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其乐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 541006）

一、引言

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以出口和投资拉动为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旺盛的国际市场需求。因此我国经济发展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矛盾日益突出以及部分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加剧，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设立了以绩效考核为核心的评定机制，这无形中加剧了地方政府竞争，而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在政府财政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支出或财政收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于力和胡燕京，2011）；二是政府行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王燕武和王俊海，2009）；三是财政分权的产业结构效应（魏福成等，2013）。在税收竞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上，从总税收竞争结果来看，税收竞争能够抑制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该影响存在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肖叶和刘小兵，2018）。从分税种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营业税竞争和个人所得税竞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样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但增值税竞争程度的抑制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张国庆和李卉，2019）。

总结以上研究发现，学者关于税收竞争对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均已展开大量研究，但缺乏多视角的深入讨论。从研究角度来看，本文将从税收总量和分税种税收两个方面分析税收竞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并考虑区域异质性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引入门槛回归模型，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考虑两者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奖励补贴、税收返还及先征后返等优惠税收政策，吸引相邻地区的资本流入本地以增强自身竞争力，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变化。从宏观角度来看，地方政府间存在政治锦标赛，因此地方政府会倾向于投资周期短、生产见效快的项目来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但这种政府行为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引起产业与资源之间的失衡，阻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从微观角度来看，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会加速产业集聚同时引发产业的同质化竞争，最终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从税收总量来看，提高区域税收竞争程度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从税种结构来看，增值税不存在重复征税问题，提升增值税税收竞争有利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且当增值税的“分工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时，提升其竞争程度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营业税主要面向第三产业征收，提升营业税竞争程度会引发地区第三产业企业的迅速聚集，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企业所得税主要表现为产业的“集聚效应”，会加剧产业间的竞争程度，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维护建设税主同样主要面向第三产业，因此提高城市维护建设税税收竞争可能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从分税种来看，提高增值税、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收竞争程度可能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越激烈越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我国中央政府更倾向于从经济发达地区拔擢官员，导致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竞争程度可能更加激烈，进而引发资源配置浪费，阻碍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官员承受的政绩压力相对较小，因此政府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会相对具有针对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在经济发达地区，提升税收竞争程度会阻碍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反而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来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往往受政治锦标赛的影响产生资源错配现象。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税收竞争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按照东、中、西部划分我国经济发达与落后地区，而东部部分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并不高，因此就本文而言，并非所有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都较高，假设3与假设4在一定程度上并不矛盾。

三、样本、变量与模型设定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0-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研究样本选择中国31个省市地区，时间跨度为12年的数据

（二）变量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干春晖等，2011）。

核心解释变量采用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与城市维护建设税之和占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的比重反映地区税收竞争水平（唐飞鹏，2017）。同时，构建税收竞争指数(com2)作为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傅勇和张晏，2007)：

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采用地区经济发展、政府规模、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地区投资水平、地区创新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各省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对数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将其作为门槛变量。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度量方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人均GDP的对数政府规模 gov 地方财政支出/GDP对外开放水平 fdi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地区投资水平 invest 全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地区创新水平 innov 专利申请数量/GDP人力资本水平 edu 每十万人在校生数量/GDP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fin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对数

（三）模型设定

1.基准线性回归模型

为检验地区税收竞争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建立如下面板模型：

其中，indus代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程度，com1表示地区税收竞争水平，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i表示各省市地区，t表示时间，控制了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因素，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为随机扰动项。

2.门限面板回归模型

为了更好地考察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构建以下单一门槛模型（2）及多重门槛模型（3）：

若单一门槛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建立多重门槛模型（3），具体如下：

其中，threshold为门槛变量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I(·)表示指示性函数，当括号内条件成立时取值为 1，否则取0；为具体的门限值。

四、主要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全样本回归分析

表2为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税收总量的竞争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列（1）所示，税收总量的竞争越激烈越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验证假设1。列（2）-列（5）根据税收结构进行回归，列（2）为增值税税收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税收竞争与产业结构升级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提升增值税税收竞争程度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列（3）-列（5）分别为营业税税收竞争、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税收竞争，除企业所得税外，其余两者均能够抑制显著抑制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其中营业税税收竞争与城市维护建设税税收竞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与假设不同，可能的原因是自2012年起我国开始逐渐实施“营改增”政策，2016年“营改增”政策全面推开，导致回归结果受到影响。

表2 全样本回归结果

2.异质性分析

如表3所示，列（1）-列（3）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明显看出，在东部地区减轻税费负担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该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税收竞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效应不显著；而西部地区税收竞争越激烈越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尽管该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以上回归结果基本可以验证假设3，即在经济发达地区税收竞争越激烈越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在经济落后地区提升税收竞争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表3 分样本回归结果

（—表3续）

（二）门槛特征分析

为验证前文假设4，本文构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限面板模型，门槛效应自抽样结果显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显著，双门槛效应未通过检验，因此选择单一门槛模型进行回归。此外根据门槛估计值结果可知，其门槛值为10.777。

据表4结果可知，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10.777时，地方税收竞争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系数为-11.248；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10.777时，地方税收竞争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正，其系数为7.340，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税收竞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且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该影响由“抑制效应”转向“促进效应”，验证了假设4。

表4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五、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com1替换为com2,对（1）式进行重新回归；此外，为了保证门槛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文章引入地方金融发展水平与税收竞争的交互项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说明研究结论具备稳健性。

六、结论与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得到以下结论：一，从税收总量来看，提升税收竞争程度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二，从分税种来看，增值税税收竞争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为促进作用；而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收竞争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三，税收竞争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显著，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西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四，税收竞争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税收竞争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为负向；反而亦之。

根据文章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规范税收竞争，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不规范的税收竞争容易引发资源浪费、产业结构扭曲等问题，因此要坚决取缔制度外的税收竞争，塑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入良性轨道。二，改善政绩导向考核体系。政府应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基本原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将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同时要建立多元化的考核体系，摒弃唯经济增长论，应将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政府官员考核的一部分。三，优化税收制度，制定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财政及税收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带动区域发展创新，推动产业链地位攀升。四，完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适当扩大地区金融规模并加强金融监管，从侧面提升当地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引导税收竞争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