畀 愚

我曾生活过的那个小镇很小，小得只有两名警察与一个小偷。

当年，有个地质队去到那里，要在那片水乡泽国勘探石油。他们在一马平川的旷野里打了无数的洞，快到春节时才陆续离开。只有三个年轻人没赶上航船，逗留在了这个黑压压的小镇上。

小镇上唯一一家旅社最早是公私合营的，后来成了集体的。管事的老卓是个又黑又瘦的秃子。因为黑与秃，年轻那会儿就被人称为老卓了。他老婆倒是个挺漂亮的女人，主要是年轻，还有那么一点儿丰腴，就是有些来路不明。有人传她是从乡下逃婚出来的，也有人说是在老家把名气搞臭了，不出来都不行了。反正，他们生的女儿倒是白白胖胖的，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老卓的影子，但初为人父的那股高兴劲还是溢于言表的。夫妻俩给她取了个苏联小姑娘才取的名字——卓娅。

因为小镇小，那家小旅社一年到头也没住过多少旅客。时间一长，它就跟一家夫妻店似的，同时也成了这一家三口的家，日子过得恬淡且平静。

卓娅十五岁那年夏天出了件大事。老卓去河里洗澡，一个猛子扎下去，让驶过的机船搅进了螺旋桨里，鲜血染红了大半条河。第二天捞上来时，七零八落的，怎么拼都少了半片脑袋瓜子。

还是因为小镇的小，街上的饭馆与店铺一到年三十就都打烊了，到了下午光景，整条街上已经连个鬼影也见不着。有的只是风刮过桥洞时发出的呜呜声，还有那些从远天飘来的细小雪花。

事情就出在这辞旧迎新的夜里。

地质队的三个年轻人在旅社的房间里关着门，喝了会儿酒，唱了会儿歌后，出汗了，打开门，又喝了会儿酒，唱了会儿歌。后来，他们醉醺醺地撞开了母女俩的房门。

除夕之夜的雪悄无声息地在外头下着，覆盖了屋顶、路面与大地。到了第二天一早，三名年轻的地质队员搭乘一条迎亲船去了县城。当妈的好几次都差点儿要冲出旅社那两扇大门，但又咬紧牙关退回到屋里，抱住了女儿。打落的牙齿有时候只能和着血水往肚子里咽。告状那样的苦头她不是没吃过，曾在生产大队的院门外跪了两天，结果把自己跪成了全公社最出名的“破鞋”。

那一年，卓娅也就十六七岁，对性的认识也就是疼痛，痛完了竟然还有那么一点儿期待。只是，她怎么也记不清那三张脸，只记得黑咕隆咚的，三张脸老是在脑袋里跑马灯。到最后，记忆里也只剩下那些从嘴巴喷出来的酒气。

更考验女人的是在大半个月后。该来月事的日子里，女儿身上还没来。这比当妈的自己身上没来，还让寡妇揪心。这个依然丰腴，却多了那么点儿岁月积淀的女人，在辗转一夜后，再次做出了她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决定。

两天后，小镇上都知道当妈的带着女儿要回娘家了，要去往她阔别了十多年的家乡。临走前，她把台账摊在柜台上，把抽屉里的硬币一个个地依次垒起来，把夹子里的每张钞票叠得就像用熨斗烫过那样平整。

她只带走了老卓留下的那一点点积蓄，缝在贴身的衣兜里面，就像当年离开村庄。她以为此生再也不会回到小镇。

20世纪80年代，城市里最蔚为壮观的景象是下班的时候。工厂的大门口，到点的铃声一响起，蜂拥而出的自行车就像是钢铁与人肉的洪流。母女俩第一次见到时，都被这场面惊着了。当妈的同时也领悟到了——原来城里面有这么多男人，总有一个是会收留她们娘儿俩的。这是一个女人的自信，也是信心，但当务之急仍是女儿肚子里那块在日生夜长的肉。

可是，医院里不让刮，妇产科的医生们要先看证明。城外的卫生院里也不让刮，同样也要先见着了证明，他们才动手。一时间，女人又萌生了两腿一软的念头，但她忍住了。再不能把女儿也跪成一双“破鞋”了。最后，她只能听从长虹桥堍下摆摊的那个老军医的建议，先开七帖中药吃吃看。老军医不敢打包票，尤其不敢下猛药，弄不好那就是两条性命。他说，要真出了事，把他也搭进去，那就是三条命了。

老军医伸着三根手指头，眼睛在母女俩的身上转了一圈后，又转了大半圈。

可纸里包不住火，肚皮里面也藏不下一个小孩子。眼看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这天傍晚，当妈的远远地望着人民医院门口那个红十字，用力地一拍大腿，说，生，大不了生下来我当亲生儿子养着。

其实，这也是老军医给出的主意。闯荡了半生的人，最知道的就是人家要什么，也掂量过自己能给出什么。他先是给女人说了说他的情况，打了大半辈子的光棍儿，家里有两间半的小屋子，要是找些砖头来的话，还能往外再搭出半间来，这样一家四口吃喝拉撒也能齐全了。为此，他特意带女人去砖桥弄里实地看了趟，但更关键的是后来在路上说的话——等闺女将来生了，就由他来给孩子当这个爹，再由外婆来当妈，孩子不就跟着他有了城里户口？说完，他看了眼女人的脸色，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这样一来，闺女不照样是个黄花大姑娘了嘛。

老军医又伸出了那三根手指，说，这是一举三得。

人家一口一个闺女的，还抛出了城里户口，女人还能说什么？一下子，她站在大太阳底下，只觉得都要热泪盈眶了。

只不过，卓娅的生育之路走得颇为艰辛。大半年里面，三个人去了周边很多地方，主要是为避人耳目。等再回来时，又已经快到一年的除夕，三个人变成了一家四口。

老军医满脸的褶子都快要乐开花了。人还没进砖桥弄，就一把从女人怀里接过孩子，逢人就说他这是老来得子，他这真是叫老来得子了。

真正的母亲却笑不出来。跟在他们屁股后头，卓娅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孤苦与迷茫，让人怎么看就怎么像个活脱脱的拖油瓶。

除夕之夜，孩子在被窝里哭个不停。她既然当了姐姐，也早就像个姐姐的样子了，回来前就已把奶断了，这时也只能把孩子摁在胸口，用来堵住那张嗷嗷待哺的嘴。那种钻心的痛，不光来自奶头，还有别的地方，让她死的心都有。

她又想起那三张黑咕隆咚的脸，走马灯似的，迷迷糊糊的，喷着酒气。

卓娅不是没想到过死，挺着大肚子那会儿就不止一次地想过。而且，肚子越大，这个念头就越发强烈。那晚在上海，一家三口站在外滩的人行天桥上，她挺着快要生产的大肚子，一下子只觉得心跳得不行，眼看自己就要融化在这满街的灯火里。

她先是在心里对肚子里的孩子说，妈要死了。然后，一把抓住女人的胳膊，又说，妈，我真的要死了。

老军医一脸都是喜当爹的急切，凑过来，说，那就是要生了。

卓娅的儿子生在去医院的路上，就在这满大街的灯火里。后来，因为老军医姓孙，就给他取了名字叫孙明，但卓娅在心里也给他取了一个，早就想好了的。她叫卓娅，儿子就叫卓伟。

其实，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了。她只是嘴上不说，但把什么都看在眼里，藏进了心底。

日子一顺就过得飞快。

许多事情都是后来慢慢知道的。老军医根本不是个医生。他原先是粮站里的检验员，倒卖全国粮票被判了几年，出来后就成了个流氓，猥亵妇女又被判了几年。

照他的说法，他那点望闻问切都是在监狱里学会的。

刚开始时，姐弟俩住在那两间半屋子的最里间，有扇门可以插上。这是女人做的主，防人之心不可无，当妈的当然得为女儿多留个心眼，自己就只能跟老军医睡外间了。

他们在过道的地方挂了块帘子，白天拉起来，晚上放下去，但有时候是真的不方便。两口子的那种小心翼翼，连说句话都得在被窝里掐紧了嗓子。尤其天气一热，卓娅夜里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再急，也只能夹紧了两条大腿等天亮。实在不行，就去百货商店里买个痰盂来，塞在床底下当夜壶。可耐不住的是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再转眼都能上弄堂口去打酱油了。

总不能让孩子每晚都扒着床沿看姐姐嘘嘘吧？就算是看自己的亲妈也不成。

女人犹豫了几次后，才提出要跟老军医分床的——她跟女儿睡里屋，两个男的睡外头。

老军医相当委屈，挠了好一会儿的头皮，说，公共厕所才男归男，女归女的。

女人知道人家不情愿，就更觉得自己这是在过河拆桥。她打心眼里是感激老军医的，给了他们祖孙三代一个家，还让外孙成了她儿子，而男人自己呢？光知道为这家忙里忙外，其实什么都没留给自己，也就剩被窝里那几下打更点卯了。

女人还是想再坚持一下，扭头一看他那副一脸愁苦的模样，到了嘴边的话只能咽回去，只能起身，张开双臂地叫：明明，乖，到妈这儿来。

现在，老军医早就不给人开方子了。没有营业执照就是非法经营。夫妻俩现在都成了个体户，经营小针织产品，也就是卖点儿毛巾袜子、内衣内裤之类，还顺带着一些小修小补，给人往皮鞋底钉个铁掌。摊位仍摆在长虹桥堍下，每天早出晚归的，跟这世上绝大多数的夫妻一样，他们未必知道有成语叫相濡以沫，他们只知道夫妻就是白天在一个锅里吃饭，夜里在一张床上睡觉，哪怕就是都死翘了，两个名字也会被并排刻在一块墓碑上。

这天，老军医一早有点儿拉肚子，上公共厕所里蹲过两三趟了，仍有点儿意犹未尽，就跟女人打了声招呼，说是回趟家里，去马桶上踏踏实实地坐一会儿。

事情就出在他进家门后不久。

伴随着一声尖叫，卓娅捂着胸口就冲了出来。她赤着脚，光溜溜的两条大腿上面只套了条三角裤，上身的花布褂子扯掉了一大截，两只手都有点儿快捂不住了。

她蹲在家门口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哭，披头散发的，直到街坊扯了件晾在一边的衬衫给她披上，才一边抽泣着，一边说棉纺厂里昨天调班，她上完白班又倒夜班，回到家里饭都没吃一口就睡下了，迷迷糊糊有人爬了上来，她连是谁都没看清楚。

可街坊们看得很真切，一进屋就见老军医叉着两条腿站在那里。屎已经掉了一裤裆，还张着两只手，一脸都是委屈，见人就嘟囔：这怎么说呢？这是怎么说的。

狗就是改不了吃屎。最后是砖桥弄的居民小组长赶来，一语定性后，老同志仍然义愤难平，又说了句：孙耀庆，你真不是个东西，你都讨着这么好的女人了，怎么还能干这种事。

当晚，女人什么话也不说，等到孩子睡着，抬手给了女儿一个巴掌。这是女人平生第一次打女儿。啪的一声响过后，她的泪水就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女儿也眼泪汪汪的，扬着被扇红的那半边脸颊，看着母亲，说，现在不好吗？现在这家里总算干净了。

说完，她抓过桌上的那串钥匙，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大街上空旷而幽暗，路灯被行道树遮挡着，影影绰绰的，一阵风吹过就发出一片沙沙的声音。其实，这天夜里卓娅哪儿都没去，就站在了长虹桥上，迎着风，止不住的是泪水。她是忽然发现的，泪眼里夜晚的灯火竟会是别样璀璨，像太阳反射在水里的那种光，一晃一晃的，直到巡逻的联防队员把她送回家。

老军医这回赶上了严打，服刑的监狱远在西宁。女人千里迢迢地赶去探视，但他说什么也不肯见。女人知道，母女俩是把这个老男人的心伤透了。所以等到第二年开春，她又去了一次。老军医仍是不肯相见。

女人回来后，看着女儿，说，他这是恨死我们了。

卓娅不说话，只顾埋头织一件小毛衣。孩子眼看要上幼儿园了，听他每次追着女人一口一个妈地叫着，就像有无数把刀子在剜着她的肉。

女人其实也早就看在眼里了，很多次话里话外的，像是借着和尚在骂秃驴，但听上去又是那么苦口婆心，说，你就是心太急，你迟早是要嫁人的，到时候，你过你们的小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这多好？谁也碍不着谁。可话到最后，声音里难免会掺杂着丝丝的怨恨。女人说，可你倒好，非要把一个好好的家弄成这样子。

那不是我的家。女儿说，那是你的家。

谁的家不是家？女人说，我是你妈。

一下子，女儿的眼神从没像此刻那般醒目过。她逼视着母亲，问她到底是谁的妈。她一字一句地说，你是我的妈？还是我儿子的妈？

这些年里蒙在心头那层窗户纸一旦捅破，母女俩谁也不买谁的账，直到熟睡中的孩子被吵醒，才一下都闭了嘴。

可是，等他很快又睡着后，卓娅低头看枕头上那张稚嫩的小脸，就像对天发誓那样，每个字都是从牙齿缝挤出来的。她说她这辈子都不会嫁人的，她要一辈子守着她儿子。

那是你弟。女人的声音平和下来了，提醒她说，你害了别人还不够？你还想害自己不成？说完，她仍不放心，就又说，你要真是害自己，我也管不着，只求你别害了孩子。

看来，当外婆的是真把外孙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但一个女人要真对自己发起狠来，有时候连当妈的都会束手无策。卓娅眼看就快三十了，连棉纺厂都倒闭好几年了，人家就是不肯嫁，连对象都不愿意谈。下班回到家里，常常是连大门都不出，只知道关在屋里给她弟弟织毛衣，织完毛衣织毛裤。反正，毛线就这点儿好，织了能拆，拆了又能织，洗一洗、蒸一蒸，换个样式又是一件新毛衣。

反正，她在二轻商场里当售货员那点儿工资，几乎都被花在买毛线上，就连砖桥弄里的街坊们都在替她惋惜——好好的一个黄花大闺女，这辈子都毁在那个禽兽不如的继父身上了。

有一天，女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说，孩子的毛衣都能穿到他娶媳妇了。

娶了媳妇忘了娘。卓娅笑着说，到时候，我们扯平了。

看来，女儿心头这道口子是永远都愈合不了了。

卓娅终于还是嫁人了，在她三十好几的时候。新郎是城关中学里的数学老师，是个鳏夫，老婆也曾是个人民教师，在上课时死于心肌梗死，只给他留下了无尽的悲伤，还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儿子。

更值得一说的是他们的介绍人——王老师退休前在城关中学里教美术，也是个鳏夫，家就住在长虹桥堍下，沿街的那半间门面房租给女人也有几年了，上面那块招牌都是他帮着题写的，七个方正的仿宋体——庆红日用百货店。

老军医还在摆摊给人开方子时他俩就熟，看着人家一转眼就有儿有女，娶的还是这么招人待见的一个女人，王老师当初就曾扪心自问过，自己好歹也是个人民教师，怎就比不上一个个体户呢？何况还是坐过两回牢的。看来，老天爷也是个乔太守，就知道乱点鸳鸯谱。

没想到老军医会第三次去坐牢。王老师觉得是老天爷总算开眼了，就找人先拆了屋里沿街的那面墙，再撺掇着女人把摊位搬进来。

价钱什么的都好说，要换了别人我还舍不得租呢。退休的美术教师毕竟也是知识分子，话说得既含蓄，又有点儿露骨：我看中的是你这人，这么些年了，我都是看在眼里的。

嫁过两回的女人，这点儿门道能看不出来？她只是装作糊涂，不全图那几个省下来的租金，也不全是为了不再受日晒雨淋。女人想得更深远——女儿是横竖靠不住了，至于那个外孙兼儿子，将来说不定还有一出惊天动地的大戏在等着呢。

可一想到老军医，女人的心又莫名地揪了起来。

好在王老师不是个急切的人，画了大半辈子的画，人家讲究的是步骤。一年四季里面，有三个季节都摇着把折扇，就像个说书先生。坐在庆红日用百货店里，他什么都说：他的儿子调去省里了，是教育系统里的骨干；他的女儿在北京，在大学里面当讲师，嫁的男人还是教授呢。可以说，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不光他贡献了自己的这一辈子，他连儿子、女儿与女婿的那辈子也都贡献出去了。

这叫什么？王老师说，这就叫薪火相传。

女人的心又在隐隐作痛，但也知道，这么好的男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她准备的。她把这个归结为命中无时莫强求，连觉海寺里求来的签上都是这么说她的。

女人就是从那时开始烧香拜佛，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会上觉海寺里去。基本是趁着天还没亮时，为的是不耽误赶早的那一拨买卖。到了月底的最后一个傍晚，就是她关起店门来盘货的时候。这是老军医在时定下的规矩，如今却已成为王老师人生中最期待的时刻。

一大早就在准备了。王老师不光会画画与背诗，烹饪上面也是把好手，煎炸炖煮，至少看上去都是有模有样的。等到女人把账目扎平，他的菜也上桌了。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下，再开上一瓶花雕酒，在灯光里很有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

只不过，女人每次仍会想起老军医，但她更明白，男人都是翻脸不认人的，再老的也是。你不给他点儿甜头尝，他就会给你看脸色，可那也不能由着王老师的性子胡来。女人在这方面还是很会拿捏住分寸的，尤其是王老师喝到要老夫聊发少年狂时，她都会婉转地提一下城关中学里那位老校长。这是王老师亲口说的，老校长当年就是马上风，把命送在了校办厂女会计的肚子上。他那几个子女到现在都还没抬起头来呢。

子女就是套在父母脑袋上的笼头。在这样一种氛围里面，王老师那次是主动要求来当这个媒人的。

人生能有几回搏？不能碍于面子反把自己熬干了。他对女人说，嫁个人民教师多好呀！你闺女将来成了师母，那也是桃李满天下，还有你儿子，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补习老师吗？

卓娅婚前就跟数学老师提了两个要求，小孩她是不生的，她怕痛。数学老师当然没意见，他又不是没小孩，儿子都快十岁了。就是第二个要求他有点儿犹豫，卓娅要带着弟弟一块儿嫁过去。

你弟弟都已经快是小伙子了。数学老师说，他不是还有你妈吗？

那不一样。卓娅说孙明再有两年就高考了，他得上大学，他是迟早要离开这块小地方的，但关键是数学成绩不行。

数学老师明白了，笑着说，你这是在找补课老师呀。

你要这样想也成。卓娅有点儿不高兴了，说独生子女都娇生惯养的，她主要是想让两个孩子在一起，在学习上相互鼓励，在生活中相互帮助。她还说，他们都是男孩子，他们迟早都要离开这块小地方，独立生活的。

这话说到了数学老师的心坎里。他没想到二轻商场里的售货员还挺有见识，就用力地一点头，说，行，听你的。

不情愿的人反倒是当妈的。女人说她活了这些岁数，还没听说过哪个新娘子是带着弟弟上花轿的，除非是家里没人了。

他是我弟吗？女儿不咸不淡地顶了一句。

女人的眼神一下暗淡了许多，说，你们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你怎么是一个人？女儿说，你店里有个姓王的，西宁劳改农场里还有个姓孙的，你忙得过来吗？

女人无语了，默默地起身，收拾起碗筷去了外头那半间，只能一个人对着水槽默默地抹眼泪。女人早就发现了，人的岁数越往上长，这眼窝子就越浅，动不动就会有眼泪掉出来。

不过，卓娅的婚期还是稍稍地往后挪了挪。主要考虑到拆迁——砖桥弄是全县城里第一个老区再建工程，公告早贴在弄堂口了——多留一口人在家里住着，那得多分上好些个平方呢。

女人是全弄堂里第一个踊跃报名的，虽然拆迁房建在了城外，但她早在街坊们还围着公告各打小算盘时，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对外宣称是为了不耽搁女儿的婚事。其实，女人心里想得更多的还是老军医——他真要回来了，哪有脸再待在这条弄堂里。

乔迁的当晚，一家三口终于有了各自睡觉的房间，却都失眠了。

几天后，女人第三次去了趟西宁。相隔了那么多年后，这一回老军医总算同意探视了，而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点儿都没见老，脸上的褶子还是褶子。除了头发白一点儿，皮肤黑一点儿、糙一点儿，人更瘦了一点儿。

他说这些年里的那些信他都收到了。

都是王老师帮着写的。女人说，他是个好人。

那我就不回去，你就跟他过算了。老军医说，他确实是个好人。

女人竟然有点儿脸红。她都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脸红过。她说家里刚搬了，她这次来是留个地址的，怕他出来后找不着。说完，她想了想，又说女儿结婚了，嫁的是个教书的，二婚头，她带了两包喜糖过来，留在了外面管教那里。

老军医许久都没出声。女人就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心里还是没放下。

要怪就怪我。她说，都是自家人，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又过了多年之后，孙明要在上海成亲了。他用车把全家老小都拉了过去，共同见证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老军医茫然地站在酒店大堂里，对女人说，我做梦都没梦见过这一天。

女人也是，回头看看女儿，眼泪又要夺眶而出，但她强忍住了。

那晚夜深人静后，卓娅让数学老师带她去了趟外滩的那座天桥。置身于那么一望无际的灯火之中，她对丈夫说这跟她记忆里的一点儿都不像。后来，她还说她曾经差点就从这上面跳下去。

数学老师说，幸亏你没跳。

卓娅说，我跳了。她还想说，是儿子救了我。

但她永远不会说。

秘密之所以成为秘密，就因为它是留给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