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敏

（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个常谈常新的重要课题。随着时代发展，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在现代科技和媒介的影响下，电视、电影、虚拟图像等现代图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视看方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人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1]（P2-3）。这就要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要应时代而变，自觉运用现代图像符号和图像作品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从历史上看，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基于当时的社会条件、革命需要和群众需求，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利用图像作品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梳理，对新时代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生成逻辑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需求。

（一）图像化传播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形式

自古以来，以图腾符号为主要代表的图像形式具有记录和描绘世界的功能，同时也是一种表征人类早期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身份权力关系的符号体系。远古时期，先民们通过崖刻、岩画等方式图绘了古人生产、生活、祭祀等重要场景。这些原始图像使古代文明得以记录、传播和延续。虽然在文字发明之后，图像的地位和作用渐渐式微，但仍然发挥着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奴隶制时期、封建时期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运用图像形式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和价值观传播。《孔子问礼图》《先师孔子行教图》是以图载道，传播儒家思想、进行道德教化的经典之作。两汉之后，民间书籍和通俗读物上配有宣传孝道的插图，以“二十四孝”图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器具图饰、建筑图案都是统治者利用图像作品传播当时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2]进入现代社会，在现代信息媒介的影响下，丰富多样的现代图像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人们的视看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成为现代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形式。美国好莱坞电影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与自由主义、传播美国价值观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我国在不断探索下也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传播的自觉，创作了图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图像立誉”的图像作品，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成效显著。运用图像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认同，传播主流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是发挥图像形式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体现。

以图像形式传播意识形态功能为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图像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延安时期主要采用美术、戏剧和电影三种图像形式塑造工农兵的主体形象、宣传党的新思想和新政策、鼓励民众积极生产和抗战，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重要体现。美术作品是最为重要的图像化传播方式，主要有木刻版画、漫画、年画、连环画、剪纸、雕塑等，其中版画最为突出、最具有代表性。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作品中头扎“羊肚毛巾”农民成为图像作品的主角，塑造了勤劳勇敢、与旧势力作斗争的延安农民形象。延安时期戏剧形式有京剧、秧歌剧和拉洋片等。1937年初，延安成立了人民抗日戏剧社，戏剧作品主要以揭示人民群众与旧社会矛盾、宣传抗战和进步思想为主题。其中，《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新型延安水浒剧，将传统水浒剧中劫富济贫的英雄置换成革命英雄，构建抗日的革命叙事，起到良好的宣传抗战的效果。与此同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建了第一个属于党和人民的电影团，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动员抗战服务。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南泥湾》生动展现了延安军民一边抗战一边生产的火热场面，通过影片的宣传使得更多有志青年知晓和了解延安，并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起到宣传动员群众的积极作用。通过图像化传播将直接、显性、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化为间接、隐性、感性的艺术化形式，从而使得人民群众更乐于接受，也使之成为满足人民利益诉求和知晓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桥梁，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成效。

（二）图像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3]（P311）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并取得成功，首先在于选择了正确、有力的理论武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武器，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能够科学观察革命形势、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真正代表人民、属于人民的理论，是谋求人类解放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帮助我国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P9）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成为人民群众的理论武器，首先要能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转化为他们的自我意识。而人民群众不会自发地具备这种自我意识和理论自觉，需要从外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给人民群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多种多样，除了以文字为主的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之外，运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图像形式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形式。

第一，从理论自身来看，图像化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以感性形式显现自身的必要方式。黑格尔指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5]（P22-23）艺术（包括图像艺术）使得抽象的理论获得具体感性的形象，使得理论不再是某种冷静而严峻的抽象形式，从而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东西。正是在感性形象的艺术形式中理论才真正实现了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以图像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旨在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生动具体的感性形象，使得这一理论鲜活起来，才能更好地被人们理解和把握。

第二，从宣传对象来看，图像化传播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变为广大群众的理论自觉的必要手段。在延安的特殊时期，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性极强、极为深刻的思想体系让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成为统一党员、干部的重要思想，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为坚固？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针对当时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的党内外人士，用生动形象、直观易懂的图像艺术形式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广大群众参与革命的理论武器，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精神力量，是符合中国实际和群众需求的必要举措。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彰显“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P534）。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时代使命的促使之下，党内外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积极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进行形象化、通俗化、生动化的艺术处理，从视觉上吸引群众、从情感上打动群众、利用形象去感召群众，使得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蔚然成风。

（三）图像化传播是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需求

延安时期，国内外形势复杂，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力量抗日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首要任务。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革命服务的根本方向。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进行形象化、通俗化、生动化的艺术处理，从视觉上吸引群众、从情感上打动群众、利用形象去感召群众。图形化传播在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发挥巨大作用。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抗战不能只靠军事，也要依靠文化，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就须坚持“文武双全”，通过文艺作品提高民众文化水平，激发整个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鼓动民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7]（P4）丁玲、艾思奇、冼星海等众多文艺家和理论家纷纷响应党的号召，配合革命需要，积极创作文艺作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非常显著。反映新生活、新文化的木刻版画、秧歌剧、快板、“新洋片”等图像作品涌入边区人民日常生活。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图像作品的宣传教育与当时党内外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用形象通俗的图像形式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具体政策，提高群众的理论觉悟。

同时，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9月6日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历时13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取得局部执政地位，而且这一局部执政地位在当时是得到国民政府承认的。期间，国共达成共识，建立了八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具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群众一起生产学习，开设学校、印刷厂、书店和出版社，并组建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社、电影团等文艺组织。[8]（P43）在革命时期，这样相对稳定的环境，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使得其图像化传播成为可能。

三、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根本立场

明确主体和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基本前提，关系到由谁来传播、传播为了谁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图像艺术作品为了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

所谓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主体指能准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能将这一理论进行创造性图解，用生动形象、喜闻乐见的图像艺术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说和传播的理论家和艺术家。在延安时期，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主体是比较广泛的，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为主。有以鲁迅、周扬等为主要代表的文艺理论家，有以古元、夏风、江丰、彦涵、刘迅等为主要代表的美术家，有抗日戏剧社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还有延安电影团工作人员，都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重要主体，发挥着宣传、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作用。此外，外国的记者、摄影师和影视工作者在对外宣介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精神圣地的延安在当时吸引了不少国外记者、摄像师和电影制作者。他们来到延安，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以及延安生产生活的场景，创作了纪录片、电影等影像作品向外界宣介延安。如，苏联记者罗曼·卡尔曼在1938—1939期间走进陕甘宁边区，采访了毛泽东、林伯渠等多位中共领袖，拍摄了一系列珍贵的照片向全世界真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人民的战斗生活，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对象主要指图像化传播的受众，包括中共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以工农兵为主的人民群众是图像化传播的主要对象。艺术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它的根基在最底层的广大群众，它应该为群众所知晓、所挚爱，并把“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所谓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9]（P85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仅仅通过开办学校来对穷乡僻壤的百姓开展普及性的教育，还需要丰富多样的图像形式让马克思主义思想“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他们的嘴上”。[10]（P43）

主体和对象的划分不是界限分明、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的共同指向是人民群众，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转化为生动的图像形式，使其通俗易懂，易于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在这个图像化过程中，人民群众既是教育和传播的对象，也可以参与到文艺创作过程中，成为图像化传播的主体。同时，图像化传播作为大众化的重要形式，也要求从事图像艺术创作的主体自身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这一理论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所以，对文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前提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要求文艺创作坚持人民立场，贴近人民生活和实际需求，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抗战服务。[6](P60-61)在这一语境下，作为图像化传播主体的文艺工作者也就成为了教育的对象。由此，要做好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首先要辩证地理解和把握图像化传播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无论是主体还是对象都有个共同指向，那就是人民群众。正如毛泽东同志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也就是说，文艺工作者首先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1]（P10-11）。最广大的人民指的是领导革命的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同盟军的农民，武装和领导工农革命的军人，还包括能为抗战服务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从根本上说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别的阶级的立场。[11]（P11）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立场的体现，也是其图像化传播要遵循的根本原则。

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形式策略

图像符号不只是表面所显示的，而有着深刻的意蕴，可以通过其象征、隐喻和叙事功能发挥着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作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恰是运用了图像象征、隐喻和叙事的功能，在增强政治认同、塑造工农兵形象、加强理论和革命宣传上发挥重要作用。

（一）运用图像象征，增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图像象征是使用某种具体的图像符号，按照特定人物或事物，传达一定意义的表达方式。图像符号的象征功能运用图像符号把抽象的概念可视化，转化为人们脑中生动具体的形象，并激发人们的想象，起到传达某种意义的功能。天平象征公平正义，白鸽象征着和平都是图像象征功能的体现。图像符号的象征手法在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延安时期的美术、戏剧、电影等图像作品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宣介党的政治观点和信仰，增进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性质的认知，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情感认同。党旗运用红旗、镰刀和锤子的图像符号象征着代表工农联合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意义。延安时期纪录片《南泥湾》在开篇多次聚焦于延安的宝塔山，通过图像明确化的聚焦强化策略，将宝塔山这一地域标志物转化为延安革命历史的见证和象征延安精神的图像符号。通过《南泥湾》的宣传，有志之士都将延安视为代表着真正属于人民的自由、民主的希望之地和精神圣地。这一图像符号也体现了民众对边区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此外，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给毛泽东拍摄的照片（如图1），照片中的毛泽东同志身穿朴素的布衣军装，头戴八角帽，展现了他朴素、务实、亲民的平民主义作风和人民领袖的形象，是对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政党领袖的形象化表达。这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袖的普通照片在延安乃至全世界广为流传，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传遍了全世界。

图1 毛泽东同志像(斯诺1936年拍摄于延安)

这些图像象征手法在图像作品中的运用，使得图像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得到稳固的关联和统一，构建了一套表征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和根本立场的符号体系，确立了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和位置，从而增强了民众对党和边区政府的了解和认同。通过这一手法的运用可以使得严肃的政治话语和生硬的理论概念变成生动形象的图像符号，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和认可，从而达到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目的。

（二）运用图像隐喻，塑造工农兵形象

拉费斯坦认为，绘画、雕刻、文学及音乐等文艺作品是表达大自然隐喻的生产场所，并通过艺术形式强化了这种隐喻。[12]（P77）图像隐喻则是众多隐喻系统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形式。从表面看，图像符号越直观越具体其表意则越透明，但它实际上也具有间接指代和暗示的功能。图像隐喻就是运用一种图像符号暗喻另外一种事物的修辞手法的体现。图像隐喻的运用的前提是喻体和本体有相似点，且主体有类似的心理、语言、文化和行为，能激发主体的感知、体验和想象。[13]

延安时期的美术作品、戏剧作品、电影作品等图像叙事大量运用了图像隐喻的修辞方式，形象化塑造了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积极学习进步知识、勇于参加革命的良好形象。古元的版画《冬学》刻画了一群陕北农民在窑洞前空场上参加冬学的场景。版画《给老炊事员祝寿》《卫生模范寿比南山》也运用了头扎“羊肚毛巾”的图像隐喻着勤劳的陕北农民的图像符号，以“匿名”的形式塑造了勤劳勇敢、积极向上的无产阶级群像。让延安群众看到这样的图像符号就像看到了自己，并促使延安人民主动向这一形象靠近，从而起到思想教育和行为引导的积极作用。刘迅的《文化货郎担下乡》描绘了货郎将书本摆放在地上供农民挑选的生动场景。作品中笔、书本、算盘等是寓示新文化的图像符号，展现了延安农民在积极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图景。古元的《减租会》（如图2）、彦涵的《审问》、江丰的《清算斗争》等作品农民争先恐后地与地主论理，桌上的账本、算盘是隐喻“清算”的图像符号，反映了延安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与地主斗争的场景。这些大量采用隐喻的图像作品以工农兵为主体，反映了党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关切和维护人民利益、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在唤醒农民主体意识、调动农民积极抗战和参加大生产运动上起到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

图2 减租会（古元 1943）

（三）运用图像叙事，提升民众的思想政治水平

运用图像叙事，强化视觉冲击，提升民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又一重要策略。图像叙事形式多样，主要体现在模式化叙事、交互式叙事和群体参与式叙事几个方面。

首先，模式化叙事通常是图像叙事中采用固定化、现成、套式的图像叙事方式，起到凸显叙事主题和真正意图的作用，让民众更容易识别和领会这些主题和意图。模式化叙事主要体现在形象模式化和表达套路化两个方面。形象模式化指不同的图像叙事中运用相对固定的图像模式以突出这一形象的鲜明、相似的特征。如，延安时期的版画、电影和戏剧等图像叙事作品中固定使用对“头扎羊肚毛巾”的图像来刻画延安农民朴实勤劳的形象特征，是形象模式化策略的体现，起到塑造形象、强化形象、增强认同的作用。表达套路化则是指运用相类似的叙事结构来打造图像叙事的一种形式。如，延安时期新型戏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都延用了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和叙事结构，运用群众比较熟悉的传统戏剧的表达套路来构建抗日的革命叙事，起到宣传抗战的积极效果。

其次，交互式叙事是运用语言文字和图像符号的不同叙事功能进行相互补充、相互呼应、相互阐释的叙事形式。语言和文字具有清晰的意义表达功能，图像则更形象、生动、直观且有冲击感，但容易引起意义表达的混淆。将二者相结合，能起到相互补充、相互阐释的作用，使得图像叙事在不失生动直观的同时也有更为明确的所指。交互式叙事方式主要有图文交互和语图交互两种。图文交互就是运用标题文本或画面中的标语、旁白等文本来对图像符号进行补充和阐释，起到明确表意的作用。如，延安时期墙绘宣传画配上醒目的标语，是图文互构的典型运用；[14]彦涵的版画作品《八路军回来了》（如图3）使用明确的文字化标题搭配百姓喜笑颜开欢迎八路军回来的生动图景，以图文交互的形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的八路军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并深受百姓欢迎的政治隐喻。[15]（P395）语图交互是利用语言来与图像符号形成互补和呼应，起到强化叙事的作用。延安文艺工作者将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斗争的模范事迹制作成连环画作品，放到拉洋片的镜箱中播放，并配以唱词、大鼓和弦琴，起到宣传和号召群众的积极作用。如，《模范抗属张芝兰》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新洋片，它将众所周知的抗属张芝兰鼓励丈夫参加红军抗战，自己开荒种地、刻苦自给的典型事迹运用语图互构图像叙事形式“再现”出来，引起了群众极大的感奋，取得了空前的宣传效果。[15]（P527）延安影视纪录片《南泥湾》采用无声影片和场外解说的形式展出，也是语图互构的运用。

图3 八路军回来了(彦涵 1943)

再次，群体参与式叙事主要指图像叙事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个人或少数几个艺术创作者，而是让更多民众参与到图像叙事创作中，成为创作的主体。延安时期新型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就是群体参与式叙事的典型代表。例如，新型秧歌《兄妹开荒》突破传统舞台式表演的限制，采用了广场表演的形式吸引广大群众都参与到表演中，达到群体共鸣的艺术效果。这种群体参与式图像叙事形式使图像叙事的主体由少数人向群体性转变，使得民众从“被塑造”向“自我塑造”转变，增强了图像叙事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充分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彰显了民众的主体地位。同时，这种群体参与式叙事也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营造民主、平等的政治环境，鼓励人民参加斗争、参加革命、翻身做主人的政治意图的表达。

五、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运用了图像象征、隐喻和多样化叙事等策略，塑造了工农兵的主体形象、增强了人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提升了民众的思想政治水平，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

（一）图像化传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阶级立场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图像化传播的根本导向。通过图像形式彰显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主要任务，同时也只有贴近生活、深入群众、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才能真正吸引群众、得到群众的认可和认同。延安时期以版画、电影、戏剧为主要代表的图像形式无论是以鲜活的图像符号塑造工农兵的主体形象，还是通过图像叙事向民众宣传党的新思想和新政策，塑造革命叙事鼓励民众积极生产、参加抗战，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立场。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也必须坚守无产阶级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16]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首先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图像形式表现的主体，贴近人民、扎根生活，在图像叙事中塑造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勇于创新的新时代人民形象。其次，人民不仅是图像叙事表现的主体，也是参与和构建图像叙事的主体。受网络时代视觉文化的影响，普通网民都能便捷地制作短视频、微电影等影像叙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图像创作的主体。这充分体现了在自媒体时代，人民由“被书写”“被表达”变成“我书写”“我表达”，人民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民众参与图像实践的主体性，对其进行正面引导，促进个体微观图像叙事与宏大政治叙事的融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和传播。此外，人民群众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评判主体。人民群众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鉴赏家和评判家，要把人民是否喜欢、是否认同以及能否自觉践履作为检验其图像化传播效果的根本标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要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质量满足人民更好的精神需求。美术、戏剧、电影、摄影、电视等图像创作要紧跟时代发展、把握民众需求，以充沛的激情、感人的形象、生动的画面、优美的图景创作出民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图像作品。

（二）弘扬传统、紧跟时代、贴近群众生活，丰富图像化传播内容

图像化传播的内容就是要利用图像形式传达一定意义和价值的核心部分。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和创新，强调图像作品要彻底去除颂扬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旧内容，而是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反映延安抗战、生产、生活的新内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要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坚持深入时代、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原则丰富和创新其内容。

承扬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首先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提取符合时代要求的图像资源，丰富和滋养其图像化传播的内容。如，中国传统图像作品中五谷丰登、福禄图案、春耕图等展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蕴含着尊老爱幼、亲邻友善、诚信不欺等内容的图像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5]；遍布中华南北的红色革命文化基地、革命烈士博物馆、纪念馆等都有着彰显中华民族爱国情怀的宝贵图像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好中国传统文化图像资源、红色革命文化图像资源，对弘扬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紧跟时代脉搏，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提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资源充实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内容，来引领、感召和教育群众。如，近年来电视上展播的《社会主义有点潮》《马克思靠谱》、网络动画《领风者》、电影《青年马克思》都是运用鲜活、生动的影像形式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作品[17]，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广受欢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的墙绘作品和公益广告、解说图说二十大报告、感动中国颁奖晚会以及记录抗疫精神的视频影像等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尚的图像佳作。这些图像作品运用形象的图像、语图、音图立体化形式生动表达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起到宣传教育、精神引领的积极作用。

此外，运用大众化、生活化的语图，贴近群众生活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如何将生硬的国家政策和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民众能听懂、易接受、喜闻乐见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重要任务。图像叙事就是采用感性形式、生活化语图、形象化表达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有效方式。如影视作品《青年马克思》《领风者》中运用反差式的叙事改变了以往教育中的刻板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家形象，而是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不一样的马克思”[17]；利用《战狼》《红海行动》等深受大众喜欢的影视作品的方式，在优美的画面、跌宕起伏的情节构造、生动的人物塑造以及图文并构、声色并茂的立体化形式将国家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微观叙事结合，潜移默化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为我国塑造了良好国际形象。通过这一图像叙事，达到了政治宣讲“不在场”、政治意识的“潜在场”的良好效果。

（三）运用象征—隐喻—叙事创新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形式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在继承传统图像形式基础上采用了象征—隐喻—叙事策略对图像化传播形式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提供重要借鉴。

继承传统的图像象征形式建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符号体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的代表着工农联合的镰刀、锤子，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红星符号，代表着延安精神的宝塔山符号，代表着人民精神导师的马克思、恩格斯形象，以及代表着中国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形象等，在不断宣传、互认中得以强化，形成了一套表征着政治认同的符号体系。这套图像符号体系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扶贫攻坚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塑造了生动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群像。再如，图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图展乡村振兴成果等，也是可资利用的丰富图像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图像资源、红色文化图像资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图像资源，打造生动形象、彰显中国特色、具有标识性的图像象征符号，建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符号体系，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的必由之路。

运用图像形式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隐喻化。象征与隐喻的区别在于，象征可以与图像符号建立固定的联系，从而实现能指与所指的统一，逐渐建立起明示化的表征形式；而隐喻则与图像符号的联系是不固定的，是随着不同场景、内容以及不同的释义而发生改变，而这也起到一种隐形教育的作用，从而使得意识形态传播更能为受众接受并产生认同。马克思主义影像化传播即运用影视作品传播马克思主义，将理论的交流与传播置于全景敞视的影像场域中，以一种感性、非线性的叙事思维展现理论，其意识形态意图在一些看似无关的词句、画面和对话中展现自身的同时“询唤”着观者。在深刻的理论思想与生动的图像、鲜活的人物、细腻的情感、多元的话语的交融和渗透中观者得到感官享受、图像想象和情感的共鸣。这种隐喻化方式迎合了新媒体时代的需求，也是新时代青年主体性的彰显和体现，深受青年们欢迎。

利用互构式图像叙事打造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新形式。互构式图像叙事主要由图文互构和语图互构两种形式。图像的优势在于生动、形象、直观，更容易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吸引力，但图像阐释的开放性也会带来阐释多元化和模糊性。而图文互构和语图互构的图像形式就是运用文字、语言与图像进行补充和呼应，从而实现能指与所指的统一，达到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良好效果。在当今时代，这些图文互构、语图互构的形式以更为灵活的形式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中，还呈现出语言、文字、图像相融的三维立体形式。如，在社区和农村创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墙绘作品配合一定的文字解说，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利用民间快板、戏曲来解说新思想和新政策是运用语图互构的良好方式；电视节目《社会主义有点潮》采用影视展示和专家讲解来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电影《青年马克思》用影视剧的形式将马克思塑造为鲜活、立体的人民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物形象，并很好地呈现了马克思思想的脉络，是动态画面、音乐烘托、场景设置、语言解说的立体化互构形式的运用和展现。此外，利用3D模拟、虚拟空间等影像技术，打造体验式场景，让人们不仅得到视听冲击，更有沉浸式的体验，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图像化传播形式创新和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