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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内部治理中教师权威弱化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基于8所高职院校调查

2022-11-15张洪春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年6期
关键词:尊师重教权威制度

张洪春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在此背景下,我国许多高职院校逐步制定了学校章程,并将治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继引入内部治理中,从而确立了教师核心利益相关者地位,明确了教师角色由“被管理者”转变为学校治理主体[1]的思想,进而激发了教师教学态度与专业精神,教师权威总体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提升。然而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冲击,以及高职学校内部治理缺陷等原因,教师权威日渐式微[2],并呈现出不断弱化甚至被消解的趋势,亟待引起重视并着力解决。

对于教师权威内涵,相关研究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如教师权威是教师在角色要求下控制或约束学生的权力[3],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使学生信从的力量或影响力[4];教师权威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控制和管理,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和服从”[5],教师权威的主要表现为教师的主导、控制和学生的信赖、服从[6]等等。对于教师权威内容,克利夫顿与罗伯兹提出了四层面说:法定权威、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和专业权威。前两者均源于教育制度,后两者均源于教师的个人因素。基于这些研究,本文认为高职教师权威主要由教学权威、专业权威、法定权威和感召权威组成,其水平高低分别受学生行为规范、教师职业精神、制度机制保障和尊师重教文化等因素影响,并须通过对治理目标、治理结构、治理制度、治理文化等因素的改革,实现教师权威水平的提升。

一、高职教师权威水平总体偏低

(一)研究工具

为调查高职教师权威水平状况,本研究编制了“高职教师权威水平基本情况调查问卷表”。问卷题目主要以里克特五点量表的形式呈现,第一部分调查教师权威弱化的影响因素:学生行为规范、教师职业精神、制度机制保障、尊师重教文化等的实现水平;第二部分调查教师权威组成因素:教学权威、专业权威、法定权威、感召权威等的实现水平,以及教师权威的总体水平;第三部分调查不同对象视角下、不同影响因素下对教师权威水平评价的差异性,并使用SPSS18.0处理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对象

调查中选取了湖北省内外8所不同层次的高职院校作为样本。调查对象包括一线教师300人,占75%,行政管理人员(包含学校领导及学生)100人,占25%。在这400人中,“双高”建设学校70人,占17.5%;一般“示范”高职80人,占20%;“骨干”高职100人,占25%;普通高职150人,占37.5%。问卷通过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发放,共发放问卷400份并回收问卷400份,剔除无效问卷23份后得到有效问卷377份,问卷有效率94.2%,符合调查要求。

(三)调查结果

回收问卷后,对问卷数据进行编码整理,并使用SPSS18.0等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其结果如下。

1.教师权威弱化的影响因素M值。对引起教师权威弱化的学生行为规范、教师职业精神、制度机制保障、尊师重教文化四个因素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其均值范围在2.588至2.267之间,其水平从高到低的M值依次为:教师职业精神(2.588)、制度机制保障(2.316)、学生行为规范(2.288)、尊师重教文化(2.267)。如以2.5作参考,教师职业精神处于中等水平,表现一般,其他三个因数都小于2.4,因而当前影响因素M值处于低水平状态。

2.教师权威各组成因素的实现水平。教师权威四个组成因素的实现水平,其均值范围在2.588至2.254之间,由高到低的M值依次为专业权威(2.588)、法定权威(2.562)、教学权威(2.389)、感召权威(2.254)。由此得出样本高职教师权威总体水平实现的均值为2.448。如以2.5作参考,教师专业权威、法定权威处于中等水平,而教学权威、感召权威则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当前教师权威总体实现水平都较低,实现效果不佳。

3.不同被调查对象、不同影响因素下对教师权威水平评价的差异性。被调查对象不同或不同影响因素下,对教师权威水平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如表1所示(限于篇幅,只显示了部分内容)。

表1 不同被调查对象、不同影响因素下教师权威水平的评价

表1数据说明,教师职业精神、学校科层制管理、学生不良行为对教师权威水平影响明显,因此高职学校应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内部治理,以提升教师的权威水平。

二、高职教师权威弱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学生行为规范对教师教学权威的影响

教师权威的直接授体是学生,学生是教师权威的真正授权者。换言之,教师通过自身努力不一定能获得教师权威的“绝对变化”,只有学生行为的主动配合才能使教师权威出现“相对变化”[7]。目前,受高职治理目标异化的影响,学校对教学质量不太重视,学生功利化的知识观和学习观较为严重,出现了一些不规范的课堂行为,如对专业缺乏足够兴趣,有选择性地学习专业知识,不配合教师教学互动,不尊重课堂和教师,甚至抵毁教师教学等。而最紧迫的问题是学生对手机的过度依赖,我们经常可看到教师在讲台上孤独地讲授,而学生却在手机的世界里低头狂欢。这些现象伤害了教师威严与自信,使教师“感受不到因从事这一职业带来的内在尊严与欢乐的满足”[8],继而失去了教学态度与教学激情,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教师教学权威的形成。

(二)教师职业精神对教师专业权威的影响

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责任,这种责任需要职业精神来支撑。教师一旦失去职业精神,就会出现职业懈怠现象,丧失教书育人责任,并远离为人师表的角色要求。根据角色认同理论,角色与权威密切相连,权威只能在角色要求下使用。教师如对自身角色及权威建立失去认同感,必将失去行为责任感和对自己形象完美感的维护,失去对职业价值、职业荣誉和卓越的追求。调查显示,受高职治理结构和科层制管理的影响,部分高职教师“忘记了教育的根本宗旨,放弃了肩上背负的根本职责”[9],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责任淡漠,职业作风浮躁,职业技能平庸,职业操守失落等职业精神危机现象。这些现象进一步导致教师失去对专业价值、专业理想和专业精神的追求,进而也影响了教师专业权威提升。

(三)制度机制保障对教师法定权威的影响

虽然国家政策法规方面,《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明确了教师的主体权利和法定权威,然而在高职内部各项制度及管理实践中,却很少看到有保障教师主体权力的具体机制和保障教师法定权威的具体措施。事实上,教师主体权力与法定权威离不开制度保障。第一,制度能赋予教师教书育人责任与义务,面对学生课堂不良行为,教师自然就不能忽视、回避,而要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和理想教育,并通过师生良性互动化解学生课堂行为失范,这个过程会逐步建立教师法定权威。第二,制度能赋予教师法定权力,教师能借助法定权力依法规训和强化课堂管理,并通过法定权力阻吓课堂违纪现象,避免师生出现失范行为而导致矛盾冲突,这个过程会强化教师法定权威。第三,制度能保障教师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主体身份和法定地位,促进教师在体面的工作、满意的环境中自我超越,逐步赢得尊重与敬畏,这个过程会提升教师法定权威。

(四)尊师重教文化对教师感召权威的影响

文化是学校的灵魂,直接制约着办学理念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与执行力度[10]。受治理文化缺位的影响,文化往往是高职最不重视的办学因素,且忽视尊师重教文化已成为高职教育的一个普遍现象。教师和教学是学校最为重要的因素,尊师重教文化理所当然应成为学校文化的核心。尊师重教文化的价值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尊师重教文化能对高职教师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产生内在而深厚影响,并最终影响着教师人格魅力。第二,尊师重教文化能克服课堂教学文化、师生关系文化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平庸、任性与无序现象,展现师生关系的活力、生气与生机,提高教师精神气质与风貌。第三,尊师重教文化能转变学生学习态度,激发教师教育本真,唤醒教师教育灵魂,促进教师提升思想道德修养,提升教师教书育人综合素质,进而提升教师感召权威。

三、高职内部治理因素与教师权威影响因素的关联性

(一)治理目标异化导致学生课堂行为失当,影响教师教学权威

学校治理追寻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学校发展定位应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然而,在一些高职发展规划中,发展目标仅定位在创建“省示范”“国家示范”“双高建设单位”,或不断提高办学层次(专科到本科)上,很难发现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定位。在这样的目标导向下,许多高职抛弃人才培养质量这个根本,人才培养制度仅停留在文本或宣传口号上,教学管理大搞形式主义,导致教师教学敷衍塞责,学生学习马马虎虎,课堂出现大量行为失范(如学生上课迟到、旷课、早退,以及睡觉、讲话、玩手机等)现象。治理目标异化导致学生不尊敬教师、不尊重教师教学的行为,使师生矛盾与师生冲突日益凸现,不仅影响师生关系和谐,还导致教师失去应有的教学态度和热情,继而也失去了对教育的责任心与敬畏之情。

(二)治理结构失衡导致教师职业精神消解,影响教师专业权威

高职治理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科层制。治理结构科层制犹如管理的科层制一样,在学校内部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与权威结构,因而存在着许多垢弊:第一,“行政化”色彩浓厚,强调管理等级、集权和权威。教师作为结构最底层群体,主体权力地位被剥夺,参与学校管理权力受限,对学校事务则经常是处于失语和半失语的状态。第二,单一行政权力主体,缺乏约束与控制,权力越位与泛行政化现象严重,不仅限制了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正常运行,还导致行政权力对教师权力的控制与僭越。第三,权力的“马太效应”,提升了行政权力对资源分配控制的欲望,导致“官本位”取向越来越严重,教师主体利益与合理诉求常被忽视或忽略。这些治理结构失衡现象,使教师失去了平等参与、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机会,影响了教师作为学校主体身份的认同,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心理失衡与精神失落,影响了教师对职业精神的追求。

(三)治理制度缺陷导致制度机制保障缺失,影响教师法定权威

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建设,制度能以其体系化权威凝聚组织的共识和力量。高职治理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治理保障机制不够完善,治理权力、责任没有科学区分与配置,治理制度的实施、监督、评估、反馈未自成体系,影响了诸如教学质量管理、学生课堂管理、学生成绩管理等制度的有效执行。第二,治理机制对管理制度关照不够,忽视了制度建设的系统性控制,使得制度系统无序性增大而作用效能性不足。尤其在管理制度不合时宜时,未能及时在管理制度修改、完善、创新等方面提供有效支持,导致教学管理、教学评价、荣誉与激励、教师权力等方面“制度建设滞后”,落后于时代要求。治理制度缺陷,制度机制保障缺失,影响了高职内部制度体系健全性,影响了教师荣誉与利益,削弱了教师制度性权利与权力,正成为制约高职教师权威提升的主要桎梏。

(四)治理文化缺位导致尊师重教文化滑落,影响教师感召权威

文化是大学之根、大学之魂。治理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念,高职内部治理实践中若没有核心规范和价值观的协同与支撑,未必是有效的”[11]。换言之,高职内部治理逻辑中若忽视治理文化的作用,则治理是失衡的。高职治理文化缺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治理文化意识缺位。纵观高职发展史,管理和教学一直在低层次徘徊,缺乏深层次发展和创新,导致作为一种“类型”的教育,仍然是作为一种低层次的高等教育而备受垢病。其原因是治理文化意识淡薄,治理文化运行机制缺失,导致治理文化对管理和教学关照不够。第二,治理文化主体缺位。目前高职办学文化同质性较强,尚未形成有特色、有个性、有创新的办学文化,无疑是缺乏治理文化主体的推动。治理文化主体的缺位,导致治理文化发展所依赖的组织、物资和条件缺乏,进而影响治理文化体系构建。第三,治理文化生态缺位。治理文化意念、理想的缺位,制约了治理文化生态的形成与发展,导致文化育人忽视环境熏陶、人格感化、风气驱使、价值引领、精神感召、意义赋予等方面的生态功能,导致了以教师文化、学生文化为底蕴的尊师重教文化缺失。

四、基于内部治理因素改革的高职教师权威提升策略

(一)治理目标改革,提升教师教学权威

1.重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教师教学权威

教育质量是亘古不变的话题,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职治理终极目标。实现高职治理目标的改革,关键在于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第一,学校党委及其权力机构要统一认识,明确教育使命与责任,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终极目标写入发展规划中。第二,提升治理理念,回归教育本真,围绕人才培养质量转变办学观念,消除办学中的功利价值观,强调内涵建设与发展。第三,将治理目标改革贯彻于具体教学实践中,提高师生对教学质量生命线的认识,以端正教师教学态度,规范学生学习行为。同时建立组织机制,用实际行动促进治理目标的转变,并对治理目标改革与落实过程进行监督与评估。

2.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提升教师教学权威

教师权威的真正授权者是学生,教师权威只有在被学生承认和接受时才能有效运用。所以高职教师权威的重构,有赖于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第一,要基于学生视角对教师权威进行审视,积极引导学生对教师权威的认知,实现学生尊敬教师权威的自觉。要从正反两方面让学生懂得教师权威对课堂、对教学的意义,从新时代知识观、教育观和师生观出发实现学生对知识权威、专业权威和教学权威的尊重与敬畏,防止学生在教师权威建立过程中角色缺位。第二,要引导学生树立多元知识价值观,引导学生从更多角度、从更长远时空来审视知识价值,克服基于功利的知识学习观和专业选择观。要通过职业规划课程发掘学生专业兴趣,尤其是高职各大类招生的专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更灵活的、切合实际的专业转换制度,给予学生一定的选择空间,提高学生专业选择正确性与兴趣度。第三,要加强课堂教学的师生互动,鼓励师生知识交流和疑难解惑,在交流和解惑中建立和谐师生关系。要鼓励教师进行角色转换,促进教师身份从控制者、管理者、知识传授者和“权威者”向学生合作者、引导者、组织者、学习促进者和“同伴者”转变,这种转变过程也是提升教师教学权威的过程。第四,要加强教学管理,制定严格、统一的课堂规则,规范学生课堂行为,对学生课堂失范行为进行惩处,以儆效尤。

(二)治理结构改革,提升教师专业权威

1.确立教师身份地位,提升教师专业权威

传统科层制管理的弊端,决定了治理结构改革主要方向。第一,实现治理组织的扁平性与均衡性。扁平性就是精简治理结构层次,弱化结构等级边界,形成大治理幅度、少治理层次、高治理效能的组织结构,实现上下结合、内外协调、全员参与的依法民主治理体系[12]。这种体系具有网络式治理形态,强调治理主体平等、成员之间互动、治理行为的自觉与主动。均衡性是完善诸如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共青团等多元化组织,逐步去除治理行政化色彩,使治理由“直线职能型”转变为全员综合型,以均衡学校事务,共担学校治理责任。第二,实现治理协调性与柔性化。协调性是指协调领导、行政、教师、民主监督等治理权力的关系与作用边界,防止权力泛化、越位或缺位。特别是要重视协调教师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防止行政权力对教师权力的控制与僭越。柔性化则要求治理人员组成简洁,治理灵敏、迅速,灵活多变,强调成员间的信任、合作与信息共享。柔性化显著的优点是能提高教师与其他治理主体间沟通效率,提升矛盾问题处理的及时性。治理结构改革,为教师提供了治理平台与机会,发挥了教师群体共同治理作用,提升了教师治理主体的身份地位。

2.重塑教师职业精神,提升教师专业权威

教育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灵魂,即精神。通过治理结构改革,提升教师治理主体身份地位,可重塑教师职业精神。第一,强化教师“治理主体”身份,引导教师正确把握“治理主体”与职业责任内在联系,促进教师对治理主体身份及职业行为进行价值反思,以提升与治理主体身份相适应的职业态度。第二,从结构治理角度,真正改变组织生态,为教师参与学校组织提供方便,扩展教师组织发展空间,赋予教师参与民主管理权力,提升教师组织归属感和组织向心力。第三,从治理的扁柔性出发,加强人本管理,尊重教师人格,减轻教师负担,提升教师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让教师在发展过程中长久保持愉快心情,并经常处于幸福工作新常态,以培养教师职业情怀。第四,要鼓励教师关心专业发展空间,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向度,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的期待,并享受专业发展过程的激情和喜悦,以提升专业精神。治理结构改革,重塑教师职业精神,目的在于提升教师专业态度与专业精神,促进教师自觉敬业、精益、专注和创新,以赢得学生尊重与敬重,提升教师专业权威。

(三)治理制度改革,提升教师法定权威

1.完善制度治理机制,提升教师法定权威

针对治理制度缺陷,高职治理制度改革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座谈会、论证会、专家咨询会等形式,确保各项治理制度的科学和民主。第二,完善治理制度实施机制,推进制度执行力度,监督制度执行效果,保证制度执行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并尽力减少制度的自由裁量和灵活运用的空间,增加操作刚性[13]。第三,发挥治理制度功能,有效抑制制度数量上的“光环”,及时填补“制度真空”,抛弃影响教师权益的传统“治理顽疾”和“制度顽疾”。第四,夯实治理制度内在属性,强调制度文明性与服务性,提倡用“价值理性”代替“工具理性”,对教师治理要“多一些人性,少一些理性”[14]。第五,提升治理制度管理品质,强化制度管理“全”而“精”,提倡全面、全员、全过程管理,提倡精益求精和日益精进管理,以精准跟踪问题关系状况,精准找出问题产生根源,并精益化解决问题矛盾。总之,治理制度改革,一方面要有助于完善制度生成的规则、流程与效能,保障制度合法、合规和实用,确保制度先进性与现代性。另一方面还要有助于保障制度的系统性、完备性和执行性,确保制度体系有序和科学管理。

2.实现制度机制保障,提升教师法定权威

目前,高职制度体系不健全,治理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制度体系。第一,完善教师权威培育制度,将有关教师权威发展的内容添加到教师培训中。学校日常管理也应大力宣传教师权威法理地位,宣传教师权威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与意义。第二,完善教师权力保障制度,保障教师主体权力、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保障教师在遭受人格攻击、污蔑时有对学生进行惩处的权力。第三,完善教学保障制度,将课堂真正交给教师,充分发挥教师教学自主性,还教师合理教学自主权。课堂管理上既要强调管理文明性和服务性,也要将教育惩戒权归还给教师,以改变对学生“不敢管”的窘境,保障教师教学管理正当权力。第四,完善教师权威保障制度,培养教师正确权威与权力观,严格规定课堂上教师权威合理运用边界与权力使用尺度,防止教师误用或滥用权威引起学生消极态度或激起学生对立情绪,防止教师碍于学生评价或惩治权受限导致权威过度弱化和萎缩。总之,完善制度体系,能提升组织权威意识,提高教师身份与地位,保障教师各项法定权益,提升教师法定权威。

(四)治理文化改革,提升教师感召权威

1.凝练治理文化特色,提升教师感召权威

文化与治理密不可分,治理与文化融合形成一种文化形态,即治理文化。教育场域是一种文化场域,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高职内部治理只有具备文化视角,才能实现最深层次、最高境界的治理,即文化治理。所以高职要根植治理文化,凝练治理文化特色,实现优秀治理文化。第一,树立治理文化理念,突破诸如价值观念等抽象层面文化的桎梏,实现从治理结构改革到治理文化提升的转变,实现内部治理过程的文化引领与统领。第二,构建治理文化生态,将治理文化作为精神文化主要组成部分,打造治理理念与精神文化相融合的复合共治体系,形成积极向上、宽容和谐、民主协同的治理文化氛围。第三,建立机构与组织,明确治理文化改革主体,制定治理文化培育机制,制定治理文化发展策略,通过思想引导、知识建构、熏陶体悟、总结固化等方法,培育治理文化。第四,建立文化治理机制,运用治理文化改革成果,筑牢文化治理意识,增强文化治理信心,培育尊师重道、尊师重教特色文化。

2.弘扬尊师重教文化,提升教师感召权威

高职治理文化中最重要的是尊师重教文化。弘扬尊师重教文化美德,需要组织重视、师生个体因素配合和良好教学文化支撑。第一,加强宣传引导,塑造良好舆论环境,宣传教师正面形象,树立教师崇高威望,惩治恶意抹黑教师的不良行为,形成以师为本、尊师重教的价值体系和群体意识,重塑师道尊严、感怀师恩的文化风尚。第二,加强教师自身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引导教师向高境界的道德向度修为。强调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言传身教,鼓励教师传播大道,大道致远,大爱无疆,重塑尊师重道、贵师而重傅的文化美德。第三,加强教师观、学生观的检视,要求教师淡化权威意识,放下身段做学生好朋友,尊重、理解、信任、鼓励、扶植每一个学生,摒弃“师严然后道尊”传统观念。第四,加强教学文化建设,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与专业素养,鼓励教师通过深厚的专业文化根底和较高的教学水平感召学生,重拾教师感召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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