母题中毫无瑕疵的“完美受害者”,也不是巴金理想的“个人主义者”。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巴金憎恨虚伪的个人主义,或毋宁说狭隘的利己主义:

我自己和克鲁泡特金一样,觉得虚伪的个人主义之侵入乃是安那其主义运动之大害。资产阶级出身的安那其主义者受个人主义的毒颇深,所以结果他们常常不能把他们的精力用在共同工作上。②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巴金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473页。

在他看来,真正的个人主义是个人及其意志的行动的表现有完满的自由,一方面在共同生活中保持个性之完全,另一方面敢于反抗政治、习俗,孤独地走自己的路,“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是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着真理和正义的奋斗得来的”③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巴金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473页。。然而与传统习俗的决裂一定意味着走向街头、走向集体的共同生活吗?这其中蕴含着微妙的张力,曾树生去向的朦胧,或许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巴金此时的彷徨心态。

在1944年至1945年间,巴金频繁参加文艺界的会议、活动,与中共有直接接触,而且经何其芳、周恩来等人的宣传,对延安的文艺政策已经有所了解。但延安的文艺方针并未在大后方产生重大影响,此时的巴金也依然显示出一种无政治远景的焦虑状态。在巴黎留学期间,巴金曾有创作五部连续小说的计划,分别为《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其中《黎明》便是写巴金的理想社会,讲述若干年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④巴金:《谈〈新生〉及其他》,《巴金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由于种种原因,《黎明》迟迟未写。1947年《寒夜》出版后,巴金重燃创作《黎明》的信念,并打算在那一年内完成,然而他当时脑海里也没有未来社会明确的具体轮廓。他甚至找了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但他很快意识到在40年代讲乌托邦的故事不合时宜。这种缺乏确定远景的迷茫状态,与《寒夜》中明确出路的缺席,共同显示了巴金与当时的左翼阵营之间的距离。

虽然政治远景不明晰,但战争让巴金更加关切人们的现实需求。在1943年至1944年间,巴金与赖诒恩神甫就“提高道德”问题发生了争论。巴金强调当务之急不是赖诒恩所谓的“提高道德标准”,而是“提高生活标准”:

经过了这样的大战事、大残杀、大轰炸、大饥荒以后,复兴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生活问题的解决”,人第一需要食粮,然后才需要别的。对挨冻受饿忍苦的人民空谈“道德标准”,这是奢侈,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这里面没有同情,没有爱。先帮助他们解决这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达到平均的标准,才是道德的行为。①巴金:《一个中国人的疑问》,《巴金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巴金相信,即使在战争中,大多数中国人的道德标准也并没有降低,亟需解决的依然是“生活问题”。他也并不着意在《寒夜》中对艰难生存的人物进行道德审判,而是用民族心理与“五四”的传统批判记忆的契合道出幽微的心境,人物的朦胧姿态既暗示了道德判断的悬置,也是政治远景的模糊。

三、在计划与隐喻之间的“疾病”

重叙传统母题也许与脱离了现实原型的支撑不无关系,但《寒夜》仍然极大限度地显示了巴金艺术创造的潜力,深入到文本叙事动力一层,作为结构性因素的“疾病”持续推动小说人物走向不可避免的幻灭结局。这一点值得关注。

巴金主张让“人物自己去生活”②巴金:《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巴金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页。,即在固定背景和人物大致性格的前提下任情节自然发生。开始创作《寒夜》时,他并没有具体的写作规划。直到落笔之际,他的脑子里仍然“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③巴金:《关于〈寒夜〉》,《巴金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0页。。至于曾树生及这个小家庭的内部纷争,也都是围绕汪文宣展开的。

“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这一构思是有沉痛的现实依据的。抗战后期的国统区肺结核肆虐,在1947年出版的《怀念》一集中,巴金提到从1938年到1945年的8年间,他一共失去了8位好友,其中6人都死于肺病,以至于他发出“抗战期间的中国好像成了肺病的培养所”④巴金:《〈怀念〉前记》,《巴金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的悲叹。而《寒夜》中关于肺病细节的描写,或多或少可以看到这些亡故友人的影子。

对于步入中年的巴金而言,疾病带给他的体验与灰色的中年心绪交织起来,肺结核夺去的不仅仅是友人的生命,还有与友人共享的充满活力的青春岁月:

每次我都在埋葬,我不是在埋葬你们(自有你们的亲属来使你们的遗体得到安息),我是在埋葬我自己的一部分。那就是跟着几个朋友遗体埋葬了的一些岁月,在那里面也许还有些金沙似的发光的东西。现在即使年岁能够倒流,我也找不到像你们那样的印证的人了。⑤巴金:《写给彦兄》,《巴金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

在汪文宣身上,巴金寄托的不仅是忧时伤世,更有浓重的“流逝”之感。疾病作为一种剥夺青年活力的机制嵌入《寒夜》中,推动文本叙事的前进。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揭示了肺结核与癌症的病状特征及相关隐喻的生成,其中肺结核的病状表征带有某种矛盾性和欺骗性,如“苍白与潮红,一会儿亢奋,一会儿疲乏”⑥[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它的许多症状都是假象——例如表现出来的活力不过来自虚弱,脸上的潮红看起来像是健康的标志,其实来自发烧,而活力的突然高涨可能只是死亡的前兆”①[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3页。。因而在文学表现中,“结核病人可能被描绘得富于激情,然而,更典型的描绘是,他们在活力、生命力方面有所欠缺”②[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3页。。在为汪文宣设定下“患结核病”这一特征时,疾病相关的隐喻随之生成,但巴金对于疾病的安排其实颇具技巧性,实现了在写作计划与“疾病”话题自带的隐喻属性之间的平衡。

《寒夜》一开始并未交代汪文宣的病者身份,他的肺病是随着人物外在境况的恶化被逐步揭示出来的,因而前期对于一个“隐藏肺病患者”的铺垫就显得尤为关键。对此,巴金采用了内面书写的方式,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言自语展现了人物内在的混乱和痛苦,以精神的紊乱与肉体的衰朽互为表征。汪文宣的初次现身,便显示了他的思想结构中永恒存在的自我矛盾——做不做“老好人”。这种自我质疑是找不到答案的,他自然地将“老好人”纳入“本性如此”的逻辑,最终陷入思维的死胡同。这一无解的人格矛盾分化出更多自我质询与压抑,在家庭、工作关系中撕扯着汪文宣脆弱的敏感神经,他的内心越是激荡着渴望与愤懑,他的外在行动力就越是匮乏与阻滞。由于心理状态的不稳定,汪文宣的情感状态也常处于大起大落中,情感的过度扩张与生命力的流逝构成肺结核的一组隐喻。

另一方面,汪文宣对外在的警惕与怀疑几乎像患了迫害妄想症,他本能地将与自己无涉或根本不存在的事件关联起来,仿佛自己是被监视、被窥探的。小贩的聊天与他无关,汪文宣却认为是针对他而发言。他在办公室既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人,同事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与妻子的私下纠纷,更不可能跟踪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的假想。然而“被看”的阴森恐怖也指明在汪文宣的感知中,他与身边的正常人是不一样的,这种敏感而近乎病态的心理为呼之欲出的生理疾病埋下了伏笔。

小说并未交代汪文宣是什么时候、怎么感染上肺结核的,唐小兵观察到,汪文宣最初表露出肺结核的症状是在第九章,此后便接连不断地表露出肺部结核与喉部结核的标准症状③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疾病的成因充满了遐想,它既可能是写实的,也可能是心理病,即一种作为隐喻的文学修辞,出于某种担忧,或指代病患的内部人格。汪文宣最初患上的也未必是肺病,也许确如张伯情所说,只是普通的“肝火旺”④余悦:《疾病·性格·叙事——对巴金小说〈寒夜〉的一种解读》,《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但这一解读或许过于强调疾病的隐喻作用,而忽视了巴金是在有意识地叙写一个潜在甚至早期的肺病患者。如果我们没有从中读出这种肉体疾病的征兆,对于有此计划的作者而言,或许是一种打击和嘲讽。

回到创作者的逻辑,有意“召唤”疾病的是巴金。肺结核于他一开始不是文学上的隐喻,而是现实的生命体验,因而在有计划的写作中,人物的病态心理和生存焦虑得以展开。阅读与写作的逻辑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巴金把肉体疾病用精神、心理状态引出,到读者这里却是从病态心理进入肉体疾病,因而会产生疾病是由“心理促生”之感,这也使得文本富有深意。

从小说情节上看,肺病面纱的揭开有赖于家庭矛盾的加剧。在母亲与妻子无休止的缠夹斗骂中,身心交瘁的汪文宣以“吐血”的方式宣告了他的病。但不能忽视的是,由于不能改善家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无法调解母亲与妻子的纷争,汪文宣常常陷入自责中:

他大步走向门。他拉开门出去了。“宣!宣!”他听见母亲在屋子里唤他,他连应都不应一声,就匆匆走下楼去。他在黑暗中把右眉碰肿了,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痛。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⑤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页。

在文本的隐形层面,这种道德上的自我谴责和受罚意识“召唤”出了生理上的疾病。作为“惩罚”的肉体折磨使得汪文宣的软弱无能、萎靡不振有了合法性,从而使他获得救赎,“母亲和妻子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①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662、683页。。疾病作为一种微妙的平衡装置,为男主人公在维持家庭和谐方面的失职进行开脱,进而起到道德伦理层面的净化作用。在此,疾病的出现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男主人公像《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一样健壮,恐怕这种精神枯竭就会变成猥琐的表现,最终不免让文本走向战时文学的另一个方向——讽刺,这也显示了巴金对于文本风格的控制能力。

但巴金终究不是以疾病为审美对象,肺结核的浪漫主义隐喻在此付诸阙如。巴金以近乎酷烈的笔法写出了肺结核的痛苦:“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他会死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很快地就会死去”②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662、683页。,“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③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662、683页。。这样的病痛过程是毫无美感可言的。

疾病带来的焦虑转让只是暂时有效,甚至有某种饮鸩止渴的意味。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很快被吃紧的战局粉碎,这时汪文宣的病再也不是缓和家庭矛盾的平衡术,而逐渐露出狰狞的面目来。在此,疾病下的侥幸心理遭到了战争的无情嘲讽,战争以其强力宣告了对个体生命的轻视。既然个体的存亡在战争中是毫无意义的,那么疾病的“功能”自然也被消解,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折磨与苦难。最终,肺结核在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夺走了汪文宣的生命。这看似是个体与历史的悖论,但个体的灭亡正是在预示苦难未完,正如疾病并不导致即刻死亡,甚至有时会给人“生”的希望,战争的结束也曾带来短暂的幸福时刻。巴金安排曾树生于战后返回,用她所见到的凋敝现状印证战争与疾病的同构性,完成了疾病书写计划的最后一步。

巴金一生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没有什么文学创作的技巧,这自然不乏自谦之意。事实上80年代以来关于巴金作品出现过一些争议,对此巴金不无委屈地争辩道:“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④巴金:《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1年版,第49页。这也颇令人深思,巴金的尺度是什么?在当下是否还能得到理解和认同?通过《寒夜》重历巴金在40年代的生活和创作,我们可以感受到巴金的写作不完全是信马由缰,而是具有高度的艺术自觉。这使得《寒夜》在时代与个人、叙事母题与现实关切、写作计划与文学修辞之间建构起了独特艺术地位,而了解巴金的关切和他的写作计划是什么,又是如何实现的,或许也是对关注“小人小事”的巴金的异代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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