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雅惠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当代奥地利著名剧作家彼得·汉德克以其说话剧著称，其中，1966 年发表的《自我控诉》作为其早期戏剧作品，“反戏剧”形式尤为典型。该短剧打破传统戏剧形式，仅安排两位表演者作为“自我控诉者”在全空舞台上进行声音交替，自我控诉与反抗意识成为有形体，收放间形成严密的循环逻辑结构，在剧中得以展现，聚焦这一循环逻辑，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自我控诉与外放反抗在剧中如何呈现？如何建构起这样一个循环逻辑？其背后蕴涵着怎样的成因及深意？

一、在控诉与反抗之间：自我控诉与外部反抗的循环逻辑建构

（一）向内的封闭式自我控诉与向外的强力反抗

纵观全剧，《自我控诉》一剧中，剧作家将两种情感与行动在台词间进行了极为突出的设置。首先，这是一种封闭式的自我控诉。在全剧说话形式上，“我”都是一人说话，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说起，一人讲说着一生的控诉，自始至终，它都不是一种对话，仿佛信仰者的忏悔与祷告，这是一种封闭式的自省，是发生于“我”自身内部的一种思维流动，放在“自我控诉”的大标题下，每一句话是犀利的控诉指向，“我”所做的一切都值得被控诉，而这对象还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人生之初，“自然”的“我”是被控诉的，“我”被创造，“我”张望，“我”依照人的自然本能学会了认知、说话、行动，逐渐长大，接触到了社会的规则与道德，于是“我”“走出了大自然”，“变得不自然了”。此时，“我”控诉的对象逐渐成为了成年后的“社会”的“我”，有了各种义务、标准的束缚，用规则自我圈定，甚至是控诉着自己的反抗行为和之前自然本能的行动。无穷、单调、怯懦且无名的自我控诉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

剧作家构造出一个内部的空间，使“人”在自我的空间里封闭地进行一种自省。这样的指控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自我的控诉、对自然的控诉、对社会的控诉，乃至对世界的控诉，实际上做回了一种对自我的支持，对整个压抑的生存状态的痛诉。在这样的内心的自省中，观众看到了人与社会极大的一种矛盾所在：“我”痛斥着社会道德与规则的束缚，但在另一方面忏悔着自己不再是自然的“我”——因为自然的“我”不是社会要求的“我”，于是“我”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而去改变，在争取融入社会规则的过程中，“我”又失去了原本的自然性。“难道我冒犯了整个世界这种种规则、计划、想法、要求、准则、标记、章程、普遍的观点和形式吗？”——这种想要逃离却又适应，想要融入却抵触的情绪，在文中一触即发。

于是，便诞生了想方设法的反抗。可以看到的是，这种反抗是最直接、最外放的一种，表露在外，化于行动。“我”开始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态度，通过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动作去进行这种直接而激烈的抗拒，“我通过吐口水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在禁止拍手赞同的地方通过拍手赞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在人家命令继续走的时候没有继续走下去”，面对外界规则挤压的不断挤压，打破那些“应该”，反抗那些“必须遵从”，质疑那些“冒犯”，“我”展现出的，是自己作为人的，对于生存环境给人带来压制与异化的抵抗与叛逆。

（二）自我控诉与外部反抗之间的循环逻辑

恰恰在这样一个封闭式控诉与外放式反抗的模式中，观众看到了一种循环往复：原生自然为人的“我”与社会规则和生存环境的不断冲突，改变与被改变之间，试图反抗又被潜移默化地同化，想要寻求最初拥有的自由，竭尽全力去回归到原本的过程。

首先是第一次的变化：“我变了”，从而“我”从自然转向了不自然。在这一阶段里，剧作家大量使用“我学会”“我应该”这样的主谓结构，主人公“我”接触到了作为“人”的社会性原则：“我变得理智了”，“我必须遵从的不再只是自然规律”，“我学会了应该怎么做”，“我有了忏悔的义务”。在这一过程中，“我”实现了理性化、规则化的规训。

而后，第二次的“我变了”，则与第一次恰恰相反，成为反抗意识觉醒，走向质询的开端：“我冒犯了什么？”从而开始用一种极为激烈的方式表明自身态度：“我通过吐口水表明自己的态度”、“我通过发泄不满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在禁止拍手赞同的地方通过拍手赞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于外界的规则，“我”开始进行极端性的反抗行动。

但最终，两次变化将整部戏剧推向了“自我控诉”这一高潮，出人意料的是，却与第二阶段的激烈背道而驰。“我的自我控诉”在剧中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行为的忏悔：忏悔“我”做的“我”不是以前的那个“我”。“我”曾经不是应该是的那个“我”。“我”没有变成“我”应该成为的那个“我”。“我”没有保持应该保持的。在社会的规则之下，他又回归到忏悔与反省的状态。而在自我控诉的字里行间，这种对自我的审判控诉，是对社会的一种指责，失去了社会空间位置的激烈抵抗。

在自然本真与社会规则两种力量这样来来去去牵扯的过程中，剧作家完成了自我控诉与外部抵抗的循环逻辑的建构。

二、在规则与自然之间：自我控诉与外部反抗循环逻辑建构之因

那么，这样明显的循环逻辑结构因何而生？从剧作与作家本身出发，会发觉《自我控诉》的控诉与反抗，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其戏剧形式的特殊性。汉德克打破传统戏剧规则，追求创新反戏剧，文学对他来说，是向内求索的手段，在剧作之中，他不断地厘清自我。采用说话剧这一形式，是他对“文学作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这一效果的期待，他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这一愿望是无能为力的。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体现在《自我控诉》一剧中，采用无具体情节、无固定角色、无舞台布景的形式，展现出的这种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汉德克本人对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反思。

想要更深入地探究这一问题的因由，必须将其放归于它诞生的大地之上，《自我控诉》于1966 年问世，面对着20世纪中期的人与社会生活，这一阶段，正是现代主义的反理性思潮盛行之时。反观19世纪的理性主义发展，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中指出这样的矛盾：理性的合法使用导致自律，意味着自由而不逾矩，但人类使用自己的理性，反而意味着一种对于外在权威的不服从，而另一方面来说，理性本身却恰恰是一种权威——二战之后，这样割裂的生活与现实状态，使得人的精神需要一种解放与超脱，社会需要一种释放的出口，回归本真。

而汉德克的剧作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割裂的矛盾逻辑。可以看到，“自我控诉”本质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苏醒。这样的苏醒，预示着人们开始追求自我追求回归到自然的状态，从而直接导致了个体对外界的反抗，与此同时，自我意识存在于社会空间之中，驱使人若是想要在现有的世界空间里生存，那么必须去遵守这样的秩序，因而产生了人自身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是在自我封闭空间中产生的，是一种向内的矛盾，但究其原因，是人自然的本性在社会现实中，与社会规则产生矛盾冲突的产物。

三、在普遍的挣扎与自我意识之中：20 世纪中期文艺作品中的控诉与反抗

《自我控诉》一剧将“人与社会”“人与生存空间”这样不断的斗争与顺从，顺从与再抵抗的过程为我们一一摊开来，将内心自省与外部呼喊交织，通过独特的剧目形式展现出人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撞。每一句都有折射，每一个字都有现实的影子，每一句话都会抽离出深思，恰恰是彼得·汉德克这部作品的精妙所在。而这样的挣扎与控诉，似乎在汉德克同时期作品中亦能找到相应的影子。在汉德克的另一部著名早期剧作《卡斯帕》中，剧作家再次呈现出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与状态，主人公卡斯帕学会说话的过程，正是对《自我控诉》阐明的人被社会规则这一状态进行回应。

无独有偶，实际上，这正是20 世纪中期文学中普遍的一种冲突与循环现象：加缪《局外人》中莫尔索的冷漠与社会规则的冲突，使他成为了世俗规则、道德规则中恶贯满盈的罪人，尽管他平时安分守己，与世无争；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疯子能够免于飞行，但能够证明自己是疯子则不是疯子”的循环逻辑，奥尼尔《琼斯皇》中琼斯皇在小岛上自己制定着法律，又同时自己违抗着自己定下的规则，希望脱离白人法律规则，却祈求着白人的上帝，他回归到原始宗教，灵魂却早已被白人同化，在这样无尽的矛盾与循环中，最终只能献出自己，洗脱灵魂再找到自我。对于非自然规则的自我规训再到控诉，这种逻辑闭环，是当时年代中，普遍存在于人的生活之间的矛盾。

20 世纪中期，剧作家与作家们始终追寻着在这样的变动浪潮时期中、在人性的自然与社会的冲突之间，这种矛盾究竟何去何从的终极答案。在非理性的写作方式之下，大多都架构着一种在矛盾两端摇摆变换、不断循环的逻辑。而这种循环逻辑的背后，体现的是剧作家们在这样循环往复的现实中，对于生命意志与自我意识之尊重的呼唤。说话剧《自我控诉》，正是其中的典型剧作之一，展现着作为剧作家的彼得·汉德克，对于这一问题的思索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