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天行

内容提要：“五四”内化于危机，又在日后的危机时刻不断被阐释。周作人对“五四”性质的基本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思想革命”到“政治运动”的变化过程，这一嬗替本身与“三一八”惨案以来历史危机的影响不无关系。周作人认为“五四”酝酿于张勋复辟的危机时刻，而其在“三一八”到“清党”时期的“五四”言说，又揭示出“五四”自身的危机，从而勾勒出从“危机的‘五四’”到“‘五四’的危机”之线索。随着周作人日后的落水，其危机言说本身，亦构成了“五四”危机的一部分。

“五四”本是危机时刻的文化与政治选择①参见陈平原《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二十一世纪》2019年4月号。。它诞育于危机，又不断在后世不同的危机时刻被记忆和言说。以“三一八”惨案至“清党”时期的周作人为个案，可以管窥“五四”对话于现实危机的可能与限度。无论就狭义的学生运动还是广义的文化运动而言，周作人皆是“五四”的重要当事人，但又不属于行走在聚光灯正中央的核心人物。鲁迅去世后，陈独秀撰文回忆道：“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①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宇宙风》第52期，1937年11月21日，署名独秀。对于言说者而言，参与过“五四”现场，犹可贴近那一份历史情绪；而与聚光灯的中心略带距离，又可不必随风起舞、自我膨胀。

一 从“思想革命”到“政治运动”

考察周作人的“五四”言说，需要首先明确周氏对于“五四”的性质持有怎样的基本判断。实际上，这一判断经历了一个前后嬗变的过程。而此间变化，或与“三一八”惨案以来的一个个“危机时刻”不无内在的联系。

1919年5月4日，周作人正在日本。得知国内的情形后不久，他匆匆赶回北京，投入旋涡之中。6月3日，周作人与刘半农等人一起，自称北大代表，赴北大三院慰问被捕学生，未果；次日又赴北大二院参与教职员会议，商讨营救学生之事；陈独秀被捕后，周作人再度以北大代表名义赴警察厅探望，亦未得见。较之鲁迅这一时期的冷眼旁观，周作人的表现更像是一位青春勃发的凌厉斗士。但是，周氏一面对学生运动投以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另一面又对群众运动心存怀疑和警惕，亦鲜有历史当事人那种豪气干云的自我意识。周氏兄弟对于“五四”的低调评价，在《新青年》同人中堪称较为独特的存在。

1920年代以来，如何认识“五四”的性质，将之引导向“文化”抑或“武化”的道路，一直是知识界争讼不休的话题②譬如从“五四”的第二年起，《晨报》专门开辟“五四纪念”的特刊，刊载的文章大多力图将“五四”引向一个文化建设、学术建设的轨道；但也有不少坚持“运动”的师生对此不以为然。。在1920年代的周作人眼中，群众政治显然并非“新文化”应当“运动”的方向。于周氏而言，由“五四”所“运动”起来的“遗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于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③周作人：《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晨报副镌》1924年5月16日，署名陶然。与之对应的是，“五四”的思想启蒙远远并未完成；而“未完成”的“五四”，难逃“故鬼重来”的历史循环：“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复古与复古，这是民国的前途。”④周作人：《五四运动之功过》，《京报副刊》1925年6月29日，署名益噤。在循环论的认知框架中，周作人一再提起当下中国犹如明季的乱局；“五四”以来的“运动”者，不过是误国的东林党人①周作人：《代快邮》，《语丝》第39期，1925年8月10日，署名凯明。。

基于对“运动”的忧惧和对思想启蒙的关注，前期周作人对于“五四”的基本界定和期待，主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着眼。值得注意是，周作人进入“五四”、强调“思想革命”的动因，本身就根植于“危机时刻”的体验与铭记。1917年，周作人甫自浙江来到北京，就经历了张勋复辟。在其“前五四”的记忆中，张勋复辟的阴霾挥之不去，直到晚年仍一再提起。《知堂回想录》中记述，复辟事件虽为时不长，却给知识界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刺激，此后文化上兴起的诸种运动，几乎无不与这种刺激有关。民国虽已肇造，骨子里的思想较之前清却并无根本改变；“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23～424页。复辟事件，亦是理解周作人思想中历史循环论的一个参照。在他看来，语言形式的变革固然重要，但只要人们的观念尚未启蒙，新形式仍然不能避免承载旧思想、旧伦理，因此以“思想革命”来驱走思想中的“故鬼”显得尤为紧迫。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刊出周作人的《思想革命》，提倡既要“换汤”，更须“换药”——“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面的重大问题。”③周作人：《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期，1919年3月2日，署名仲密。

虽然同在文化运动的层面上来认知“五四”，但周作人与胡适等人的态度却并不一致。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念兹在兹，从而认定1919年发生的学潮“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④胡适英文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对周作人而言，即使不谈文化运动的“转变”，对于其自身内在的评价亦颇为悲观。思想革命的顿挫，“故鬼”的不断重来，使得中国的“文艺复兴”难以真正展开。譬如1927年张作霖改组北大前后，周作人在致江绍原的信件中大发牢骚，斥责发端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实无功罪可说，而有人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殊属过奖，试观我中华之学问艺术界何处有一丝想破起讲之意乎？”①张挺、江小蕙笺注：《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1940年代，周作人在《文艺复兴之梦》一文中语气稍有缓和，但依然延续了这一观点：“中国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有了做起讲之意，却是并不做得完篇，其原因便是这运动偏于局部，只有若干文人出来嚷嚷，别的各方面没有什么动静，完全是孤立偏枯的状态，即使不转入政治或社会运动方面去，也是难得希望充分发达成功的。”②周作人：《文艺复兴之梦》，《求是月刊》第1卷第3号，1944年5月15日，署名知堂。

这里“只有若干文人出来嚷嚷”和“即使不转入政治或社会运动方面去”的表述，暗示了周作人后期“五四观”转向的痕迹：1940年代的周作人，更看中“五四”作为“政治运动”的意义，而不再将之仅仅视作知识分子的“思想革命”。此前的研究者谈及周作人对于“五四”性质的判断，多注重其1940年代后期强调政治层面的观点，但很少将其前后观念的嬗变放在一起进行历时的考察③例如舒芜在《重在思想革命——周作人论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见《舒芜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中判断，周作人将“五四”的基本性质界定为“政治运动”；而在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二者之间，周作人更注重思想革命。这样划分为不同层面的判断固然可以成立，但也多少忽视了周作人前后思想历时性的变化，未将周作人的语境充分历史化。。这种历时变化之间的“症候”，才是值得关注的所在。

194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行将溃败，因汉奸罪被羁押于南京老虎桥的周作人得以保释出狱。同月，他撰写《北平的事情》一文，以主客二人设为问答的形式，从时下北平围城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回溯到“五四”“三一八”以来北京（北平）知识分子的道路。周作人在文中表达了与1920年代不尽相同的对“五四”之理解，并连带批评胡适的“五四”观——后者刚刚乘坐国民政府的专机，从围城中的北平“仓皇辞庙”：

虽然五四的老祖宗之一，那即是胡适之博士，力说五四的精神是文学革命，不幸转化而成为政治运动，但由我们旁观者看去，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若是没有这回政治性的学生对政府之抗争，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无论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大结果，日久，或者就将被大家淡忘了也说不定。这因有了那一次轰动全国的事件，引动了全国的视听，及至事件着落之后，引起了的热情转变成为新文化运动，照理来讲该是文学革命加上思想革命的成分，然而热闹了几年，折扣下来，所谓新文化也只剩了语体文一种，这总可以说根基已固，通行很广的了。①周作人：《北平的事情》，《子曰丛刊》第6辑，1949年4月1日，署名王寿遐。

周作人1940年代末对于“政治运动”的强调，需要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理解。首先，这是鼎革之际周作人面向新政权、新话语体系的调整性发言。作为1930年代曾对左翼持批评态度、1940年代又因附逆而入狱的新文化人，周作人通过对“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道路的重新叙述与评价，达成了与鼎革现实的想象性和解。其次，此时周作人正处在落水附逆所造成的政治困窘之中，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治行为作出某些隐曲的申述。强调“五四”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面，与其出任伪职后所倡导的“道义之事功化”②1940年代的周作人主张，“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见《我的杂学·二十》，《古今》第55期，1944年9月16日，署名知堂。，大抵可在同一条思想线索上进行理解。

更为内在的理路则是，周作人对于“五四”的态度变化，或又与192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个又一个“危机时刻”的刺激与反思不无关系。如周作人的自陈，张勋复辟的“危机时刻”，刺激他加入新文化阵营从事“思想革命”；那么，未尝不可理解为：192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个又一个“危机时刻”，构成刺激他转变“五四”观念的因素之一。现实危机的碰撞下，“思想革命”显示出其内在的限度甚至无力感，周作人随之看到“政治运动”的现实及物性。就在周氏将“五四”界定为“政治运动”的同篇文章中，作者花了大量篇幅阐述“五四”之后的“三一八”惨案，并将之与“五四”相提并论：

……更有关系的乃是三一八事件，这是一个空前惨案，是为援助北伐而与北洋派发生的冲突，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北伐成功以后却不大有人提起，所以我觉得现在应当特别说明一声，它的重要是绝不在于五四之下的。③周作人：《北平的事情》，《子曰丛刊》第6辑，1949年4月1日，署名王寿遐。

二 “五四饭”与“三一八饭”

数十年过去，血案发生后的情形犹在周作人的目前：“三月十八差不多已是春分时节了，那天夜里却下了雪，到了第二天，学校关系人员往铁狮子胡同去收尸，只见在执政府门前广场边倒了百十个男女青年裸露的死体，上边盖着雪白的一层雪。”①周作人：《北平的事情》，《子曰丛刊》第6辑，1949年4月1日，署名王寿遐。此外，在1945年3月18日的日记和日后的回忆录等多处，周作人都反复提到那一天的雪景。他分明记得，“有朋友目击这惨象的，说起三一八来便不能忘记那个雪景”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页。。

从血的屠戮中惊悸甫定，周作人不能不联想起“五四”——这种“死尸的沉重”③鲁迅：《“死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页。，是“五四”时代所不曾经验过的。“三一八”百日那天，周作人撰文将其放在五四运动受挫的历史脉络中进行阐释，于“解放”与“反动”的往复间给予历史定位，并明确表达“永远铭记三一八”的警醒：

据我想来，这绝不是普通的事件，实含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的纪念的。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起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迫压反动的开始。我并不是自诩先知，预备到市场去挂牌卖卜，这三四年来我天天在怕将有复古运动之发生，现在他真来了，三月十八日是他上任的日期。对于这种事情不大喜欢的人应当记取这个日子，永远放在心上，像母鸡抱蛋一般，一心守候他的孵化。④周作人：《六月二十八日》，《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7月1日，署名岂明。

周作人一直没有忘记⑤直到生命的暮年，1966年3月18日，八旬的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一笔：“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亦已寥若晨星矣。” 见周吉宜整理《周作人1966年日记》，《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按：整理稿原文为“倏忽已是三十年”，当系整理者或周作人本人笔误。——青年之血的现实刺激，较之张勋复辟，恐怕犹有过之。周氏的历史循环论中久久无法忘怀明季的暴虐，亦无非系乎现实的感受。二十多年后，系狱中的周作人忆及北大旧事，挟“后见之明”重提“三一八”，再次深化了这一勾连起“五四”与“三一八”的论述，并感喟世人的遗忘。他将中国知识阶级斗争的兴衰史比作一座小山，“五四”与“三一八”是这山上最重要的两个点——前者是上坡的顶点，后者是下坡的拐点。对于“五四”而言，一面是成功之速，另一面却是好景不长；而“三一八”所代表的当局“反攻的开始”，“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①周作人：《红楼内外之二·五四与三一八》，《子曰丛刊》第5辑，1948年12月31日，署名王寿遐。。

周作人在惨案百日时将“三一八”纳入“五四”以来历史的顿挫中来理解，大抵能够折射出时人的普遍感受。经历过世变的北大学生回忆，“这惨案结束了北京知识青年的一个特有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在那个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一天’的夜里，北京青年人的悲愤是无法形容的，而在我们大学的宿舍里，最容易听到的感慨是‘百无一用是书生’”②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五四运动的成功，难免使一部分当事人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与历史意识，从而缺乏必要的自省和警惕。“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行走在历史聚光灯的中央，倘以之为“常”，则容易看不清自己的真正位置和作用。因此“三一八”给时人造成的巨大的惊悸感，也就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历史不可能永远活在“青春期”，当局与民众以及知识界之间的关系也处在动态的博弈之中。倘若“五四”式的“历史青春期”的自我感觉在多年之后仍不加节制与反省，结局很可能是悲剧性的。

周作人在将“三一八”纳入“五四”受挫的历史脉络后，强调将这个日子“永远放在心上”，却又发现世间是如此健忘——被动或主动，忘却那“死尸的沉重”。世人反复言说并引为文化资本的往往是“五四”这样的“高光时刻”，执政府门前的喋血似乎并未得到足够的正视和反思。结果一如鲁迅所说：“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③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当“淡淡的血痕”暂时被抹去后，自“三一八”肇其开端，血的屠戮成为一次又一次“轮回的游戏”——就这一点而言，周作人当时所预言的“迫压反动的开始”，大抵不差：奉军对李大钊、邵飘萍等知识分子的杀戮，国民革命途中的“清党”，1940年代昆明的“一二·一”血案……

在鼎革之际的《北平的事情》中，周作人再次提及世人对“三一八”的健忘，知识阶级不曾“好好地领受这痛苦的教训”。他批评身涉“五四”之后一部分“吃五四饭”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的新潮里能打一个滚，出来还是一个穿西装的士大夫，为有钱有势的作帮闲。……五四运动的角色，到了成为社会贤达的时候，一样的会把青年当猪崽卖”。而与“五四饭”相对举的，是“三一八饭”。作为《新青年》同人中的“客卿”，周作人虽毕生维护五四新文化，却素来不以“吃五四饭”自居。在他的叙述中，“吃五四饭”意味着“五四”沦为某种敲门砖，进而丧失对现实作出反应的能动性。周氏不无沉痛地提及世间并无“吃三一八饭”的人，不仅因为“遗忘”，更因为亲历执政府门前的人“都给排枪打死了”①周作人：《北平的事情》，《子曰丛刊》第6辑，1949年4月1日，署名王寿遐。。三月十八日的血，作为“五四”的对应物，一直沉甸甸地压在周作人心头。

此处涉及的“五四”后知识分子道路分化的问题，在“三一八”当时已内在于周作人的体验。“五四”落潮后，知识界的分化本是正常现象，譬如周氏兄弟与陈源等人的论战，除了观念、立场、性情的分歧外，也未尝没有乡谊、院系、教育背景乃至党派等多重纠葛下争夺“五四”文化资本的意味②关于这场纠葛，可参考颜浩《“某籍某系”和“东吉祥诸君子”——〈语丝〉和〈现代评论〉中的北大教授集团》，《东方文化》2002年第3期。。然而在“三一八”的具体语境中，此种分化于周作人眼中产生别样的解读：

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有了一部分“知识阶级”做段章的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了，——现在还不开枪等候何时！③周作人：《恕府卫》，《京报副刊》1926年4月2日，署名岂明。

在周作人眼中，为当局帮闲的知识阶级，比执政府门前开枪的警卫更令人深恶痛绝。“五四”时代的学潮更为汹涌，当局不敢轻举妄动是由于舆论所不许，“三一八”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发声方式则为当局的开枪提供了可能。《现代评论》与段政府的关系，其实被论战中的周作人刻意简化了。周氏对陈源等人的此番抨击，也不无“深文周纳”的意味。但此间揭示出的基本线索大抵不差：新文化知识分子由“五四”时期“一致反抗政府”，至此前后因立场分化而与当局或其他政治势力构成复杂的关系。《现代评论》同人虽号称“独立”，但于对手看来，这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不啻虚妄①参考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113～116页。。

“五四”时代的“众声喧哗”得以维系和推进，某种程度上依托于同人之间反抗旧传统的“态度同一性”②参见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收于氏著《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但随着知识界声势的壮大、文化资本的不断积累，乃至知识分子个人境遇、地位的改变，这种反抗式的态度同一性逐渐消解——这也是“共识”瓦解的过程，内在的分裂浮出地表。到了“三一八”时代，知识者不同的位置、立场也就决定了对现实发言的分歧③关于“三一八”之后知识界的分化，钱理群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中有专门的梳理。这篇论文见香港刊物《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署名吴言。钱氏的论述气盛言宜，但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以周氏兄弟之是非为是非”的倾向，多少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

惨案发生后，陈源一面批评当局的暴行，一面又暗示运动中群众领袖的罪责④见陈源《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署名西滢。，引起轩然大波，周作人当即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陈源并展开论战⑤譬如《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论并非文人相轻》《恕陈源》《论并非睚眦之仇》等，皆刊于《语丝》。。一方面，周氏揭示出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当局关系的暧昧之处；另一方面，他也选择性忽视了“三一八”群众运动背后，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历史语境下“运动学生”的因素，从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三一八”之后，周氏兄弟与陈源等人的论战，不只是新文化知识分子间观点的交锋，也不只是北大法日派教授与英美派教授的斗法，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党派政治影响的因素⑥可参看邱焕星《鲁迅与三·一八惨案》，《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2期；《国民革命视野中的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争》，《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2期。。换言之，周作人为之辩护者，也并非于责任丝毫无干——他在对“三一八”和“五四”的言说中，其实已揭示出自家在一个裂变时代精神结构的不同面相。

裂变并未弥合，而危机仍在延续。

三 从“危机的‘五四’”到“‘五四’的危机”

③周作人：《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语丝》第102期，1926年10月23日，署名岂明。月18日的血在世人的遗忘中渐渐淡漠。1928年初，周作人偶然翻检出燕京大学魏士毅纪念碑的照片，这样写下一笔：“‘三一八’的死者终于是白死了。”①周作人：《“三一八”的死者》，《语丝》第4卷第5期，1928年1月14日，署名作人。——此时，距离国民革命途中的“清党”，过去不满一年。

从女师大风潮到“三一八”惨案前后的一系列争讼，或许只是“五四”后知识分子分化的一个初步阶段。北洋政府尚为一个意识形态中空的弱势政权，大革命旋即兴起，国民党不久开始推行党化政治，知识界又陷入更为深刻的分化。

周作人对此似乎有所觉察。1927年4月9日，《语丝》的“闲话拾遗”栏目刊出他的短文《命运》②值得注意的时间点是，这篇文章写于1927年4月4日，发表于4月9日，而这中间的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苏联大使馆被捕，月底就义。北方的“讨赤”与南方的“清党”，几乎同时。。周作人在报章上看到“国民党内讧的新闻”，重提自己的“历史循环论”：“我们不必说明对于所谓左右派是什么意见，但总之觉得‘太平天国’的影戏似乎在演起头了。”三天之后，在“革命”的内部，又一场血腥的屠戮呼啸而来。

基于“五四”的新文化立场，周作人时刻警惕于北方“以维持礼教为业的名流与军阀”③周作人：《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语丝》第102期，1926年10月23日，署名岂明。复古逆施，却又发现南方革命政府亦在大学暗中取缔白话。于是，他选择对南北双方的当局“左右开弓”，以半文言的反讽方式揭示南北当局“内在同一”、南方甚至犹有甚之：“吾尝叹北方诸事落后，即复古反动亦不澈底，将来讨赤禁白之大业恐须成于南方青年同志之手：不幸而吾言中。”④周作人：《南北之礼教运动》，《语丝》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署名岂明。周作人以新文化立场对于南方国民党复古活动的讽刺，不难让人想起稍后胡适谈论“人权”时，对于国民党当局逆“五四”新文化潮流而动的批评。但二者又不尽相同：胡适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归结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⑤参见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7～588页。；周作人则因“清党”事件，将批评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五四”时代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其中也包括胡适本人①胡适1927年归国后，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还不能算是文明国”。周作人在1927年7月16日的《语丝》上刊文《人力车与斩决》，批评胡适避重就轻，对血腥的屠戮视若无睹。实际上，胡适当时已对国民党“清党”持支持态度，见其1927年5月17日致韦莲司（E. C. Williams）的英文书信，《胡适全集》第4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早在1926年，曾因“科玄之争”而在新文化界影响甚大的丁文江就任孙传芳手下的淞沪督办。周作人痛斥其“转变”与“堕落”，顺势感慨曾经的新文化老将们多不再坚守立场，“唯吴稚晖先生始终如一，有老而益壮之概，可以佩服，至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才三千有馀日，回转变化如猫眼睛者已久不乏人，则诚如‘孤桐先生’所说之‘每况愈下’矣”②周作人：《丁文江的罪》，《语丝》第106期，1926年11月20日，署名岂明。。

及至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南方“护党救国”、倡议清党，周作人意识到自己不久前对于吴稚晖的褒扬亦付诸虚妄。他遂将吴、蔡称作张作霖当局的“功臣”，并激愤地声称“国民党多年的北伐计划至此完全停顿，这个责任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应在吴蔡诸元老身上”③周作人：《功臣》，《语丝》第153期，1927年10月15日，署名子荣。。就身份而言，吴、蔡等人不仅是国民党的元老，亦是曾经“五四”新文化的元老。于是，周作人又从“五四”新文化的老师辈身上发现“故鬼”：“吴稚晖是十足老中国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于此足见遗传之可怕，而中国与文明之距离也还不知有若干万里。”④周作人：《偶感之四》，《语丝》第149期，1927年9月17日，署名岂明。此间不难看出从“三一八”到“清党”，知识分子分化的加深：“三一八”时，部分知识分子与当局关系暧昧，主观或客观上助之开脱罪名；到了“清党”之际，某些“五四”的“导师”加入了屠戮之前的倡议，对屠戮的发生直接负有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从“三一八”到“清党”的历史危机，也正是“五四”自身的内在危机。“五四”本酝酿于张勋复辟等危机时刻，经分化与裂变，演化出自身的危机，又与后来种种外在历史危机相纠葛。以“五四”为轴心，向前溯至周作人所叙述的张勋复辟，向后追至“三一八”和“清党”，系列事件构成一个链条：从“危机的‘五四’”到“‘五四’的危机”。

周作人从“危机的‘五四’”走来，正视并永远铭记淋漓的鲜血，揭橥“‘五四’的危机”。他在危机时刻对“五四”的反思给后人留下警醒，但他没有言及的是：在国土沦丧的新的危机之际，周氏本人的落水附逆，是否也构成了“‘五四’的危机”的进一步延续①高远东认为，“周作人出任伪职，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耻和痛，也揭示和牵扯着新旧文化、新旧道德、现代和传统社会转型、国民和个人伦理建设的诸多内容”。见氏著《汉奸如何裁判——从周作人初任伪职的时间说起》，《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0期。？危机言说在周作人这里，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

由是观之，“五四”则无往不在“危机”之中。本雅明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时时刻刻其实都是“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本雅明笔下的那个“新天使”，忧惧于未来“进步的神话”，面朝过去凝视着灾难堆积起的尸骸，却被风暴吹向前去②参见［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9～270页。。——这就如同周作人的危机言说，正视并铭记危机，然而自身又被纳入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