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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入股提升环保企业研发创新了吗?
——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2022-11-17王守杰刘碧潜周畅博士

商业会计 2022年20期
关键词:国资总量营业

王守杰 刘碧潜 周畅 (博士)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 北京 100070 2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杭州 311300 3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浙江杭州 30001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与过去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布局与环境制度的不健全密切相关(崔也光、周畅、齐英,2018)。而随着污染治理需求上升,环保产业不断升级,也带动了环保技术的提高与研发创新的投入。

在环保行业领域内,2010—2017年我国民营环保企业占据主要数量。2018年后,随着我国资金调控政策的变化、PPP政策的收紧,民营环保企业资金压力加重,流动资金的市场周转环境不容乐观,部分大型环保企业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现象。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的出台,政府与国家资产开始对具有潜力的环保企业进行纾困、并购,国有资本入股成为战略合作的趋势。2018—2019年,通过股权转让、联合重组等多种合作方式引入国有资本的环保上市公司已超过20家,形成了“国资入股、共同主导”的产业新格局。在国资入股的趋势下,环保企业的资金链压力必然得到缓解,但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国有资本是否要求环保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是否带来研发强度的提升?该提升是由何种因素进行传递?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2010—2019年间沪深A 股环保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国资入股对环保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国资入股与环保企业研发投入总量

针对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动因,现有的研究提出了替代保护动机、弥补制度环境缺陷、减小资金链压力等观点。但在国资入股的经济后果中,不同学者提出了差异性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国资入股对民营企业有益(王甄、胡军,2016),提高了企业治理效率;乔惠波(2017)认为一定的政治联系可以使企业享受收益、降低企业进入其他行业的技术壁垒(张敏、黄继承,2009;罗进辉,2013)。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出相反观点,认为国有股权会带来行政干预、降低公司效率(Shleifer & Vishny,1994;郭剑花、杜兴强,2011);张根林等(2020)认为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加剧了民企的融资约束。

国资入股对民营企业研发创新有什么影响后果?研究得出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有股权的资源效应可以提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所需的各种关键性资源(Li & Zhang,2007;张昕颖、陈雯杰,2021),同时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成本(邵云飞等,2019)。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后并未发挥资源优势,反而加重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张根林、段恬,2020),或是导致委托代理问题加剧(白俊、刘园园,2018),削弱了管理层的创新意愿,进而抑制了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环保产业特征与企业实际来看,一方面,国资入股显著缓解了环保企业的融资约束、保障了资金链安全,同时也获得了环保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在环保产业中,地域约束与本地市场的效应十分显著),形成了良好的双赢局面,企业有富余资金与技术需要进行研发创新活动;但另一方面,国资入股确实带来了一部分代理问题,且部分国有资本的情况属于“同行业合并”,原有技术可相互弥补,入股后短期内技术水平已经获得提升,并没有当期加大研发投入的动机。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设1:

H1a:国资入股能够提升环保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

H1b:国资入股反而降低环保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

(二)国资入股与环保企业研发强度

国资入股为环保企业带来了充裕的现金流、融资渠道与政治关联(Cull, R & Xu, L,2005),使环保企业的项目承接、治理施工更为高效(王德发、张晨,2022;李涛,2002),对企业当期营业收入产生了直接影响,而研发投入、营业收入是研发强度的关联指标。基于假设1的分析,国资入股对环保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营业收入的增长是否能够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或是高于研发投入水平,形成“短期效应”,进而降低研发强度?这一事项对研发强度产生的经济后果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基于此,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设2:

H2a:国资入股能够提升环保企业的研发强度。

H2b:国资入股会降低环保企业的研发强度。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9年间沪深A 股环保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了提高数据的可靠性与可分析性,具体做如下处理:(1)剔除经营环境不正常、数据不具有代表性的ST和*ST公司;(3)剔除了没有披露R&D投入以及主要解释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最终本文得到130家上市公司,共计947条样本年度观测值。本文所使用的环保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指标及国资入股及国资股占比等相关的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采用研发投入总额衡量企业研发投入(R&D),为了增强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同时使用研发投入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企业研发强度(Rdi)。企业研发投入的数值体现了当年企业在研发活动上投入的大小,而研发强度能体现企业对研发活动的重视程度。

2.解释变量。为合理衡量环保企业中国有资本的具体情况,选取如下变量。(1)国资入股:虚拟变量,表示环保企业当年是否有国有资本注入,如有则为1,否则为0;(2)国资股占比:表示环保企业国有资本股数占公司总股数的比例;(3)国资股东:表示环保企业前十大股东中具有国有资本背景的股东数量,如股东性质为国家、国有法人。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罗党论等,2009;李文贵等,2016),筛选控制变量如下: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周转率(Tat)、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股权集中度(Top1)、行业虚拟变量(IND)、年度虚拟变量(YEAR)。变量及定义的相关信息如表1。

表1 变量说明表

4.模型设定。根据上述假设与变量,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模型(1)、(2)用来检验假设 1 ;模型(3)、(4)用来检验假设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从企业研发投入两个衡量指标看,研发强度最大值为18.210。这意味着我国部分环保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力度相当大(研发投入总额在营业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研发投入力度逐步提升,表明我国一些环保企业越发重视创新科研活动,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技术支撑和核心竞争力。但研发强度的最小值为0,且均值只有3.805,表明从整体上看我国环保上市公司的平均研发投入力度还比较低,企业之间的研发投入力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环保企业发展的历史较短,环保研发技术不成熟,国家扶持政策不完善,企业融资渠道有限,融资难度较大。而国有股占比的均值达到了20.8,这与近些年的国有资本大规模进入环保民营企业息息相关,而国有资本与环保民营企业的结合,是市场化竞争的结果,将催生行业新格局,诞生国企环保龙头,促进环保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表2 描述性统计

此外,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493,说明我国环保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中负债的比例稍低于净资产的比例,呈现出较为健康的资本结构。从股权集中度(Top1)来看,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了33.955,说明我国环保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

(二)基本回归分析结果

表3中(1)—(4)详述了国有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总量的回归结果。由(1)—(4)可以看出,不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国资入股(State-owned)、国资股占比(Stateshare)与研发投入(R&D)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1a一致,说明对于我国的环保上市公司来说,国有资本入股后,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显著提升,而国资股在总股本中占比越高,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总量越大。

表3 国资入股对研发投入总量的回归结果

国有资本对企业研发强度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由列(1)—(2)可以看出,不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国资入股(State-owned)与研发强度(Rdi)均为显著负相关,由(3)—(4)可以看出,国资股占比(State share)与研发强度(Rdi)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2b一致,说明我国环保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的确是受到国有资本入股的显著束缚,并且相较于国资股占比较低的上市公司,占比越高的上市公司研发强度越低。

表4 国资对研发强度的回归结果

(三)进一步研究

1.验证研发强度为何下降。前文已验证,国资入股(State-owned)、国资股占比(Stateshare)分别与企业研发强度和研发投入总量作回归分析,但结果却截然不同,故本文进一步从营业收入角度分析国资入股、国资股占比对研发强度的影响,探究上述结果差异是否因当期营业收入快速增长所导致。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将国资入股、国资股占比作为解释变量,营业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构建模型(5)、(6)进行检验 :

根据表5中列(1)—(4),国资入股、国资股占比与营业收入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国资入股后,随着企业研发活动的持续进行,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环保企业的营业收入大幅增长,而研发投入虽然也上升,但其上升程度不及营业收入,故研发强度呈现下降趋势,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国资入股、国资股占比对企业研发强度的负相关关系。

表5 营业收入对研发强度的回归结果

2.国资入股对研发投入总量的中介效应。前文已知,国资股占比与企业研发投入总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探究背后的作用机理,本文从资金和资产两个角度入手,以国资股占比、研发投入总量作为X和Y,引入自由现金流量(Fcf)与企业规模(Size)两组中介变量,以通过中介变量检验国有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构建模型(7)、(8)、(9)、(10)进行检验 :

(1) 引入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根据表6中(1)列,国资股占比(State share)对企业自由现金流量(Fcf)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在表6中(2)列,国资股占比、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对企业研发投入总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中介变量(自由现金流量)不能完全替代国资股占比对于研发投入总量的影响。故需要进行Sobel检验,判断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由表7可得,Sobel检验的系数显著,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990709,说明自由现金流量在国资股占比和企业研发投入关系中承担部分中介效应。

表6 自由现金流量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表7 Sobel检验

(2)引入企业规模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根据表8第(1)列,国资股占比(State share)对企业规模(Size)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在表8第(2)列中,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投入总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国资股占比对企业研发投入总量不显著,表明中介变量(企业规模)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而通过Sobel检验和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0.86145564)也印证了这一点。说明环保企业经过国有资本入股后,企业资产规模扩大,进而提升了企业的研发投入。

表8 企业规模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认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和准确性,本文进行以下两类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结果与本文实证结论无实质性差异。具体检验过程包括:

表9 替换解释变量的回归检验

第一,将环保行业上市公司的国资股股东数(Stateowned shareholders)作为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分别与企业研发强度和企业研发投入作回归分析,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国资股股东数与企业研发强度呈显著负相关,而国资股股东数与企业研发投入总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故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考虑研发投入机制的滞后性。本文增加了对研发投入总量和研发投入强度的滞后分析,对以上两组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分别与国资入股和国资股占比作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与方向并未发生改变,表明实证结果稳健。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在资金趋紧的背景下,国资的资金优势与上市民企的技术、项目管理优势相结合,是否能够产生协同效应,进而提升环保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催生行业新格局,这一系列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于我国环保政策与环保企业治理,以及探究资本与产业良性结合的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文以2010—2019年环保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得出如下结论:国资入股能够显著促进环保企业研发投入总量增长,且国资股占比的增加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但国资入股却降低了环保企业的研发强度。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研发投入虽然也在上升,但其当期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大于研发投入的增长幅度,所以占比变小,强度表现为降低;最后引入中介变量来解释国资入股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相关关系的原因,本文认为自由现金流量、企业规模是将企业研发活动与资本市场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且企业规模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议:

(一)国资入股后需注重研发创新

研究发现国资入股确实提高了环保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因为投入相较于营业收入增长相比较少,表现为研发强度下降。因此,在环保企业能确保资金链安全与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强研发创新的投入,形成良好的创新链条,确保未来技术领先。

(二)未来国资应加强技术入股与资金导向

研究发现,目前的国资入股,为企业带来的主要是资产、资金两个方面的“支持”,且在对研发创新的影响中,资产规模的扩大为主要方面。这在目前环保企业整体经济环境紧缩、资金链压力大的情况下有益,但未来国资应进一步以专利技术、研发专用资金的形式对环保企业投入,以确保投资企业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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