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钰希

(1.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2.吉首大学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一、引言

民族村寨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反映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生产关系等状况，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载体。长期以来，大众普遍认为，民族村寨多处于贫困偏远山区，深烙产业经济薄弱和发展滞后的烙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各地的民族村寨都纷纷利用自有的文化资源优势开展文旅业，文旅业也成为了带动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的主要路径，从而也引发了民族村寨文旅业繁荣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有些村寨早已摆脱经济滞后和粗犷发展的桎梏，甚至以文旅业辐射带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而有些村寨则人口凋零，文旅业发展举步维艰。民族村寨文旅业这种两极分化的表征及形成动因是什么？又该如何治理？目前学界对此的解释还不够清晰，这依然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做好顶层设计”[1]，这明确了村落分化差异研究的重要性。对民族村寨的文旅业分化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明确治理路径，是对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回应。

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资本分为三种：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他认为资本间可以通过博弈进行能量兑换，主导在特定领域空间内的竞争、合作和权力，从而决定个人及组织的位置、层级，形成不同的发展轨迹[2-3]。作为一种理论图式，文化资本理论具有强大的分析功能和相对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在教育学、社会学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例如对文化资源符号、社交网络、商品经济运营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涉及文化资本理论，“赋予了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体制这些概念以新的意义和内涵。”[4]它对于剖析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间的习得、市场运作、转化和循环的内在逻辑，尤其就分析特定场域中的资本运行机制和竞合关系，如何通过争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建立秩序和实现不同等级划分，资本理论具有指导意义[5]。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问题中涵盖经济资本增值、文化资本整合以及社会资本等内容，契合了文化资本理论产生与应用的实践条件。因此，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可以对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兴衰成败”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

二、文献综述与案例说明

(一)文献综述

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问题是民族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向来受到学界关注。综合国内外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文献以及学者讨论，基本可以整理归纳为三类研究视角：

第一，经济分析视角。主要关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在既有的研究中，国外自由主义阶段、批判阶段、可替代发展阶段到后结构主义阶段[6]的研究，以及旅游乘数效应[7-8]、旅游漏损[9-10]、社区旅游[11-15]、pro-poor tourism[16]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可以归入到经济分析视角的研究。在国内，学者们将地方经济与民族旅游相联系，更多地将文旅经济融入乡村振兴以及扶贫开发等战略背景之下进行研究[17-22]，认为民族旅游的开发促进了扶贫建设以及当地各方面的发展。

第二，文化发展视角。民族旅游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22]，其中着重研究的就是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文化保护、文化真实性与文化涵化等问题。Evans对波尔多瓦拉塔旅游胜地的社区进行了文化变迁因素的适应性策略考察[24]。Grunewald以Pataxo’ Indians of Porto Seguro为例，指出东道主的文化变迁主要体现在为满足游客需求而进行的舞台化商业性展示方面[25]。Murphy、Sofield等学者关注了旅游市场下传统文化消失及社会关系疏离问题[26-27]。国内相关研究涉及范围较广，学者们分别从建构主义[28]、文旅融合[29]、文化传承[30]、文化原真性[31]、文化保护与商品化[32-36]之间的矛盾等不同角度对民族旅游的文化保护与发展进行了研究。

第三，制度治理视角。主要是从政府治理和制度政策的角度来分析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借助公共管理及社会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民族地区文旅业的相关治理研究。George研究了民族村寨中社会资本的产生、价值，以及它在旅游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37]。Yiping Li分析了加拿大Wanuskewin Heritage Park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合作[38]。在国内研究中，学者们基于结构主义视角[39]、社区治理[40]、制度嵌入性[41-42]、共生理论[43]、行政管理[44-45]等理论视角探讨了不同场域中民族地区文旅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基于中国场景的民族地区文旅业治理机制。

对民族村寨文旅业既有研究视角的梳理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整体”的维度，对“分化”维度的关照和探讨不足。如制度治理视角、经济分析视角主要阐明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整体面貌和不足，文化发展视角重在分析产业发展中的文化问题，都相对缺乏对“分化”维度即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行动机制和逻辑的分析。在现实中，少数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发展与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利益都休戚相关，在开发过程中必须关注社会网络、经济关系、文化资本、场域特色等不同因素的运作与转换。因此，基于资本视角分析民族村寨文旅业发展非常重要。虽然近年来学界对民族村寨文旅业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村寨文化的保护、村寨旅游产业的开发、经济文化转型及变迁等方面，少有研究深入分析民族村寨文旅产业文化、经济、社会资本与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分化形成逻辑表征与治理机制。本文将着重对此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拓展相关议题的空间。

(二)案例说明

本文选取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内县市的民族村寨作为案例对象，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区域集中原则。湘西州的民族村寨具有典型性且样本丰富。湘西州是武陵山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主体部分，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存留较为完整，是典型的民族村寨聚集地和民族文化保护区。截至2022年3月，湘西州共有由国家民委命名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38个，样本较为集中和丰富(表1)。据不完全统计，湘西自治州目前保存完整的土家族苗族特色民居共11 028栋，分布在1 917个自然村落中，现有明清、民国年间民居及相关建筑的村落500余个[46]。第二，可操作性原则。由于民族村寨数量较多，研究人员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全面调查。同时笔者长期在湘西州开展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较为详细。因此本文主要选取研究者走访次数相对较多的部分湘西州民族村寨作为分析样本(1)其中按照后文两个场域的分化，主要选取并集中调查分析的“典型民族村寨”样本，包括司城村(永顺县灵溪镇)、默戎苗寨(即龙鼻村，古丈县默戎镇)、芙蓉镇(永顺县王村古镇)、扭仁村(凤凰县麻冲乡)、德夯村(吉首市矮寨镇)等。主要选取并集中调查分析的“普通民族村寨”样本，则包括上佬村(吉首市峒河街道)、禾库村(凤凰县禾库镇)、鼓戎湖村(花垣县双龙镇)、辛女溪村(泸溪县李家田乡)、牙吾村(保靖县普戎镇)、金龙村(花垣县双龙镇)、小溪村(吉首市峒河街道)等。，结合布迪厄关于资本的论述，对民族村寨的文旅业分化进行讨论。

表1 湘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分布表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收集整理图书馆、CNKI、地方志、经济发展志、统计年鉴、政府文件材料以及各级政府官方网站中公布的相关资料。其次，运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就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分化图景进行微观分析，以避免论述上的宏大叙事。最后，实地调查法。研究者于2017年至2022年多次深入湘西州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调查，除了日常走访调研各村庄，研究者还连续五年跟随“三下乡”项目，根据民族村寨文旅业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内容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典型及关键性人物展开重点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主要有四大类，分别是村干部、一般村民、乡贤人才和文化企业人员。访谈内容涉及民族村寨村貌、村民日常活动、文旅业建设、乡贤人才等，力图让文旅业分化这一较为宏观的图景落实到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上。

三、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的资本行动逻辑

布迪厄将资本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依靠于经济手段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包括文化生产、传播、消费、传承等)，并满足人们的需求，进而促进文化的增值[47]。经济资本在布迪厄的理论中，隐晦地等同于物质资本[48]。“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一种制度化关系的网络。”[49]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网络，个人或团体、组织彼此互动，寻求彼此的需求，并彼此交流，就此形成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都属于社会资本，具有圈层化的特征。作为行动者，其资本的能量来自于他们能够调动资源网络的规模以及他们自己本身所占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场域提供了民族村寨文旅业发展分化的特定情境，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进入不同村落的特定场域之后，会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本，与其他村落进行竞合博弈，从而产生分化。场域、资本和行动逻辑共同构成了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的有机整体。资本发展和运行中，势必会受到各种动力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资本的运作通常会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和维度交织在一起，其中涉及文化资源争夺、利益权力控制，不仅考验着社会关系，也包含着价值纠纷，其中不仅涉及文化制度的力量，还包括以主流文化价值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观念体系的影响以及大众话语权。这些不同的力量互相影响和作用于资本间的转换。资本的行动过程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资本积累阶段、产品化阶段及市场化阶段(图1)。

图1 民族村寨文旅业的资本行动过程

(一)资本积累阶段：文化习得逻辑

资本的积累主要是指文化资本的传承、集聚、挖掘和评估，它是资本产品化、资本市场化有效运作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这一阶段以文化资本的习得为目标指引和行动逻辑。对文化资本进行挖掘，以及对其价值进行评估，之后再进行经济投资，才能将文化资本的潜力充分展现，以反映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没有丰厚的资本积累，资本的价值兑现则困难许多。同样，文化资本存量如果不够丰富，那么在产品化以及市场化的行动中，将会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因此，资本积累场域的行动逻辑围绕着文化的习得而展开。

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换机制即文化资本习得机制，在文化资本理论中，其运作逻辑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家庭的教育及文化氛围。这对应于村庄本身的文化禀赋。对于自身强势资本较多的“普通民族村寨”而言，这一阶段需要了解自身的优势资本，挖掘资本中所蕴藏的可开发符号，并对资本的类型和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估。二是后天定期和系统的教育。这对应着民族村寨获得的一系列政府认证的荣誉符号，如“中国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艺术之乡”等，所以后天教育具有权威的文化话语权，也是获得文化资本的主要渠道。文化资本有效性的大小与资本本身的质量成正比。在文旅业发展中，文化资本的质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获利能力，具有比较优势意味着资本有能力获得更多的利润。场域内的竞争主体拥有的资本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与场域竞合的最终效果是直接正相关的，谁拥有较多较优的资本，那么它在场域内最终胜出的机会就越高，且其回报也越多，从而也就在这一阶段产生了分化。村落文旅业发展场域中，实际上就是不同场域内主体之间各资本占有数量和质量的调控和竞合。资本既是场域竞争的手段方式，又是场域进行竞争的目的所在。

(二)产品化阶段：资本开发逻辑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集结文化生产要素，进行内容生产，所以这一阶段一切的实践行动皆是围绕着资本开发的逻辑而进行。打造品牌、体验式旅游、文化演艺的开发、节庆经济化等均是民族村寨顺应市场需求与发展而进行的实践行为。在场域内，行动者们往往会根据市场需求对资本开发的实际行为不断作出适时调整。因此，湘西文旅业的开发呈现了动态变化的特点。这一阶段将文化资本所蕴含的文化内容生产为文化产品，其中最为重要的转化因素就是文化投资。文化投资中用来扩大文化资本的资金及相关实物就是文化生产要素。文化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生产场所、生产设备、原材料等有形资产(经济资本)，而且包括文化传承人、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等无形资产(社会资本)。这一阶段文化生产要素的集结，主要涉及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为文旅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动力支持，在追求最大利益的驱动之下，经济资本的所有者利用各种社会资本占有文化资本，并且积极寻求合理合法的商业运作方法进行文化创意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效益，降低生产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里，受到经济思维的影响，行动者们的商业习性(亦可称之为经济人习性)在性情系统中被建构出来，一些行为策略的实施基本按照商业习性的感知、思维模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湘西民族村寨文旅业的过度开发与内卷化。

(三)市场化阶段：市场营销逻辑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第二阶段生产制作的文化产品面向市场，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所以这一阶段是以市场营销为行动逻辑的。在市场化阶段，上一阶段凝结了文化资本而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营销、流通、销售之后，被转变为货币经济资本，从而完成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间的兑换和增值。其中，文化资本的转换和实现也遵循基本的市场机制原则。在市场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及价格机制的共同指导和影响之下，根据市场的供需情况、消费者的各种信息、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文化资本的所有者可以通过调节价格、优化营销策略、调整资源配置等方式为民族村寨文旅业的良好运行提供保障。

总而言之，文旅业的分化是不同阶段资本运作的结果，资本的运作是在文化的挖掘、评估、生产、流通、营销等一系列程序的不同机制的影响下，各资本间转化增值的动态变化过程，每个阶段中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优势资源，发挥不同的影响。每种资本的内涵或元素组成的变化都可以影响到另一种资本的结构和内容。在场域之中要进行发展竞合，就需要对不同类型的资本进行运营操作。在运作的过程中，有些村寨资本之间发生了转化，并且在综合作用中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与其他村寨发生了分化。

四、两个场域：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的表征

分化是不同场域资本博弈的结果和表现。在国内的民族村寨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场域”的理念，例如钟溢颖构建了民族文化变迁的旅游场域分析路径模型,对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的文化变迁路径进行分析[50-51]。罗永常将民族村寨旅游置于多理论场域之下，对发展中的“开发性破坏、文化传承保护乏力、利益主体矛盾、景区退化衰落”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52]。赵巧艳构建了农业场域向民族旅游场域转换与少数民族社会性别角色分工的互动分析框架[53]。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结合村庄发展形态、村庄现实情况，以及各省市相关的村寨规划，对全国的村庄进行了分类。其中“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划分依据为：“根据是否收录入历史文化名村、民族村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情况，明确是否为特色保护类村庄。”[1]参考国家这一划分依据以及湘西州民族村寨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湘西民族村寨的两个分化场域初步确定为：(1)第一、二、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国家保护名录之内的38个“典型民族村寨”；(2)“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之外的“普通民族村寨”。“典型民族村寨”即“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低于30%、总户数不低于50户、特色民居不低于50%。具有较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较高的文化保护价值，具有较好的区位条件和一定的工作基础，地方政府和村民的积极性较高。”[54]当然，由于村寨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初步划分和选定的两个场域可能并不能涵盖当地民族村寨分化的所有问题，难免会有疏漏和相对特殊的情况。但是，在有限范围内对典型分化场域进行综合分析，这种总体讨论也不失为获得一般经验的重要方式。以下将结合前面提到的布迪厄对资本类型及场域的讨论，从经济、文化和社会三方面对两个场域的分化表征进行分析。

(一)资本与现实的优势：湘西“典型民族村寨”

湘西自治州共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之内的“典型民族村寨”38个。在文化资本积累层面，它们多数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除了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一般还是“中国传统村落”，或被选入“国家森林乡村”之列，或有诸如“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各种称号。如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除了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与湖北恩施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合为“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这些村落往往交通也较为便利，大部分接近主要的旅游景点，如张家界、凤凰。在制度文化资本上，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国家各类文旅政策红利的释放，以及地方产业的布局规划，这些都给民族村寨发展文旅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湘西自治州也十分重视民族村寨的保护和开发：在地方政府的各种考核评估中，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纳入了五大文明建设，实施目标管理考核，并出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推进特色传统村寨建设的立法工作[55]。

文化产品化和市场化方面，获益于丰富的文化资本，“典型民族村寨”更易受到当地政府以及外来资本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良性循环。自2011年到2020年，湘西自治州全州共计投资11.9亿元，整治保护特色民居37 096户(栋)[56]。2016年8月之前，每个村一般有30万元至40万元的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10万元的省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2016年8月以后，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切块下县，如果一个县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村寨数量多，那么分配资金时，相应的占比就高。2021年，湘西自治州文化旅游重点项目42个，计划投资66.37亿元，布置到各县市区都要完成一个投资额度3 000万元以上的新引进招商项目落地实施[57]。而这些招商项目大部分都花落“典型民族村寨”。芙蓉镇由于突出的文化资源优势，2018年就成功引入了华夏集团,2019年，华夏集团投资5亿元在芙蓉镇建设湘西北旅游集散地，打造全景VR导游系统。

但另一方面，外来资本通过成立大型文化旅游公司投资民族村寨，实际上也部分控制了文化资源的分配权力，由于快速逐利而造成同质化的村寨进行工业化复制粘贴，出现“千村一面”的问题，民族文化的真实性也日益浅淡。在芙蓉镇的一条青石短路上，就有几十家米豆腐店，每一家都在显眼的位置摆放有刘晓庆和《芙蓉镇》的剧照海报，以证明自己家才是正宗的刘晓庆米豆腐，过度的竞争使产品混淆，给游客们留下负面的印象。

社会资本方面，因为开发时间较早，如吉首、凤凰等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文旅业开发了，产业基础相对来说较好，所以许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家乡各尽其能地发展文旅业，如墨戎苗寨村民J说:

村里旅游业的发展使我们普通百姓受益匪浅，完全不用远离家乡出去打工了，只要游客到了我屋，我给他们泡茶喝，一个月就有1 500元。我家也入股了公司，成为了公司的股东。去年，公司支付了2000元的股利，还交付了所有水电费。我丈夫在村里景区做清洁工，月工资也1 500元。我们在屋前面设置了一个小摊位，出售一些当地产品和纪念品。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有6万多了(2)访谈对象:村民J(女，苗族);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8日；访谈地点：默戎苗寨村民家中。。

另一方面，这些“典型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乡贤能人的助力，他们或是受惠于家庭耳濡目染与代际转移之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是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或者具有一定的家庭背景、较强的个人能力和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创办自己的小微型企业；或极具社会人脉，在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行政管理方面拥有一定的经验。作为新一代的精英，他们与传统的“道德乡绅”不同，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有利于其实施正式权力，并给村庄带来重大变化。

正是因为能够从民族特色村寨、掌握本地权力的政府以及民族特色村寨的权力精英处获得不同类型资本的支持。目前湘西州“典型民族村寨”文旅业基础及发展建设基本居于武陵山区乃至全国民族特色村寨前列。而这一切，又成为“典型民族村寨”分异于当地“普通民族村落”的重要资本。

(二)在匮乏与滞后中挣扎：湘西“普通民族村寨”

湘西自治州具有保护价值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远不止38个，相较于“典型民族村寨”能够从政府、外来资本和本地精英乡贤处得到较多的扶持，数目更多、特征不那么明显的“普通民族村寨”却没有那么幸运。它们通常地处偏僻，对外交通不便，村民收入较低，开发文旅业的时间不长，许多村寨的保护也基本上处于一种形式上走过场的状态，并没有真正得到良性的管理。

与“典型民族村寨”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相比，“普通民族村寨”的文化资本相对稀少，缺乏高品质的文物建筑，民族民居建筑也散布在现代建筑中，普遍文化历史价值不高。由于地理偏僻和历史原因，湘西州许多村落在经济方面比较滞后，其常住的居民除老人和留守儿童外，村中青壮年人口基本因地区经济贫困，去往沿海地区务工，从而形成大量的“空心村”。人去屋空，房屋常年受日晒雨淋且无人维修。农户乱搭乱建时有发生，民族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共存造成村寨建筑类型混杂，削弱了整体独特的民族风格，也造成了严重的文化疏离，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再留在家乡继承这些传统的民族文化。

鼓戎湖村村民W说:

我妈妈在下班后会去打鼓。过年的时候会唱歌，跳舞，打鼓。苗歌大多都是自己编的。但我自己并不会唱苗歌了，也不想学(3)访谈对象:村民W(女，苗族);访谈时间：2021年3月15日；访谈地点：鼓戎湖村路边。。

凤凰禾库苗寨染布坊老板D说:

现在染布坊的生意很冷清，禾库附近20多个染布坊，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了。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在家中种地，有一个小儿子在大学读书。两个在家的儿子觉得染布辛苦，收入又很少，也不愿意继承这种手艺(4)访谈对象:染布坊老板D(男，苗族);访谈时间：2021年4月18日；访谈地点：禾库苗寨染布坊。。

甚至有些村民还会做出将传统苗族服装烧掉等破坏本地民族特色文化的行为。

小溪村村民L说:

我把家里的苗服给烧了，因为没有人会这么穿了。一般只有重要的场合或者大事情才会穿上，所以也没什么用了。我也不会自己做衣服了，我自己穿的衣服，佩戴的首饰背包都是到集市上买的(5)访谈对象:村民L(女，苗族);访谈时间：2021年3月25日；访谈地点：小溪村村民家中。。

在文化基础设施方面，“普通民族村寨”整体来说大部分地处偏远，目前仍然有许多村寨交通不便，便利性、可达性较低，产业基础较弱，全面发展文旅业的时间尚短，各种文化设施配备均不太健全。文化开发模式上，“普通民族村寨”中很多没有文旅业，而开展了文旅业的村寨相较于“典型村寨”过度商业化的2.0模式，众多的“普通村寨”在文旅开发上还是较为低级的1.0模式，即迎合游客猎奇心理的文化资源粗放式开发。例如一些村寨推出的自制民俗表演，缺乏专业的审美设计和创意策划人员，基本上没有舞美音响，质量普遍较低。

资金是文旅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文旅业开发的起步阶段，对资金的依赖性更加明显。但与之相对的另一个现实是许多“普通民族村寨”资金紧张，融资困难。在资金来源上，“普通民族村寨”存在单纯依靠政府财政输入的思想，缺少开发当地市场社会资源的渠道，许多村寨财政能力有限。如白椒村2019年公共文化创建投入资金268万元，其中上级拨款254.5万元，村自筹13.5万元；2017年欠债或超支10万元，文化建设资金缺口20万元(6)访谈对象:村干部C(男，苗族);访谈时间：2020年1月20日；访谈地点：白椒村村委会。。

湘西州“普通民族村寨”由于其并不具备突出的身份，加之长期空心化，少有本地能人出谋划策，也没有独具特色的资源优势，因此“普通民族村寨”虽然能够从本地政府处获取各种支持，但较之各“典型民族村寨”而言难以得到太多的相应倾斜，这导致了湘西州众多“普通民族村寨”文旅业时多时少地间歇性发展。其中致使“普通民族村寨”发展滞后于各“典型民族村寨”的重要因素是其空心化严重、人力资源不足。

辛女溪村村支书F说:

村里有三成多人远离本地长期在外打工，有三成多在县城打工，剩下的三成多留守(7)访谈对象:村支书F(男，苗族);访谈时间：2021年2月20日；访谈地点：辛女溪村村委会。。

年富力强、有文化的村民都远走他乡打工，多数留在本地的人是老弱病残，学历低下，因此，在人力资源与文化创意包装等软体社会环境方面，“普通民族村寨”面临着无法持续发展的危险。

表2 村落文旅业分化表征

五、从“普通”到“典型”：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的治理及实践

实现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增值，是文化资本转化的最终目的，而每个阶段资本博弈的结果导致了文旅业的分化，每一阶段的突出优势也都会催生资本间的转化，对下一个阶段产生增益或损耗的影响。最后，当三大资本不止一种大幅优势时，就会在某一阶段由量变产生质变，实现从“普通”到“典型”的跃升。

(一)资本积累阶段:文化筑基

1.完善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机制

民族村寨文旅业资源依赖性极高，它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传承与认同，尤其需要促进更多年轻人参与。首先，在文化意识培养方面，村委会一层可以利用广播、宣传栏等媒介宣传民族文化继承的重要性，培养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政府起带头作用，统筹规划，大力宣传弘扬当地的优秀文化，引导当地人民去了解、去践行当地的传统文化，真正实现地把民族文化融入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并在文化传承中保持创新，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其次，有必要对民族村寨文化进行调查，利用现代大数据信息技术来整理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建立民族文化资源数据库。再次，鉴于文化传承人普遍补贴不高的情况，可以从当地文化建设资金中酌情设立专项资金，对部分生活困难的传承人给予相应支持。再次，可以通过灵活有趣的方式如非遗文化展销会、乡村手工艺品比赛等其他形式的活动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宣传，吸引大量对民族文化和传统手工艺产生兴趣的农村青年人投身到民族文旅业的建设中来。另外，定期开展民族文化传习班，有针对性地提供形式多样的平台，为传承民族文化吸引和培养更多的文化传承人。

2.挖掘特色，避免同质化

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不同民族村寨还需要因地制宜地评估与挖掘自身的特色与文化价值，并以此为立足点设计独特内容，避免同质化发展。如何突破文化资源的同质化，巧妙利用自己的优势走出特色，在实力并不突出的文化资本积累阶段实现从“普通”到“典型”的跃升呢？ 龙鼻嘴村(墨戎苗寨)是一个成功的实践案例。

龙鼻嘴村位于张家界至凤凰的旅游黄金路线上，交通位置十分优越。在村落最开始进行文旅产业开发的时候，它仅仅是旅游巴士的中途停靠点。在这里，乘坐长途旅游巴士来往于张家界和凤凰的游客们会稍作休息，上个厕所，买瓶水喝喝，买点小零食，也偶尔会有游客买一些当地的茶叶或者银饰之类的土特产，但数量很少，停留不会超过半个小时，这种模式被当地人戏称为“撒泡尿经济”。然而龙鼻嘴村却从这半个小时之中看到了村落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希望。为了发展旅游业，他们不仅努力为过路的游客提供各种多样化的热情服务，而且开始尝试做一些初步的市场营销广告。努力是有效果的，村落的旅游发展形势慢慢发生了变化，许多过往的游客不只在村落逗留半个小时上个厕所而已了，他们在村落停留的时间增加到了三个小时左右。游客们在这里不仅能够买东西，而且可以观看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演出，品尝具有当地特色的长龙宴，切身体验到苗族的风俗习惯，同时购买当地特产和文化纪念品的游客也更多了，文化产品的消费量急剧上升，“撒泡尿经济”转而变成了“吃餐饭经济”。由于充分利用了自身在交通上的独特优势，深挖本地民族文化，墨戎苗寨的文旅业日益兴盛，2013年旅客接待量5万人次，2014年12万人次，2015年20万人次，2016年32万人次，2017年79万人次，2018年102万人次[58]。现在墨戎苗寨已经成为了张家界到凤凰路途上不可错过的一个经典旅游景点。

(二)产品化阶段：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共建

1.政府统筹,引进外来经济资本

首先，行政和政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推手，这个作用仍然要发挥到位。同时要看到行政力量的局限，政府要适当放权给私企、国企，鼓励文化企业发展，释放企业的活力，撬动更多主体和资源参与民族村寨的文旅业建设，如实施项目制，引入文化企业等专业公司做专业的事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等。竹山村就是一个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参与的治理实践样本：

竹山村位于湘西凤凰县麻冲乡，原本是个连通信信号都没有的偏僻贫困村。2019年,湖南省文旅厅扶贫工作组进驻竹山村,帮助竹山村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他们首先是做通村民的思想。通过耐心谈话,提供学习机会,帮助村民转变了思想观念,培养了一批发展旅游产业的骨干。其次,工作队积极与凤凰县委政府对接,加速打造凤凰千工坪镇至贵州云长坪镇的旅游公路,并保障竹山村用水安全,实现了通信、网络、亮化全覆盖。再次,发展文旅业离不开专业的人才和市场资金。2019年6月,工作队再次找到凤凰铭城公司总经理张顺心,邀请其领衔的凤凰旅游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文旅业经营的开发主体进驻竹山村。凤凰旅投公司被引入后,立马着眼于打造新产品，先后策划了文化演艺小戏《爱在竹山》、苗岭无边界泳池、新型民宿竹山乡居等新项目新产品。竹山村还依托苗乡特色,因势利导,实现了村庄变公园、农房变民宿,以点带面,与当地村民共建共享文旅业发展成果。同时还开发特色新产品组合，来竹山村的游客不仅可以直接采摘竹山村的猕猴桃、雪梨等新鲜水果,还可以买到周边村寨的土特产,如翻身村的稻花鱼、下麻村的鸡蛋、凉灯村的黄酒等。竹山村2017年人均纯收入3 200元,2019年人均纯收入1.26万元,比2017年增长了4倍，2020年入选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竹山模式”也成为了国家文化旅游扶贫的典范模式。

2.发挥社会精英的示范效应

在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发展中，乡村传统、现代政治、文化精英使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公权力、知识分子精英或商业资本等力量不断渗透到传统的民族村寨，强烈影响着乡村社会力量的重新分配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如何在“边缘贫瘠”的民族村寨培养当地人才，从而有效推动和实现乡村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拓展，是理论和现实中都亟须解决的问题。

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发展既需要大项目大投资的精英，也需要小乡贤作示范，这样才能带动一大批大、中、小乡贤行动起来进行民族村寨文旅业创新发展。首先，鼓励出生本地的社会精英顺应国家政策大势，回乡投资发展文旅业。2004年，华夏投资集团董事长钟飞回湘西考察，2005年，钟飞率领华夏投资集团斥资2.16亿进行红石林景区的第一期开发；2014年，钟飞再次投入15亿进行红石林景区的二期开发，未来投入总额预计达到56亿元[59]。将红石林村从落后的“普通村寨”成功建设成为“湘西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成为湖南文旅的又一张世界级名片。其次，鼓励本地精英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带动村寨发展。如默戎苗寨(即龙鼻嘴村)在2013年之前还是一个贫困山村，人均纯收入不到800元。2013年，毕业于吉首大学的村党委书记石远军积极发动自己的人脉及影响力，注册“湘西默戎苗寨乡村游有限责任公司”，并动员全村村民积极参股。他们根据实际情况，以实践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三变”方案(即“资源变资产、资本变权益、农民变股东”)，与村民形成利益联结。同时，该村党委书记运用丰富的社会资源联系张家界和凤凰等大旅游地的旅游公司，将线路行程中间节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自身进行文旅业开发的独特优势，从而实现了“普通民族村寨”向“典型民族村寨”的跨越。

3.完善资金投入机制，加强多元投资

湘西州民族村寨文旅业发展长期以来受资金不足的影响，因此需要完善资金投入机制，加强财政在民族文旅业建设方面的投入，设立民族村寨文旅业建设专项资金。坚持在需求导向的引导下，保证资金的合理流动和使用，避免出现文化资金滥用的状况。资金来源于政府、社会和村民三个方面：政府拨款建设、民间筹款和社会集资，村民通过参与文化企业或组织，获得的收入会进一步投入文旅业，从而保证资金合理利用。

另外，可以建设多元化的筹资机制，比如将专项财政资源纳入政府预算，积极推荐品牌，吸引社会资源，建立合作互惠的税收减免机制；采取激励措施，在乡镇层面设立民族村寨文旅业建设基金，并配套制定管理细则。如华夏集团在多年的开发中，就探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模式，他们从提供就业、文化演艺、农耕、民宿等四个方面开展文旅扶贫。如今，红石林村上百村民可以在公司工作，公司为村民提供景区内的工程劳务机会，村民们排练厄巴舞和茅古斯舞，并定期在景区进行表演。这对当地民众来说，不仅是生活的乐趣，也是收入的来源，并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了保护和传承，可谓一举三得。公司还建设了爱心市场和梦想市场，帮助销售村民种植养殖的农产品，如果村民愿意做民宿和农家乐，公司每户补贴1万元，并安排培训。

(三)市场营销阶段:媒体在场

根据推拉理论，民族村寨文旅业发展的推力在于可以得到文化声誉与经济收入；发展的拉力在于市场经济与市场需求。同时文旅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市场直接或间接联系着生产者与消费者，大众传播媒体是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互相转化实践活动中的重要行动者，民族村寨品牌与知名度也有赖于大众媒体打造。具体来说可以做到：(1)制作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宣传节目，如影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等，以创新方式宣传推广湘西民族村寨文旅业品牌。(2)加强与影视作品、文化名人等强势品牌的联合，提升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如《血色湘西》的热播，就使湘西的红色文化得到了正面的宣传。(3)新媒体营销。一是微信和微博。两微拥有巨大的信息流量，注册人数多、传播范围广，同一时间内可以有多个用户同时进行宣传，而且简单易于操作，不需要多少广告费用，宣传成本低。二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运用短视频翻红的成功实践是芙蓉镇。2021年4月28日，湘西自治州永顺县芙蓉镇景区入选2021全国文旅“网红打卡地”人气推荐榜TOP20，排名第14位，也是湖南省唯一入选景区[60]。2019年，芙蓉镇接待了超过150万游客，仅是国庆节七天，芙蓉镇就接待了近11万游客，同比增长 140%，增幅巨大[61]。而芙蓉镇的声名鹊起，主要功劳还是源于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传播和走红。在抖音应用程序上，芙蓉镇的多个视频都有成千上万的热烈讨论，话题数量超过一亿，单个视频点赞高达上百万，成为了典型的“网红景点”。湘西芙蓉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副总经理苏军也表示：“借助短视频影响力，芙蓉镇实现了快速曝光并增强了品牌记忆。”[45]

来自广东的芙蓉镇游客W的说法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游客的想法：

我是无意间在抖音上看到芙蓉镇的，当时就被视频中挂在瀑布上千年古镇的美丽与神秘吸引了，特意来打卡的(8)访谈对象:游客W(男，广东人);访谈时间：2019年10月2日；访谈地点：芙蓉镇景区。。

媒体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营销民族村寨，提高民族村寨的品牌知名度，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宣传与营销，获得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同时提升文化资本，形成民族文化宣传推广的整体合力。

六、结论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对湘西民族村寨文旅业发展的研究，揭示了民族地区场景下村落文旅业分化的基本“图景”：

1.场域关系是民族村寨文旅分化的社会空间；文化资本驱动民族文化资源转化；“场域”“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在文旅业发展分化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发展，促进民族村寨文旅业持续循环发展。民族村寨的文旅业分化是在不同阶段资本博弈中产生的，不同的层级秩序和逻辑也决定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方式方法。

2.湘西州民族村寨文旅业发展呈现了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大多数“普通民族村寨”的文旅业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于当地的“典型民族村寨”。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的演变，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不仅涉及民族村寨现有资源和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权力和资本结构的重新分配，还涉及政府重点扶持项目和外来投资集团在本区域文旅业发展格局中的权力平衡与制约等问题。

3.引入“分化”维度有利于深化民族村寨文旅业研究。文化资本理论和“分化”维度的引入，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不同场域中不同阶段下资本运行的表征、机制，更好地将场域、逻辑、资本、行动等要素联结起来，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二)进一步讨论

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分化发展是一个多主体互动的网络。政府、当地民众、文旅企业、基层工作人员、媒体等都是行动者主体。在村寨文旅业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力量的各种参与者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合作，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形式。分析民族村寨的文旅业发展问题，提升其效果，也可以从多元主体在不同场域中的合作、博弈等方面着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不足，由于民族村寨内部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初步划分和选定的村寨可能并不能涵盖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的所有问题，难免会有疏漏和相对特殊的情况。另外，由于持续疫情的不可抗力因素，全国文旅业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于疫情时代民族村寨分化所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