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梅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世界范围内愈发表现为主权国家探索自身发展路径的典范，它不是在表层或局部同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现代化进程相触碰的产物，而是在深层与整体上同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现代化潮流暴露出的内在矛盾与多重困境制约着全球社会，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构成冲击与挑战，也给其他国家提出如何回应挑战的重大现实议题。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强调自身对全球话语权的掌控力，在处理全球性危机中植入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反映出西方国家现代化路线“零和博弈”、霸权主义的本质。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全球化中的现代性问题都激起当今人类对自身生存命运与社会价值的深刻省思。由于在全球化博弈中占据重要地位，大国承担着反思全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价值并探索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及社会秩序的使命。随着现代国家融入世界历史的程度愈加深化、场域逐渐拓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及所承诺的历史使命的担负，已成为所有主权国家必然面对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构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世界历史运行规律基础上构想、调整和重建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伟大使命与雄心胆略，对于促进各国之间超越狭隘的利益视野以形成“和合共生”的世界历史观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价值引领意义，凸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远境界。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大国使命担当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开启了持续探索和不断深化的历程，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而且也显现了一个奋进中的东方大国的民族特性与使命担当。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政治生态、社会结构、国际秩序乃至人类心理等各方面都在经历剧烈变化，这些变化凸显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真相，即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具有“普世性”。选择何种现代化道路以及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人类面临和必须深思的问题。

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向何处去”问题的持续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去往何方”也备受关注，与之相关联，中国能否实现自身发展并担负大国使命也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热点话题。在现代化的发展浪潮中，中国选择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新道路，将“永不称霸”作为发展原则。国际上一些势力以质疑态度将此误读为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争”，(2)参见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这是一个关键性时刻 中国的秩序观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的未来和走向》，《领导文萃》2016年第11期。进而否定中国自身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关联，否定中国道路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刻意捏造一个回避大国命运、推脱大国使命的中国形象。虽然中国从未主动向世界“推销”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企图推卸大国使命？是否意味着中国对世界不作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正走向并必将成为世界性大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中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和大国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从被动卷入到主动求变的艰辛历程，展现了中国牢牢掌握自身前途命运的决心与能力。中国在世界历史中掌握大国命运、迎接大国使命既是主体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路径证明，中国正以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有姿态，肩负大国使命、强化大国能力、承担大国责任、展露大国气度并积极推崇辩证发展的大国思维。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并没有让全球共享现代化的福利和果实，反而利用现代化的文明力量欺压与掠夺后现代化国家。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帝国主义的入侵进一步窒息了封建主义压迫下的广大民众，唤醒了有识之士的民族觉悟并激发他们开始求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广大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主动求变，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描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的战略蓝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利益至上的资本逻辑，而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紧紧围绕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并为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构性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大力弘扬和平、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主张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后发型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推崇和依赖，创造了人类文明崭新的发展形态和现代化模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历史整体运行普遍性与各民族自身发展特殊性相统一的规律，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构建基于不断探索的历史经验，从确立社会主义属性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凝结并始终秉持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规律，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然而，西方大国仍然沉浸在“历史终结论”的臆想中，“今天的美国出现了‘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国化’的论调”。(3)郑永年：《大变局中的大国关系新趋势》，《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7期。中国在解决全球性危机过程中展示出的对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把握，对各民族实现历史发展方式具体性与多样性的尊重，以及结果上的持续性影响力，这引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诘难和攻击。中国与西方国家对待全球性危机的不同态度折射出大国之间在世界历史转型过程中迥异的思维与立场。

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关涉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统筹协调发展的良性大国关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中国历史融入人类社会历史的积极姿态。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政治、文化等内容必须在物质生活和经济基础得以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形成统筹推进的可能。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的力量支配整个社会，肆意干涉其他民族的利益诉求和发展路径。面对大国发展关系的各种复杂情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构建不仅使得中国同俄罗斯、印度的关系被重新定义，而且也积极回应了美国、欧洲等霸权的挑战；既致力于维持大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依赖性与合作性关系，又在政治、文化和精神等领域积极推动大国对合作式发展关系的深切认同，“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将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5)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的文明类型”超越西方现代性范畴及其限度，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规定的意义领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之路趋近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价值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道路探索具有中华文明自身的叙事逻辑与话语底色，中国以开放包容的文明特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促进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实现社会各领域的多向互动和合作关系，自觉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文明结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大国文明形态活化“和合共生”传统理念，为促进人类新型文明观的形成提供了创造性的价值理念和规范。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涵涉的大国关系与大国文明，超越“文明冲突”“文明优越”和“文明隔阂”等对立性主张，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充分展露迎接大国使命的决心和担当。马克思在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解放思想时指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自觉意识产生于生产力和物质条件不断成熟的过程，而在改造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中求索人类解放的奥秘与路径则成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构建面临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进步之间交叉纠缠的现实任务，如何透过多维复杂的现实实践来自觉把握“任务本身”构成了中国担负大国使命的重要议题。

将自身本质属性阐释为世界现代化基本规律与中国鲜明特色的有机统一，并着眼于全球格局的未来走向，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确认大国使命担当的基本内涵与精神要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属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和实践方式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6页。。这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相比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苏联现代化以及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色属性和功能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要的外在影响，而其自身构建与外交活动不可分割，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根本取决于中国自身构建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4页。。中国式现代化的“空前”和“伟大”之处，不仅表现为人口规模的庞大，而且体现在其核心价值指向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愿望。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探索出的现代化新道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效应，在世界范围内宣告“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的破产，推动世界各国不断与时俱进，作出合乎时代需要的制度和道路创新，进而担负起重新定义全球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大国使命。在促使全球共同发展模式从不均衡向更均衡的状态转变中，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主要推动作用，但经济发展本身必须融入整体发展之中才能成为大国的国际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融入人类社会新制度的构建过程，在打造全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推进“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从大国关系与大国文明的维度看，实现自身全方位和均衡化的现代化发展是新时代中国亟待解决的历史性问题，在世界历史中创造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国际机遇是新时代中国需要突破的现实性问题，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中国的大国影响力、塑造大国形象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取向。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充分认识到自身大国命运的必然性，在主动开创现代化的现实实践中极富胆略地担当起大国使命。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世界历史运行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经验，并统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和原创性实践。当人类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各民族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9)。世界历史的演进表现为以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为基础的历史过程，这使得追寻现代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历史的整体运行对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强烈的外部冲击，致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由此经历从被迫强行移植到主动改革转型直至逐渐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全方位展现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和智慧。具有生成性的世界历史形成了自身的内在规定性，走向多元化和开放式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规划与建设，将自身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历史紧密关联，遵循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及其运行逻辑与规律，探索独具成效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道路的建设问题生成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受到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带来的外部影响，经历从被迫强行移植到主动改革转型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肇始于革命实践，但直至改革开放的开启及其深化展开，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西方大国现代化路径及其限度，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性规范的盲目遵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启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566页。。现代化道路的建设俨然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实，由资本逻辑支配的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历史的运行愈益呈现出各民族国家相互依存的总体形势。“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1、541页。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逻辑塑造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时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造成了外部冲击。西方大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意图按照自身发展模式来支配世界历史的自然进程，进而在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将东方国家纳入其缔造的全球现代性进程，这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在建设现代化道路中必须不断探索和回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而能否科学解答这一问题关涉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生存与发展。马克思晚年从世界历史形成的总体过程切入，探寻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和使命，指认资本主义矛盾及其现代性危机的必然性，进而提出“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与现实可能性。曾经作为落后的东方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构建在融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既遭遇严峻挑战，又获得无限机遇。随着世界历史的推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逐渐从彼此对峙的状态转向相互汲取、互促共进的局面。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现代化路径的较量依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但二者之间的运行也孕育着借鉴与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同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致力于探索二者合作共赢的制度结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向。在世界历史的叙事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道路，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而是既立足国情又兼世情、既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伟大选择和创造”(12)田鹏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中国道路”的生成逻辑》，《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0期。。世界历史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外在影响是历史本身蕴含的逻辑必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建设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源于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冲击，这一“冲击”客观上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多维交往和密切联系，为中国由被动接受挑战转向主动抓住机遇打开了通道，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构建既突出了自身历史发展的深度，又彰显了汇入世界历史长河的宏大远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构建在遭遇外在冲击的同时也受到世界历史内在规定性的牵制。“世界历史有其内在规定性即发展规律，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被卷进来并按照世界历史的规定性重构自身道路。”(13)曹泳鑫：《世界历史、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世界历史对各民族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外在影响具有持续性、全面性和历史必然性，这种影响取决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规定性作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和参与全球现代化潮流的各民族国家的发展逐渐由自我封闭走向开放合作，体现了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1、541页。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的辩证把握，蕴含着对社会存在的个体与共同体关系双向运动过程的现实关切。就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个体性与共同性而言，世界历史的运动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然的全球性社会基础，但为不同民族国家提供的发展机遇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各不相同，对世界历史客观规律的具体实现方式也多元多样。在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以经济、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运行规则里，大国崛起的模式普遍带有“强权性”特征。然而，世界历史的理论逻辑和运行动力始终根源于每一时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境况，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交往日益紧密，加速发展的世界历史已然成为各国社会运行逻辑的现实基础，世界历史的深入推进不仅不会削弱民族个性，反而能在增进民族国家的交往中彰显民族个体性与世界性相互印证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遵循世界历史内在规律的同时体现出自身的民族特色，在世界历史将全人类命运普遍连接起来的规定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经济优势和社会优势，形成了克服资本逻辑消极影响、驾驭资本市场运行和引导资本公平发展的基本路向。

世界历史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规定性集中体现在实现方式的逻辑规定与价值旨趣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世界历史背景下的各国现代化建设逐渐从西方大国绝对主导的单一中心模式转向多级并存的多元中心模式，主权国家的发展和相互合作推动全球现代性和人类命运进入新的历史进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全新的大国使命。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反对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特殊历史解读为世界普遍历史，这意味着主权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建设包含于人类社会历史总体的规律之中。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指向“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4页。，世界历史中的主权国家在现实给定的条件下进行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规划和建设，在实现自身特殊现代化的同时必然受到世界历史的逻辑规定，这种逻辑规定反映了世界历史对不同国家发展在思维方法和行为规范上的基本取向。世界历史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规定，在深层上蕴含着人类社会交往方式持续完善和生活状态不断提升的价值旨趣，并在世界交往与共生中注重维护自由个性的发展。针对世界历史在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上的内在规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实践中不断积聚崭新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掌握全球格局运行的变化规律和趋势，对内进一步促进自身从改革开放的红利走向创新引领的红利，对外推行民主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崛起方式，促使全人类在多元基础和全新的发展格局上实现新融合。

世界历史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外在影响与内在规定的过程，蕴含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新变化，即不同国家从互相交往到文明共生的深化，这启示中国要超越现实交往和利益关系的局限而充分融入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昭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实然维度上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系统方案，在应然维度上是中国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层面发挥影响力与塑造力的使命要求。中国越是面临西方国家层出不穷的挑战和压力，越要坚定与全球各民族国家和区域共同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决心与信心。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始终以“对内对外负责任、积极作为有担当”为本质追求，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气派和广阔胸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崛起战略是全方位的，致力于探索解决全球化“阵痛”的新出路以及有效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世界秩序结构主体地位的整体情势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鲜明的社会主义底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蕴，在“和合”理念框架下开启了崭新的现代化发展征程。中国崛起的战略必然与文明复兴的内在逻辑相互确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彰显出中国特色的文明意义，引领人类文明的崭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历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展现过程。中国在探寻现代化新道路的历程中主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力推动现代化发展模式从一维性向多元化、均衡化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深入推进中及时抓住国际机遇，实现了在现有世界体系内的“和平崛起”。中国积极探索现代化新道路，从努力“抓住机遇”到主动“创造机遇”，提出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倡议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一系列的努力既满足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现实需要，又践履了帮扶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大国责任。中国的新型“战略崛起”摒弃了以往大国追求的权力扩张和称霸战略，旨在探索如何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应对全球现代性危机的现实方案，也构成现代文明发展的中国形态以及世界文明的崭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生成是同一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新道路中立足于人类历史整体的生存论高度，重视人类共同实践守护生命存在的历史使命，开启了对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的探寻。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应对全球现代性危机的现实方案。全球现代性拓展的特征表现为国家交往与发展逐渐趋向价值中立，在全球范围内生发的经济危机、政治对立和文化交流困境，消解了大国对人类公共命运的使命担当，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马克思宣称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的共同体”，认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102页。。面对全球化的现代性危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审慎反思“真正的共同体”的路径，自觉领悟马克思关于全球现代性的内在扬弃和自我超越理论，以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和生存问题为现代化构建的立足点，辩证分析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全新方案，展示出自身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实践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状况，又关切全球现代性的问题及其破解方案与发展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精神实质的深刻领悟和结合时代需要的创造性转化，充分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形成新的文明互鉴和交往模式，实际上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为契机在世界上促动的范式革命，将人类文明的普遍性蕴藏于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之中，并促使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始终以自身实践回应人类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最终在人类文明的构筑模式上高扬从接轨世界到各国自主创新、合力推进的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有机结合，“将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避免了任何形式的‘文明冲突’抑或文明野蛮性发展的理路”(18)王世泰、余达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架构及世界意义——基于马克思国家治理文明观的话语叙事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它致力于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维护人类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主张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时代形式与历史使命的统一，体现了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格局与境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肯定资本支配的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为开端，汲取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合理因素，以最终消除资本现代性的“异端”、促使博弈的威力归诸发展的合力为落脚点，在扬弃西方国家自私自利、抽象的“同一性”原则基础之上，在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促进历史发展规律从抽象走向具体，构建自主、全面、协调发展以及具有和平性、包容性和共同富裕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世界历史形成的影响时指出，“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102页。。人类文明的整体与个体处于相互印证、相辅相成的关系，文明的整体依然处于蓬勃上升时期，为文明的个体发展提供价值参照与理论营养；个体文明之间的开放性交往和融合则确认了文明整体追求多样共存的基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历史规律，又尊重人类文明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呈现的特殊性与多样性，并在文明互鉴、交往的实践中促使人类文明演变的多元化趋势呈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构建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台，主张现代化道路不仅依靠既定文明的优势，而且依赖于具体的现代化战略、方案和路径以创造新的文明，从而走出了符合自身发展实情、观照人类共同命运的全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表达的文明观念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现代性的文明观念存在本质性差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2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出将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文明逻辑，使现代化建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扬弃人的依赖性存在、超越物的依赖性阶段，通达自由个性的文明发展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文明的崭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具有鲜明的世界意义。在积极推进人类命运与共、“和合共生”的世界历史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路径的选择范围，加深了不同国家对人类共同命运和所承担历史使命的认同，彰显了全人类文明成果共享的意义和境界。马克思认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世界历史中的运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促进合作共进的文明样态，重振社会主义的国家形象与话语力量，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自由联合”的文明观，其致力于推行的现代化建设举措始终与人性的和人类的终极关怀紧密关联，并在实践中将终极关怀转化为解放的现实动力。全球现代化的危机使得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在自身的生存命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在国际社会中担负起维系人类文明发展的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探索的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独特方案，也在全球交往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难题拓展了新思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立足于人类世界历史，汲取人类积极的文明成果，在满足人类共同的眼前利益时注重把握长远利益的价值诉求，展示出成果共享的人类文明意义和境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世界人民维护全球共同利益、掌握人类共同命运并承担和谐共生使命的美好愿景，通过推动大国互动和人类整体交往，在普遍性意义上实现世界历史的持续性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迈向新征程提供了价值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新的成果，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深刻把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身的特殊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建中，主动掌握大国命运，强化大国意识，担当大国使命。中国不仅肯定和承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事求是地探索和革新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持续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摒弃霸权思维和强盗逻辑的前提下注重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凸显中国在文明层面的世界影响力和塑造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让世人更为深刻地洞悉到：只有融入世界历史、践行大国使命，不断超越“零和博弈”狭隘思维和抽象的文明观，才能生成代表人类社会普遍利益的“真正的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社会关系和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