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亦博

提要：现代性是西方学者为了指称和反思自身发展逻辑而创造的一个概念，它在诞生之初就隐含着“空间”与“时间”的双重指向，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对现代性的追逐——即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学习——其实是试图在不同的“空间”重现西方的“历史”，完成一次再现代化。西方世界今天遭遇的诸多政治危机或国家治理困境，与其所主张的现代性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票决民主制，在多党竞争中走上了福利国家和政治极化的道路，最终令社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民粹。应当说，社会民粹化几乎是西方现代性的内置环节，它对国家的毒化作用显而易见。中国对现代性的态度经历过几轮反复，逐渐发现了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是政治哲学危机。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没有了可仿效的对象，需要寻找一种作为中华性的中国版现代性，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哲学话语体系。

批判现代性几乎是哲学家无可推卸的任务。但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不可能反对一切现代性的主张——我们无法既享受着现代社会提供的物质基础，又合乎情理地反对现代性文明的所有实在。批判现代性的主要目的在于摒弃其中某些已知的危险因素。西方哲学家从卢梭、黑格尔开始就批判现代性，形成了一个传统，甚至现代性批判为欧陆哲学发展提供了两个多世纪的基本动力。但是，西方哲学家往往是以现代性原则来反对现代性，或者说从局部入手试图超越整体，结果反而加强了现代性。(1)张汝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5-386页。必须看到，现代性导致的危机是整体性的，而西方又只能从局部开展批判，那么因追逐现代性而陷入虚无主义迷失就会成为一种必然。对于当下而言，现代性批判的重任更多地落在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未遵照西方道路崛起的大国身上。站在“他者”视角上可以发现，虽然现代性在不同时期表现各异，但本质上，它始终没有脱离由启蒙运动所塑造的经典主张——理性主义、个人权利和自由民主始终被认为是超越传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当依据理性主义建构起来的组织模式(科层制组织)和按照自由民主建构起来的政治模式(竞争性民主)在西方世界的崛起中被确立为标准之后，一个具有道德和政治双重权威的现代性“景观”就被树立起来，同时，这种被异化的现代性也开始逐渐毒化国家的肌体。中国必须警惕那些追逐现代性的主张，走出现代性所设立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从自身和他者的文明中合理地汲取养分，滋润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开花结果。

一、现代性的本质

“现代性”是西方学者用来在总体性上反思现代社会生产、交往、生存和思维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进而为寻求一条发展的再生之路而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2)韩庆祥：《现代性的本质、矛盾及其时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自培根和笛卡尔时代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一直在试图回答是什么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以及这种优势何以保持？尽管现代性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形态下所显现出来的形式有所差异，比如对感受现代性的方式，鲍曼认为要从社会结构上探索现代性，而吉登斯认为要从时空关系中发觉现代性，齐美尔则强调要从内心体验发现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体验各有不同，但其本质是唯一的——即“现代”不同于“传统”的根本特性。因而，现代性始终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是一元的，它是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唯一决定性力量，现代性叙事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对以往叙事的“改写”。虽然，现代性可能展现出一种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无法持久固定的“流动性”(fluidity)(3)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26页。，但流动并不意味着多元，所谓的“多元现代性”其实只是现象的多样化，而非本质上存在差异。(4)萨赫森迈尔、任斯·理查德、 S.N.艾森斯塔德：《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0页。可以说，从“现代性”这个概念诞生之初，就隐含着西方的话语霸权，所有关于现代性的主流叙事也总是将欧洲和北美默认为先进的、值得仿效的，现代性的诸种制度要么是资本主义的、要么是工业化的。现代性话语体现出来的极权主义倾向，引发了东西方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尤其是在几次全球性的大危机过后，涌现出大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集中反思。最近一轮反思始于20世纪末，主要针对的是近年来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的新技术，如核能技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习惯性地将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现代”，本质上来说这是通过时间来规定人的存在。这种做法在启蒙运动之前是极不寻常的，彼时的人们都是“通过其土地或位置、种族或族群、传统或神祇来规定自己，而没有明确通过时间”(5)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7页。，因为在社会系统从地域性关联中“脱域”(disembeding)之前，“时间”必须与具体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即是说，在机械时钟和全球化将标准时间与公历扩展到全球之前，现代性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属性，描述“何时”一般总是伴随着“何地”的相关信息，或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对时间加以模糊但必要的区别。(6)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33页。比如，农历就是这样一个只在中国才能发挥其农业历法作用的时刻表，它在东亚之外的地区很难通过月相和节气变化来校准，因此中国的农历对于生活在南美洲或非洲的农民而言没有意义。然而，书写文字的出现首先松动了时空的绑定关系，扩展了“时-空”延伸的范围，产生了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7)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33页。进而，在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传统的“时-空”绑定关系被彻底解除了。在一个随时可以跨越空间进行沟通的“地球村”里，时间就必须是一种标准化的、去地域性的概念，而通过时间来规定的现代性也就必须成为一种地点指向模糊的、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世概念。但是用时间来规定现代性的内涵，也就意味着追逐现代性将是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设计。

在韦伯看来，现代化过程就是对那些非理性因素进行“祛魅”的合理化过程，其中，传统作为最大的非理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成为去传统化。(8)张乾友：《论传统的空间之维——兼论多元世界的哲学基础》，《文史哲》2014年第5期。但是，一定要彻底抛弃传统吗？客观地看，现代性主张明明带有许多传统的影子，但是它不承认这种思想上的继承关系，认为现代性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新事物。对此，詹姆逊称现代性的第一个基本准则为“断代无法避免”(9)王逢振编：《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詹姆逊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断代意味着新的社会和文化逻辑的出现，令原先的社会与文化体制中并不存在或并不活跃的逻辑跃迁为塑造历史的主要力量。与詹姆逊的判断相近，吉登斯将现代性描述为一种“断裂”(discontinuities)，意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形式上全然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断裂”既宣示着与传统的中断分离(例如现代城市看似只是传统城镇的扩展，实际上却是基于全然不同的原则建构而成的)，同时也预示着将有越来越多的传统从现代轨道上被抛离出去。(10)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4-6、61-67页。然而，这种忽视长时段的连续性而放大某一时段的间断性，尽可能使现代背离一切传统(无论这样做是否合理)的做法必然会引发很多问题。马克思应当不会支持现代性“断裂说”，他认为现代文明是筑基在传统文明层累之上的，这种层累具有总体性、内生性和自组织的特征，是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5-236页。马克思既是现代性哲学家，也是现代性的严肃批判者，这一方面说明其思想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则说明现代性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批判的机制。很大程度上，沃勒斯坦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并据此洞悉了欧美现代性的深层矛盾，辨析出了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技术的现代性”与“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前者被沃勒斯坦称为“虚假的现代性”，而后者才是“真正的现代性”。(12)沃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

(1)引导资助企业防治结合。除政策的强制规范，政府还应引导重污染企业从根源上解决其造成的环境问题，例如引导企业从生产原料的选择上开始注重环境保护，对绿色环保原料提供合理资助；引导企业改良生产设备、提高生产过程技术，从降低原料消耗、减少污染物产生、使用可再生包装等方面进行改进并实施相应的激励措施；引导企业合理处理生产排放的废液废渣并加以利用，开拓副产品市场，使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通过政府的有效引导，贯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政策。

第一种异化是在理性主义与科学管理和组织理论的融合过程中发生的，理性被化约为技术理性。近代思想家中对于理性的最经典批判来自康德，康德并非反对理性，而是要对理性进行拣选，因为他看到所谓的“理性”已经被掺入了太多杂质而成为现代性的阻碍。尽管康德对“理性”进行了强有力的筛除，然而当理性以“理性主义”的面貌显现并与一种专业分工、价值中立的组织模式结合之后，这种追求理性的组织变成了改变世界的“科层制”，而现代性也与技治主义(technocracy)、发展、进步等概念画上了等号。(20)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4页。对理性主义的这种理解使得现代性在时空关系中凸显出来的是时间，空间问题则被刻意忽略了。这主要是由于空间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而言是一种非关键要素，与农业社会的作物种植和种子交换高度依赖纬度不同，工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理纬度对生产的限制。于是，一种国家开启现代化的“白板论”(Blank Slate)横空出世——该理论认为，世界各个地区的国家在面对发展问题时，其实质并无差别，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贫穷落后、经济停滞等问题，就应擦除现有的制度并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重新勾画发展蓝图，依循西方给定的模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遭遇困难，这些国家就应当接受西方的援助(援助不是无偿的，后面往往还有大量的附加条件)。西方国家承诺，只要按照这个方案去做，任何国家都能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白板论”从根本上反对“地理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技术专家认为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并不重要，他们笃信每个贫困社会都具有无穷的可塑性，可以尽情地运用发展专家的技术解决方案。(21)威廉·伊斯特利：《威权政治》，冯宇、邓敏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2-13页。同时，技术专家们也刻意忽略了文化、历史等诸多关键要素，他们对加强或改善现有机制兴趣索然，而对“彻底摧毁并重塑”充满了激情，并坚持认为只要挥舞科学技术这支理性的“画笔”，就能在历史的“白板”上任意勾画。理性主义就在这种异化中坍缩成了技术理性，那些将技术理性置于中心地位的社会，其发展过程就是社会生活不断狭隘化和平庸化的过程。(22)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7页。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正是人类对于技术理性的盲目崇拜，才将现代性与大屠杀联系了起来。

在福山看来，充分的国家建构是现代性阶梯上首先需要迈上的一级，后全能主义社会面临的重要改革任务便是构建一个有限但有效的国家体制。与福山同样师从亨廷顿的米格代尔虽然也赞成建构一个有限国家的观点，但他认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应该强调国家实践对集体意识提出的要求，主要指的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性要求。(13)乔尔·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8页。与前两位学者不同，吉登斯把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视为现代性对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要求，即要求国家建构起一个私人占有资本、无产者受雇劳动的商品生产体系，这个体系的特征是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主要是机械)的利用以及它本质上的扩张性，随着资本从民族国家体系扩张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种由西方塑造的国际劳动分工即宣告诞生。(14)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4-6、61-67页。从西方现代性内涵的发展演变来看，现代性的确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给出了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囊括了吉登斯、福山、米格代尔等学者的核心观点，包括以民族主义塑造民族国家的基本体系，以扩大资本和税收为目的发展工业生产的经济模式，借助代议制和多数原则建立起票决民主，以及运用认同政治处理地方化与全球化矛盾。可以说，现代性对国家的角色、职能与义务都给出了一个基于西方的建构模板，以该模板改造世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传递了一套西方式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将发展中国家牢牢锁定在了世界权力体系和资本经济的“边缘区域”，杜绝了发展中国家赶超西方的可能。因此，现代性只会不断强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依赖，并迫使他们承担西方世界转移过来的各种风险。

“控人数”即参与培训的教师人数总体控制在10人以内，这样做的目的是力求保证质量，在招收培训教师的人选上则注重挑选中职、中技、高职教师高低搭配，同时也注重专业主任和骨干教师按照一定比例搭配，这样一方面便于我们了解各类级别不同院校的教学现状和教学需求，另一方面也方便参与科研合作的教师开展不同层次的交流。

西方国家给出的现代化方案，是根据前述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和自由民主为内核的“现代性”演化出来的。现代性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被建构成了一套有效的规范体系，它回应的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也成为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路径。但是，解药过期之后就变成了毒药，或者，一种疾病的解药是另一种疾病的毒药。现代性之于中国，无疑就是这样一种过期了且不对症的“毒药”。新中国建立70余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世界上存在一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路径，帮助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空。应当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之治”命名的这种国家现代化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再现代化，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和把握，而认识、把握的最终目的在于改造。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文世界所有关于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探讨和解构，都是为了将现代性改造为适用于中国的新版本，进而通过帮助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秉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原则，最终完成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26)刘京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看本土话语体系建构》，《求是学刊》2019年第5期。

在启蒙运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人类文明确实曾挥舞现代性大旗高歌猛进，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刚刚冲破重重枷锁的时代，现代性恢复了人们失去已久的好奇心和勇气，通过理性原则和实验方法的大量使用，探究并且效法自然，“这种效法不是抱着学生般的被动态度，而是像法官那样强迫证人回答人类设定的问题。”(18)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页。但是，现代性的光芒遮蔽了它本是专属于西方世界的概念这个事实。所谓专属西方，并非只有西方的才是现代的，而是现代性这一概念最初指称和反思的仅仅是西方文明的价值、意义以及存在方式。一旦现代性不再仅作为一种认识自身的工具，而是被异化为一种规定他者的工具时，现代性也就开启了一条毒化国家之路。而且，这种毒化是无差别的，它不仅仅针对模仿美国的一众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会针对美国自身。

二、现代性对国家的毒化

通过表2对比显示，双氧水脱硫在脱硫效率、项目投资上与氨法脱硫和半干法脱硫相当，双氧水法脱硫并制备硫酸铝的工艺在副产品价格、预防二次污染、设备维护上具有一定优势，特别在资源综合利用上可以处理电解铝生产过程产生的危险废物铝灰，变废为宝，生产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硫酸铝。

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被美国用来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时期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由孤立主义走向普世主义的转型期，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将它主导的现代性话语体系推广至全世界。但是，孤峰式的成功往往无法复制，美国在世界各地推销的现代性内含一种“国家”与“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它一方面试图强化“主权”概念，将民族国家打造为以竞争为目的的平等成员，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强调“区域”或“全球”来淡化国家主权，从而塑造一种可以维护全球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的超国家或跨国组织。这种内在紧张令美国推行的现代性频繁受阻，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20世纪末开始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19)Sounman Hong , Sun Hyoung Kim，“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Twitter: Implications for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Digital Government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No.5， 2016, pp.777-782.——民主党与共和党意识形态距离不断拉大，出现分歧的范围越来越广，两党进入了高强度的对立分化状态。最终，在政治极化、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多重威胁下，美国在进入21世纪后“普世主义”严重受挫，国内社会出现了贫富悬殊、精英分裂、阶层固化、意识形态对立和文化撕裂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从智库到两党内部均洋溢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这也预示着美国将由“普世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它所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也会由全球渐渐收缩至一个更合理的区域内。在今天回望过去的20余年，已经可以清晰地辨识出美国将“现代性”从一种哲学工具变为巩固自身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正是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对民族国家进行毒化的肇始。

第二种异化是进步主义中关于“进步”的含义被不断扭曲，渐渐由“社会权利的增长”变成了“福利的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如帕累托效率的概念所示，人们普遍认为社会进步中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是一致的，只有公平的分配才能支撑持续的增长，而公共福利就是促进分配公平的最佳制度。但是在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增长与公平之间制造出矛盾，从此，经济增长的维持被认为取决于能否不断降低成本。于是，社会权利被转化为社会成本，这是进步主义异化的肇始。表面上看，社会权利的增长产生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都需要创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去除价格门槛的共享空间，这个空间中的公共产品价格必然要低于市场化的价格，有时还需要免费供给。然而，国家提供这些福利的成本是由政府通过税收来承担的，而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征税，所以最初的福利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都是最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原本进步主义主张提高福利、降低贫富分化，福利国家也是由进步的劳动者通过社会斗争挣得的，所有公民都可以要求国家为其福利需求的满足创造条件。但福利像一种“社会致瘾品”，一旦使用就很难摆脱，只能靠增大剂量才能获得持续的兴奋，减少剂量会导致极大的痛苦。所以资本主义深知自己既难以与福利国家共存，又不能与其彻底脱钩的现实，于是便利用更隐蔽的政商结合和更复杂的契约机制，将福利国家“非商品化”的那些公共产品再次连同劳动一起商品化了，最终令进步主义主张遭遇全面的失败。从现实来看，70年代以后的西方政党对资本的许诺远多于一般选民，主要的许诺就是要削弱福利国家，增加劳动灵活性，从而降低劳动者对资本的谈判筹码。进入80年代之后，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福利国家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沉重的福利“包袱”降低了国家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经济动荡或者大量难民的涌入都会对福利系统造成严重冲击。此外，福利国家还会引发“剧场效应”，一国水平的提升将导致周边国家不得不被动跟进，福利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以工农为主的无产阶级丧失社会变革的功能，最终结果就是福利增长不但未能带来社会权利增长，反而成为进步主义的最大阻力。

市政府于2010年年底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郊区集约化供水的实施意见》，将郊区集约化供水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和重大工程重点推进。截至2013年11月底，上海市陆域部分的集约化供水工作已完成，共关闭郊区中小型水厂150座,取消内河取水口94个，注销深井取水许可证161个，达到了集中保护水源、优化水厂布局、压缩地下水开采量、提高供水水质和管理服务水平、改善郊区发展环境等预期效应，受到广大郊区市民的欢迎。

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一些“蔬菜家族”的成员，他们有的向我们招手，有的在向我们笑。看得出，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快乐。

应当说，现代性的全球扩张给多数追逐它的国家带来更多的是苦难而非福音。似乎现代性更适合作为一种阐释性的学说，而不太适合作为指导治理实践的行动理论。在现代性向哲学收敛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现代性的三大经典主张——理性主义、进步主义和自由民主，并为美国政府“杰斐逊主义”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然而，当现代性指向现实世界的政治领域时，国家这种超大型共同体无法仅凭“自由、平等、理性”这些价值观念来组织集体行动，它必须向实用主义妥协，找到实现三大主张的具体路径，这为美国政府“汉密尔顿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沃土。现代性的三大经典主张与当时世界上流行的新概念、学派或理论发生了复杂共振，使得理性主义、进步主义和自由民主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异化。

第三种异化是自由民主与党争政治结合化身“竞争性民主”，使得政党政治走向极化。如果说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通往现代性理所当然的第一步，那么民主则是现代性得陇望蜀的第二步——“人们不仅希望能够免于强制，进而还希望能够当家做主，人民不仅想要权利，而且还想要主权，不仅拒绝当奴隶，而且想成为统治者。”(23)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西方国家实现民主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将按照这条逻辑线来展开的：启蒙将人从绝对主义国家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自由的人被赋予了平等权利，而要实现这种自由平等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是西方国家给出的既保障公民权利又兼顾社会多元主义的方案，但在“票决”之外缺乏有效的消弭多元文化之间冲突的方法，信息不对称下的政治协商更容易被游说集团所操纵，民主变成了将所有公民做“同质化”处理之后的简单数字比较。于是，本应由人民做主的“民主”就成为多数压倒少数的“数目民主”和精英主义的“代议民主”，这会令民主制度难逃功利主义曾遭受的所有指责。而且票决民主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还会出现一种当公众偏好为多峰时公共决策将陷入无解困境的情况，这迫使多数的投票环节成为一个被严格设计好的政治游戏，看似凭借自由意志去投票的选民们，其实只所能做的仅仅是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否则就容易陷入“投票悖论”。在二选一的竞争中，为了凸显自身的执政理念与对方不同，政党会尽可能在各个公共领域与对手针锋相对，最终令其政策主张不断极化，而这种极化会诱使民主中激进的民粹基因开始表达。民粹主义在民主、威权、专制以及很多政教合一的政治生态中都可以生存，其最终的目标是煽动社会中的多数群体压制多元的社会结构，以一种看似合法的形式(人数占优)实现集权统治。(24)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2.作为多数的民粹主义者不会向少数族群作任何妥协，所以他们总是支持“赢者通吃”策略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这就必然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竞争性民主在令温和政党日渐式微的同时，助推了激进政党的快速崛起，后者以民主的名义党同伐异、以自由的名义捣毁社会秩序，不断腐蚀现代性的文明根基。(25)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 47, 1999,pp.2-16.这就是现代性毒化国家的整个过程，它令那些追逐现代性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政治极化、功利主义和社会民粹化倾向。

三、中国需要何种现代性？

现代性方案确实如设想般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力量，但启蒙思想家们所预言的和平、自由和繁荣的世界图景却并未出现，反而在现代性的加速中诱发了国家最坏的一面。对此，福柯的判断是现代性没有解放人，而是让人变得更容易受到支配。(15)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785.即便如此，现代方案的支持者们依旧试图为现代性重新树立一座丰碑，他们称那些所谓的现代性危机“本身并不是什么现代的东西”，而是某种返祖性的东西在现代性内部与之相对地再生——他们以纳粹主义为例，认为它只是条顿人过去的一种残余，或针对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反动的产物，或一种从根本上反现代的路德宗的狂热的后果。(16)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第15-16页。总之，他们否认现代性方案本身有什么问题，坚称导致危机的原因是其中掺杂了某些返祖性的、宗教的或其他异质的要素。不过，现代方案的拥趸们为现代性所提供的辩护远不够强力。首先，使用纳粹作为理据无疑忽略了希特勒本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上台的事实，纳粹正是利用了现代官僚制的高效分工才得以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方案，大屠杀并未因现代性建构起的“理性网”而减速，恰恰是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高效贯彻执行的。(17)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5页。其次，现代方案的支持者们试图通过指出某事物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且人类已经成功渡过了上一次与其正面遭遇的危机，以此来证成对现代性批判和反思是无意义的。然而，现代性危机并不是疫病，与它接触并不会给予幸存者任何免疫力。对于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开启现代化进程后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问题，但欧美拿出的现代性方案不是解药，而是一针毒剂。

从历史上看，“现代性”最初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之于西方相对衰落的顶峰。因而，西方人认为“现代性”概念理应在中国这片肥沃的土壤中茂盛地生长，正如之前它在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无数次经验一样。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现代性”在中国的生长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它开枝散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和相应的概念群；另一方面它根基不牢，总是无法深扎入中国的文化底层，导致这种现代观念既无法彻底淘汰传统，也无法与传统发生融合。因而，中国才会在近现代历史中出现对西方现代性接纳与拒绝的反复——先是清政府的逐级拒绝，后是“洋务运动”以及国民党执政时期“全盘西化”式的接纳与仿效，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再度拒绝，其后是改革开放前期的借鉴与调和，(27)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最后是近年来中国探寻自身话语体系时对现代性进行的拣选和批判。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复，究其原因，还是由于“现代性”源自西方之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对现代性推崇至顶点的时期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后，然而深入考察会发现，中国人并不是立刻便对西方顶礼膜拜，而是由于启蒙理性对封闭已久的社会完成了最初的祛魅，一时间人们尚未适应一个没有“超越”存在的新世界，所以暂时用“现代性”来填补空置的神坛罢了。随后一个世纪，身处社会剧变和苦难之中的中国人很难剥开西方国家复杂纷繁的经验外壳去把握“现代性”实质，所以中国人眼中的“现代性”总是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即便是在同一时期，现代性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时常变动不居，这也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性”问题的纠葛反复。

我们很难苛责中国人犹豫不决，因为就连西方人自己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也是模糊不清的。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的这种模糊特征也是西方世界有意为之，它们对外宣传自身经验时只展示其文明进步的一面(如自由与民主)，而对野蛮血腥的另一面(如殖民与掠夺)所发挥的关键支持作用缄口不言。这就令众多发展中国家在追随现代性时感到迷茫，明明已经按照现代性的要求改造了自身，却始终无法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以西方的“启蒙”为例，启蒙始终与现代性密不可分，但这个最初用于幼儿教育的概念，在西方世界也一直是一个形式特点各异、含义模糊又颇具争议的词。启蒙最初在欧洲各国是与资本主义一同螺旋演进的，所以欧洲的现代性表现为反宗教神权的世俗化运动，同时也伴随着前期资本积累中底层劳动人民的血泪。但启蒙运动从未将物化和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剥削归纳为现代性的要素，至多是强调了自由市场和发展的进步意义。更吊诡的是，作为世俗化运动的启蒙，却在北美跟“新教”纠缠在一起，甚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结合，以至于今天美国宪法虽然严格规定政教分离，但总统仍然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总统演讲中时常出现“神佑美利坚”(God Bless America)这样的宗教性话语，一百美元纸钞上印着“我们崇信上帝”(In God We Trust)。与欧洲和北美不同，“启蒙”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那里被神话为一种确定的、占据道德和知识双重制高点的金科玉律，他们完全忽视了启蒙所带有的集权主义性质，(28)马克思·霍克海默、特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将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重任寄望于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生搬硬套，自然就会频繁出现理论与现实无法对接的问题，引发西学的“水土不服”。

很多杰出的西方汉学家也发现了中国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验的问题。比如，白鲁恂(Lucian Pye)就曾将中国定义为“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正是由于他观察到了中国的独特性，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概念才能指称它。在中国的现代性中，“传统”与“现代”从不是清晰二分的，更不是全然对立的。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系统依然能够从传统中提炼出许多智慧，比如，“礼”的作用。传统中国对社会和谐的想象称“无讼”，而对政治清平的想象则称“无为”，即所有人都服膺于“礼治”规则，注重修身、克己，而皇权借助发达的文官系统和礼法规则向基层社会授予自治权力，(29)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2-103页。实现以统治者的“无为”为表象的“大治”。“礼”在西方社会的主要功能是社交润滑，而在中国传统中，“礼”具有更广泛的政治功能，它形成了一套由制度、伦理、礼仪和信仰交织而成的、整体上呈差序格局的规则网络。事实上，“礼”不仅对不同阶层的人提出了不同的义务和行为准则，就连帝王本人都要以“天子”的名义服从于“天”。(30)Mingming Wang，“All under heaven (Tianxia): Cosm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tical Ontologies in Pre-Modern China，”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Vol.2, No.1, 2012,pp.337-383.所以，“礼”在传统中国具有一种笼罩四野的弥散性，礼治规则下的“他者”并不严格地与自我分割开来，而是与自我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31)杜赞奇：《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黄彦杰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2页。——这也是李光耀提出所谓“亚洲价值观”的思想来源之一。不过，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冲击以及改革开放的重建之后，现代中国政治系统对“礼”的要求已降到低位，而对“法”的要求则升至顶峰，礼治传统所建构起来的规则体系几乎被彻底荡平，残存的碎片无力支撑政治系统运行，只能从公共空间退到私人领域。将礼治所有要素彻底驱逐，无疑是对一种政治规范的浪费。

所谓“中体西用”从来只是留学西方的国人抱持的一种实现兼容并蓄的美好想象，但它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因为“现代性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危机，而是政治哲学危机——是由于从西方的政治学谱系中根本找不到中国这个独特的超大型共同体对应的位置。中国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通过革命政党的组织动员最终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与一般的西方国家迥然不同，这就产生出一种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与中国现实间的紧张。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不断挑战着现代性话语的权威，大量发展中国家也从中看到了一种“非西方的可能”，让他们意识到欧美国家由传统农牧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发展道路、历程和经验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事实上，现代化从来都不只西方化这一种可能。追逐西方现代性这条道路行不通是民国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新中国才将现代化的目标始终锁定在“以人为本”上，着力于提升全国人民的福祉而非取悦西方世界，试着探索一种符合中国实际发展逻辑的现代性——即完成由“现代性”向“中华性”的转变，完成一种对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和双重超越。(32)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领导人们始终抱有寻找中国版现代性方案和政治哲学话语的强烈愿望。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1979年邓小平首次将现代性与“小康”这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饱含浪漫诗意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大方向上，其后的领导人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发展的总纲，不断探索和补充“小康”这个中国版本的现代性意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明确了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49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可以说是为中国的现代化确立了总的时间节点和路线图。在这个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蓝图中，中国版本的“现代性”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为中国的迅速崛起提供基础动力的保障。我们认为，中国版“现代性”应该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特征：包容、继承和创新。首先，“包容”是指中国的现代性必须能够始终保持可拓展的理论韧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既能够充分借鉴吸纳西方理论，也要善于对西方的理论进行改造，令其得以与中国社会有机融合，成为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大厦的一根支柱。其次，“继承”指的是，有选择地传承儒家、礼治、大一统思想以及关系伦理中的传统政治智慧，将其中有益的思想消化吸收，纳入中国的现代性体系中。中国在历史长河中之所以能够连续不断的存在，而非如西方历史一般存在着断裂，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传统”。因此，中国的现代性是包含着传统的中华性，而非抛弃自身文明基石的西方性。最后，“创新”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开创各种可能世界的前提，只有在未来是分叉的，或者说未来世界存在多种选择的时候，我们才拥有了拣选好世界、剔除坏世界的自由。创新只能开创“可能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哲学如此关注它的原因——必然性是科学问题，偶然性是历史问题，可能性才是哲学问题。(33)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51页。当然，创新的这种对未来的把握能力是有限的，且在有限的基础上，还要受到“包容”和“继承”这两方面的制约。但同时，创新又是中国现代性的灵魂，因为中国本身是如此独特，它只能通过创新而非模仿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种创新必须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先进性来自党和人民的长期实践探索。我们相信，一种具有“包容、继承、创新”特征的现代性所孕育出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足以展现出吸纳异见、抵抗畸变的制度韧性，也能够运用传统智慧来维持超大共同体的基本秩序和文明特质，引领国家走向人民期待的“可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