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媛媛

关键词：大津事件；俄国；日本；尼古拉王储；明治天皇

摘 要：大津事件是19世纪90年代俄日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具有国际危机的典型特征。日本为减少事件可能带来的负面甚或灾难性影响，立即展开危机公关。俄国出于国家整体外交目标和远东政策的战略考量，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应对措施，做出“微小却十分必要的让步”。大津事件最终以尼古拉短暂继留日本后离开、行刺者津田三藏被判终身监禁、日本“亲俄派”出任外务大臣而平息，俄日关系很快回到睦邻友好的传统轨道。俄国的危机应对虽体现出俄国对俄日关系的重视，但也暴露出对日本的傲慢与轻视。对俄日关系的“重视”与对日本的“轻视”构成这一时期俄国对日外交的特点。俄国对日本外交态度快速转变的深层原因把握不准确，为后来远东政策的失败埋下伏笔。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2）06-0052-11

Otsu Incident and Russia's Response to the Diplomatic Crisis with Japan－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Diplomatic Archiv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XING Yuan-yuan （School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2，China）

Key words：Otsu Incident；Russia；Japan；Prince Nicholas；Meiji Emperor

Abstract：The Otsu Incident is a major political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Japan relations in the 1890s，with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Japan，the "crisis maker"，immediately launched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ossible negative or even disastrous impact of the Otsu Incident. Considering the interests country's overall diplomatic objectives and Far East policy，Russia adopted more flexible countermeasures and made "a minute and necessary concession". The Otsu incident ended with Nicolas leaving after staying in Japan for a short time，sentencing the assassin Sanzang Tsuda to life imprisonment，and Japan's "Pro Russian faction" becoming foreign minister. Russia's response to the crisis reflects the Russian Empire's attention to Russia-Japan relations and the arrogance and contempt for Japan. The "attentron" to Russia-Japan relations and the "contempt" for Japan constitu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s diplomacy towards Japan in this period. Russia's grasp of Japan's rapidly changing role was very untimely，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subsequent failure of the Far East policy.

大津事件，又稱大津遇刺案、湖南事件，是特指1891年4月29日1俄国王储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罗曼诺夫在日本滋贺县大津市的琵琶湖南遭遇刺杀而引发的外交危机。由于津田三藏的突然袭击，导致日本“举国上下十分震惊”1，政府的处境也陷于被动。日本担心此事件的发生会遭到北方强邻——俄国的侵略性报复，而这有可能将使日本陷入亡国危险。为努力减小大津事件可能带来的负面甚或灾难性影响，日本各阶层——从天皇、内阁到民间，几乎步调一致地全方位展开紧急补救措施。面对日本“倾国之力”的危机公关，俄国相应采取灵活的应对，未进行激烈报复，未将危机推向战争边缘，俄日关系很快回到睦邻友好的轨道。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俄国的危机应对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成功的，避免了其在经济和军事力量薄弱的远东陷入战争状态，有效阻止了日本被过早拉入与英国的同盟，维持住了远东统治的暂时稳定，符合俄帝国的国家利益和整体外交战略。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矛盾、摩擦导致危机频发，危机泛化已然成为常态。危机的出现，在直接威胁当事国安危的同时，有可能外溢、传递，从而对邻国、地区甚至全球局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何应对危机，已被各国提升至国家治理的战略层面。由于地缘接近，俄国和日本是与我国产生利益纠葛最多的国家。历史如是、现实亦如是。从历史角度研究俄日关系进程，在我国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2从危机管理角度考察俄日关系演变，学术界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危机决策情势具有外部威胁强、时间压力大、决策后果严重等特性。历史经验表明，当人们或具体决策者面临利益攸关或负有重大责任的突发状况时，其决策活动往往受到心理因素和主客观失衡等认知的严重影响。3相关外交档案文件因关涉对国家利益的权衡，其决策背后的动机、目的和手段都清晰可见，暴露出的心态也有迹可循，因此，在学术研究和资政参政中是较为准确、可信的材料。本文以俄国外交档案文件为主要史料，4在基本还原大津事件历史场景的同时，从危机管理视角梳理俄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厘清其理路，综合评价其客观效果，揭示大津事件对于俄日关系的真正蕴含之意。这不仅可以极大拓宽俄日关系史的研究视阈，也能从俄国应对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国家处理类似事务提供历史借鉴，为国家治理提供资政参考。

一、大津事件前俄日外交紧张局势

19世纪90年代是俄日关系从交好走向交恶的转折期，大津事件即发生于此时。

俄日两国对边界的重新划定、俄国对日本“打开朝鲜大门”的观望姿态以及对日本修约的暗中许诺，都为80年代的两国睦邻友好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显而易见的友好关系下，却隐藏着冲击俄日关系格局的不稳定因素。由于对外强硬论与对外恐怖感长期交织并盛行于日本社会，1890年俄国驻东京使馆被日本民众袭击，俄日外交紧张局势初露端倪。使馆遇袭成为接下来更严重的危机——大津事件的前奏。

俄日两国于1855年签定的《下田条约》（又称日俄《和亲通好条约》）标志着两国建立起近代性质的外交关系。但条约中对千岛群岛与库页岛的边界划分十分模糊，导致双方各自保有对领土的诉求。这样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双方关系的正常化。为解决领土分歧、维持双方友好关系，俄日于1875年又签定了《圣彼得堡条约》（又称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其中规定千岛群岛全境归日本所有，库页岛全境归俄国所有。1这样明确的边界划分妥善地解决了领土分歧，也从政治上保证了俄日关系向睦邻友好方向发展。同时，俄国对日朝于1876年签订的《江华条约》保持了默许的态度。这些做法都维护了俄日友谊。2在日本修约问题上，俄国的独特立场促使双方建立起互信。与英美列强的阻挠不同，俄国因远东经济利益微弱、对日贸易依存度低，无意就两国间微不足道的商业额与日本维持现行条约。3不平等条约侮辱日本的民族自尊心，進口关税又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因此，俄国支持修约的倡议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日本政府的感激。4俄国外交部在此时已注意到英国在日本的反俄宣传。英国试图通过渲染俄国的侵略性来破坏俄日关系，呼吁日中结盟以抵制俄国在东亚的扩张，这客观上迫使俄国对日本采取友好外交政策。

可以认为，19世纪80年代是两国达成共识、友好往来的时期，高级别官员互访达到历史新高度。519世纪80年代，俄日两国相互之间没有明显冲突，稳定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俄国将日本视为一个友邦，远东地区如果发生冲突，俄国可以较为容易争取到日本的友好中立立场。日本政府也由于改革和扩张的内在驱使，需要与俄国保持友好局面，为本国创造良好环境。

对于俄日关系来说189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俄国决定修建一条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即，西伯利亚大铁路以连接欧洲部分与远东。6对俄国而言，这有助于远东经济开发、提高边境防御水平、巩固势力范围。但日本政界和民众却异常警觉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认为俄国的远东政策明显在强化，担心“日本的国家寿命会随着铁路的延长而缩短”7。早在1887年6月12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就抢先报导了还只是设想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日本的《朝野新闻》于7月21日以《铺设西伯利亚铁路》为题转载，并在7月31日、8月1日连发题为《西伯利亚大铁路与东亚三国关系》的社论，指出俄国修建铁路意在“用兵”。8英国推进的反俄宣传延续到90年代显著增强，加重了日本的对外恐怖感。

日本在此时陷入的修约僵局也助长了国内本已弥漫的激进情绪。俄国对日本修约的支持“口惠而实不至”，因为俄国并不想独树一帜地明确打出这一张既能牵制日本政府、又能对俄日关系施加影响的王牌。新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展开秘密外交，希望打破英美联合统一阵线，英国识破后很快反制日本。91889年4月，《泰晤士报》曝光大隈重信于1888年12月与国外签署的密约，条约保留了最惠国待遇由无条件改为有条件、五年后才完全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10但本质上并未摆脱不平等性质，这在日本激起新一轮抗议。参与抗议人的不仅包括对外国人在日本享有特权而感到愤怒的普通民众，也包括将废约视为日本转变为强大国家的标志与象征的大国沙文主义分子。反对派指责政府在外交上优柔寡断，同时对沙文主义进行大肆鼓噪和宣传。10月18日，大隈重信遭暗杀受伤1就是日本民众反抗情绪日益高涨的结果。

1889年12月24日，出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发布《外交政略论》的意见书，它继承了《军事意见书》的精神，强调日本需要同时防守主权线及保卫利益线。对外强硬论与将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传言共同激发的对外恐怖感二者互为表里，2成为日本普遍的社会心理，继而导致1890年俄国驻东京大使馆遇袭。

11月17日，日本天皇为庆贺议会开幕举行隆重的巡游仪式。当队伍通过俄驻日使馆时，俄国人在小阳台上以“欧洲的方式”向天皇致意，日本人被彻底激怒。他们认为“俯视”天皇是违反日本传统的极不恰当的行为，是对天皇乃至整个日本民族的大不敬。于是人群向使馆扔石头，俄国驻日公使舍维奇及其家人、下属不得不躲进大楼避险，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3

“极其不愉快的、超出俄日通常友好之事”4发生后，俄国外交部并未对日本社会暗藏的激进主义和反俄情绪的根源给予充分重视，反而将其归咎于“英国的煽风点火”5和日本国内矛盾等这些表象化的原因。因此，俄国的立场是快速、和平解决该事件。舍维奇通过11月23日发表在《东京新闻》上的社论回应：“俄国人欢迎天皇时，只是用他们固有的传统方式，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一事件很快会以好结果收尾，也相信这件事丝毫不会影响俄日友好关系，更何况……我还允许日本警察查问过使馆的日本仆人。”6新任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清楚认识到，对袭击俄国使馆的人进行审判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因为日本公众已经“对沙文主义观念和仇外心理不再陌生”7，他们不会原谅政府向外国人屈服。因此，俄日双方都试图低调和解。青本周藏对外界是这样解释的，警察很难追踪到教唆者，所以，对一些投掷石块的人处于1.25日元小额罚款。8俄国外交部在指责日方“敷衍塞责”9的同时也基本认可日本政府息事宁人的解决办法。俄国外交部长吉尔斯在1891年3月13日给舍维奇的密电中表示，尽管该案的调查和审判结果不尽人意，但“俄国考虑到日本政府的困境，出于同情，同意宣告去年11月17日的袭击事件彻底结束”。10

本着对日友好的宗旨，俄国使馆遇袭事件得到妥善解决。俄国没有坚持彻底调查和惩罚所有责任人，这是其希望维持“与日敦睦”的传统外交观念使然。俄日关系虽未受到大的波及，但两国政府“草率的共识”纵容了日本社会中的反俄情绪和欧洲自由思想的滋长，为大津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维·格利采夫在1890年12月的《俄罗斯思想》杂志上撰写评论认为，受欧洲自由思想技术影响的日本，其政治生活和国民教育如若这样迅速成长，那么，离它扮演世界性角色为时不远了。11但，彼时俄国自由主义者对俄国政府的批判和预警并未引起俄国沙皇的足够关注。

二、尼古拉遇刺与俄方相机而作

俄国使馆遇袭事件并未改变俄国尼古拉王储东方之行中访问日本的计划。王储访日消息早在他抵达前一年就已在日本流传，明治天皇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准备恭迎“一位欧洲大国的王位继承人”。1日媒对尼古拉王储的到来基本持积极态度。但尼古拉王储在大津遇刺却引发了两国新一轮紧张的外交局势。俄日高层强烈震动，“刚刚踏上文明、启蒙道路”的日本如临大敌。日本最先担心的便是俄国会对其宣战，或者要求支付巨额赔偿；也担心欧洲质疑“日本是否足够文明，是否足够有资格修约”。为此，日本政府立即释放改善俄日关系的积极信号。俄国面对日方的危机公关进行了比较灵活的磋商和周旋。为快速平息危机、使俄日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俄国在危机处理中保持克制，相当积极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17世纪以来，欧洲显赫家族的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被父母安排远行是精英的高贵传统，访问重要城市（首都）、参观纪念碑、结识显贵政要是指定任务。尼古拉王储这次远行既遵循常例又打破常规，他没有前往欧洲，而是去往亚洲。1890年，“东方派”刚刚开始在俄国外交决策层中初露头角，军事地理学家尼·米·普热瓦利斯基与伊·伊·乌赫托姆斯基公爵鼓吹东进而激发的东方主义在统治阶级内部颇受青睐。2尼古拉王储东方之行的官宣说法是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铁路开工仪式，但暗藏目标却是沿途向东方弱小国家宣威、示好。

1890年10月末，尼古拉王储乘坐皇室列车从圣彼得堡境内华沙段的加特契纳宫向南出发。一路经过埃及、印度、锡兰、新加坡、暹罗、越南，1891年3月抵达中国境内，无一不受到隆重招待。異域风情确实给尼古拉王储留下美好印象，但同时，从他给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明显看出，尼古拉王储作为欧洲贵族对东方国家的傲慢与轻蔑。在他眼中，孟买官员“就像是个傻瓜”3，东方国有是西方人倾倒“垃圾”的地方。4逗留锡兰时，他告诉亚历山大三世，“似乎，为了威望，俄国应该驻扎一支舰队，与俄国的海上实力相配……亲爱的爸爸，这真令人高兴，在太平洋上我们应该比英国人更强”。5在中国境内与接待他的两广总督李瀚章见面后，中国就被戏谑为“充满官员、布鞋和辫子的国度”。6这种轻视、嘲弄东方的情绪被他“顺道”带往日本。但后面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想象中同样温顺、具有异乡情调的日本，却匿伏着与其他东方国家迥异的现实。

尼古拉王储东方之行中在日本的首站是长崎，正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冬季基地。4月23日，他乘坐的“亚速纪念号”抵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忠义安排了相扑、剑道和武士决斗表演。74月27日停靠神户时，日本学生兴奋地欢呼：“王储大人万岁！”8傍晚，尼古拉王储乘坐特快列车前往京都。一路上，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在铁路两旁夹道欢迎。9心情激动的尼古拉王储甚至拒绝西式住所而要求住在日式住宅里。10

与尼古拉王储心情的愉悦截然相反的是日本民众普遍感到的紧张与恐惧。因为，直到1891年，日本的武装力量仅有6个师团，1更别说拥有像俄国那样的军舰。所以，日本国内盛传“尼古拉访日是投石问路为了进攻日本”2“随行的工程师是为在九州岛上修筑防御工事而绘制图纸的”3。怀抱进军大陆志向的日本人由此认为，日俄必发生冲突。这些“仇俄”“恐俄”情绪长久纠缠，成为一股涌动的暗流随时可能倾泻。

4月29日上午，在日本王子乔治、舍维奇、京都府知事北垣国道和两名俄国随从陪同下，尼古拉坐着人力车前往大津。大津街道狭窄、人流涌动。由于警察面向车队，未能察觉身后的骚动，津田三藏利用了这种情境，在尼古拉返程时，跃过警戒线，双手握着军刀从右侧向车夫后方砍去，击中王储头部。王储发现行刺者准备砍第二次，马上跳到街上逃走。旁边人力车上的希腊二王子乔治试图用竹拐杖从后击打行刺者的头。这时，尼古拉的车夫冷静冲到津田三藏旁边，钳制住他的手，将其放倒。乔治的车夫趁津田三藏跌倒在地，便拿起掉在一旁的军刀向他的脖子和背部砍了两下，使其昏迷。整个袭击持续大约15到20秒。4尼古拉多处受伤：头部右侧伤口9厘米，额头伤口10厘米（与头部伤口平行），右耳廓皮外伤4毫米，右手虎口皮外伤1厘米。俄国外科医生拉姆巴赫简单包扎伤口后，尼古拉被送往京都。处理额头伤口时，取出的楔形碎片约2.5厘米。5因伤口很浅，尼古拉很快康复。

行刺发生后，直接受害人尼古拉王储与主政日本的明治天皇被推到风口浪尖。尼古拉此时虽未登基，却是沙皇的绝对代表和帝国象徵。他们既是政府决策中的首脑人物，也是民众仰仗的领袖。因此，他们的第一反应不仅影响到政府对危机的处理，也影响到民众心理和舆论导向。尼古拉王储在遇刺后的宽容表现，使得此后的事件处理有了基础。尼古拉在遇刺当天就“表现出惊人的善良”，以宽慰“不知所措的日本人”。明治天皇收到消息后立即展现出“周到礼节”。6他表示，这一可怕罪行令他“十分震惊”，并下令调查，“对犯罪分子施以严厉惩罚，只有这样，与俄国的亲密关系才不会被破坏，并且也能够安抚人心”。7他马上动身亲自去向尼古拉道歉。8明治天皇带着伊藤博文和几名日本医学教授乘坐专列于第二天（4月30日）晚上抵达京都。“他非常焦急、声音在颤抖，对他而言这一分钟是他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9明治天皇表示想赶快见到尼古拉。舍维奇回复他，尼古拉殿下已经就寝，明治天皇表示第二天早上再来。5月1日早上，尼古拉王储在卧室与明治天皇会面。舍维奇记载道，会面持续了二十分钟，正如尼古拉王储所言，他们的交谈亲切又诚恳。10明治天皇还决定立刻派遣亲王率领特使团前往圣彼得堡代表天皇本人向俄国沙皇道歉。然而尼古拉认为日方这种致歉是不必要的，他对舍维奇指示：“如果有可能的话，请以最礼貌的方式告知日本亲王不需要亲自到访，我对日本天皇、皇后及各位亲王的心意表示满意。”111891年5月3日，吉尔斯的助手、外交部一等秘书拉姆兹多尔夫在日记中提到，日本天皇几乎每天都向俄国沙皇汇报尼古拉的消息。王储与天皇在第一时间内做出的快速反应为俄日两国政府的危机处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5月7日，即尼古拉离开日本的当天，明治天皇、有栖川宫亲王和北白川宫亲王受邀前往“亚速纪念号”上拜别。12虽然日本国内担心明治天皇有可能被俄国劫持留作人质，但明治天皇依然如期赴约。尼古拉王储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后还给明治天皇写信，他说：“我的身体状况很好，请天皇陛下不要担心，我永远不会忘记天皇与皇后亲切的招待，这些美好回忆会永远留在我心中。”1一个月后，明治天皇颁布法令，要求在大津行刺案案发现场建造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俄国王储尼古拉奇迹般地死里逃生。2

决策者在危机处理中往往有决定性作用。尼古拉王储与明治天皇以个人权威领导危机处理，其冷静的态度犹如指挥棒一样引导国家的紧急应对。他们领导权威的充分发挥，有利于作为咨询顾问和决策执行者的外交部门把最高领导者的意志贯彻到各项政策的具体细节中。俄国外交部和驻东京大使馆充分发挥外事机构和危机处理机构的双重职能，与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圣彼得堡使馆相互协调，努力寻找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为平息危机创造了条件。

大津行刺案发生后，舍维奇作为俄国外交代表向青木周藏表示愤慨。3日本政客担心俄国会做出激烈反应，这一点在他的报告中有明确体现。1891年4月30日，舍维奇写道：“大津行刺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外务大臣和内务大臣前来以最谦卑的态度向我寻求原谅。日本政府在一切方面竭尽所能，想要平息行刺案可能带来的后果。”4日本人向他表达“难以用言语表明的悲伤和困窘，请求得到仁慈的宽恕”。5舍维奇回应青木周藏，“正在等待吉尔斯的指示，沙皇要求一个令他满意的结果，以弥补他本人以及俄国人民遭受的侮辱”。6

在圣彼得堡，“慰问电报从四面八方传来”。7拉姆兹多尔夫在5月1日的日记中提到，“沙皇给所有电报加上普通标记，转交给大臣去回复。其中有一封日本天皇发来的电报，言辞真切感人，但我不知道沙皇希望用什么语气来回复。在我看来，哪怕只是轻微流露出一丝不满，都显得不够礼貌、不够恰当，我打算这样回复这封电报：‘在此向天皇感谢对尼古拉的关心和善意，大津发生的这件事虽不甚愉快，但并不会让尼古拉丧失访问日本的全部兴趣，他还打算亲自去拜访天皇您”。8可以看出，俄国沙皇并未以平等的眼光去特别重视日本天皇的电报，而只是像对待普通信件般加上普通标记让官员处理。

日本驻圣彼得堡公使西德次郎也在此时拜访吉尔斯，请求他为大津行刺案写一个评论作为正式报道，缓解公众对此事的“沉重印象”，表明明治天皇和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合理措施。俄国顺应了日本要求，沃龙佐夫公爵在俄国5月1日的《政府公报》表示：“俄国王储尼古拉现在身体状况良好，在京都停留两日，感觉已无大碍，今早已回到‘亚速纪念号。明治天皇在亲王与一众高官陪同下前去京都拜访。针对此次蓄意谋害俄国王储尼古拉生命的恶性行为，日本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都感到愤怒和悲哀。”9随后，《公报》由外交部发布并被媒体转载。可见，俄国外交部运用媒体回应了日本请求，并通过媒体快速传递权威信息，正确引导国际舆论，成功安抚了公众情绪。

三、日本因应与危机化解

俄国沙皇尽管没有立即对尼古拉王储是否继续访问日本作出决定，但非常担心儿子有再次遭遇暗杀的风险，舍维奇赞成尼古拉王储立即中止访问。因为“日本充斥着极度紧张甚至带有侵略性的气氛”，他说：“因尼古拉殿下到访，日本举办隆重仪式，这引起极端爱国主义分子的愤恨，我认为尼古拉继续留在日本是不安全的，而他本人似乎是打算再过几日动身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10

尼古拉王储如果提前离开日本，就意味着日本无法确保外国人的安全，这势必影响日本的国际声望。津田三藏的“滔天罪行”对日本声誉是不可磨灭的污点，欧洲各国“可能再也没有心思考虑修约了”1，因此，日本政府希望此次事件不要引起国际社会的过多关注。从这一角度看，日方必须弄清楚尼古拉王储是否还有继续访问的意愿。于是，西德次郎向吉尔斯表示，日本政府非常希望尼古拉王储能够按既定路线继续访问。2这封信被转呈到尼古拉手中，旋即被回绝。

关于尼古拉王储的去与留，在俄国外交部有过一番争论。拉姆兹多尔夫等幕僚“希望尼古拉不要取消原定计划，继续走海路穿过横滨抵达东京”。3他认为舍维奇提出的立即离开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虽说王储不应该继续按原计划访问，但我认为去横滨和东京是必要的。此刻（舍维奇的）决定与大津刺杀案刚刚发生时王储的意愿以及在致明治天皇的电报中所表达的意愿相矛盾。”4他非常直白地表达对尼古拉王储提前离开日本的看法：“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些好搬弄是非造謠的人甚至可以说尼古拉是被赶出日本的。日本宫廷与社会各界竭尽全力想以体面的方式接待俄国王储，现在因为这么点小摩擦，尼古拉也不向日本天皇表示礼数，也不去拜访他，就这么回来了。既然有这个地位，就不能逃避义务，不能做出那副又可怜又懦弱的样子来。”5拉姆兹多尔夫之所以坚持要尼古拉王储留下来，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最后，俄国王储被日本警察袭击，还没到返程日期他便遍体鳞伤地逃回去，报纸将把尼古拉描写成非常被动的角色，而之后一旦尼古拉遭遇的不幸被淡化，这件事就会变得令人难堪，因为尼古拉匆忙离去的样子看上去一点都不英勇。”6这无疑是基于英国在日本反俄宣传的顾虑，着意避免给英国以口实。

但当时尼古拉王储确实不打算继续访问日本。为避免由于“不英勇”而“仓惶出逃”的形象出现，保留俄日两国在国际上共同的“体面”，尼古拉王储坚持逗留到5月7日。临启航前一天即5月6日，尼古拉王储在舰艇上庆祝23岁生日，青木周藏与北白川宫亲王受邀参加。不得不说，生日庆祝会更切实的目的是缓和俄日间紧张气氛，向外界释放和解信号。

俄国王储被刺案给日本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日本政客和律师面临一个新的困境，日本立法中没有明确条款规定需对行刺外国人的肇事者进行处罚。5个月前，俄国驻东京使馆遭遇袭击后，舍维奇提出建议，希望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外国人在日本的人身安全。然而，尽管舍维奇一再催促，日本政府直到“大津遇刺案”以前也未出台相关条款。如果按照袭击日本皇室成员的律法判决，津田三藏会按“大逆罪”被判处死刑；如果根据普通条款审判，津田三藏会按“谋杀未遂”被处以无期徒刑。但是将外国王室与日本王室等同起来，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羞辱。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天皇是神的后裔、国家的象征。而日本拒绝判处死刑可能会引起俄国不满和报复。这个矛盾引起日本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新的较量。

以日本首相松方正义、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为维护俄日邦交，以事关国家重大利益为由提议按《刑法》第116条判处津田死刑。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顶住压力，以事关日本司法独立为由力主按《刑法》第292条、第112条和第113条为依据判处津田杀人未遂罪而处无期徒刑。75月15日下午6时，日本宣判津田终身监禁。俄方对此表示尊重并服从日方意见，并未坚持按照舍维奇起初提出的更加严格的处罚。舍维奇也并未发表特别声明，他认为，“这样的处罚足以惩治其犯下的罪行”。8舍维奇在5月17日报告中写道：“俄国不准备以任何报复性措施来加剧这件事造成的后果，这给日本政客与民众留下好印象：整个日本此时此刻都对俄国充满热烈的感激之情。”1

作为资深外交官，舍维奇早在5月7日就对遇刺案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首先，这件事表明人们的狂热思想并没有消失，相反，直至今日，它呈现出最危险的形态来，不仅凶残狂暴，而且粗鲁无知。甚至连较为富裕阶层的人也是这样。其次，这表明政府完全没有能力防止这种暴行的发生。”2因此，在致吉尔斯的秘电中，舍维奇提出支持判决津田三藏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的论点，日本没有指责俄国干涉其内政，从而显示出其在政治上的软弱性。津田三藏没有成为民族英雄，也不是什么为了驱逐外国人、防止侵略的正义事业的殉难者。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就不会激起沙文主义情绪，也不会导致这些极端爱国主义者对外国人继续进行报复。3由此可见，俄方默许、不继续追究津田三藏的判决是为了表明，他只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实施的犯罪或失智行为。这样看来，津田三藏并不是传达排外与反俄情绪的恐怖分子，而只是精神状况不正常的疯子。俄国外交部巧妙淡化危机事件的政治色彩，化解危机于再平常不过的民事事务中，可以说是俄国外交智慧的表现。

由于尼古拉王储并未立即离开日本、俄国对津田三藏被判无期的默认，舍维奇以此为契机和筹码推动日本进行了政府新一轮人事任免，外务省人员调整尤其有利于理顺与俄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舍维奇认为，“大津行刺案刚发生的时候日本官员的态度是卑躬屈膝的，是俄国立场让日本官员松了口气”，4所以，日本外务大臣来找他时他“非常愤怒”。舍维奇在1891年5月14日报告中提到：“最主要的是，不管这一行刺案的直接责任人青木周藏是否有罪，他曾书面承诺会保障尼古拉的安全。但是，他可能忘了那天他竟然佯装无事来找我商议法庭审判津田之事，我拒绝讨论并告诉他，我只对一件事感到非常惊讶，就是他居然还敢以日本外务大臣的身份来找我。”5舍维奇向明治天皇明确表示，大津行刺案会发生，日本内阁有重大过失。6之后，内阁官员任免发生变动，青木周藏、西乡从道被撤职，亲俄的政客榎本武扬接任外交大臣。这可以认为是俄国外交的“辉煌胜利”，日本的对俄外交将会朝着有利于俄日关系稳定的方向发展。这既符合俄国的愿图，也体现出日本政府尽一切可能想与俄国拉近距离的愿望。由于未及时制定出惩治危害外国人生命安全的罪犯的法律，不久之后山田显义也被免除法务大臣一职。7

四、大津事件的历史透视

大津事件是俄日关系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具有国际危机的典型特征：不确定性、威胁性和紧迫性。8不确定性是指津田三藏突然行刺完全超出俄日政府的意料，其突发性造成两国无法及时获得全面信息，因此，对事件性质与未来走向不能准确把握。威胁性是指尼古拉王储遇刺对俄日关系的稳定状态造成冲击，危机能否被妥善处理将直接决定危机是否会升级到高风险性。紧迫性是指俄日两国领导人必须短时间内依靠有限信息做出重大判断，争取做出有利于解决危机的决策。作为在刺杀事件中“利益被威胁一方”的俄国，从整体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利益考量，有效平息危机，制止了更大冲突的出现。在危机特定条件下，尼古拉王储作为俄国的帝国象徵，以个人权威领导危机处理，其冷静态度为迅速平息危机打下良好基础。俄外交部与驻东京使馆充分发挥外事机构和危机处理机构的双重职能，寻求现实主义解决方案，为平息危机创造了条件。大津事件以尼古拉王储短暂继留日本后离开、行刺者津田三藏被判终身监禁、日本“亲俄派”出任外务大臣而结束，俄日重回睦邻友好轨道。

可以说，在当时条件下，俄国比较成功地应对了此次国际危机。透过大津事件和俄国的危机管理可以看出，影响俄国危机管理与决策的国际体系使俄国尤为重视俄日关系的稳定。正因为俄国对俄日关系的重视，造成俄國对日本这个“悄然改变”之国的继续轻视。俄国对日本的认知并未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适时调整，其对日本的角色转变和俄日力量对比把握不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未来更大的危机。对俄日关系的“重视”与对日本的“轻视”共同构成这一时期俄国对日外交的特点，为俄日关系在下个世纪的走向和俄国远东政策的失败奠定了基调。

（一）危中有机：俄国对俄日关系的重视

19世纪末国际关系的特点是欧洲主要大国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继续争夺以及殖民国家之间更加疯狂的殖民竞赛，远东地区逐渐成为殖民国家注意力的聚焦地。殖民竞赛中，宿敌俄国与英国的竞争最为激烈。俄国是统治欧亚平原的陆上强国，英国是拥有最强大海军和众多海外殖民地的海洋强国。俄国力图从欧亚大陆中心向边缘推进，以期获得天然良港以壮大海军力量，这必然会威胁到英的海外利益。英国追求利用帝国优势将俄国钳制在大陆上，防止其扩展外围领土，并寻找盟友阻挡俄国向东亚渗透，日本则成为英俄大博弈的又一个远东战场。俄国有效利用大津事件提供的机遇，妥善处理，因此，俄日关系颠而未破。

从俄国的外交战略来看，近东和中亚是其外交优先目标。考虑到近东、中亚、中国新疆的复杂形势，结合自身在远东的经济、军事弱点，俄国尽力维持远东现状和各方力量平衡。俄日关系的平稳态势不仅使俄国拥有稳定的太平洋基地，而且“后院稳定”可以使俄国投入更多实力在前线——近东、中亚与英国角逐，这当然会给英国造成损害。英国在日本大肆宣扬“俄国威胁”论，蓄意破坏、挑唆俄日关系，企图将俄国注意力从近东、中亚转移到远东，迫使俄国多线作战而减轻英国自身压力。可见，国际关系格局与俄国的战略考量使身处太平洋岛国的日本成为英俄竞相拉拢的外交目标。俄国不得不重视俄日关系的良好发展，防止日本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反俄前哨阵地。

1890年11月俄国驻东京大使馆被袭，说明俄日关系紧张的苗头已出现，日本社会中的反俄情绪高涨。使馆遇袭事件快速、和平解决后，紧随其后的尼古拉王储“大津遇刺”成为俄日紧张关系的升级。尽管事端频发，但俄国仍努力与日本维系和平，俄國的应对对日本政府可谓“十分友好”。尼古拉王储反复安慰日本人，强调遇刺“不会改变对日本的好印象”。同时，尼古拉王储并未马上离开危险的日本，而是坚持逗留到一周以后，其中还与日本官员共同庆祝自己在国外的第一个生日。刺杀被俄方公开表示为疯子的失智行为，而不是日方政治示威或盛行的反俄情绪的表现。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表明对俄国的忠诚。因此，大津事件并未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表明两国愿意在双边关系中做出妥协。俄国为稳定远东统治根基，采取“微小却十分必要的让步”，前提是不损害俄国的整体国家战略。日方竭力弥补大津事件给俄日关系带来的冲击，试图避免任何可能导致与俄国关系复杂化的正面行动，这客观上强化了俄国危机管理与应对的效果。

（二）危中失机：俄国对日本的轻视

当时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阿·亚·马克西莫夫阐述俄日关系史将日本定性为“实力较弱的国家”。从俄国外交档案文件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尼古拉王储、还是俄国驻日公使舍维奇，其言行处处流露出对日本的傲慢与轻视，这也代表俄国政府对日本的基本认知。在大津事件发生的当天，尼古拉王储面对“不知所措”的日本人展现出了惊人的善良。明治天皇去向尼古拉王储道歉时“非常焦急、声音在颤抖，对他而言这一分钟是他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和内务大臣“以最谦卑的态度”向舍维奇“寻求原谅”，希望得到“仁慈的宽恕”。第四天（5月3日），拉姆兹多尔夫就在日记中写到，“日本天皇几乎每天都向俄国沙皇汇报尼古拉的消息，可怜的日本人竭尽所能，希望能够被原谅。”俄国外交文件对日本天皇与政府官员的描述带有极大的主观色彩，是以欧洲大国的姿态和思维居高临下地看待东方的小国日本，对日本的忏悔和道歉表示出本能的蔑视。这恰好契合了殖民时代“西方”对“东方”“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傲慢与偏见，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明显的情感烙印。

当舍维奇宣称津田三藏刺杀尼古拉王储是“一个疯子的失智行为”时，俄国在大国心态作祟下认为“整个日本都对俄国充满热烈的感激之情”，“他们最终会相信，在解决争议问题时诉诸大炮和武力并非我们本意，这是英国面对实力较弱的国家时才会使的惯用手段”。1可见，俄国政客一贯认为“弱小但是友好的日本”需要来自强大的俄国的庇护。所以，视日本为“年轻的合作伙伴”。如果俄国与英国或中国发生冲突时，俄国可能还会接受日本友善的中立形式下的帮助。

正是对日本作为小国的傲慢与轻视，导致俄国忽视正在崛中的日本的客观国情，丧失了震慑日本的有效时机。首先，俄国无法及时评估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力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加强、现代陆海军的建立、“晚入亚洲”的遗憾与雄心。俄国仍将日本视为软弱无害的邻国；被英美不平等条约奴役、对俄国的未“以武力威胁”和政治支持怀有感激之情。其次，俄国对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日本造成的“恐俄”“仇俄”和沙文主义情绪严重估计不足，未把日本当作新的敌手和严加防范的对象。俄国反而过分强调“英国的煽风点火”，无视自身对日本的强大压力和威胁，这也暴露出俄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基础设施铁路的建设意味着俄国在远东军事实力的增加，这让日本非常担忧。一方面，在日本流传着关于俄国侵略成性的说法和征服邻国的企图（俄国征服中亚已被英国及时宣扬到日本）；另一方面，俄国这时已隐约成为日本自身领土和殖民扩张的障碍，因为一些日本政客将铁路看作俄国将来进攻日本的依据。最后，对日本的轻视（实际上日本的发展已经完全超越了俄国对它的认知）导致俄国并未对日本形成有力震慑。俄国放纵了日本的野心，逐步诱发日本挑战俄国的强大“雄心”。从1890年使馆遇袭事件到1891年大津事件，日本以一步步较为激烈的方式挑动俄日关系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日本通过积极的对俄沟通成功避免可能的战争，消除了俄国对日本的疑虑和猜忌，使俄国对日本的误判逐渐加深，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俄国对日决策的重大失误和俄日间更大的危机。可以说，日本在变得强大之前对俄国友善示好其实是非常明智的。被俄国轻视的日本，却将俄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未来的侵略者。俄国的退让空间被逐渐压缩，东北亚地区发生紧急事态的风险变得更高。

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