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菀滢

10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际外交政策专家会议中，首次公开否认了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他表示，使用战术核武器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这样做都没有任何意义”。

但显然，这样的承诺并没能让西方安心。当天，拜登在纽约州锡拉丘兹接受采访时回应道：“如果他没有动核的意图，那么他为何一直在谈论核武器？为什么他要谈论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能力？”

据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的统计，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前十个星期内，俄罗斯就发出了大约20个“核信号”。最近一次则是在9月21日的一次全国讲话中，普京在签署“局部军事动员令”的同时明确警告西方，称俄罗斯擁有“各种破坏性武器”，并将“使用我们可以使用的所有手段”。他并且补充说：“这不是虚张声势”。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今年1月，五个核大国中美英俄法重申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的反核战声明中的内容。它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并减少战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责任。”但10个月后的今天，发生核战争的概率，飙升至了近20年来的最高点。

北约和俄罗斯都在搞核军演、秀肌肉。场内外的火药味让人不得不担忧，核武器是否将出现在俄乌战场上？60多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否会重现？

对此，研究核扩散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马修·布恩，10月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正的决定权依旧掌握在领导人手里。他预测，俄罗斯有10%到20%的可能性使用核弹。布恩还警告，概率看着虽小，当涉及核武器时，这已经是“令人无法容忍的高”。

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和哈德逊研究所著名战略家赫尔曼·康恩研究出了“逐步升级理论”（the escalation ladder），用于分析冲突的走势。他将战争从危机升级到全面核战争区分为7个阶段、6道门槛、44个阶梯。其中级别最低的是 “危机前的斡旋”，即不动武，采取外交干预；最高级别的便是不计后果的全面热核战争。

参照此理论，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詹姆斯·佩索库基斯分析称，俄乌战争正处于阶梯中的“激烈的危机”（Intense crisis）阶段，这意味着双方外交谈判正式破裂，军事冲突随时会发生，并且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核战争可能真的发生。“大众视野中一贯‘虚幻的和假定存在的’（unreal and hypothetical）核储备将成为一种真正的威胁。”

“但即使是如此严重的升级，也并不意味着势头将不可阻挡的继续恶化。”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谢恩·普莱斯沃特在分析中指出，将一个国家推向核战的机制是错综复杂的，并且难以量化，康恩的阶梯也并不代表着我们无法避免核战。

从当前的战况而言，虽然俄方在初期攻势不错，但在北约的武器援助下，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成功地发起了反攻，收复了大片失地，重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10月28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三位学者联合撰文称，这些事件是否会导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力崩塌，或者陷入长期的僵局，目前还没有定论。虽然有许多迹象表明俄军可能会溃败，但他们现在正凭借防御性阵地的天然优势掘壕固守，或许俄方能够打破乌克兰的势头，并维持一段时间的僵局。

“而如果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稳定了战线，那么战争就不太可能升级到核战级别。”大西洋理事会的学者们总结认为，“通过升级来缓和局势（即通过有限的核打击来迫使北约按照俄罗斯的条件结束常规冲突的策略）一向是俄罗斯的行事风格。普京的目的不是在战场上取胜，而是冻结战局，迫使北约按俄罗斯的条件停火或停战。”

“虽然这场战争不太可能演变成核战争，但它正在增加未来核冲突的风险。”《经济学人》6月2日的文章分析指出，“俄乌战争已经侵蚀了核禁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博尔弗拉斯和斯蒂芬·赫尔佐格也认为，俄乌战争带来的灾难，不仅是领土上的破坏，更是“对全球核秩序的一记重锤”。

全球核秩序的成形，要追溯到人类第一次使用核弹。1945年8月，在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两枚核弹后，不少人就预测，核武器还将在未来的战场上出现。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在1960年得出结论称，十年内世界发生核战争是“数学上的必然”。“这与抛硬币同理，如果你抛一次硬币，得到正面的机会是50%；但如果你抛十次，至少有一次得到正面的概率会上升到99.9%。”

幸运的是，斯诺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苏在冷战时期对核军备竞赛的“痴迷”，世界核武库曾出现爆发式扩张。据联合国的数据，1955年起，全球核武器数量在10年内从3000多件猛增到37000多件。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曾估测发生核战争的概率有33%到50%。纪录片《战争迷雾》中对此的描述是：“人类离核战仅一步之遥。”

直到1968年，美苏英等59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规定截止到1967年1月1日，已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允许保留核武器。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成为仅有的5个被NPT承认的有核武器国家。

“一个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强大架构已经建成。”英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副教授尼古拉斯·L.米勒10月17日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评论认为，NPT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采取的经济制裁政策等措施都大大限制了核武器的扩散。然而俄乌冲突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该协议维护的长达54年的秩序。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分析师安德烈亚斯·乌姆兰和雨果·冯·埃森指出，“俄乌冲突最危险和最深远的影响之一是对NPT的颠覆。”

博尔弗拉斯和赫尔佐格也担忧，俄乌冲突标志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模式的延续：一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武器国家，攻击一个它曾承诺提供安全保证的无核武器国家。

“即使俄乌冲突没有演变成核战，但也已经是一场具有不可否认的核维度的战争。”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重塑全球欧洲”项目协调员拉斐尔·洛斯总结到。于乌克兰而言，这是一场惨痛的教训。对于其他无核国家来说，乌克兰也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先例。

《经济学人》称，伊朗可能会认为，虽然放弃核武器会为它赢得荣誉，但现在拥有核弹会比过去惹出更少的麻烦。“但如果伊朗核试验成功，沙特和土耳其会如何应对？日本曾经选择放弃核武器，把国土安全交给了西方庇护，但在一个更危险的世界里，西方是否能如其所愿，履行其保护的承诺？”

核時代真正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38年瑞典的一个圣诞假期。当时，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的同事哈恩已经做了关于铀的实验，迈特纳和她的外甥试图对实验结果做出理论解释。迈特纳知道爱因斯坦的等式，并估算了一下一个原子的分裂会释放出多少能量，忽然茅塞顿开。在次年1月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她提出了一个物理学上的新概念—核裂变，也就是原子弹或核能发电厂的能量来源。

但可能令迈特纳料想不到的是，80多年后的今天，她的发现已不仅仅只是物理界的宝藏，更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大筹码，左右着改变世界的权杖。后冷战时期里重新开始的大国竞争，也在预示着这样的可能性，即有关国家增加核武器库存和核战争计划。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伊沃·达尔德担忧，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核武器化正在给核不扩散机制带来新的压力。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9年的一份报告，美国承诺在未来10年内，为其核力量支出4940亿美元，即每年约500亿美元。并且在未来30年里，美国核武器现代化计划可能花费高达1.5万亿至2万亿美元，包括投资新型陆基导弹、新型战略轰炸机和新型导弹核潜艇等装备。同时，英国也已经宣布，为了提高其核能力，将在未来把海上发射弹头数量提高40%。法国则已经开始了一项新的核导弹和潜艇的现代化计划，并在2021年的国防预算草案中，为核相关工作拨出了60亿美元。

除老牌核大国在提高核能力外，新兴核国家也紧跟其后。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称，在世界9个有核国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是少数几个一直在增加其核弹头储备的国家，几年后可能与法国或英国的核武库相当。2022年3月，总部位于美国的武器控制协会（ACA）在简报中指出，巴基斯坦正在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快地扩大其核武库，并开发新的运载系统和射程为7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印度也在开发两种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将单个弹头投射到3000公里以外。

达尔德发现，“有更多的国家期待通过核选择来确保其安全，就会导致其他国家更有动力效仿”。核武器虽能带来安全感，但也连带着对安全的焦虑。他认为，俄乌冲突也在提醒着我们，放弃或抛弃核武器，可能不再能提供曾经被视为可能的安全。那么，核秩序的维持是应该做加法还是减法？

冷战时期发生的最后一次重大核危机，给美苏领导人上了一节课，他们最终在桌子两端面对面谈判，签下了军备控制谈判和限制核武库的协议：从NPT到《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中程核力量条约》。

也正是因为有了秩序和规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实际上增长得相当缓慢。在1945年至1970年期间，有6个国家获得了核弹，增长速率大约为每4年1个。自那以后，只有4个国家又获得了核武器（大约每13年1个）。同时，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至今76年都不曾使用核武器的传统，也被称为“核禁忌”（Nuclear Taboo）。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系的高级讲师尼娜·坦南瓦尔德在《核禁忌》一书中指出，核武器已经被定义为“令人憎恶和不可接受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自冷战时期以来，核禁忌一直被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公众所接受，已成为了一条国际政治准则，所以无论任何国家是出于战术还是战略目的来使用核武器，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虽然核战争的风险升高了，但核威胁倡议组织的联合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欧内斯特·莫尼兹认为，或许俄乌战争最终会促使美国、俄罗斯和欧洲领导人接受“减少核风险合作”的必要性，无论是同意在欧洲-大西洋地区禁止陆基中程导弹系统，还是同意北约和俄罗斯对靠近欧俄边界的常规部队部署和军事演习的限制。

但无论是哪种选择，都需要重新谈判，就如同古巴导弹危机一样。目前一个悲观的信号是，美俄核监管框架由于多年的冲突摩擦，已苟延残喘，只剩下一项4年后即将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美俄之间的核稳定谈判已经暂停，剩余的有核国家也暂时没有对新的核谈判表露兴趣。

“重返谈判桌还很难。”莫尼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