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召开背景下，出版学人才培养专精化愈发重要，以满足出版业对多元化、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从学科设置的角度来看，专精化符合出版学应用导向性、学科综合性、理论高度性等内在属性的要求，但当前存在的问题是重理论而轻实践、教学行业不对口、知识结构滞后。对应的改革需产学研的融合协同，具体措施包含精准定位、差异施行和行业验收三步：从开设跨专业课程转向特色人才培养品牌，以应用为导向进行教材重编与教学细分，联合培养出版单位介入教学过程与终期考核。

【关  键  词】出版学；人才培养；专精化；协同融合

【作者单位】陈洁，浙江大学文学院，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育项目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中图分类号】G230-4；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17.006

2022年7月26日，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强调“贯通政产学研用，高起点谋划部署出版学科共建工作”［1］。一方面，出版人才的培养过程需出版企业的参与；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的人才最终应当能够满足企业的岗位需求。基于此，在当前环境下，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趋势是专精化，即“专于出版，精于业务”。人才培养专精化指通过高度集中、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培养与图书编辑、网络编辑、慕课教育、科技期刊数据库、知识服务、图书网络营销、版权运营等业务岗位相匹配的高精尖人才，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将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反馈到教学模式中，重新划分专业方向与课程类属。专精化的教学改革需充分激发高校、企业、学生的能动性，从精准定位、差异施行和行业验收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一、出版学内在属性要求下的人才培养专精化发展

相较于其他设置于新闻传播学大体系下的学科，出版学是一门应用导向性、学科综合性和理论高度性相结合的学科，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适合日益精细化、复杂化的出版业现实，因此，出版学内在属性要求人才培养专精化发展。

1．应用导向性

出版学强调应用导向性，它的教学与科研目的是为出版业提供人才与智库支持。出版学是出版生产实践的抽象提炼与理论升华，一切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地指导出版生产活动，包括内容制作、阅读行为、制度管理等各个方面。我国出版业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以应用为导向的出版学也需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主题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当时的出版专业侧重于培养拥有市场化头脑的编辑人才。互联网技术在21世纪风起云涌，各高校的出版专业纷纷设置数字技术与营销课程，数字出版成为盛极一时的研究方向。随着线上与线下融合的深入，出版专业需有针对性地向行业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

2．学科综合性

出版是综合性的活动，出版学也呈现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出版生产活动涉及图書编校、市场营销、版权法律、网络编辑、舆论引导、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因此出版学教学与科研往往涉及传播学、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这使得出版学往往挂靠在新闻学、文学、图书馆学等学科之下，而不是独立设置出版院系。出版学的跨学科特征实则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复杂性，涉及经济运行、管理制度、技术更替、文化繁荣的方方面面。正如陆费逵说：“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因此，出版学不能被简化为工具科学。

3．理论高度性

出版专业教学应当具有一定的高度性，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尽管出版工作对从业者有着较高的技能要求，但出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毕竟不能等同于职业技能培训，因此，高等院校在开设出版专业课程时需谨慎考虑工具类课程的比例。如果只是为了快速满足出版单位对网络技术人员的需求，在原有的教学计划中加塞过多诸如Photoshop、ACDSee、Adobe InDesign、方正飞腾等软件应用课程，反而会造成人才培养的局限。出版学应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视野高度，出版专业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应当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用性、跨学科、高度性等内在属性决定了专精化是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局限于课堂内的数字出版理论讲授或简单的新媒体软件应用学习已经无法满足出版业的实际需求，而通过高度集中、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可培养与出版单位具体业务领域相匹配的人才。专精化人才培养注重引导学生独立思维，不仅要熟稔自己的业务领域，还要能判断市场走向和行业发展趋势，通过创新为自己和所在出版单位创造上升空间。

二、出版学人才培养专精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人才培养专精化是为了满足出版业对多元化、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我国出版专业教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多年发展已颇具规模，本科教育是其主体中心。多年来，全国各大高校为出版业输送了大量出版人才，但重理论而轻实践、教学行业不对口、知识结构滞后等问题始终存在。

1．重理论而轻实践

出版学早年学科设置归属使其专业教学重理论而轻实践。1993年，编辑学专业被正式列入国家教委颁布的我国本科高校目录，置于一级学科“文学”下面的“中国语言文学类”内。不少高等院校据此在文学院挂靠编辑或出版本科专业，专业课程设置也带有较重的文学色彩，导致出版本科教学偏重理论与考试的弊端长期存在。

肖东发认为：“国外的出版学教育注重对市场类、营销类课程的设置，而我国则偏重对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2］甚至“有学者调研发现，在我国现行的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中，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为 9：1”［3］。随后，在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奔走呼告下，开设出版专业的高校积极与出版单位联系，由后者积极扶持出版专业教学，为学生实践、实习提供基地和指导。如北京大学出版专业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浙江大学则在杭州、上海、北京设有6个实习实践基地。当前，讨论展示课、出版实验室、社会调查、项目研究、资深业者进课堂、校外兼职导师制等教学改革措施愈发成熟，“产学研一体化”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肯定。

2．教学行业不对口

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出版专业教学需要在传统教学体系中与时俱进地增加诸多与数字出版相关的课程。数字化转型拉大了不同类型出版单位之间的差距，原有的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脱节，出版社更希望招聘通晓互联网思维和掌握新媒体技能的毕业生。如2005年以前，杭州某大学的出版专业安排了较多课时的语言文学类课程，几乎没有关于新媒介、互联网的课程，结果是该校“2007届、2008届、2009届就业难度较大，就业单位五花八门”［4］。随后，各大高校为出版专业增设了数字出版相关课程。如素有“出版业黄埔军校”之称的武汉大学为出版专业学生安排了大量信息技术类课程，南京大学也有相仿的设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则将培养网络编辑作为本专业的新定位（参见表1）。但如果只是外挂式地塞入一些新媒体软件应用课程，整体的教学思维和内容还停留在传统出版层面，那么出版专业的毕业生与编程设计、网络营销、新媒体专业的毕业求职者相比就没有太多优势。据报道，在武汉一高校的2020届出版系毕业生就业去向中，除去继续求学的，从事出版相关行业的人数为零，绝大多数去了互联网公司、教育集团、大型企业和国家机关［5］，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也成了“为他人作嫁衣”。

3．知识结构滞后

数字出版已经发展出许多细分旁支，但相关研究成果并未完全转化为教学内容，从而导致专业教学知识结构滞后。传统出版中，由于出版环节的差异远大于出版对象的不同，出版专业教学一般也据此分为选题策划、编辑实务、营销发行等课程。数字出版加剧了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学术出版之间的差距：大众出版侧重全媒体出版、网络营销、版权衍生等渠道引流和变现方面的创新举措，纸质图书依然是大众阅读的主流；教育出版的主要增长点是网络课堂、电子课本、在线题库、教学定制等；学术出版以数据库、知识服务、优先出版为主，是数字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为此，将研究成果系统性地融入本专业的教学设置和配套设施，科学调整学科知识结构，是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专精化的方向。

对学科而言，专精化的目的是使出版学区别于新闻传播学科之下的其他学科专业。个别高校的出版专业改组为网络新媒体专业，原因是出版专业未能在面向数字化的教学改革中找准自身定位，反而被技术学科取而代之。为此，出版专业教学专精化亟待重新划分专业方向与课程类属，这一问题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

三、产学研协同融合式的专精化教学改革措施

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明确提出“贯通政产学研用”的要求，相比政府部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行业的管理，出版人才培养则需要高校与企业加强合作，特别是企业一方参与教学与考评过程，以适当激发学生的活力，形成产学研的协同融合。

1．精准定位：从开设跨专业课程转向特色人才培养

不同高校的出版专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开设相关的跨专业课程。由于种种原因，挂靠是全国出版学专业普遍存在的现象，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许多学者、教师都认为，挂靠对专业课程体系的完整性不利，学生被迫接受非出版学的知识内容。但出版是综合性的活动，出版学本就是跨专业的，挂靠为出版专业创造了设立跨专业课程的條件。因为挂靠院系通常是该校的强力专业，高品质的非出版学课程弥补了一般出版专业课程体系广博有余而深度不足的缺陷。如武汉大学的出版专业挂在信息管理学院，因而得以开设《信息系统设计与应用》《数据库原理与应用》等与计算机科学高度相关的课程；浙江大学的出版专业挂靠在中文系，因而本科教育借助文学和语言类课程强调文字编校能力。诸多业界人士反馈，他们更需要“1+X”型毕业生，可直接对接文学、科技、少儿、法律等不同领域的出版实务，专业挂靠的劣势通过跨专业课程的设置反转成为优势。为此，非挂靠开设出版专业的高校也应当与兄弟院系合作，或聘请校外专家，落实跨专业的培养方案。

面对人才的多元需求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大高校需结合学校、区位、政策等因素精准定位自己所要培养的出版人才，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品牌。只有科学、准确地目标定位，才能打造合适的教学体系和培养方案。然而，许多院校的常态却是“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漂移在编辑人才、发行人员、出版管理者与出版技术人才之间，教学内容游移于文化、商业、管理与技术之间，课程体系更是东拼西凑，顾此失彼”［6］。有研究者提出，“出版教育要走分类培养模式”，“或打造内容编辑人才，或培养营销策划骨干，或输出外语版权精英，或提供融媒技术员工”［7］。为此，开设出版学的高校需精准定位培养人才，因地制宜开设课程，与相关度较高的校外出版企业、实践基地结成合作关系，学生也能够据此进行职业规划。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出版学专业依托学校明显的电子特色优势，将网络编辑作为精准培养方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专业的主干课程与多媒体、图像视频相关程度较高，毕业生适合去出版社的可视化部门就业；浙江大学的出版毕业生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故多在古籍、教育、文艺类出版社工作。只有专业院系持续输出高素质人才，学校才能形成特色人才培养品牌，吸引更多对口企事业单位来校招聘毕业生，扩大专业在学界、业界的影响力。

2．差异化施行：以应用为导向的教材重编与教学细分

为了真正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品牌，高校出版专业需对现有的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和细化。出版学的应用性导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科研成果对出版业的指导意义，二是专业教学为出版单位培养人才。专精化作为出版专业教学的第三次跨越，就是要把学界主张的学生“T”型知识结构中的“专”落到实处，使之精通出版行业亟须的高技术含量工作业务，适应高思维创新的专业岗位，走出“什么都会一点又什么都不太会”的困局。对学生而言，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的主要来源依然是课堂，包括教材阅读和教师知识点讲授。

出版专业紧跟快速发展的出版行业，因此，最新科研成果系统性融入专业教学的办法是教材重编。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教材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它的最大特点在于系统性、稳定性与广泛性。我国高校目前使用的出版专业教材以介绍传统纸媒层面的出版理论为主，涉及数字出版的内容一般是额外单独增编的。如辽海教育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学教材初版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网络出版及其经营管理》《数字编辑技术》都是2000年之后新编补入的。另一种是在旧版的教材内容添加数字出版相关的章节，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的《编辑学概论》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的《数字化时代的出版学》都是以这种体例编写的。

此外，特定业务和领域的教材较为匮乏，没有对应的教材，专业课完全凭授课老师自行发挥，不利于学生的预复习、知识点记背和自测练习。目前亟须编订补充或完善丰富的教材种类包括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网络编辑、图书网络营销、数字化学术出版、数字知识产权、数字编辑技术等。教材重编的目的是教学细分，让学生和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兴趣和职业理想进行个性化教与学。

按照传统教学的经验与教材重编的成果，以应用（业务与岗位）为导向，教学细分后的出版专业课程可分为通识基础理论（编辑学理论、出版学理论、数字出版理论、书业法律）、专项应用业务（图书网络营销、书业企业管理、网络教育出版、童书策划、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专题、编辑校对实务、数字编辑）和辅助数字技术（图像处理、排版软件、多媒体制作、数据库技术、新媒体平台运营）三块，再对接相应的出版单位开展实习实践（见图1）。学者们对通识基础理论和辅助数字技术的权重容易达成共识，而对专项应用业务的遴选与分类探讨较多。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数字出版教育具体应当落实到传统媒体内容平移型的电子出版、全媒体互动发布型的数据库出版、Web2.0概念下的网络型内容开放出版、娱乐拓展型的网络游戏与动画（漫）开发出版四种数字出版方式［8］，具体指向电子出版物制作、数据库管理、用户创造内容、音像内容制作四种不同业务。教学细分的理想模式是从理论通识到技术应用形成多条脉络，在学校和学生各取所需的同时，保证培养体系的完整性。

3．行业验收：联合培养出版单位介入教学过程与终期考核

根据此次学科工作会体现的“共建”精神，校外实践应在出版学本科教育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校内学科点与校外单位联合培养出版人才的常态模式。联合培养出版单位介入教学能够打破“先理论后实践”的僵化思维，实现“教学目标与专业总体的培养目标紧密结合”，以及“知识的系统性和实践技能的连贯性”［9］。出版单位是高校教学成果的验收者，若能参与学生终期考核，将有利于毕业生尽快适应就业岗位。联合培养出版单位可提供业界经验与实践场所，以多种具体形式介入教学过程。出版专业建立之初，联合培养就已经在部分高校施行，如“1983年新华书店总店与武汉大学联合创办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走的是院校与企业联合办学的路子”［10］。后来，随着出版学科的独立与完善，部分高校相继开设相关专业，却未足够重视与业界的联系。出版单位的优势在于拥有经验丰富的一线工作者、多种多样的出版物和设施齐全的工作场所，对书本知识是一种补充。

高校与出版单位联合培养人才的方式包括：一线工作者进课堂分享案例，聘用资深业者作为专业课讲师，建立校外第二导师制度，出版单位实地参观调研，周期性校外基地实践与实习，共同商定专业培养方案，校外专家参与毕业生终期考核和人才评定等。如四川大学与新华文轩签订了共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共建博士后流动站，定期交流培养人才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浙江大学多次邀请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下属出版社社长、总编走进课堂与学生交流；上海理工大学拥有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澎湃新闻、喜马拉雅、阅文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文在线、龙源期刊等20多个实习与实践基地。出版学的学科特点不完全适合“理论—实践”的简单知识递增关系，而联合培养能够打造一种“理论—实践—理论（更高一级）—再实践”的动态模式［11］。

业界单位不仅是联合培养的执行者，还应当成为毕业生质量的考核者，以保证产学对谈、校外导师、实践调研等不流于形式主义。在我国出版学的教学中，任课老师“一言堂”或唯教科书是举的情形依然存在，“论文+考试”的考核方式与出版的实际生产活动也存在一定脱节。既然出版学科以应用为导向，那么只有得到行业认可的毕业生，才称得上是合格的出版人才。在联合培养关系中，出版单位应参与课程教学和实践调研的考核与评定环节，包括设计考题、评阅论文、成果评优、实习报告外审、综合素质裁定等。业者参与出题往往会选择一些出版工作中遇到的应用性问题，他们评阅论文自然也会注重观点是否真正解决问题。实践调研成果主要是实物化的选题策划与出版物，对其进行评优可以直接体现学生的业务与技术能力水平。一些高校的学生实习全权由校外单位负责，但却是校内教师对实习报告进行打分，理应由实习者的主管领导参与评定。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综合素质评定（领导力、执行力、表达力、抗压力、创造力、意志力等）日益受到企事业单位的重视，由联合培养出版单位对学生的岗位适应性作出总体评定，甚至是量化评价，有益于学生的职业规划。

四、结语

出版学以应用为导向，跨学科特征鲜明，具有理论高度性，这些内在属性决定了专精化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强调政产学研的融合对出版学建设的重要性，人才培养中校内外单位的协同变得日趋迫切。因此，专精化教学改革需充分激发高校、企业、学生的能动性，从精准定位、差异化施行和行业验收三个方面展开，开设跨专业课程而后形成特色人才培养品牌，以应用为导向进行教材重编与教学细分，保证联合培养出版单位介入教学过程与终期考核。

纵观学科建立至今，出版学仿佛一株盛开在悬崖裂缝之中的花朵，专精化人才培养对该学科在强者林立的学科门类中凸显自身独特价值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京召开［N］. 人民日报，2022-07-27.

［2］肖东发. 中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思考与探索［J］. 编辑之友，2003（1）：37-39.

［3］郑东方，周安平. “数字 +”编辑出版本科人才培养新思考［J］. 中国出版，2021（8）：18-21.

［4］林新华.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出版学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62-66.

［5］《中国出版传媒商報》编辑部. 本届编辑出版毕业生就业还好吗？［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0-05-19.

［6］方卿，刘银娣. 我国出版高等教育30年［J］. 出版发行研究，2008（10）：19-23.

［7］王鹏飞. 融媒时代出版教育的衍化与重构［J］.出版发行研究，2021（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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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万宇，任便便. 从类型到模块：中外出版专业硕士课程体系比较分析［J］. 中国出版，2021（16）：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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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建平. 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30年研究［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39-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