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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省思*

2022-11-16冯志宏

教学与研究 2022年9期
关键词:全人类和平主体

冯志宏

随着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推进,人类正在步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下,各种风险不断涌现,由此给全人类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当前,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8页。面对全球风险的威胁,人类的命运变得息息相关,这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基础。有效应对全球风险,需要全人类形成共同价值,构建风险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风险治理成本共担、成果共享。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既要有效应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同时也需直面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促进全球健康永续发展。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蕴

全球化使各国关系日益密切,人类正在成为“地球村”。共同利益诉求要求各国在共同价值指导下,组建新的共同体,以合力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问题。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义

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效用或意义,其反映客体性能与主体需求之间的关系。不同主体之间由于存在不同需求,其价值诉求各异。同时,不同主体之间在一定条件和一定范围内也存在共同需求,具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共同价值是指“主体间为满足共同的需求、实现共同的利益而达成的价值共识,是一种共识价值。”(2)汪亭友:《“共同价值”不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红旗文稿》2016年第4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共同需求,因此其必然会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共同价值。当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生化武器等对人类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需要全人类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为此,习近平在2015年9月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首先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之后,他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页。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0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其贯通个人、国家、世界三个层面,既反映了个体对生存发展环境的美好诉求和对民主自由的永续追求,也体现着世界各国在处理全球关系中的普遍共识。六大要素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其中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发展的价值前提,没有和平与发展,公平正义与民主自由就无法实现;公平与正义是全人类发展的价值条件,缺少公平与正义,和平发展与民主自由只能为少数人或者少数国家所拥有;民主与自由是全人类发展的价值目标,没有民主与自由,和平发展和公平正义就失去了目标,丧失了动力。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显著特征

一般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普遍价值共识,其是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

一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其重要的理论来源。它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也吸纳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借鉴了西方相关学术理论成果,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智慧。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了其世界历史理论,认为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人类的交往不断扩大,人类历史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发展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体、世界交往、世界历史等理论,并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吸纳了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虽然没有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专门论述,但是这种思想却在许多理论中深刻内含。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明观,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观,以民为本、民胞物与的民主观,兼济天下、天下为公的利益观,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思想资源库。再次,全人类共同价值借鉴了西方相关学术理论成果。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共同价值遵循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还是启蒙时代卢梭的《契约论》,亦或现代社会罗尔斯的《正义论》,其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了有益探索。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共同体,以追求“最高的善”为目的;卢梭的“契约论”旨在维护人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罗尔斯的正义论借助“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假设,把“正义原则”设计为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西方思想家对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问题的探讨,对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最后,全人类共同价值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智慧。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全球国家交往进行了不断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独立自主的国家对外交往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3页。,认为这是国家交往中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强调国际交往中不结盟,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从中国视野擘画世界发展,其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共同价值的思想,并对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也有其重要的实践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品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情。当前,全球格局加速变化,世界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加,各种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不断凸显。有效化解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通过共商方式,达成价值共识,齐力攻坚克难,实现治理成果共享。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国际交往进一步增多,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从全球发展大局出发,表达中国声音,倡导并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决反对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严厉打击话语霸权,为世界人民作出了新的贡献。

二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人类交往更加紧密。全球性交往既拓宽了人类的实践领域,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共同的困难和问题。为了化解这些困难和问题,不同国家提出自身的主张。中国立足自身实际,着眼全球发展,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其既具有世界性,也体现着民族性。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世界性。共同价值的形成源于共同利益诉求。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既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同时也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为了更好地实现各方利益,各交往主体必须通过一定方式,达成价值共识。如果这种利益诉求关乎全人类命运,则各实践主体更需要通过共同协商方式,制定合理价值规则,形成普遍价值共识。同时,相关价值规则的维护也离不开各国共同努力。只有世界各国齐心协力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规则,其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具有更加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民族性。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满足程度,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各异。全球交往中,不同国家由于利益不同,其在解决全球问题时的价值理念也具有差异性。尽管各国在处理全球事务中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国际交往中各国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充分吸收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价值诉求基础上,最终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各国优秀价值理念的吸收和整合,其具有典型的民族性。

三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有机体。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利益诉求不同,其所产生的价值诉求也具有明显差异性。农耕时代人类的价值诉求是一种传统、朴素的价值诉求;工业社会人类的价值诉求与现代化密切相关,是现代的价值诉求;信息社会人类的价值诉求更增加了新的内容。每一个时代所形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凝结了时代的共识,是特定时代的历史结晶,其具有典型的社会历史性特点。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诉求又具有现实性。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不是凝固不变的,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不同时期全人类共同价值都是针对特定的现实问题而产生,旨在解决特定时代的现实问题。离开现实,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成为空谈。因此,共同价值永远不是抽象物,其总是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典型的现实性。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贡献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为应对全球治理中遭遇的各种问题与困难而提出。其不但对各民族国家内部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也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与挑战提供了价值指导。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威胁全人类的问题凸显。全球性金融风险时有发生,恐怖主义行为成为常态,核威胁加剧人类危机,网络安全引起世界警觉,全球气候问题导致人类恐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为此,个别发达国家也试图寻找出路,力求解决之。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具有全球性,单靠少数国家力量根本无法解决。为此,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世界各国齐心协力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价值基础,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南。全球治理理论是世界多极化背景下人类为有效管理全球政治事务而提出的理论。全球治理中,由于各治理主体的自身特色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形成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是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治理主体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二是以国际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有限领域治理模式;三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网络治理模式。传统全球治理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各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极不平等,单边主义国际战略依然严重影响着全球治理,治理主体和目前已有的治理规则权威性受到质疑,各治理主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在重大问题上共识达成度低。为了更好地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和平、发展和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总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正确的价值指引。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状况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价值支持。和平与发展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主题。没有和平的环境,人类就无法很好地发展。公平与正义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考量标准,缺少公平与正义,人类的发展就是一种片面发展。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因此,全球治理迫切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以更好地贯彻治理理念,实现治理目标。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国际新秩序构建贡献了中国智慧。国际旧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一种国际秩序,其主要由少数大国按照发达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建立起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南北关系紧张的局面。为了有效解决国际旧秩序暴露出来的巨大弊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和为贵”思想,还是近代以来广大人民通过艰苦卓绝斗争对和平的捍卫,亦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认识,和平理念一以贯之。公平正义理念也是中国人民从古至今一直具有的基本社会准则,人们既在不断追求社会公正发展,同时也与社会发展不公现象进行坚决斗争。中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也是现代化民主的重要来源。人的自由发展既是中华民族的长久追求,也是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目标。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核心要义,其深刻反映了全人类价值共识,并逐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是全球价值理念的中国表述,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存在的主要风险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国际关系调整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其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是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引,需要全人类共同遵循。但是,由于全球发展中还存在和平与发展赤字、公平与正义赤字和民主与自由赤字,由此引发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过程中的巨大风险。

(一)和平与发展赤字带来的风险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和平”旨在解决东西问题,“发展”力求化解南北问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没有世界和平稳定,全球就无法正常发展;发展是和平的条件,缺少全球发展,世界就会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和平局面就无法维护。尽管人类总是期望世界处于美好和平状态,也希冀人类能够得到永续发展,但是世界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依然存在,由此给全球运行带来巨大风险。

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期许。一方面人类通过各种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另一方面人类所处安全环境仍然堪忧。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恐怖主义仍然猖獗,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难民危机时有发生,由此引发巨大的全球风险。一是霸权主义行径引发的风险。尽管目前全球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世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较高经济、政治地位和较强的军事实力,不断向世界推行霸权主义逻辑,打压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其治理模式,导致国际关系极不稳定,由此引发极大的全球风险。二是恐怖主义行为带来的风险。恐怖主义是世界人民的公敌。目前,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但是,这种活动依然存在,有时会突然爆发,引起地区甚至全球恐慌,给国际局势带来巨大风险。三是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产生的风险。尽管二战以后再没有爆发世界性大战,但是小规模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其既给本国和本地区人民造成严重灾难,也会引发大规模的难民危机,给他国或地区带来一定风险。

发展是世界各国关注的主题,促进全球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目前,由于各国发展理念、发展条件、发展方式等存在差异性,导致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加剧,由此带来全球发展赤字,产生全球性风险。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发展赤字引发全球风险。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当前,一些发达国家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顾世界全球化发展潮流,强行推行逆全球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引发全球性发展风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造成发展赤字带来全球风险。尽管各发展中国家都在通过自身努力推进各国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情况。一些率先选择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状况。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封闭、相互对立、相互斗争情况依然存在,这进一步牵制了其顺利发展,由此导致产生新的全球发展风险。

(二)公平与正义赤字带来的风险

公正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无论是单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还是全球发展都需要公正力量的维护。当前,全球发展中公平与正义价值体现不明显,其更多地表现为全球治理中的责任赤字或治理赤字。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付出较少的成本,享受较多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却没有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的国家享受全球化红利较少,却承担了巨大的全球义务,由此导致责任分担严重失衡。

一是全球治理制度不公导致的风险。当下,全球治理规则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参与相对较少。发达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最大受益者;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参与规则的制定,但是由于地位所限,其意愿无法充分表达。因此,治理制度更多地维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益较少,有时甚至成为制度的受害者。全球治理制度的不公导致不同国家之间差距进一步扩大,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二是全球治理理念不公产生的风险。西方国家较早地提出了全球治理理论。但是这种治理理论是以国际社会不平等为前提条件,其初衷就是维护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但是,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阻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贯彻困难重重,如果执行不到位,其也会产生严重不公现象,引发诸多风险。

三是全球治理方式不公产生的风险。全球治理虽然表现方式众多,但是究其根本,其主要存在两种范式:一是国家主义范式;二是世界主义范式。国家主义范式与世界主义范式的治理方式各不相同。国家主义范式主要强调单个国家的治理参与和国家之间的联合治理参与;世界主义范式强调建立世界政府的重要性,认为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正义理念是一种幻想。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现实国际制度,才能实现全球正义之目标。目前,国际上沿用的治理方式主要是国家主义范式。“国家主义范式为了维持秩序,主张不干涉原则,可能会损害正义;世界主义范式在追求正义目标之上,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对国家内政的干预,而这会损害当前国际秩序的根基。”(9)李丽:《全球治理方案与实践的困境》,《学术探索》2020年第10期。无论是国家主义范式还是世界主义范式,其都可能无法实现国际社会秩序和正义的兼得,由此产生治理不公问题,引发巨大的治理风险。

(三)民主与自由赤字带来的风险

民主与自由是全球治理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类力求在和平环境中,在公正秩序下,通过发展实现全球民主自由。但是在民族国家时代,全球治理中民主和自由依然受限,民主与自由赤字严重,由此引发全球治理风险。

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民主为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所推崇。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民主旗号,展开对自身国家治理,同时也不断把这种治理方式向全球推广。社会主义国家也拥有自己的民主,其让最大多数人民享有广泛权利。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一种少数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少数资产阶级统治者拥有最广泛的权利,而广大人民却只能行使非常有限的权利。同时,在全球治理中,占世界少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制定民主规则,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地位较低,军事实力较弱,只能作为国际民主规则被动的执行者。因此,当前全球治理中民主发展极不平衡,民主赤字依然严峻,由此带来巨大的全球治理风险。

自由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也是推动全球治理的不竭动力。自由为全人类所共同期盼,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度”是自由的衡量标准。任何自由都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超过一定范围,自由就失去了约束,导致新的不自由发生。全球治理中,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在享受自由过程中表现各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大自由,其有时甚至会突破“度”的限制,带头违反国际规则。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实力限制,只能在“度”的范围内行动,享有非常有限的自由。同时,出现超越“度”的自由行为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不会受到惩处,而发展中国家却会受到较为严重的惩罚。因此,全球治理中,自由赤字依然存在,其所蕴含的潜在风险仍对人们具有巨大影响。

三、风险社会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路径

当下,风险社会已成为人类共同境遇。风险社会治理需要正确的价值引领。立足当前世界发展实际,全球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采取共商共建共享手段,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治理主体的共同利益。

(一)遵循风险最小化原则

贯彻落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离不开各国的共同付出。没有各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贯彻,全球治理中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执行就无从谈起。风险社会下,无论是在民族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中,都必须遵循风险最小化原则,全力贯彻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方面,遵循风险成本最小化原则。风险成本是指由于风险存在和风险发生后社会实践主体所承担的费用和减少的预期经济社会效益。其主要包括风险损失的实际成本、风险损失的无形成本和预防或控制风险损失的成本。风险损失的实际成本由风险造成的直接损失成本和间接损失成本共同构成。风险损失的无形成本指风险对社会经济福利、社会生产率、社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再生产等诸方面的破坏后果。预防或控制风险损失的成本是预防和控制风险损失过程中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而支付的费用。各民族国家都是全球治理的共同参与者。在治理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治理主体的风险诉求,把风险治理成本降到最低,以更好地维护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遵循风险危害最小化原则。风险是发生危害的可能性。当某种风险还未发生时,其对实践主体只是一种潜在威胁。但是,一旦主体所感知的风险转变为现实,其就变为一种实时的危害。按照成因分类,风险可分为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无论是自然风险还是人为风险,都可能对社会实践主体造成潜在的威胁和现实的危害。全球治理中,贯彻全人类共同价值也会遭遇各种风险。各治理主体应正确分析全球风险的危害性,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力争实现风险危害最小化。

(二)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风险社会下,为更好地贯彻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全球共治,必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好地维护人类自身利益。当代全球治理中,各治理主体必须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大限度地维护各个国家的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实现全球治理成果均沾。同时,全球治理中要捍卫和平底线。和平是人类的共同祈求。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为世界和平而不断努力。但是当前全球发展中人类在追求和平道路上依然存在较多风险,恐怖主义、局部战争等对世界发展形成巨大威胁。为此,各治理主体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共走和平之路,实现全球长治久安。

(三)强化全球治理制度执行

当下,全球风险治理过程中,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存,传统治理规则的权威性受到一定质疑,由此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为此,必须不断完善治理规则,强化治理执行力度,加快全球法治化进程,为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首先,完善全球治理法律法规。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风险正在走向全球,人类进入全球风险社会。为了有效应对全球风险,各治理主体必须不断完善相关治理制度,增强制度的权威性,保证全球治理顺利进行。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原有的国际规则,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针对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适时出台新规章制度,为全球治理提供良好制度保障。其次,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全球治理制度是一种对全体治理主体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当个别治理主体出现违反共同规范的行为时,其将会对全球治理的整体效用产生一定影响,有时甚至产生严重恶果。为此,治理主体要充分利用其权威性,协同发力,对全球风险治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以维护治理制度的权威性,保障最大多数治理主体的合法权益。再次,增大违法违规成本。目前,全球治理中依然存在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国际社会也给予其相应处罚。但是,由于客观上存在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处罚力度不够,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于是,一些治理主体有时为了自身一己私利,主动违反国际法规,由此对治理制度的权威性形成严峻挑战。为此,在未来全球风险治理中,要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让违法违规者对制度产生敬畏之心,真正做到不想违、不敢违、不能违,进一步维护全球治理制度的权威性。

(四)采取合作共赢治理方式

风险社会下,各治理主体要采取合作共赢方式,不断增进联系,形成共生、共治、共享的国际合作格局,进一步扩大全人类共同价值影响。首先,形成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在全人类共同价值执行过程中,要重视全球多主体参与,齐心协力发挥各主体的能动作用,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现代化。既要充分发挥发达国家的治理优势,也要不断挖掘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潜能;既要重视政府组织的突出作用,也不能忽视联合国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功能。通过各治理主体全面参与,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形成多元主体共治格局,不断优化全球治理模式。其次,增加战略互信。习近平指出:“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10)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目前,全球治理中,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失信现象时有发生,由此进一步增大了治理成本,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为此,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统领,坚持正确义利观,本着互商互谅原则,坚持平等协商,重视对话谈判,破解信任赤字,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实现治理成果共享。当下,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下,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通过各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实现全球治理效益最大化,让全球治理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各治理主体,实现发展成果和发展资源共享。

(五)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的中国力量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国家实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面对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国能够积极参与,表达自身想法,提出自己主张。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首先,中国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做出自己判断,表达了自己声音。尽管各国的国情各不相同,但是其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11)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承认不同国家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识差别,尊重各国人民对共同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步伐。其次,中国切实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不但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同时也是其有力践行者。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中国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失衡加剧。为此,中国主张要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并提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智慧。在化解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其中,力求通过政治方式化解矛盾和争端。在气候变化、减贫、反恐、网络安全和维护地区安全等领域,中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中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导,重视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未来发展中,中国将继续坚持共同价值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活动,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1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最后,中国全力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为化解四大赤字,中国率先向世界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要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充分体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也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中国格局。当代全球治理中,中国要率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积极与违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最大限度地捍卫世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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