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厦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488；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北京 10210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世界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的新实践和新诉求而提出的新思想。其中的“生态文明”是一个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核心概念，反映出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也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5P”发展框架：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与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尊重自然、追求生态正义，主张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同等优先的概念，批判性地超越了西方工业文明将环境视为一种资本形式的狭隘理解。当前，资本主义逻辑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已将生态环境带入危机四伏的境况。“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面对这一亟亟的时代之问，习近平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文明传统生态观，从全球视域出发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1]。主张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建设美丽中国，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人类生态文明进步做出中国贡献。其坚定的信念与步伐，给正处于十字路口焦灼探索的人类带来一个崭新的希望。

1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人类文明历史进程后提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习近平继承这一观点，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予以总结，创造性地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将生态问题放入世界历史的大脉络中予以审视，以中华文明的经济约束思维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经济至上逻辑，科学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所在。

1.1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生产方式的阶段性特征，将人类文明形态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原始文明阶段，狩猎采集是最重要的生产劳动，火、石器、弓箭是最重要的谋生工具。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落后，人对自然界规律懵然无知，完全受陌生的、魔术般存在的外部大自然单向度支配，萌生出“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2]。农业文明阶段，农耕和畜牧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活动，青铜器、铁器等工具的使用推动了生产力长足发展。人类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摸索出一些自然规律，进而将自己同自然界分离开来，萌发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自我中心意识。但由于人类对信息采集有限，对自然规律理解零碎，整体改造自然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

工业文明阶段，以瓦特蒸汽机为代表的系列世界性发明，使人类将自己剥离普通生物圈，彻底逆转了与自然的关系，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同时也使得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以此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想象的速度无限度地增大，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趋向崩溃。恩格斯曾警告道：“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3]。当前，以资本密集型和资源浪费型为重要特征的工业文明所滋生的生态灾难，使人类生存的基础从根本上动摇，盲人临渊的前景让人不寒而栗。

习近平深刻地指出：“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向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4]全球化时代，倡导最大竞争和极致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曾一度被视为能带来人类整体最大收益和普遍幸福的不二文明。但历史证明，它能带来的只是某些国家、部分人群的最大收益，众多国家、多数人群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遭受严重挤压。西方工业文明的割裂性、竞争性以及对自然的巨大破坏力，亟待其他文明来弥补和平衡。

1.2 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综观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社会化大生产就像一台紧绷着弦的大型乐器，循环往复，弹奏一曲资本的赞歌。在赞歌的激扬乐曲中，不可计数的财富被生产出来，同时，无可挽回的生态顽疾也会把人类置于死地。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5]相较于西方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对自然固有价值的剥夺和工具化，中华文明则主张人与自然的交融相生，有着一种独特的经济自我约束传统，为救治当下全球生态重疾和克服工业文明的异化消费提供了有益启迪和宝贵经验。

其一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老子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皆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交融和合的意蕴。其二是“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生态观。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莫不饱含人对自然的敬意和仁爱，以及对自然取之有时有度的经济主张。其三是阴阳二元、和谐相生的辩证法。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国语》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均体现出一体两面、双向交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人与自然矛盾斗争不会存在单方的胜利者，但却可能出现两个同归于尽的失败者。唯有依赖于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和谐相生的生态智慧，人类方能避免堕入相生相残的可怕轮回。

“爱和良心，只要不以全人类、地球以及其他天体上的全部生物，甚至全宇宙本身为对象，是不会产生完全的好结果的。”[6]中华文明传统生态智慧饱含天下情怀，讲求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追求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宇宙大化”秩序，在中华民族的劳动实践中由抽象哲理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措施，经受住了自然界这块试金石的反复检验，是医治当下工业文明污染自然、急功近利近视症的精神解毒剂。

1.3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2]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精神和肉体都融于自然。因此，“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3]。基于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性，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7]，引导人与自然的关系升级到更高级的形式，求解工业文明以来资本逻辑对自然的统治和践踏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困境。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8]，创造出人类社会成员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从而使此前的所有社会阶段都不过是人类地方性的发展。但同时，这一伟大的文明，亦创造出人与人关系的分离和对抗，从而使此后的社会阶段衍生的生态异化和生态危机成为人类整体的负担。工业文明也从最初给人类带来繁荣和福祉，被视为一个对人类的美好祝福，到如今给人类带衰败和灾祸，并最终成为一个对人类的可怕诅咒。要破解这一个诅咒，唯有消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异化的竞争关系。马克思主张，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将以最无愧于人类本性的方式进行， “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3]。

在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的过渡时代里，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科学理念来协调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关系，消解资本中心主义思想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产生的恶果，使资本创造出来的这股无法控制的力量重回人类智慧的掌控。依托“两个和解”理论，习近平提出，人类对生态造成的伤害要有忏悔的态度和补偿的行动，“要不惜用真金白银来还债”[4]。相较于西方生态经济学“‘过度强调’经济于生态中的地位”[9]，习近平的生态文明观把全人类福祉和人与生态的和谐相处放在了至上的中心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作为正题，鉴戒于工业文明过度开发自然的反题，创造出拯救地球生物圈的合题，最终解除“21世纪资本主义文化最根本的双重束缚，即经济发展与人类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10]。

2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

在工业文明的“后遗症”——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全球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价值目标，深刻反思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推进整体性生态文明的进程中重点突出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协同推进，以人民的福祉为价值目标超越单一资本逻辑，以法治建设护航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中国做出了生态文明的战略创新与率先实践，使之成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自然是不费资本分文的东西，人依赖自然界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从整个财富形成的基础和过程来看，自然和劳动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3]。以此为科学依据，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两山论”，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1]，生动阐释了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二者的本质关系。

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是人类社会的重大主题。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达成发展与生态的节奏协调。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11]，建设生态文明关键是聚焦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当生态与发展发生实质冲突时，要明确生态的前提和基础作用。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彰显了生态文明的经济属性，实际上是将保护生态纳入了发展的内涵，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走出了一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宽广大道。自然界有规律的活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效用，生态化成了先进生产力的明显特征。中国的发展绝不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当代人的美好绝不以牺牲世界、牺牲自然、牺牲自己的后代作为代价。中国将克服工业文明留下的“贪欲病”，摘掉对待自然的“近视镜”，逐渐消除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上的破坏性印记，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2.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人类整体都是大自然无偿馈赠的合法继承人，但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12]。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少数人的专利，甚至恶劣的生态环境也成为少数人发财致富的捷径，成为其“变相的福祉”[13]。相较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少数人独占通往公共所有的自然富源入口、索要入门费、肆意破坏生态的恶劣行径，习近平则对人民掷地有声地承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1]，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

当前，中国已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但环境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环境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中国仍然处在环境问题凸显期、环保标准提高期。习近平指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5]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积极回应。他主张协调经济与生态的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中融入生态目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注入现代化内涵，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还人民蓝天白云、绿水青山、鸟语花香、皓月繁星，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使人民得到生态的最大实惠。

人民的福祉和生活质量被置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框架，关爱人民、造福人民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这是对西方工业文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与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尖锐矛盾的化解之道，超越了资本的短期利润逻辑，限制了私人财富的无限扩张，取缔了特殊人群的变相福利。它将自然从资本的附庸状态下解救出来，恢复自然休养喘息的天然权利，把属于人民安身立命的自然财富交还到人民手中，防止了目的和手段的颠倒，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契合。

2.3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下，真正能威胁人类生存的已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可怕程度。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涉及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习近平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4]主张强化制度和法治的硬约束作用，破除各个领域妨碍生态文明建设的人为障碍，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其一，把生态文明纳入制度化轨道，“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7]。重点推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的修订与完善，从制度上确立生态红线的保障体系。其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最严密的法治保障，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当前，一系列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法律制度得以出台或修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拉起了一道严密的法治屏障。其三，集全民之力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积极引导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真心信仰者、坚定捍卫者、严厉监督者，培养人民高度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成为生态文明的最佳实践者和绿色卫士，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绿色未来。

当前，生态问题是市场无力解决，亟须政府积极有为治理的领域。依靠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人民主体的真心参与，中国逐步走上了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同步提升的绿色发展快车道。如何在推动生态文明的进程中继续贯彻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等原则，实现生态文明新进步，成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重要议题。

3 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美丽清洁世界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亟须世界各国合衷共济、勠力同心。然而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在深度融合的同时也遭遇着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的变局，全球生态治理困境重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这一困境做出有力应对和回应，它倡导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推进“共商共建共享”新格局，共同谋划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当前，中国在致力国内履行发展中大国生态义务的同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重点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倡导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用科学的理念和扎实的行动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3.1 将“一带一路”建成绿色之路

回望历史，古丝绸之路上几多繁盛一时的重要文明，因生态环境危机而相继断绝。明于史鉴，习近平提出：“我们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15]目前，中国已同各方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启动“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并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合作规划》《“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重大绿色规划，与沿线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五通”的绿色化。

其一，在政策沟通上，倡导各国推动生态环境领域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形成共同的生态文明建设纲领和行动；践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绿色发展领域政策法规透明度，共同制定区域环境标准等。其二，在设施联通上，提供环境友好产能，帮助释放可再生能源潜力；加强绿色援助，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等。其三，在贸易畅通上，加大环境标志产品互认力度，支持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共商通商贸易条款，降低环境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发挥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企业在绿色贸易中的主体作用等。其四，在资金融通上，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DB）和丝绸之路基金（SRF），推广绿色信贷；鼓励银行机构发展生态金融，并有效识别、衡量、监测和控制与其金融活动有关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完善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融资模式，遵循相关国际惯例或标准等。其五，在民心相通上，讲好绿色“一带一路”故事，加强沿线人民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同感；加强绿色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开展生态公益类活动等。

中国将绿色发展理念全方位贯彻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引领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有效避免跌入环境恶化陷阱，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的转型升级发展需求，也使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事业获得更强的动力。正如西方学者所评价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分享理念和哲学的独特机会，……它对欧亚大陆的骨干地区来说是一个可以彻底改变其社会、经济、文化和创新水平的绝佳机会，也为中国加快实施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极好机会”[16]。

3.2 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自1979年首次世界气候大会——日内瓦会议以来，尽管气候问题被给予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关注，但全球可持续发展仍旧举步维艰。一些国家甚至大国、强国在资本惯性的主导下变得短视颟顸，抛弃气候义务，继续将经济增长无条件置于气候可持续性之前。气候问题因其复杂性和不可逆特征，已成为当今压倒一切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其所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最终会使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为此，习近平呼吁各国聚同化异、相向而行。

其一，秉持正确义利观，促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国倡议二十国集团发表了首份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率先签署了为2020年后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明确方向的《巴黎协定》，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其二，表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态度，坚定履行减排承诺。中国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并郑重承诺将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2020年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庄重承诺，中国将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被国际友人誉为“惊人的雄心”“备受欢迎的亮点”[17]。其三，捍卫发展中国家基本发展权，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习近平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11]倡导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推动“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成立，助其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

当今世界，一国的气候状况与全球息息相关，只有全球气候可持续发展，一国的气候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反之亦然。当前，中国已在气候问题上做出了庄重承诺，并以实际行动逐步兑现承诺，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战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低碳发展道路。随着中国自身气候治理能力的稳步提升和对全球气候行动的持续引领，全球生态前景将愈加光明。

3.3 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局面的加剧与蔓延，与此相关的责权利博弈也日趋激烈，治理赤字成为人类社会被迫集体应战的严峻问题。戴维·哈维曾尖锐指出，某些发达国家凭借资本力量在生态方面任意妄为，“对于污染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18]。现实中诸多亟须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忍受着发达国家所转嫁越来越重的环境危机，在一些视环境如生命线的弱小国家，由于缺失发言权，同样忍受着大国强国对环境的蹂躏。对于如何有效推动环境治理的全球性联动，帮助各国摆脱发展的瓶颈和困境，中国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其一，坚持交流互鉴、对话协商。传统西方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权力博弈，往往使得生态治理成为权利争斗的牺牲品。然而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生态问题不会止于国界，生态治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倡导各国建立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伙伴关系，以对话谈判解决矛盾冲突，以交流互鉴推进环境治理，有效降低全球环境治理被少数利益操纵而产生紊乱和污浊的风险。其二，坚持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中国倡导国家无论强弱大小都有平等的参与权、发展权，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秩序中推进全球生态建设的合作共赢。习近平指出：“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14]应该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这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其三，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习近平呼吁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1]。同时也要综合考虑不同国家在此目标上的现实能力和利益关切，通过加强绿色投资合作和绿色低碳技术分享等方式，推动世界各国持续合作机制的形成，进而实现全球生态治理的良性开展。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已批准加入30余项生态环境相关的多边公约和议定书。在全球环境治理行动中展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诚意和决心，在国际舞台继续做出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自主贡献，也赢得更多更深的理解和认同。毫无疑问，生态文明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全球环境标志，将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大踏步发展。目前，生态文明是对全球未来愿景最重要的中国原创构想，事实上，中国这个环境问题严重的国家，仍然是唯一一个试图以环境为中心，为全球未来制定广阔愿景的国家[19]。

4 结语

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在平行宇宙中找到地球之外的第二个人类安身立命的星球，也不知道宇宙中是否存在一种力量能使死去的星球重新恢复生命。即便今日人类铸成“末日方舟”，顺利完成外太空殖民，但地球物种、文明基因的顺利延续也还要打上无数问号。因此，地球不仅仅是人类的共同居所，它更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事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和对中华文明传统生态观的推陈出新，是从国内外生态危机中诞生出来的、顺应时代呼唤的伟大声音。它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人民的福祉、民族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赓续为核心关切，将中国的生态建设和世界的生态治理内在地统一起来，抓住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系统工程中的主要矛盾，在系统推进中重点突破，彰显其深邃的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当前，14亿中国人不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鼓励经济增长的传统老路，也不走靠强权霸权搞环境污染转嫁的邪路，而是走靠踏踏实实的行动夯实绿色发展根基的新路，助推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日渐增强，从过去跟随者和学习者的角色，迅速成长为贡献者和引领者，成为世界美好生态不可或缺的助产士。立于大变局和新时代，习近平倡导用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保护人类共同家园，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并郑重承诺：“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21]在此思想引领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单边主义的生态治理模式的批判和超越，是对相互依存的全球生态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必然带给世界的是合作共赢，最终将开辟出一条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新路径，使饱经工业文明掠夺式开发而伤痕累累的生态圈，在新世纪不远的将来蜕变为清洁美丽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