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浩 程伟瀚

（1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2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 710119）

纵观中外新闻史，“政治家办报”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通过一系列报刊实践，将其从现象升华为一种办报思想。此后，中国共产党历代主要领导人在继承毛泽东这个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和深化，进而丰富和发展了“政治家办报”理论。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而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关键在人。“政治家办报”对建设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这一思想在被注入新内涵的同时，将继续指导着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

一、中西方“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历史探析

“政治家办报”有广义和狭义上的概念。狭义的“政治家办报”是一个专门化的术语，由毛泽东最先提出来，是一个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理论体系。[1]而在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前，“政治家办报”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报刊现象和报人实践，长期存在于中西方新闻传播的历史中。

（一）中国“政治家办报”现象的历史溯源

“政治家办报”的现象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新闻实践中，它总共经历了封建集权主义官报时期、近代政论报刊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可以说，一部中国新闻发展史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还是政治家办报活动的历史,更是政治家办报人如何运用媒介充当武器、喉舌以及进行舆论宣传的历史。唐朝开元年间创办的中国报纸的雏形“邸报”就是当时政府主办的官方媒体，其政治色彩之浓厚，官僚主义之显著，从某些方面上来看也可称之为政治家办报的伊始。[1]而以王涛、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利用报刊宣传民主思想，可以说是第一批“形式意义”上的办报“政治家”，也就有了《循环日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政论体报刊的出现。综上所述，尽管近代出现了“政治家办报”的雏形和早起的浅尝实践，但总体上还是存在政治性强、市场性弱的特点。究其原因，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变化正是守旧向革新中蜕变的过程。洋务派的开明绅士和维新派的民主人士都曾经想对抗中国的官僚政治，而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也随着清末的思想进步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而产生，中国思想的近代化随即出现。这些基础都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发展，在保证政治性的同时也兼顾了市场性。

（二）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理论的形成

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于《解放日报》的改版是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先行探究，其中提出的“完全党报”思想与后来的“政治家办报”如出一辙。自建国初期毛泽东正式提出“政治家办报”后，这一理论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官方命题。他在1957年6月与吴冷西的谈话中说到：“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就叫政治家办报”。[2]由此，该理论正式登上中国新闻史的舞台。1959年6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刊宣传如何“转”的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出:“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端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2]由此，“政治家办报”的理论内涵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三）“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发展与创新

继毛泽东之后的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思想中都包含了“政治家办报”的理念，他们在继承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同时，也在与时俱进，赋予了其每个时代最具代表的新颖元素和更加丰富的政治内涵。

邓小平在针对报刊工作的系列讲话中，虽然未曾直接提到过“政治家办报”的观点，但“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内涵及其精神表现在其有关论述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和落实。邓小平曾经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4]

江泽民是继毛泽东之后重新强调“政治家办报”的领导人，在1996年接见解放军报社主要干部和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江泽民也曾两次提到了“政治家办报”的概念。“政治家办报”这一主张也在不断更新，并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与要求。由此，学界再次掀起研究该问题的高潮，重点为“正确的舆论导向”。进入21世纪后，这一理念演变出一个更新的新特点：即探究在新媒体环境下“政治家办报”的思想价值和可实践路径，更好地和新媒体结合在一起，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讲话。他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5]可以说“党媒姓党”是在新时代“政治家办报”的更具内涵与深意的表达。此时的研究，主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谈体会和思考，聚焦于时代要求、舆论导向、党媒姓党等问题。近三年来，“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实践多聚焦于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

（四）西方报刊的“政治性”

由于“政治家办报”思想是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特殊产物，国外并没有“政治家办报”的相关理论。但近代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政治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报刊的“政治性”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被长期讨论的话题。

在西方新闻传播史上，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官报、党报以及商业报纸的三个阶段，在官报阶段，报纸是政治斗争过程中的“宣传品”。而在其后的党报阶段，报纸又隶属于各个政党，马克思也将其总结为：报纸乃是政党宣传自身利益的有利武器。恩格斯也曾指出，报纸不可能放弃政治。由此可见，在西方，无论是何种形态的报纸，也无论其如何发展，都没有改变西方大众传播过程中“政治家办报”的思想意识，更何况在工业革命后政党对于报刊媒体的利用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局面。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政治主义”是媒介商业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合谋”，其社会价值在于推动话语平机和话语平权。因此“媒介政治主义”是美国社会民主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理查德·布鲁克曾对BBC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发现前者会对后者的舆论和焦点进行有机地牵引和议程设置，来达到其自身政治目的。一系列研究充分说明，在西方国家并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和媒体自由，它们也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媒介所“包围”着。综上所述，西方新闻观中“第四种权力”和“独立媒体”等概念在现实中难以真正实践，西方新闻媒体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必然为资产阶级服务，也注定其无法完全摆脱报刊的“政治性”色彩。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对无产阶级新闻观的研究，到美国报业团体从报纸与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论述，都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其并不是真正在推崇媒体的自由或中立，相反西方政府和媒体也期望对媒体行业进行有效而又恰到好处的指导，以此更好地促进国家进步，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

二、“政治家办报”的新时代价值

（一）新时代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必要性

首先，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来说，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有利于保证新闻舆论工作坚定政治立场。一方面，当前我国新闻业受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冲击依然存在，新闻行业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导向的办报思想，致使一些报刊的社会效益被弱化。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的新闻实践中，存在着不少因“不懂政治”或“不讲政治”而导致不良社会影响的现象。如报道过程中对国家政策、时代背景的忽视：媒体将陕西省延安市“一门四清华”家庭作为正面典型予以报道，然而其报道对象实际上严重违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严格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招致社会各界的质疑和不满。因此，坚持“政治家办报”思想，有利于提高新闻行业的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阵地意识，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报刊理论的“喉舌论”，始终坚持媒体为党和政府而发声。

其次，践行“政治家办报”的理念有助于提升主流媒体尤其是党报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当下主流媒体面临传播失灵、主流话语权在群众中无法入脑入心等问题。强调让“政治家”来办报，就是要让有大局意识、掌握新闻规律和宣传艺术的人来从事新闻舆论工作，打造新媒体矩阵，把握传播的时、效、度，让新闻报道有思想、有温度、更有深度，使广大人民群众能见、并乐见且符合党和国家意志的新闻信息。坚持“政治家办报”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新闻媒体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完成改革开放的伟大举措，以及更好地迎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大趋势。

（二）新时代“政治家办报”面临的现实挑战

新闻从业者因缺乏政治素养、法制观念、职业理念而导致实践中的报道出现负面影响的现象时有发生。新时代“政治家办报”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有很多。第一，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新保守主义、霸权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这对我国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新媒体尤其是智能媒体时代的到来，让媒介环境趋于多元化、复杂化和去中心化。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和信息发布的即时性导致新闻“把关人”的缺失，舆论环境更加纷繁复杂、难以掌控。第三，国内相当一部分的主流媒体从业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流于表面，对其理论和实践要求把握不深刻，自身的大局意识以及政治敏感度有待提高。第四，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媒体的冲击，对国内部分政治素养不高的媒体人产生的异化影响。国际传播中，与世界各国媒体的较量给我国媒体尤其是党媒、官媒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三）新时代“政治家办报”的实践途径

从主客关系上看，新闻媒体尤其是党报应处于一种客体的地位，并且应当成为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助推器。新闻业中需要一个中国特色的“政治家办报”概念,即要求记者编辑是政治家，但并不是真的当政治家，而是在观念上、知识上要以一个政治家的标准与要求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引领时代的变迁，在国内传播中坚守党性原则，在国际传播中传递中国声音。

“政治家办报”理念的实施和落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要从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建设、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努力。[6]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第一，全面认识和发挥报刊、互联网的舆论宣传功能。第二，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培养新闻工作者的“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第三，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先，讲求正确的舆论导向。第四，新闻工作者要有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执着与胆识。第五，抢占舆论高地，尤其是互联网舆论阵地。第六，在新闻工作中，讲究报道的艺术，贴近事实、贴近受众。

结语

从现象上看，“政治家办报”反映了意识形态属性主体与新闻传媒客体的一种相互关系，存在并且还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的新闻传播领域；从思想理念上看，“政治家办报”既是一个办报的理念，更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具备长期的理论价值。

作为毛泽东在特定时代环境下提出的思想观念，“政治家办报”不仅反映出党中央在当时对报纸宣传工作的指示和要求，更包含着毛泽东对特定政治概念的独到理解。[7]从历史背景出发，进入人物思想核心，研究该观念并揭示话语背后的信息，有助于对我党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认知，具有新闻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等多重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