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禾

1912 年4 月，民国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要求各地如实上报一年的开支和债务数。与此同时，他对全国的财政状况做了一个估算：宣统三年（1911 年）岁入2.97亿两白银。但岁出3.5 亿两，入不敷出5300 万两，再加上之前的各种“旧账”。这一年累积的财政亏空达2.6 亿两之巨，而外债也还有20 亿两待偿还。由此可见，覆灭的清廷不仅没给民国政府留下仨瓜俩枣，其留下的数亿烂账，甚至让民国政府赔到1937 年都没还清。

清政府留下数以亿计的烂账

1912 年2 月12 日，宣统帝溥仪下诏退位，清政府退出了历史舞台。2 月15 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政府也顺势接管清朝留下来的偌大国库。据说，民国官员入库盘查时，京城银库里只剩下孤零零的几个银锭。这令人不禁疑惑：清朝再腐朽落后，怎会在灭亡之时落得如此境地？

从甲午战争至清亡，不仅军费浩繁、赔款数额巨大，由于筹办新政、训练新军、兴办教育及巡警事务等，支出更是大量增加，中央库存所剩无几。甲午战争前，财政形势较好，但中央户部存银也不过1000 万两左右；甲午以后，清廷开支大增，财政经常入不敷出，只好从各个方面开源节流。例如以“捐”的名义公开向广大百姓加征税款，称“厘捐”；降低官员俸禄标准、裁减地方官的养廉银；大举外债以求运转。1900年到1911 年，除开由庚子赔款等赔款转化而来的外债数额外，清政府举借的外债数量高达3.4 亿两左右，其中铁路借款占76.86%、财政军火借款占14.66%。

武昌起义

除了以上这些举措，清政府在覆灭前夕，还动用了皇室的“私房钱”来补充国库亏空。清朝自康熙帝起，在紫禁城东华门设立了“内库”，与户部银库所代表的“外库”相对。“内库”打着“备闭城日用，永远不动”的准备金名号，存放着皇家的私银百余万两，由内务府管理，户部无权干涉，这笔财产也被称为“内帑银”。据清宫档案记载，从武昌起义爆发到清帝逊位，隆裕太后先后拨过八次内帑银。然而，这些内帑银并没有帮助清廷走出国库亏空的危机。1911 年11 月，清政府又动员发行爱国公债，规定王公世爵、京外的大官小员等凡是“公家职务者”都有购买的义务。

为了应对国库亏空，清廷可谓多管齐下。据统计，通过下拨内帑银、发行公债、息借洋款等措施，清政府在武昌起义后筹集到2000 万两左右的资金。然而，面对民国初年统计报告中指出的2.6 亿两赤字、20 亿两外债，这2000万两在庞大的财政危机面前，不过沧海一粟。

烂账悉数落到民国政府头上

清朝灭亡后，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却并未因革命而更张。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与外国签订的所有条约，清政府与外国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到了民国政府与外国之间。也就是说，清政府欠的钱，民国政府照样得还。不过，民国政府并非只接手了空空如也的银库和数以亿计的外债账单，毕竟皇室遗留下来的大内藏品还价值连城。以袁世凯为首的民国统治者自然也动起了变卖大内瓷器的念头。

早在1911 年11 月袁世凯出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后，就提出将盛京（今沈阳）大内和承德避暑山庄两处行宫内的瓷器变卖给美、法等国商人以换取银两的方案，这个折子上奏当天便获隆裕太后批准。据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对两处行宫所存宝物的清点和估值，光盛京大内一处行宫就有藏品103000 件，价值3000万两左右。

不过，一直到1912 年2 月12 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这批宝藏依旧因没有和外国商人谈拢价格而搁置在宫内。2月16 日，袁世凯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他便向赵尔巽追问起两处行宫内宝藏的下落，“贼喊捉贼”般地斥责了赵尔巽联系外国商人变卖瓷器的行为。因为就在前一天，孙中山曾发加急电报警告袁世凯：“此种器物，实为民国公产，并非皇族私有，应行禁止售卖。”最终，这批藏品没有被出售。

北洋政府军费大增，变卖前朝器物“捞油水”的法子也不了了之。而另一边，南京临时政府更是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朝灭亡前，在南京地区的库存本来就少，清廷江南提督张勋逃离南京时，劫走江南造币厂200 万银元偷运至上海。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时，又把藩库和银钱局尚余的一点库存取用殆尽。临时政府成立时，清王朝在南京的库存已无公款可用。因此，成立初期的民国政府，“一切政费，全恃外债”，前两年的岁末结余都亏空近亿元。

经历多次“债务转移”终于了结

民国政府如何应对如此庞大的债务呢？1912 年至1916年，北洋政府沿用清末旧制，主要依靠各省上缴的税款维持财政开支，关、盐两税充抵外债后，仍有少量剩余归由中央支配，加上大举借债，财政收入勉强得以维持。1916 年至1927 年，袁氏帝制覆灭，军阀混战，各省解款名存实亡，财政收支管理制度十分混乱，各地随意截留财政收入、坐支挪用等现象屡见不鲜。

此后，北洋政府依旧靠外债度日。新债叠旧账，到北洋政府统治结束的1928 年，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借外债已经达到32.5 亿两，其中有抵押品的达28 亿两以上。用以抵押的是国家的海关税、盐税、路税、烟酒税，甚至北京的城门税，总之，凡是能抵押的税收都被抵押出去了。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7 年，段祺瑞极力主张中国也加入一战，最后中国所在的协约国赢得胜利，这让北洋政府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修约的主动权，也开始采用“到期修约、期满作废”的强硬战略。于是，中华民国以胜利国的身份，结束了对一战中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赔款。此外，沙俄1917 年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联继承了沙俄在华的利益，于1924 年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中的剩余赔款，其他几个国家随后也选择放弃，或将赔款用于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经费。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也承认了之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沉重的债务担子，又落在了南京国民政府头上。直到1937 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国才彻底废除对日赔款条约。1938 年后，国际形势转变，国民政府对庚子赔款等条约均停止赔付。至此，经历多次“债务转移”的数亿烂账，终于有了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