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萍萍，潘忠伟

(四川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成都 610011)

孔子据鲁史作《春秋》，自隐公始，至西狩获麟为止。对于“西狩获麟”一事，《春秋》经文记载仅九字：“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1]1673鲁哀公春季西巡，猎获了神兽麒麟，由于麒麟自先秦就被尊为灵物，加之历代学者对此事不断渲染与解读，“西狩获麟”成为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论题。

迄今为止，学术界治《春秋》者众多，对“西狩获麟”之说也有不少解读，综观近年来研究成果，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春秋》三传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角度去研究，例如黄开国著作《公羊学发展史》[2]，其第六章以“孔子为汉制法”为节标题和角度，对“获麟”一事进行解读。卢鸣东《朝鲜时期〈春秋〉“西狩获麟”的经义诠释——汉代公羊学说中“新王”形象的塑造、消解和移用》[3]、许超杰与李翠的《〈穀梁〉“西狩获麟”义解》[4],以及宋洋《〈左传〉“西狩获麟”相关典故语词探析》[5]等论文，也分别从《公羊》《榖梁》《左传》三传立场探讨，从不同的传文体系脉络出发，将“获麟”这一命题的阐释与相应的三传立场加以系统结合；另一方面则是以纵向的研究比对为切入口，在两汉时期，《春秋》三传学术影响的兴起衰落有一个大体的呈递关系，三传对于“获麟”的解读当然是以一定的历史先后次序展开的，把这个命题放到历史的视野中去展开，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学者通过经学的诠释如何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潮的变化。例如唐元《“西狩获麟”：〈春秋〉三传的解经体式与视野》[6], 王洪军《“西狩获麟”的三重叙事及其思想建构》[7]等论文，均是如此。其中唐元一文以《公羊》为主，以三传解经文体差异为切入点，采用的是基于经学文本差异的解释学路径；王洪军一文则以“麟”为何物进行展开，主体部分主要分析“获麟”与王权政治思想之关联，对三传之间的解经差异与关系探讨较少，其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哲学与政治话语的互动建构及其内涵生成过程的剖析。

上述成果均构成了本文得以深入探讨“西狩获麟”的学术基础，同时，这些成果也间接表明：若要全面了解“获麟”的学术意义，还须“还原”和“重建”这一命题在解释学维度下的动态演变过程。这是因为这一命题的解释史，可视为是《春秋》三传针对同一事件阐释有所异同的某种典型。毕竟，《春秋》经文止笔于“西狩获麟”，这点就极富象征意义；而三传对它的解读又各有取舍和侧重点，这点更是极有解释学的范本价值。若是从三传共同的主题进行探讨，并结合三传之间异同比较的解释学研究，更可从侧面反映出汉晋时期学术思潮的具体演变指向，从而实现对《春秋》终于“获麟”一事的解惑和发微。

在具体分析三传对“获麟”的阐释和解读取向的异同之前，须先明了“获麟”与《春秋》之“止”乃是汉代学术界默认的共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以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8]365至于史记所记的《春秋》为何绝笔于此，司马迁未给予解释，从而引发历代学者议论纷纭，并往往将作为祥瑞的“麟”与春秋微言大义有机地融合一起。

这些议论和解读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获麟”的不同关注点体现出他们对于政治和现实的不同触点和落脚点。若是着眼于全局，“获麟”之事出现于《春秋》经和《公羊传》中，经文、传文叙述简洁明了，而公羊学家对此的解释却趋于繁复，并发挥出四重新义。《榖梁》和《左传》的解释在后，呈现出多义性和歧义性。从《公羊》到《榖梁》并最终到《左传》，解释之深浅、解读角度之变化或趋多样，但总体呈现出由简入繁、再化繁为简的基本趋势。

一、《公羊》学者所阐释的“获麟”之义

汉代公羊学多记灾异，又以天象异事去附会政治人事。对于“获麟”这一异象，春秋公羊家自然会极力发挥。通观整个公羊学和两汉谶纬学说，孔子“西狩获麟”至少有四层深意：一是孔子改制受命之符，二是周亡之征，三是汉受命之瑞，四是孔子将殁之兆。

关于“获麟”为孔子改制受命之符，主要为董仲舒所发挥。董仲舒是西汉前期治《春秋》公羊学的名家，对于“获麟”一事，他在《春秋繁露·符瑞》中解为：“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9]1157也就是说，符应受命于天，必不是人力能致。又说：“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9]157这里董仲舒将“获麟”解释为受命之符，既已受命，《春秋》也就具有了“新王”的身份，成为孔子的改制之书。作为春秋公羊学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的 “改制”说，由此基本定型。

在汉代公羊学家的心目中，“西狩获麟”后孔子感天之命而作《春秋》这一改制之书。《春秋》以新王端正名号，改周制，显示出“大一统”精神，孔子也被冠以“素王”之名，周、宋(商宋)、鲁由此构成新三统。由此可见，“获麟说”是整个《春秋》改制说、通三统说得以成立的神迹和前提，“获麟说”也构成了董仲舒春秋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董仲舒将“获麟”神化的思路，在汉代纬书系统中，获得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发挥。由此而出现了“获麟”的第二层解读，即周亡之征。《春秋纬·演孔图》曰：“《经》十有四年，西狩获麟，赤受命，苍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10]579《春秋纬·演孔图》曰：“苍之灭也，麟不荣也。麟，木精也。”[10]586麟为木精，木色苍，这是姬姓周王朝的象征，现在采薪者获麟，并且麟被打死，也就意味着周王朝的灭亡，采薪的是庶人，预示着庶人将起而代周，这就是“苍失权，周灭火起”[10]579。不止于《春秋》系统的纬书，类似的发挥还见于《尚书纬》。《尚书·中候》曰：“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10]451麟死对于周朝来说是灾异之象，另一方面麟出对于代表着火德(赤帝)的汉王朝又是祥瑞之兆，具有两层重大意义。

在纬书中，孔子不仅是圣人，而且被塑造成一个知古今上下、通过去未来的“神圣”。因此“西狩获麟”就是交给孔子这个重大任务的符命，孔子受命于天修《春秋》，并且预见到历史发展成败毁灭的征兆。

由“周亡之征”这层解读，自然会出现“获麟”的第三层意蕴，即汉受命之瑞，此点又以何休为典型。

《公羊传》载孔子因西狩获麟以至于“反袂拭面，涕沾袍”[11]622，何休是这样解释的：

袍，衣前襟也。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西狩获之者，从东方王于西也，东卯西金象也；言获者，兵戈文也：言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异也。又先是螽虫冬踊，彗金精扫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将有六国争强，从横相灭之败，秦项驱除，积骨流血之虐，然后刘氏乃帝，深闵民之离害甚久，故豫泣也。[11]622

何休认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已经预知二百七十余年后的刘季将代周承命，见到薪采者获麟，就预知麟为其出，王者诞生，为此他对“麟”“西狩”“获”等进行逐一解释，最后又引出“螽虫冬踊，彗金精扫旦置新之象”[11]622等异象，并总结以上都是“刘氏乃帝”的一种征兆。

何休解释麟为木精，这和公羊学者旧说一致，《异义》中公羊学者认为麟为木精，又为火候。按五行相生理论，木生火，又因麟为仁兽，所以为木精。

薪采者采薪，是谓燃木生火之意，在五行相生说之下，木生火；在五行相克说之下，火克木，因此无论是在相生还是相克，代表火德的汉取代以木为象征的周，都是这一新阐释的根本用意。表明汉以火德承周，赤帝后人将拥天下。麒麟被薪采者所获，也暗示此人绝非是一般茂林樵夫，必有大作为。

“西狩”的“西”代表从东方而王于西之象，也就是刘邦率军西行入关攻秦之意，“获”就代表着刘邦以兵得天下。接着对于种种异象出现的解释，则明确说这是“置新之象”也就是刘代周、汉受命。

除汉受命之瑞这一内涵之外，何休还对“获麟”说发挥出第四层含义，即孔子将殁之兆。《公羊传》文本中从颜渊之死、子路之死开始铺垫，孔子悲伤叹惋，何休注解为：“天生颜渊、子路，为夫子辅佐，皆死者，天将亡夫子之证。”[11]624颜渊、子路本是辅佐孔子，而这二人竟先去，所以说预示孔子将亡。对于获麟一事，何休则加了一个细节，即获“死”麟：“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故云尔。”[11]624先有颜渊子路之亡，后有麒麟仁兽之死，这几次的悲剧冲击之下，孔子继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在何休的解读之下，孔子故而悲呼：“吾道穷矣！”

《公羊传》将“获麟”解释为孔子将殁之兆实际上渊源于公羊学的通义，此点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司马迁《孔子世家》云：“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8]1562可见《史记》中也是如此说法，“获麟”使孔子悲泣，哀叹“吾道穷矣”！于是孔子因“获麟”一事而作《春秋》，也绝笔于西狩获麟，故何休只是在这个传统的解读之下进一步发挥出孔子将亡之兆。

两汉公羊学家对“获麟”说的发挥，其意蕴愈加繁复，对公羊学微言大义的奠基性作用愈益突出，对谶纬神学的附会愈加绵密，这些都表现了今文经学的解经风格和取向。

在“获麟”一事的解读中，《榖梁传》仅表达出麟“恒中国”之意，体现出其以事解经的取向，在两汉流行的神学化的解经体式中，具有一定的开拓意识。

《榖梁传》云：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获麟，故大其适也。其不言来，不外麟于中国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国也。[12]351-352

同《公羊传》一致，《榖梁传》也在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这里而止，作为《春秋》绝笔之征，榖梁学者对于公羊旧义完全加以摈斥。

《榖梁传》中解释麟为“引取之”，意即麒麟是被鲁人引诱而获得。榖梁学者范宁认为麒麟为孔子而来，既然被鲁人引而取之，其中蕴涵着“不与鲁之辞也”[12]352这一微言大义。但《榖梁传》对“获麟”的发挥仅此而已，紧接着将焦点转向“狩”“地”“来”与“有”这一春秋笔法上。《榖梁传》对“狩”的时节含义是有清晰阐明的。其对适时的狩猎活动各有专名：春季为田、夏季称苗、秋季作蒐、冬季曰狩。春季应当说为“田”，为何此处曰“狩”呢？范宁解释道：“且实狩当言冬，不当言春。”[12]352范宁此语即为此意。对于《榖梁传》不说“田”而说“狩”，是“大获麟”也。对于“大获”二字，《榖梁传》仅解读为“大其适也”，范宁对此说：“适犹如也，之也。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12]352进一步说明这不是狩猎活动。不是狩猎而说是“狩”，为了表明事情的重大只是大言之曰“狩”。

在此基础上，《榖梁传》着重发挥了“麟之来”与“麟之有”这两个引申性指向命题。之所以不说“来”与“有”，是因为麟不是外来的,是中国本有；不说有麒麟出现，是因为这在中国并不是罕见的事，麟作为祥瑞，是中国之兽，并且“恒于中国”。《春秋》常例是记异为主，既然是中国本有，不为外来之物，那么此处何以记此事呢？范宁对此又加入了自己新的解读：以为麟至为“贵中国”之意，“此所以取贵于中国”[12]352。

在中古学者心目中，孔子绝笔于“获麟”，象征着河图洛书不出、凤鸟祥瑞不应的春秋时代之终结，虽然其时礼崩乐坏，但是在他们看来，还是“虽时道丧，犹若不丧”[12]352。麒麟偶尔出现一次，却还当作常有之事，杨士勋疏解时秉承范宁之意，说：“如此为文，是所以取贵于中国，而王道颂盛，麟凤常有，此则《春秋》之意然也。”[12]353也就是在称颂中国，希望有一天王道重新盛行，麒麟、凤凰常现于世，这就是《榖梁传》中的《春秋》深意。

榖梁学者对于《公羊》旧说的摈斥，许慎《五经异义》中也有提及：

哀十四年获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许慎谨案云：议郎尹更始、待诏刘更生等议以为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今麟为周亡天下之异，则不得为瑞，以应孔子至。[13]251

许慎称尹更始、刘更生于石渠会议中提出吉凶不并，那么既然“不并”，则麟不能既为瑞兆又为灾象。这里就加入了阴阳五行的观念，虽为许慎所引，但也由此看出榖梁学者与公羊学者立场之别。

虽然《榖梁传》对于此事的解读相较其他两传篇幅最短，但是内涵却不容忽视。其呈现出与公羊学明显的差异：首先它把解释的焦点放在了“狩”“来”与“有”上，而不是事件整体。这就意味着获麟作为一个整体事件，被榖梁学者被拆解了。其次，榖梁学者重视“狩地”“狩时”等礼制方面的问题，这种重礼制的倾向显著地高于公羊学者；再次，它对于不言“来”与不言“有”的麟之义无形中做了贬低，其贬低的客观结果是无形中否定了公羊学者“记异”的解释；最后，在这些否定公羊学的基础上，榖梁学者对这个事件加以解读，也就是“贵中国”。

从《榖梁传》对“获麟”之义的解读来看，榖梁学者对于公羊学的烦琐与神秘化的获麟诠释有一个否定的立场，而他们又不能完全地将《春秋》“获麟”视为无意义的史实，还是加入了一定的解读。但无论如何，其去繁就简，去魅就实的取向是毫无疑问的。

三、《左传》学者的“去魅”阐释

《春秋左传》记载“获麟”一事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它不认为这是《春秋》绝笔之兆，而且《左传》更加偏重以史说事，去掉了对微言过多的阐发。仅仅记载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左传》云：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1]1676-1677

《左传》中“西狩获麟”后，因为时人不识，就认为不详，赐予虞人。仲尼是圣人，人们相信他识麟，故从而取之。可以看出，在《左传》中，只是记录了这么一个“获麟”事件，对于《春秋》绝笔这个问题没有提到，在此事之后依然还有经传，并不以此为结尾。那么对于《左传》来说，这条传文并没有那么特殊，显然只是客观记载。

朱熹评价《左传》时说道：“《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14]1630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作为古文经学的《左传》，长于叙事而短于义理。但事实是否如此，应另当别论。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它确实对于《春秋》旧义多有摒弃。

《左传》并非不讲义理，只是其重在历史叙事的背后去凸显微言大义。杜预在为《左传》作序时道：“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1]12这也就是说，《左传》只是要依据经文去辨明此经文之理，这义理是随义而发的。就“获麟”一事而言，所谓的义理也只是针对传文而发，这些义理并不像《公羊传》那样清晰阐释，仅是通过对史事的记载透露出其内涵，在文本中阐发出其义理。

尽管《左传》所记“获麟”一事仅有寥寥数语，但对《春秋》之义的阐释也是左氏学者应有的内在要求。《驳五经异义》中便记载了左氏学者对“获麟”的不同解读：

《公羊》说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为火候。哀十四年获麟，此汉将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说《左氏》者云：麟生于火，而游于土，中央轩辕大角之兽，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礼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来而为孔子瑞也。奉德侯陈钦说：麟西方毛虫，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

谨案：公议郎尹更始、待诏刘更生等议石渠，以为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今麟为周亡天下之异，则不得复为汉瑞，以应孔子而至。[13]450-451

在《五经异义》中，“此汉将受命之瑞”一句中无“汉将”二字，此处《驳异义》原文是据《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疏文而补。

《驳异义》中详细梳理了左氏学者对“获麟”的不同解读。文中提到的“说《左氏》者”是指汉代春秋左氏学家贾逵、服虔等人，他们认为麟来为孔子之瑞。《左传》哀十四年孔疏云：“贾逵、服虔、颖容等皆以为孔子自卫返鲁，考正礼乐，修《春秋》，约以周礼，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1]1675《异义》许慎谨按：“《礼运》云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13]452按五行的说法，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中央属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顺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所以这里有“麟生于火，而游于土”[13]450之说，《尔雅·释兽》对麟的解释是：“大麃，牛尾，一角。”[15]326也就是所谓“大角之兽”。《礼记·礼运》中引东汉服虔注“获麟”云：“麟，中央土兽，土为信。信，礼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视明礼修而麟至……”[16]703这里左氏学者的关注点已不是“麟”的象征意义，而是把“麟”物象化，使之为一个具体之物，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五行观念去解读。有了“麟”为具象这个前提条件，左氏学者又进行了争论。西汉陈钦与贾逵、服虔等的观点不同，他认为麟为西方金精，按《礼记·月令》云：“孟秋之月……其虫毛。”[16]518-519秋季在五行中属金，则麟属西方金。又认为孔子作《春秋》为立言之教，西方为兑位，兑为口，言说之意，所以西方毛虫麟至。虽说各位《左传》学者说法稍有不同，却都同意麟为孔子至。

榖梁学者尹更始、刘更生于石渠会议认为瑞灾不能共存，许慎引此，认为麟既为周亡天下之异，自然不能为汉瑞，所以应为孔子至，可见许慎这里是从《左传》说。于是皮锡瑞对此认为：“许君引尹更始、刘更生说为断，则《榖梁》亦同《左氏》说矣。”[13]454

魏晋《左传》学者杜预又对“获麟”又加入了新的内涵，他认为：

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1]1673-1674

杜预认为麟是仁兽，这与《公羊传》以及何休、郑玄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就使得麟的地位愈显重要。麟是圣王祥瑞之兆，但麟出时没有圣王，于是孔子伤周道不兴而绝笔于“获麟”之事。事实上，《左传》原文在“西狩获麟”一事之后还有史事记载，至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才终止。杜预这里所言仲尼绝笔应该是吸取了《公羊传》的说法来解《左传》，甚至认为“获麟”一事是修《春秋》之起因，感麟而作，绝笔于麟。

郑玄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前文中许慎引各家之言以及许慎自己对于“获麟”的态度，郑玄驳曰：

郑玄兼采今古文，认为麟五行属金，是从《左传》学者陈钦之说，孔子有立言之教，才使麟感而至，没有取修母致子之说与麟为中央的观点。他所言周亡与庶人受命之说，则是采取了公羊家的观点。郑玄将周道将亡与受命之瑞并列，去驳瑞灾不兼的观点，有兴就有亡，兴为瑞，亡为灾，自然不存在瑞灾不兼之说。

简言之，《左传》对于“获麟”是记事，贾逵、服虔、颍容等认为麟来为修母致子之意，许慎与范宁皆以为麟为孔子之应，郑玄则兼采了古、今文的部分说法。这些学者们多认为《春秋》作而麒麟出，《春秋》在麟之前，将《春秋》终于“麟”的观念加以淡化和遮蔽。

四、结语

三传纷争历来不断，简单来说，《公羊》《榖梁》取于义，《左传》长于事。其中《公羊》与《左传》的特点尤为鲜明，公羊学者强调阐发，汉代公羊学者的解读中就体现出其时代的特点，其中以董仲舒与何休最为突出，《春秋繁露》大谈天人感应，何休《解诂》不废灾异谶纬，把“获麟”视为王朝更替、天命所至的征兆，即“获麟”的意义在于“感麟”。这些解释反映出汉代人在用阴阳、五行等“默认”模式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解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建立起某种“不得不如此”的神秘对应关系。

左氏学者则强调减损，其对“获麟”解读虽然不少，总体还是趋简，即在阴阳五行学说上将“麟”视为物象进行发挥，即极力将“获麟”回归于“事”的层面进行解读，“获麟”的价值在于“麟”，因而更多的是对公、榖二家的“减损”，不过这种“减损”仍然是某种叙述，也仍然是某种观念的具象表达，即汉代学术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了左氏学者不可“减损”的前置性命题。

汉晋《春秋》三传学者对“获麟”一事的解读有一个总体的趋势：解经由事到多义最终回归于事本身，这是一个再次整齐大义的过程。就其整体而言，是从增魅走向去魅。《春秋》本“据乱世”而作，汉晋经学家们有感而发，针对现实乱象，他们或弘扬纲纪、希求太平王道；或冷静求索、探寻匡世之道。由于学术渊源、思想倾向等的不同，彼此解经取向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最终都回归到对现实的关怀与忧虑上。

这种历史与传说、经义与现实的复杂映射关系，在三传学者彼此辩难和争先立异的背景下，显示出经学解释的某种张力和局限：一方面，他们不敢完全摒弃三传赖以存在的核心命题和历史象征，当然就不可能忽视“获麟”这一重大论题；另一个方面，他们又绝对不能与学术的敌对者采取相近的立场，当然也就客观上刺激了经学解释模式和取向的多元化，“获麟”三传的不同解释模式，即为如此。更重要的是，虽然这种形态是具体而微的“事件型”解释模式，但毫无疑问，也是汉晋学术在经学命题取舍上的生动写照：其取或者说继承的，是阴阳五行；其舍或者说扬弃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神学叙述，经学开始步入哲学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