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婉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知识、学术、教育体系转型的大潮中，不少中国学者试图以舶来的“文学”概念勘察中国文学的疆界，寻绎擘画中国文学史料，判断中国文学价值。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和出版愈加踊跃，面对“如何书写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宏大繁难的问题，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也在思索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文学史，以文学为主体，又关乎历史编纂，它与陈寅恪的关联是双重的。一方面，陈寅恪对“史”体察极深。另一方面，他对文学的认知和研习绝不止于“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①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的业余爱好层次。与同时代诸多学者相似，写旧体诗是陈寅恪记事抒怀的日常途经。甚至，在文学与史学之畛域日趋分明时，他却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担任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教授②1932年，陈寅恪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1940年，陈寅恪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晚年在广州的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他亦曾接受中文、历史两系的合聘。。诚然，陈寅恪并未发表任何题为“文学史”的学术作品，但他在《元白诗笺证稿》等著述中却将“文学”置于思想衍变的关键环节，对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范式提出极富见地的主张，并藉此透视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政治实践和价值取向，表现出“修辞立其诚”的写作倾向和人格追求。

一、以“史家长编”之法观“同题竞作”

约在18世纪后期，欧洲学人、作家开始推崇“审美经验”“审美和谐”，文学逐渐替代宗教精神力量，学界形成“文学史”的著作观念——甄选卓异的文学作品，视之为民族财富。而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即肇始于近现代学人在“民族化”的驱动下借镜海外。其间不乏“以西格中”者，但亦有不少人既追随西方文学史的理念，又力图建立新的范式以保全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或无限拓展“中国文学史”的宽度①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涵盖古代文字、训诂、经学等门类；黄人《中国文学史》收入制、诏、策、谕等文体。，或保持“纯文学”范畴与中国文化史实之间的张力②如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而对“史”高度敏感的陈寅恪，顺着中国文化的肌理，提出文学史可以如此架构：

今并观同时诸文人具有互相关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辞（即文体）则非徒仿效，亦加改进。于立意（即意旨）则非徒沿袭，亦有增创。盖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今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③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46页。

可见，陈寅恪取径史学，倾向于从文体与历史语境的互动中勘测作家作品的文化价值、社会角色。他主张在具体的时空坐标中建立文人、作品的关系网络，从而看清“仿效沿袭”“改进增创”的脉络。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寅恪承继了中国古代文论中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观通变”“观奇正”“见异唯知音”等观念，且更着眼于同一时空中的文人交游、作品交集。

史家往往善于以历史视角解读诗文、判断价值，而陈寅恪亦将文学置于“史”的链条中考察，关切其演化轨迹。他主张从中国文人“同题”唱和的风尚入手：

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④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46页。

亦即，观照一部文学作品，要纵览其所属的文体、话题体系，比照文本之间的“家族相似”，方能最大程度还原那个时空中写作、阅读、传播、再写作的立体画卷。这可视作“文本间性”，此现象非中国文学所独有，因此陈寅恪的这一建议既遵循中国文学传统，又具有普适性。

陈寅恪的上述观点非凭空臆造，而是立基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量文学事实。他的诗作、教学和研究，时常关涉元白。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辞世，陈寅恪即采用元白长庆体写下《王观堂先生挽词》。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唐诗校释”课，校释的主要对象即为元稹和白居易之诗⑤陈寅恪：《陈寅恪集·讲义与杂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1935年，他在清华中文系所讲授的课程直接名为“刘禹锡、元稹、白居易”⑥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学洛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9页。。1940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开设的两门课程之一即是“白居易研究”①另一课程为“隋唐史研究”。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1944年，他在成都燕京大学开设课程“元、白诗”及“元、白、刘诗”②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6页。。1949年，陈寅恪在岭南大学讲授“白居易诗”。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后，他又在中大开设“元白诗证史”课③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据陈才智《陈寅恪先生的白居易研究》一文所见，陈寅恪1935年开始发表有关元稹、白居易的著述，是年10月发行的《清华学报》刊登其论文《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后录入《金明馆丛稿二编》）。1942年，清华大学刊印其书稿《白香山新乐府笺证》。1947年至1950年，陈寅恪在《清华学报》《岭南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多篇关乎元白：《〈长恨歌〉笺证》（1947）、《白香山〈新乐府〉笺证》（1948）、《论元白诗之分类》（1949）、《元和体诗》（1949）、《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1949）、《白乐天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1949）、《白居易与刘梦得之诗》（1949）、《白香山〈琵琶行〉笺证》（1950）等④陈才智：《陈寅恪先生的白居易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到了1950年11月，集陈寅恪研究元稹、白居易之大成的《元白诗笺证稿》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线装本⑤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学洛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6页。。此书在多家出版社持续翻印、重印，堪称陈寅恪著述中的名篇。

在《元白诗笺证稿》等著述中，陈寅恪屡次采用的概念是“同题竞作”而非更常见的“同题集咏”，大概前者更能凸显文坛中人相互挑战、彼此品评、激赏的动态图景。而元稹、白居易所在的文学世界，恰符合这一理想型。陈寅恪由《长恨歌》诸篇的创作背景洞察到，“乐天当日之文雄诗杰，各出其作品互事观摩，各竭其才智竞求超胜”⑥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6、117、44页。。

《旧唐书》的《元稹白居易合传论略》给陈寅恪留下了极深印象，“沈谢既往，元白挺生”成为他立论的基础。陈寅恪指出，《旧唐书》的议论往往代表“通常意见”，故可推知不仅元白诗脍炙人口，元白文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也胜过韩柳，堪称元和一代文章正宗⑦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6、117、44页。。

分析元稹和白居易的人生轨迹和创作历程，能有效了解彼时文坛格局和社会心态，避免以后世眼光来代替在场者的口碑。已有学者发现，由《旧唐书》《新唐书》可知，元稹、白居易在世时，“元白”并称就已经出现，并多次出现在此二人的诗文中，这是不同寻常的，须知唐代诗人并称一般出现在其身后⑧尚永亮：《“元白并称”与多面元白》，《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这说明陈寅恪极具识力。时至今日，文学研究的新范式提倡历史感和历史想象力，力图避开历史的过滤，探求重要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而陈寅恪以史学家的眼光，在20世纪上半叶即已甄别出元稹和白居易的独特文学地位，将作品置于文本生成及相关制度的大语境中，试图重现那段历史的现场感。

二、洞察“诗友亦诗敌”

中晚唐至北宋初年，元白诗文流传甚广，美誉度较高，追慕仿效大有人在。然而，北宋中期之后，“尊杜抑白强作解释之批评”⑨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6、117、44页。渐兴。《新唐书》、苏轼《祭柳子玉文》、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等，依循了杜牧对白居易“淫言媟语”的评价，发出“元轻白俗”论⑩陈友琴：《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6页。。从此，元白诗屡遭负面评价，王夫之、王士祯皆为代表。晚清民初，中国学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异彩纷呈，在此背景下，陈寅恪看待元稹、白居易的眼光大不相同于欧阳修、苏轼、王夫之诸人，折射了民国学术思潮对宋元明清人“元轻白俗”说的反省。

在《元和体诗》一文中，陈寅恪指出“元和体”多被误会，于是分析唐人的界说和元稹、白居易的言论以求“真解”。陈寅恪认为，元和体分两型，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小碎章”，而广泛播行的是后者①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5、348、51、309页。。然而，风靡当日的元和体诗却被杜牧、李戡等人斥责为“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写”②杜牧：《唐故平庐军节度巡官陕西李府君墓志铭》，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44页。。陈寅恪指出，李戡痛诋的是自顾自吟的“杯酒光景间小碎章”，但“讽喻闲适之辞”并不在其批判之列。一方面，陈寅恪透过《国史补》等材料窥测时人心态，认定“元和体”在当时并非美词，并直陈近人以“同光体”比于元和体，“自相标榜，殊可笑也”③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5、348、51、309页。。另一方面，他强调元稹、白居易的诗体对后世影响极大，认为吴伟业《永和宫词》《圆圆曲》、王闿运《圆明园词》、王国维《颐和园词》等皆是追仿元白之诗作④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1、19页。。

陈寅恪既深知元白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更着眼于二人关系之于元和时代诗文发展的重要性。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直言：“元和时代同时诗人，如白乐天之心伏刘梦得，及李公垂之心伏白乐天，皆文雄诗杰，历尽甘苦，深通彼己之所致。后之读者所涉至浅，既不能解，乃妄为品第，何其谬耶！”⑤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5、348、51、309页。后人不应无视前代诗人之间的复杂互动，武断品评诗人等次。陈寅恪曾在课堂上指出：“以前的文人，相处当中，或是互相标榜，或是相轻。元、白既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他们在创作上是在友谊竞赛。”⑥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1、19页。此论并不独断，日本有学者亦觉察到，白居易的诸多唱和赠答诗中，其感兴“不是被事物激发出的感动，而是由已有诗篇引发出的情绪促成的”⑦［日］丸山茂：《唐代文化与诗人之心》，张剑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0-29页。。

作者间的交往、唱和，衍生出作品间的互文，如果以当代文艺批评范式来看，这可谓是一种同时代创作者之间的“影响的焦虑”。在谈论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关系时，陈寅恪再次提及元白二人的互动对彼时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

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倘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释其意旨词句，即可知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决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也。⑧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5、348、51、309页。

正因为抓住了“诗友”亦“诗敌”的关键，陈寅恪从点到线及面，立足于元稹、白居易所在诗人圈的一系列诗文，以“笺”这一传统学术文体，构致出中唐文坛一幅幅极具动态感的画面。

不论在文稿中，还是课堂上，陈寅恪对元白的论述都始于《长恨歌》。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因袭并弥补了元稹的《莺莺传》（《会真记》）。“会真”意为遇仙，因此言及“天上人间会相见”的《长恨歌》也是会真诗。《莺莺传》结尾，张生发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⑨元稹：《莺莺传》，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9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即倾国倾城。陈寅恪又由《长恨歌》的创作时间——元和元年的冬天，确认白居易作此诗不为科举，而是为同元稹竞胜①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0页。。

陈寅恪由《长恨歌》而勘察出一个同题竞作的互文网络。他指出，唐明皇与杨妃是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读解《长恨歌》还应结合陈鸿的《长恨传》。“歌”为“兼备众体”的唐代小说中之歌诗部分，而史才、议论则见于传文。《长恨歌》与《长恨传》“不可分离”，“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②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36、47、50、229、121、125页。陈寅恪既发现《长恨歌》在彼时脍炙人口，“如一妓诵得《长恨歌》则不同于他妓，由是增价”③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0页。；还从意象等写作特征察觉到《长恨歌》对当世文坛的直接影响，料定李商隐《马嵬七律》首二句“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必受《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一节的暗示④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36、47、50、229、121、125页。。

谈毕《长恨歌》，陈寅恪继而比较了又一组可谓“同题竞作”的元白诗——元稹《琵琶歌》与白居易《琵琶引》。两诗同赞琵琶绝艺，同为贬谪闲散之地所作，用句亦多有相似，“霓裳羽衣偏宛转”“六幺散序多笼撚”等皆可为例。《琵琶歌》作于元和五年（810），《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816），陈寅恪认为后者是依前者改进，乃“所作同一性质题目之诗”，“其因袭变革之词句及意旨，固历历可睹也。”⑤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36、47、50、229、121、125页。但陈寅恪论定白诗较元诗更为精进，两者“工拙殊绝”：一是白诗遣词更讲究；二是白诗主题更鲜明；三是白诗更具真情。《琵琶歌》“偿文债”、自抒迁谪之怀的意旨似嫌庸浅，而《琵琶引》“相逢何必曾相识”可谓“主宾俱化”。此外，陈寅恪还将李绅《悲善才》一诗引入这一同题竞作中，认为李诗胜过元诗，但在意境上稍逊于白诗的“人我双亡”⑥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36、47、50、229、121、125页。。

陈寅恪不仅敏感于诗的同题竞作，还着眼于文化的整体性，避免文学体裁乃至文史之间的机械分割。他看到元稹《连昌宫词》融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在《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陈寅恪又论证“古文运动”乃“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此为中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⑦Tschen Yinkoh.“Han Yüand The T’ang Novel.”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1(1936):pp.39-43.。在他看来，“昌黎欲作唐春秋，而不能就，乐天则作新乐府，以拟三百篇，有志竟成”⑧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36、47、50、229、121、125页。。白居易《新乐府》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堪称“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⑨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36、47、50、229、121、125页。：

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⑩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36、47、50、229、121、125页。

陈寅恪指出，《新乐府》的总序如毛诗大序；每篇一序，仿毛诗小序；每篇首句为其题，效《关雎》为篇名之例。可见他洞悉了白居易创作“唐代《诗经》”的宏愿——“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⑪白居易：《新乐府序》，《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2页。。

元稹亦写过新乐府诗《古题乐府》。在这一“同题竞作”中，陈寅恪再次比较，元诗仿效白诗，元诗不及白诗：

微之赋新题乐府，其不及乐天之处有二：（一）为一题涵括数意，则不独词义复杂，不甚清切……，感人之力较一意为一题，如乐天之所作者，殊相悬远也。（二）为造句遣词，颇嫌晦涩，不似乐天作品词句简单流畅，几如自然之散文，却仍极富诗歌之美。且乐天造句多以三七言参差相间杂，微仿古乐府，而行文自由无拘牵滞碍之苦。微之所赋，则尚守七言古体诗之形式，故亦不如乐天所作之潇洒自然多矣。……若取二人所作同一题目比较观之，则相形见绌……①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0、202-207、24页。

综合《元白诗笺证稿》和学生课堂笔记来看，陈寅恪还从结构、情思等方面比对了元白二公的作品。结构上，白居易《新乐府》组织有机而严密，以年代、官位为序，含有诗史之意；情思上，白诗《驯犀》《弦弹》等切题深挚，笔系时事，感情激越深沉，而同题元诗却迂远浮泛②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0、202-207、24页。。

可见，陈寅恪每检视一部作品，皆能考察其流变轨迹，注意它所代表的整套文本系列或互文系统，以贯通求真解。

三、于诗、史、思交融中求“诚”

陈寅恪在互文网络中解读元白，将此段文学史视为一套大“文本”，一层是研求文字，更进一层则定位为史学研究。

1932年，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研究课“唐代诗人与政治关系之研究”，特别指明“本学程专研究作者与当时政治之关系，以解释其作品。不仅以唐史释唐诗，并以唐诗证唐史也”③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学洛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4页。。1944年，陈寅恪致函陈槃，提及《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④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0页。。由此可以理解他为何会为被诋为“轻”和“俗”的元白辩护，因为若着眼于史，则“轻”“俗”恰是优势，比精英之语、雕龙之作更能折射世相民风。

在陈寅恪看来，中国诗的历史维度格外突出。他曾结合《安禄山事迹》及《新唐书·五行志》，知天宝初妇人时世妆有步摇钗，从而相信白居易“云鬓华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一句“不仅为词人藻饰之韵语，亦是史家纪事之实录”⑤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0、202-207、24页。。难怪陈寅恪对学生说：

中国诗和外国诗相比较，外国最好的作品，多讲宗教、哲学，而《全唐诗》中，很多作品是讲的实际的环境，个人的状况，如某年某日遇某人，或游某地，这在外国诗中是少见的。这样的诗，在历史上有用，可以补足正史。

……中国历史多是政治史，社会经济、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材料极少。即使是政治史，即实录之类，在唐武宗以后也是不完全的，后段很缺。诗人的诗，对这些正史不载的，多有记述，元、白二位尤很注意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用元、白二家的诗来作考证，不仅是他们在时间介于中间，也还有这个缘由。

唐史里面，有许多是想当然，错误甚多，时、地、人的关系，混杂不清，难下结论。唐诗却是清楚地谈到时、地、人，谈到人的感情、关系，融成一气。这在外国诗中确实少见。⑥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实际上，陈寅恪此论并非孤明先发。比他更早或其同时代学者中，倡导以诗观史者并不罕见，刘师培、梁启超、陈垣等皆有相关论说。稍晚者如严耕望，其著《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唐代交通图考》广泛取材《全唐诗》。而陈寅恪是援引文学入史学的“标杆人物”①蔡鸿生：《〈读莺莺传〉解读》，见陈寅恪：《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陈寅恪卷》，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16页。。他的《柳如是别传》借立传来修史；他论定唐代古文运动实由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所引起；……陈寅恪尤能察觉唐代政治与文学的关联，指出彼时小说“兼备众体”是为进士科“温卷”；元稹、白居易等唐代士人的诗学主张，有其社会、道德、哲学关怀。这一观点在包弼德（Peter K.Bol）等学者那里亦有余响，即唐代思想文化是一种“文学”文化②［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这不仅是“诗史互证”，更是“诗、史、思”的交融。由白居易的诗文，陈寅恪剖析出三教合一的构造。他认为白氏“外为儒者，习儒业，内中则有佛道思想”③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61-62、126、40、40页。，更进一步则是“外虽信佛，内实奉道”④陈寅恪：《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岭南学报》1949年第1期。。陈寅恪还从“丹药之行为”与“知足之思想”两方面论证白居易实属“老学者”。他敏锐地指出道家“知足”与佛家“忍辱”的根本差异⑤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7、84、102、85-89、327页、340。。

至于元稹，陈寅恪则采取“观其言而察其行”的阐释路径，由元氏诗文透视其道德行为。陈寅恪对元稹的文学造诣不吝赞美之辞，高赞其“绝代之才华”⑥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7、84、102、85-89、327页、340。，肯定其艳诗和悼亡诗“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⑦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7、84、102、85-89、327页、340。。然而，陈寅恪更重人事剖析，《读莺莺传》一文即鞭辟入里。如蔡鸿生所见，陈寅恪“凭借通识的眼光和精微的思路”“剥开了主角身上的伪装，让人看到婚宦、尊卑乃至胡汉关系交织的唐代风习”⑧蔡鸿生：《〈读莺莺传〉解读》，陈寅恪等著：《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陈寅恪卷》，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14页。。自南北朝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统治阶层、社会风习变动，仕宦若非清望官，婚姻若不结高门第，则政治地位和社会阶级难免低降沦落，陈寅恪从“婚”与“宦”切入，论定元稹“不肖为巧得利成功”⑨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7、84、102、85-89、327页、340。。

陈寅恪对白居易则以回护为主。对于白氏生平，他从《旧唐书》《新唐书》《北梦琐言》《南部新书》等史料中，明晰了白居易父母婚配违反礼律的事实，痛惜白居易无辜受牵连，经此打击而加重“消极知足”思想⑩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7、84、102、85-89、327页、340。。对于白诗立意，陈寅恪坚定地予以辩护。比如，南宋洪迈称《琵琶引》事迹不合礼法，而陈寅恪说，琵琶女与商人属同居，非结发夫妇，故白氏邀琵琶女相见为风俗许可，不犯禁律⑪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61-62、126、40、40页。。他进而指出，天涯沦落之感在《琵琶引》中非第一要义，“弟走从军阿姨死”的反战精神才更深刻隐晦。又如，白居易《昆明春》“思王泽之广被”等语有奉承之嫌。陈寅恪却说：“涨昆明池，是恩泽，但还不够广，可做的事还有很多：于是，白氏写出了自己的希望：罢吴兴的茶税，罢江西的银税。这两个地方都近水并远离京都，……税之恩应该普及。这里申陈了人民的疾苦，与那种奉承的颂词，明显有高下之分。白氏是在作善意的劝导。”⑫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61-62、126、40、40页。再如，白诗往往被人指责自足思想过于频繁，陈寅恪认为这是不得已，白氏因身世所系而被迫隶属牛党，惟有消极方得在党争中全身⑬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7、84、102、85-89、327页、340。。

授课时，陈寅恪曾明确对比元白的行止，称“白氏的人品是高过元氏的”⑭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61-62、126、40、40页。。他推定，唐代君主喜爱文学作品，元稹靠太监进呈《连昌宫词》，但白居易较为刚直，“他不是靠逢迎进入翰林，而是他的诗流传民间，为皇帝所看重”⑮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61-62、126、40、40页。。

由诗至史，陈寅恪看到了元白这一对“诗友”之间的差异，字里行间崇白抑元。那么，陈寅恪为何如此激赏白居易，且注目元白诗文与品行的分殊？

陈寅恪尤其敬慕杜甫，而白诗的“平民性”较杜诗更为突出。王闿运等人曾指出“白居易歌行纯似弹词”①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32页。，陈寅恪则在《论再生缘》中自嘲“论诗我亦弹词体”②陈寅恪：《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6页。。观陈寅恪诗作，取材广泛而活跃：朝鲜亡国、清室逊位、王国维之死、巴黎和会、通货膨胀等时事；描摹英伦、瑞士雪山、西南边疆、清华故居等中外景致风情；叙说失恋同学、古史辨派、眼疾手术等亲历的人与事。他以诗保存历史，尽管晚年受制于环境而采用隐辞曲笔，构成余英时眼中的“暗码系统”③张求会：《陈寅恪丛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8页。，但中青年时代的诗笔却是朝着“弹词体”平易生动的方向努力的。

陈寅恪对白居易的赞扬，也与他撰写相关著述时的心境有关。在陈寅恪关涉元白的诗文中，有多篇撰写于1944年的成都④张求会：《陈寅恪丛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8页。，“生活最困难，亦眼疾日益恶化之时”⑤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1946年，他赋诗题曰：“来英治目疾无效，将返国写刻近撰《元白诗笺证》”，吟出“归写香山新乐府，女婴学诵待他年”⑥胡文辉笺释：《陈寅恪诗笺释》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白居易诗是陈寅恪在困境中的慰藉，写《元白诗笺证稿》是他保持意志不坠的支柱，他要将此诗意传诸后世，希望幼女美延来日学诵。

史家的敏锐和人世的磋磨，令陈寅恪读出了“白真元伪”。元稹的品行历来饱受争议，聚讼纷纭，陈寅恪的指斥绝非标新立异，但他批评的重点不在元氏人品的风流谄媚，而是其诗文的伪饰性。他认为，元稹通过文学创作塑造了一个在爱情和政治上都恪守节操的自我形象。

陈寅恪据史料质疑元稹在《莺莺传》中“内秉孤坚，非礼不可入”的自况，指出元氏“以守礼夸诩，欺人之言也”⑦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1、92、223页。。在元稹的婚姻情爱方面，《元白诗笺证稿》的第四章即评述元氏“艳诗及悼亡诗”，直斥“存诚”“誓忘”是始乱终弃的虚言。有学者认为，元稹并未获得妻家直接帮助，故陈寅恪谓元氏“以巧婚而致通显”并不妥⑧孙鸿亮：《元稹评价考论——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唐都学刊》2002年第4期。。然而，这一观点本身亦有不确，陈寅恪并不认为元稹是为进身才与韦家结亲。他曾指出，元氏在登科后娶韦氏，此时韦夏卿已无实权，而元稹少年得志，反倒是韦家在攀附他。韦家不介意元稹的门第，“没有遵守魏晋以来要求不但高中，而且门第亦佳”，这是新思想；而元稹羡慕韦氏的高门，则是魏晋旧例⑨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至于元稹广受争议的悼亡诗，陈寅恪更是认为诗情不符实情——韦氏亡后未久，元稹就纳妾安氏，后又娶继配裴淑，违背终鳏之誓。陈寅恪能理解“唐世士大夫之不可一日无妾”，但令他反感的是，元稹与韦氏的情感“决不似自言之永久笃挚”，悼亡诗并不是诗人真情的自然流露⑩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1、92、223页。。

陈寅恪说，元稹“巧婚”正符合其“巧宦”。例如，元氏作《连昌宫词》撺掇皇帝游幸，阿谀之态遭众人哂笑。及穆宗即位，众翰林谏阻皇帝游华清宫，推元稹执笔，元稹便撰《两省供奉官谏幸温汤状》一文洗刷自己。可他却又在长庆二年（822）写下《进马状》，献马劝帝游幸，“不出二年，而一矛一盾，自翻自覆，尤可笑也。”⑪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1、92、223页。相似地，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山涛和王戎并尚老庄与周孔、自然与名教，此类人易名利双收，可谓“最无耻之巧宦”⑫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较之元稹，陈寅恪判定白居易要真诚得多。《元白诗笺证稿》比较元白的多组同题竞作，不仅品味诗技异同，更点染人品差距。如李绅、元稹、白居易都有诗以“驯犀”为题。陈寅恪说，元诗泛谈老庄无为而治；而白诗指出德宗未能坚持励精图治，情意真切，“他秉性刚直，不合时宜，正如犀的不合北方天气。诗与作者是有密切关系的，不似元氏之作有泛泛之言”①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再如，陈寅恪据《旧唐书》《新唐书》和《通鉴》，明了白居易《骊宫高》中“吾君在位已五载”“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等句讽谏唐宪宗，而元稹《两省供奉官谏幸温汤状》一文“进不以正”“救己盖愆”，断定两人“人格之高下，相去悬绝”②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3页。。

由此，陈寅恪“崇白抑元”的倾向实则出自他对“诚”的看重。《周易》言“修辞立其诚”，“诚”是文教的根基。《孟子》《庄子》《荀子》等均曾讨论“诚”，如孟子即由诚身而归重于明善，《中庸》里“诚者，天之道也”“至诚如神”等句尤为著名。赵宋以来更讲求“诚”，嗣后“诚”之概念的诠释难以脱离朱熹的影响——“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页。而陈寅恪对朱熹一向颇为肯定，曾谓朱子“最公正，最深刻”④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卞学洛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7页。。可见，陈寅恪秉持现代学术尤其史学科的实证精神自不待言，他还追求为学问与修身、为文与为人的齐一。

在分科治学日渐盛行的时代，陈寅恪以史家身份“跨界”文学，屡有论见。他关切文学史的书写，大概正因为史学家尤能咀嚼“史亡而后诗作”的意味——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或许已被重塑，而文学却可能存有更微妙、多元、立体的过往。陈寅恪不仅凭依文学来追溯历史真相，更以文学所折射的道德抉择来观照历史人物的动机与情志，透视人性与社会的冲突。综而观之，陈寅恪由“同题竞作”描绘文学演化的轨迹；他主张“修辞立其诚”，以求追问价值的应然，故“崇白抑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