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南通，226001）

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原址昭武院

张謇是清末民初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后，张謇所创办的工业已初具规模，工业人口相对较为集中，但医药卫生的落后以及反复发生的传染病疫情严重影响了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张謇以爱国为民为出发点，认为南通实行地方自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城市居民集中生活时尤为重要的就是医疗卫生，为此他创办了南通医院，不久又提出“祈通中西，以宏慈善”［1］的理念。

一、 为民健康，筹办医院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正面临急剧转型，在战事频繁、通货膨胀严重的恶劣环境下，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疾病的猖獗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缺医少药以及防疫措施缺失等导致霍乱、白喉、疟疾等传染病大流行。纵观南通城乡，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仅有数十家医院、诊所，共计300多张病床，绝大多数百姓处于贫病交加、缺医少药的凄惨境地。

面对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现状，一批知识精英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经验，寻求救国救民的良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謇赴日本进行了为期70天的考察，考察的重点是实业和教育，除了参观医校、诊治牙疾之外，他对医院并没有更多的接触。即使是这样的一经而过，日本医院也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癸卯东游日记》中写道：“日本医学发达最先，非独其士大夫所自负，德、法各国闻亦许之……”［2］他也认识到筹建一所医院是非常繁重复杂的事情，仅有房屋等基础建设是不够的，还需要专业人才和专业设备作为发展支柱，无论是哪一项都需大笔资金投入，“非绵力所能办”［3］。张謇在公益事业上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筹建医院这项庞大慈善工程实在让他短期内无力为继，但筹建医院始终在张謇心头挂念。他先进行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储备。1904年，张謇派遣通州师范学校的熊辅龙（字省之）到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宣统三年（1911）秋，通州（南通）响应武昌起义，宣布光复。张謇三兄张詧被公推为军政分府总司令兼民政长，并在城南昭武院右小蓬莱旧址设立军医处，服务于可能发生的战事，同时也为百姓治病。被张謇派至日本学习医学的熊辅龙恰好回国，受命组建军医处。由于东南局势渐趋稳定，军医处备战压力大大减轻。始建于1907年的查普曼医院（南通第一所西医医院，现为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则因为缺少医生而暂时歇业，从而导致南通城区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张謇和张詧旋即做出决定，将军医处扩充为民用的通州医院（次年更名为南通医院，后多次易名，现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张謇的这种做法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多年心愿的累积。1910年3月，张謇盘点自己开创的各项事业，“而医院，医学堂未暇焉”［4］。张謇没有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放弃筹建医院的想法，他认为“医道与人生性命息息相关”。［5］建院初期，医院有病床80张，设内科、外科、妇产科。民国元年（1912），张謇和张詧委托熊辅龙创办通州医院附设医科学校（同年先后更名为南通医院附设医科学校、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以培养医学人才。据《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五年度支略》记载，校舍建筑费13740元和附设医院院舍建筑费16400余元均系张謇和张詧私资。张謇和张詧还斥巨资购买了一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医疗器械，充实、提升医院的基础建设。

二、 学贯中西，造福乡梓

作为南通医院的首任院长，熊辅龙不负期望，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忠实笃行张謇“祈通中西”理念。辛亥年十二月初九日（1912年1月27日），熊辅龙施行南通地区首例乳癌切除术。这次手术的成功进一步消除了民众对西医的猜忌、怀疑和畏惧，也让熊辅龙声名大噪，求诊病人接踵而至。民国四年（1915）八月九日《通海新报》记载，某女童患重度走马疳（口颊坏疽），医者皆束手无策，称之为不治之症。其父对女“爱如拱璧”［6］，亟送南通医院，熊辅龙采用西医手术切除腐肉腐骨，三周后患儿痊愈。其父感激涕零，登报表扬，并“告世间之同病者宜速就医，切勿自误”［7］。

熊辅龙之所以得到患者信任，一方面是他自身医术使然，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张謇的信任、器重、培养和推崇。1906年，光绪帝下达禁烟谕旨，全国自上而下禁烟运动风生水起。偏居一隅的南通地区有“芙蓉癖”者亦不在少数，戒烟成为当务之急，各地戒烟局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但疗效好、副作用少的戒烟药难觅踪迹。民国二年（1913），熊辅龙凭借扎实的西医功底，潜心研制戒烟神丸，经过十余次改良后，药丸效果卓然，“通如海泰城乡局无不采用”，“霍然戒脱者不下两千余人”［8］。张謇和三兄张詧多次在《通海新报》发文，对熊辅龙研制的戒烟药丸予以宣传、推荐。民国三年（1914），南通医院在张芝山、小海、十里坊、川港等处设立戒烟药丸分销处，体现了医院在禁烟方面的决心、责任和担当。据民国二年十二月三日的《通海新报》记载，熊辅龙同窗徐君等人也研制了戒烟新药，在上海戒烟社使用效果甚好。经熊辅龙推荐，徐君携汤蛰仙专程到通拜访张謇。张謇听闻后兴致颇高，但张謇也没有听之信之，而是让熊辅龙对此药进行试验，以确定疗效。熊辅龙遵从张謇之命，在乡人徐子山所设的戒烟局内选取六名瘾君子服用此药。十日不到，六人果然戒脱。此后，南通医院也同时销售此药。张謇不拘泥、不固守，博采众长的科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出于扩大实习基地的需要，民国元年（1912）8月9日，张謇和张詧决定对南通医院择地另建。民国二年（1913）5月，张謇亲自选定院址，购买医校东南土地11.7亩，并委托宋跃门负责南通医院土建工程。1913年张謇题写院名“南通医院”，旁边备注“民国二年五月张詧、张謇用私资建设”。翌年6月，医院竣工，内设内科（附加妇科、儿科）、外科（附加产科）、皮肤科、眼耳鼻咽喉科（附加牙科）等，能做外科大手术。新建南通医院整体布局科学合理，设有病室、传染病室、诊疗室、解剖室、洗衣消毒室、浴室、厕所、门房和天水池等。根据1914年新建医院平面图，传染病室设置在医院的西南角，与整个病室相隔甚远。这种科学防疫安排可见创始人和设计者的用心。

建院伊始，张謇主张对赤贫看病者免收药费，医院多次在《通海新报》《通报》上予以宣传。对贫者的怜恤，正是张謇慈善为民的体现。1914年张謇为医校题写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既彰显了慈善情怀，也蕴含着中西合璧的办校、办院理念。在医校的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张謇发表演讲，告诫学生对待病人无论贫富“都要存不欺心”［9］。

当时南通地区土法接生比比皆是，民国四年（1915）的《通海新报》提及，“吾国稳婆毫无学识，黑暗已达极点，不明生理解剖，妄自动手术致成难产。不知消毒方法，任意污秽酿为危病，因而致命者时有所闻。”［10］对此，张謇十分肯定留学日本的妇产科医生熊谈松雪女士提出的新法接生，两次在《通海新报》予以广而告之，广告指出：南通医院“医金毫不计较，富者随意捐助院费，贫者分文不取”［11］。同年，医院新设产科传习所，学制一年，开苏北地区新法接生教育的先河。

张謇为医校题写的校训

受到张謇“祈通中西，以宏慈善”的理念影响，南通相继创办了“乐仁”“大慈”“金沙”“中西”“德甫”“大生”医院和如皋、海门公立医院等数十所医院，以及南通助产学校、南通护士学校等专科学校，为南通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注入了更多的力量，也为百姓求医就诊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1914年建成的南通医院大门

三、 逆势而行，中西并重

张謇“祈通中西”的理念中，对西医的推崇只是一个方面。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两者应该相互融通、取长补短。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医受到一些西医界人士矫枉过正的批判，民国元年（1912）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没有中医内容，更是把中医的地位推向了低谷。面对中西医学此消彼长的尴尬局面，张謇认为，“今日言医者，顽固自大者无论，其有少知识者，又多轩西而轾中，以为西人医学与药学截然分两半，故辩性较精，而施效易见，不知中医之道也”［12］。张謇结合当地医疗卫生实际，不顾教育部规定，力排众议，实践他“祈通中西”的理念。民国五年（1916），张謇在南通医院设中医科，聘请地方名中医金石（字品之）、胡瑞等人坐诊，诊治内科、外科、妇科、喉科等。

民国六年（1917），张謇在医校首创中医科。张謇认为，中西医学应该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相互融通，学中医者应该对西医有所学习，学西医者也应该对中医有所掌握。在课程设置上，张謇认为既要紧跟世界形势和潮流，也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本国情况，反复斟酌裨益，才不至于不协调。他在自己创办的医校采取中西双学的教学模式：中医科的课程里设置了“生理”“生化”“生理解剖学”三门西医专业基础课程；西医科的临床医学课程中设置了“本草药物科”中医课程。而医德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为张謇所重视。

张謇曾发表《拟集资订〈中药经〉征求同意书》，他说：“南通设医校有年矣，意在沟通中西，而效未大著，思之思之，乃计先通药学，药通然后可以求医通，医犹汽车电车，药犹轨与道也。”［13］他积极联系德国柏林大学大伦制药学院院长汤姆斯和化学工程师马勒，计划对常用的中草药进行成分分析，以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医，但由于历史原因，此事未能推行。张謇“祈通中西”的理念，对于医院和医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中西医学相互参照、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难度确实非常大，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宣布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撤销中医科等，扼杀了张謇“祈通中西”理念的实践。中西医结合困难重重，诸家反对，绝非短时间内所能沟通。［14］不可否认的是，张謇“祈通中西”的理念和做法是科学先进、难能可贵的，对后人也具有启发意义，对医院和医校的发展建设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四、 人才引培，世界眼光

张謇“祈通中西”的理念还表现在医院和医校的人才引进及人才培养上。为了鼓励学生融汇中西的积极性，张謇在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主张先学中医四年，以后再学西医。为了调动积极性，采用了免交学习西医学费的激励奖励办法。为了解决中医科学生的实习问题，张謇和张詧在学校附近新设中医院，由中医老师带教学生。张謇选派成绩优秀的医校学生到日本参观、学习、实习，学习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和医院管理，学成之后再回医院或医校工作。曾两度出任南通医院院长的瞿立衡就是张謇所办中医班的第一届学生。民国六年（1917），瞿立衡进入医校，先学中医四年，再学西医四年。民国十四年（1925），瞿立衡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最终获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像瞿立衡这样的人才还有徐光明、黄思宪、张炎等，他们都是被张謇择优推选出国学习，学成后以反哺之心报效母校及家乡南通，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期建设南通医院和医校的中坚力量。

民国六年（1917）的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教职员表记载了学校管理者和教员的籍贯、职务、每周授课时数、月俸银数、到校年月及资格。月俸最高的是西医主任教员兼医院院长的沈尧阶，每月月俸100元，专职教师（医师）待遇要比行政人员高，张謇和张詧则均无分文月俸。这也体现了张謇、张詧无私办医院、办医校的高风亮节和重视医学人才、尊师重教的情怀。

除了把学生送出去培养，张謇还十分注重对外引进人才。他不惜重金广聘人才，先后聘请了日本千叶医校的李希贤、日本长崎医学专门学校的赵铸等，黄鸣鹄、俞国钧等一批优秀留学生也相继加盟医院和医校，担任医疗和教学工作。1918年，张謇聘请杭州名医唐熙年任医院主任，积极扩充西医力量，同时也竭力加强中医力量。中医科实行分科诊治，设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外科聘请兴化著名中医顾益之，中医内科有俞汝权、刘叔敏、陈巽伯、孙在兹、施伯衡等。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在青岛的海军医院停办，欲变卖医疗器械，人员回国。张謇得知此消息，立刻委托他的德籍顾问为南通医院置办X光机（时称爱克司镜）、显微镜等医药器具，全部费用九八规元四千六百二十五两，通过大生驻沪事务所付清。为了安放X光机，张謇又斥资建造了一幢两层的X光机楼。X光机在当时极其稀罕，放眼北京、上海也难得有医院有此机器，张謇的超前意识和长远眼光由此可见。

更让人钦佩的是张謇用人的世界眼光，“但于用人一端，无论教育、实业，不但打破地方观念，并且打破国家界限。人我之别，完全没有的。只要那个人能担任，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行”。［15］其子张孝若对张謇选人用人这样评述，“只要这个人有才学，品行好，不问贫贱，不问所操何业，不问男女，他（张謇）是一样的爱重、提拔、信用”。［16］民国九年（1920），张謇以每月500元的月俸，聘请德国医学博士夏德门（Dred Schel Demann）来医院任总医长兼医校教员。在1920年5月初《时报》上刊登的《南通县南通医院广告》中，夏德门的出诊时间为上午10时至12时，下午2时到3时是他以私人名义诊病或出诊。夏德门擅长外科和妇科，来院诊病者日甚一日，由他诊治的病人“均得美满之结果”［17］。1921年8月2日，张謇身体不适，请夏德门诊治。“以德医诊察余体，须用新法手术治。”［18］张謇接受了夏德门的建议，8月4日，夏德门偕同德国医生冯伯勋在狼山北麓的林溪精舍为张謇手术，手术“绝无痛苦，裁十分钟耳”［19］。由此可见，张謇对夏德门的医术是十分肯定的。除临床外，夏德门还承担医学教学以及负责X光检查，不仅“授人以鱼”还“授人以渔”。在医校，夏德门选用上海同济大学课本，用德语教授西医知识。医校学生丁志中几乎形影不离地跟随夏德门学习，夏德门回国后，丁志中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开展X光检查。张謇的世界眼光、开放格局使得南通医院从肇始之初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南通医院早期的遗迹仅存天水池、X光机楼、大手术间三处，2011年被南通市人民政府列为南通市历史建筑重点保护起来，静静驻守在喧闹的南大街，见证并诉说着张謇创办南通医院及医校的风雨沧桑，“祈通中西，以宏慈善”的奉献坚守。这是对张謇的致敬，也是对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