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龙飞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科幻作家郑文光在一次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科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认为“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镜……”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科幻小说长期被视为“科学文艺”的一个门类，以科学普及为主要任务，服务于国家建设。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多元思潮的激烈碰撞以及欧美科幻小说的引进与传播，一些科幻作家开始尝试突破“科普”范畴，运用科幻的形式反映和反思现实问题，使得中国科幻进入一个重要的“社会化时期”，出现了《月光岛》《机器人乔二患病记》等一批具有鲜明现实批判意味的科幻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现代化”开始深刻震撼社会方方面面，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烈变化，而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也逐渐显现。在这样一个躁动不安的转轨时代，中国科幻的现实关切进一步强化。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流文学以“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向内转”的同时，身处边缘的科幻作家们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通过科幻小说这一独特路径把握与介入广阔的社会现实，并对这一时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展开反思。本文以当时的科幻主阵地《科学文艺》/《奇谈》为主要考察对象，从这一时期科幻小说对科学研究的书写、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态度以及对他者形象的塑造入手，探讨涌动其中的时代症候与思想潮流。

一、“市场化”的科学研究叙事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技革新日益成为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人们对于先进科技的渴望尤为强烈。因此，作为科技进步的基础，科学研究被视为一种崇高的事业，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6年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1988年邓小平也作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然而，不同时期对于科学研究的推崇背后，存在着不同的价值逻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科学研究往往与国防事业以及国家重点工程紧密相连，要求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可靠的政治立场，做到“又红又专”。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有关科学研究的表述也发生了变化。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明确表示，“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并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专业科研人员被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研究与市场的结合也逐渐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鼓励。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化”语境下对于科学研究的新的时代要求。

这种转换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科学研究”叙事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在一些作品中，科学研究开始与个人的物质利益追求以及市场相关联。魏雅华在《奇谈》上发表的《风流影子》（1989）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部作品中，一个自动化工程师接受了一位作家的有偿委托，在45 天时间内研究一部能够自动写作的机器，在这期间又邂逅了一位少女并与之相恋。然而，由于研究任务紧迫难以抽出时间与之相处，便向朋友要了一部机器人替身代替自己与少女相处，正当研发工作即将完成之时，“我”的替身突然不翼而飞，而“我”在苦苦寻找后竟发现那个“少女”也是一个机器人替身。小说开头有这样一段表述：

虽说我工作不错，甚至是令人羡慕的，是个博士研究生，还是一个高级研究单位的研究室主任，可我穷。

论说我工资也不少甚至是高薪阶层了，可我毕竟是挣薪水的呀。

我中学时的许多朋友都有了别墅、汽车……

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科研人员经济地位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私营工商业逐渐放开，工资不再是人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科研工作者的工资虽然不低，但远远不及经商所得。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科研工作者开始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利用技术在市场上获取利益。

在小说中，主人公便在工作之余通过在一家自动化公司兼职挣取外快，并在高额报酬的吸引下设计一台自动写作机器（客户需要这部机器为其快速创作大量作品来获得稿酬偿还债务）。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这里既没有承担“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也并未起到“探寻真理”的作用，而是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市场交换。这样一种构想可以说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出现的科研市场化趋势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颁布，以及各地“技术市场”的建立，科学研究开始面向市场，科技工作者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变化。如果说《地质之光》中的李四光是为了促进国家建设而开展地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中支撑陈景润刻苦钻研的是对数学的热爱与专注，那么在《风流影子》中，则是高额的报酬、合同的规定促使主人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现实中，的确有许多科研工作者通过将自己的技术成果商品化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然而问题在于，经济收益真的能有效平复内心的失落导致的思想困惑和精神苦痛吗？尽管在《风流影子》中，“我”最终完成了能够自动写作的电脑，即将获得巨额报酬，而机器人替身的“出逃”也并未造成实质性后果，但小说并未走向充满欢笑的大结局，而是以“哭”作为结尾：“我捂着脸哭了，我快活得嚎啕大哭。”“我”究竟在为何而哭呢？是因为虚惊一场的如释重负，还是因为在这一系列闹剧中感到的荒谬与悲哀，抑或是出于科研工作者在时代浪潮中逐渐边缘化，失去价值依托的落寞与失望？“我”真的快活吗？

对于《风流影子》来说，“替代”堪称这部科幻小说的核心要素：电脑替代作家去写作，机器人替代活人去交往。这样一种具有强烈解构意味的“替代”结构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王朔小说《顽主》中那个“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 公司”，其以一种颇为滑稽的戏拟实现了对于严肃话语的嘲弄与解构。我们一般认为，文学作品应当蕴含着作家独特的思想意志与情感体验，恋人之间的交往也应当是自我感情的真挚流露，然而在这里，文学是自动化机器的产品，日常交往中面对的“人”是机器替身，甚至感情也可能只是算法模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谓“自我”“感情”的真实性以及文学的价值便成了值得怀疑的问题。如果说《顽主》中的于观等人依然表现出了率直、幽默等特质以及鲜活的生命力，那么这里代替人进行写作与交往的机器则冰冷空洞，令人战栗。

在嵇伟的《别进入禁区》中，这种令人不安的虚无感表现得更为强烈。小说的主人公在科学实验中获得了能读取别人内心想法的能力。在这之后，主人公逐渐发现，虔诚信仰基督教的父亲其实一直怀疑上帝和天国的存在，与自己进行合作研究的儿时伙伴竟然有独吞实验成果的想法，而朝夕相处的恋人其实在贪恋自己的财产。这使得主人公对人性彻底失望，决定独自离去，与动物为伍。主人公曾为了自己的信仰进行了漫长而艰辛的研究，并对友人、爱人抱有高度信任，而这一切却在看到“真实的人性”后走向崩塌。这样一种理想与“真实”的剧烈冲突不难使我们联想到1980年“潘晓来信”中所提到的由“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但不同于“潘晓来信”中对一系列宏大命题的追问，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最初主要以亲情、爱情、友情等个人情感作为自己的价值关切，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切合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对于“人性”“自我”的呼唤。然而，主人公所窥见的“真实的人性”并不像想象中那般高贵美好，而是充斥着自私与贪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利益交换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利益”似乎成了唯一的真实，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美好人性”的想象在赤裸裸的物质利益面前渐趋黯淡。最终，主人公选择远离人群，厕身鸟兽，这样一种近乎逃避的行为也体现了理想主义的瓦解以及对于超越可能性的放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深入展开，在开始成形的“市场社会”中，商品经济及其唤起的物质欲望逐渐展现出强大的支配力量，冲击了新启蒙话语构建的个体精神高扬的“现代化”想象。这种“市场化”的科学研究叙述虽然并未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却生动地展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导致的精神困境。

二、多重危机中的现代性焦虑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科学研究叙事”生动地呈现出了这一时期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而其背后则是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浮现出的多重隐忧。1989年初，刚刚更名的《奇谈》在该年首期头条刊登了一篇名为《龙年之灾》的报告文学。这篇作品以直击人心的笔触，列举了1988年一年间全国各地发生的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等重大交通事故，沙尘暴、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灾难，以及物价飞涨、假货遍地、消费狂热等诸多社会乱象，全文充斥着焦虑、躁动与不安的情绪，以近乎全景的视角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环境、经济等多个领域不容忽视的危机。《奇谈》杂志将这篇文章放在当期第一篇，并占据全刊近三分之一篇幅，一方面固然如杨潇和谭楷所说，是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呼应了这一时期科幻界对“现代化”进程多重危机的关注与思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许多科幻作品中，人类似乎可以依靠先进技术，按照自身的需求对自然进行自由的掌控与改造，如迟叔昌在《割掉鼻子的大象》（1956）中设想通过刺激猪的脑垂体大幅增加猪的体重，以满足人们对于肉类的需求。这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们高昂的建设热情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强大信心密切相关。“新时期”以来，在“四化”语境中，这种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建设国家的想象依然层出不穷，如《太阳城的春天》（1983）中，空间太阳能电站向地面发射微波以传输电能，人们得以改变局部气候，将戈壁变为绿洲。然而，随着“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演进，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显现，甚至严重威胁到国内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此前粗放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一些科幻作家也逐渐将目光聚焦于环境生态问题。

短篇科幻小说《脆弱的平衡》（1984）讲述了一个人类活动打破自然平衡造成的惨剧。故事开端于一次钻井活动，主人公所在的化工厂新建了两个大型车间，厂长决定开凿两眼超深井，抽取深层地下水，以满足供水需求。然而钻井活动破坏了当地脆弱的地质结构，使得附近的一个湖泊底部出现了坍塌，并在湖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主人公与厂长女儿此时正在湖中乘船游玩，不幸葬身于滔天巨浪之中。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借一位养鱼大伯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警世明言：“大自然是欺负不得的，谁欺负它，它就会惩罚谁。”正如这部小说的标题一样，在作者看来，大自然并非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支配的对象，而是一个维持着脆弱平衡的整体系统，一旦这种系统被人为打破，就很可能发生不可预估的灾难。相对于此前许多科幻作品中动辄改变地理形态、控制大气流向、重塑区域环境的宏大叙事与雄心壮志，《脆弱的平衡》对待自然的态度转为谨慎与敬畏。此外，人口的快速膨胀也给环境生态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样也引起了科幻作家们的强烈忧虑。《晨星号湮没》（1990）和《碧海桃源》（1986）的科幻小说中也有通过建设海底空间缓解人口压力的设想，但新建成的“海底城”很快又被快速增长的人口填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与上述作品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具体问题的关切相比，韩松1988年发表的《天道》所包含的思虑更为深沉，直指“现代性”的本质。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认为，所谓“现代性”（modernity）有两重含义，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另一种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在卡林内斯库看来，前者包含着“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新时期”以来，“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被广泛接受。然而在《天道》中，作者对这种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性”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度。500年前，一群人怀着“幻想和激情”踏上飞船，奔向宇宙深处寻找外星人的踪迹。500年后，人类技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征服了无数行星，而“科学”却逐渐“硬化”，人们已无法理解“哲学”以及当初那群人踏上征程的动机。在得知飞船上的乘员全部死于未知太空病毒之后，这样一种冒险行为被全面禁止。过了许久，一个飞船残骸成为崇拜对象，名为“拜星教”的宗教逐渐兴起并统治太阳系，试图“使人类重有自知之明，熄凌驾万物之意”。然而在一次朝圣过程中，突发的太阳磁暴使人们迷失了路线，造成大量教徒的死亡，一些幸存者开始对教义产生了怀疑，并孕育了下一代文明的胚胎。精神与物质、宗教与科学、保守与进取、文明的衰败与新生，这一切似乎都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循环，正如文中所说，“一个世纪的开端，标志着过去的一切都死掉了。然而正是因为死掉的一切，意味深长的事情才不断重复发生”。

在“现代性”叙事中，人类社会沿着“前现代”到“现代”这一方向不断线性向前发展，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社会将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发展阶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同样是阶梯式上行的“进化史观”。而在这部小说中，文明似乎陷入永无止境的循环，在进步与衰退之间周而复始，呈现为一种闭合的环形时间结构。这样一种结构在韩松的其他作品中也时常出现，王瑶曾以“环舞”一词来加以形容。现代人被囚禁于这一圆环之中无法逃离，与鲁迅《呐喊·自序》中“铁屋里的人”颇有相似之处，然而与静态封闭的“铁屋”不同，一切似乎都在不停地躁动，而这运动的背后却是无尽的轮回。一些评论者认为韩松的写作风格与当时的先锋文学颇为“气味投合，声息相通”，使用了一些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写作技巧。与此同时，这样的书写也可以认为是对时代往复变迁的隐喻。

相应地，韩松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也显得暧昧微妙。人类利用科学技术造出了飞船，开启了太空探索，而随着科学的“硬化”，人们失去了当初的激情、勇气以及献身精神，对于星空的探索也就此止步，多年之后飞船的残骸漂流返回地球，又被人们当作宗教信物崇拜的“神器”。正如时任《科学文艺》杂志副主编的谭楷在评论这部小说时所说：“未来科技高度发展，人们生活当然高度的舒适，于是‘哲学’没有了，人们视古代的献身精神为愚蠢的行为，进入另一种层次的愚昧之中。”科学技术本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在这里却成为束缚人类自身的囚笼，这也正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以及文明异化的深刻反思。但谭楷同时也认为，“另一层次的愚昧仍旧要打破的”，不管是“硬化”的科学还是神秘主义的“拜星教”都并非历史的尽头，历经灾难之后，新一代文明再度萌发，也暗示着探索的重新起航，在无尽的盛衰轮回中，人类文明始终生生不息。

正如韩松本人所说，中国科幻“是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晴雨表，也是大国崛起雄心的表达，乃至苦难风暴过后的彩虹映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紧密相连。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现代化”轨道的转换以及多重“现代性”危机的浮现，科幻小说中对于科学技术乃至“现代性”本身局限与负面后果的反思更是进一步深化，甚至直接指向人类文明。因此，之前有研究提出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并不具备“最起码的工业化条件”，导致“现代科学人文精神的启蒙在中国科幻小说中无法萌芽”，这一时期中国科幻主题大多来自西方文艺思潮，是“缺乏现实土壤的模仿”的判断，似乎并不十分准确。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科幻作品主要反映了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人们建设国家的炙热激情，以及由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信心，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许多科幻小说则体现了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逐渐显现，人们对于“现代化”道路以及“现代化”这一概念更为冷静的思考。

三、“开放”时代的他者想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主动重新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述，“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乃至整个“现代化”路线发生了深刻变革，而这一切绝非中国内部的孤立事件，与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以及和西方关系的调整密切相关。在温铁军看来，正是这“第二次对外开放”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从西方大量引进资本和技术，这也就必然要求对原有经济体制与管理模式进行一定调整以与之进行对接。一方面，外国先进技术的引入的确促进了国内生产力的提高，而外资的注入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助力。但另一方面，西方企业的管理、运作方式时常与国内原有体制、观念发生冲突。而由于技术和体量上的弱势地位，许多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在外企挤压下大幅削减，甚至面临着被外资吞并的风险，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也让人们再次因“落后”产生了沉重的压力和焦虑。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思想、学术著作的引介同样如火如荼，并兴起了一股翻译、学习、研究“西学”的热潮。人们对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认知被重新塑造。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既有文化、观念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人们在引进与接纳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在担心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侵蚀，而中国近代以来被侵略的历史和冷战背景下“和平演变”的风险也使得许多人对“西方”保持着一定的戒备心理。

上文提到的对于“西潮”的警惕，在《金魔王》中清晰可辨。小说主人公在抗日战争末期作为八路军小战士，在一次站岗中意外遇到了前来向八路军首长提供日军企图偷运黄金这一重要情报的N 国人威廉。改革开放后，威廉再次来到中国，找到已成为县农业局局长的主人公，要向当地免费提供一批高产玉米种子，并承诺在玉米成熟后以高于市场的价格统一收购。主人公欣然答应，并打算与其签订长期合同。然而就当合同即将签署之时，科研人员却发现，这一玉米品种能够将土壤中的金离子吸收到植物体内，之后可通过熔炼还原出黄金，而威廉提供这批种子的真正目的是窃取当地的金矿资源。在文章结尾，一名抗战时期驻扎在当地的日本军官重返故地，对当年的侵略行径表示忏悔，并揭露了历史真相：当年威廉举报日军偷运黄金的行为并非出于“良心”，而仅仅是因为在与日军合作过程中分赃不均。

从“威廉”这一名字以及小说中的外貌描写来看，“N 国”应该代指某个西方国家或者整个西方世界。虽然威廉主动向八路军报告日军偷运黄金的情报，似乎是一位“国际友人”，但事实上，这一行为却由利益驱动。小说由此成为宏大历史的隐喻：即使西方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处于同一阵营，在中国抗战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西方的援助从根本上源于利益考量，并未反思其自身的殖民侵略恶行，更没有改弦更张。同样，“新时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资本、技术输出亦绝非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无私援助，而是为了从中国攫取更多利益。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些外资企业也确实因触逆近代以来的历史记忆与国内民众发生了冲突，如1983年发生过一起深圳某外资采石场因悬挂“非外国人不准入内”的标语引起工人强烈不满的事件。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官方宣传话语中，“斗争”已经逐渐淡化，但“百年国耻”的历史记忆并未完全隐褪。这部作品将故事缘起设置在抗日战争时期，并在结尾提到“从十四岁起他就拿枪保卫着这片土地，此刻他才深深感到仅仅有枪杆子是不够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样一种由历史经验带来的警惕外部侵略的政治意识甚至无意识。对投资、技术的渴望与对外来侵略的警惕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人们在面对“西方”这一外部力量时的复杂心态。

事实上，挫败外国势力阴谋、保卫国家利益的主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科幻作品中经常出现，《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中就有科学家为保护发明成果与“某大国”势力殊死搏斗的情节。然而，比较一下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科幻作品中的“斗争”叙述不再敌我分明、剑拔弩张，甚至有时文中出现的“外国”并无明确所指，作者在行文中的态度亦较为复杂。在《金魔王》中，当年举报日军偷运黄金的“国际友人”威廉竟然是企图窃取我国黄金资源的不法商人，而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军官坂本反而回来悔过，并揭露了威廉的罪行。童恩正的名作《在时间的铅幕后面》（1989）中也有类似情节。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在美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一位名为舍逊的美国女士送给他一块古蜀国铜片，并希望他带回中国。这块铜片由舍逊女士的传教士父亲于1937年在中国考察时获得并带回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国文物的盗取（虽然当事人主观上可能并无恶意）。如今，流失海外的文物由西方友好人士主动送还给中国，而主人公也表示：“我愿意将这件礼物作为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友谊的象征来接受。”这一“失而复得”的结构可以视为弥合历史裂痕、实现中西和解的期望。由于这块铜片上的花纹蕴藏着古蜀国宝藏埋藏地点的秘密，美国古董商人亨利·杰克逊试图抢夺，以便之后在中国境内盗取珍宝，而主人公依靠过人的胆识以及此前从一位高僧那里学到的武艺最终挫败了其阴谋。舍逊女士与杰克逊同为美国人，然而前者为了两国友好主动归还文物，后者则出于一己私欲对文物进行抢夺，这一对照颇为耐人寻味。如果说，前日本军官的忏悔和传教士后人主动归还文物反映了这一时期化干戈为玉帛的愿望以及国家层面直接对抗的缓和，那么两部小说都将试图窃取国家财产的反面角色设置为不法商人，则表现了对西方资本势力的警惕。童恩正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担任访问学者，因此相较于当时国内许多科幻作家，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更为真切的体验，并对这一社会体系的问题知之甚详，对于资本的批判意识在其此前创作的《西游新记》（1983—1984）等作品中已经有所体现。虽然“新时期”以来，人们希望从西方引进更多先进技术，并在政治上与之和解，但意识形态层面的戒心依然存在，也不可能无视资本主义世界真实存在的恶行与弊病。此外，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同美国资本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故事并未以任何一方的毁灭为结局——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令对手钦佩，作为反面角色的资本家杰克逊在阴谋失败后主动致信主人公，表达了和解的愿望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童恩正在谈到旅美经历时曾表示，中国人只要发愤图强、自尊、自信、不卑不亢，展现出泱泱大国国民的风度，自然会得到美国人民的好感与尊重。这一系列表述都体现了童恩正试图通过中华文化魅力和中国人的自尊、自强打破中西之间的隔阂，赢得世界认可的愿望。

如果说童恩正的《在时间的铅幕后面》表现了一位曾游历美国、已届知天命之年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西文明历经冲突后逐渐走向和解并互相尊重的期望，那么韩松的《超越现实》则通过书写地球文明与外星文明的交往，以隐喻的方式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面对外来强势文化时的不同态度以及由之引发的思想激荡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困惑。在这部小说中，地球同一个名为“弥星”的更为先进的外星文明建立了联系，在100年的交流中受到弥星文明的深刻影响，从而在多个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正如文中主人公所说：

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有限的接触中，地球人得到的是他们几千年来得到的成千上万倍。建筑、衣着、食品……甚至语言、思想，一切的一切，都变了！地球人的生活从未达到过如此完美的地步。

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在双方的往来交流中，西方由于在科技与经济方面的领先，占据着资本、技术与文化的输出地位，其先进科技以及思想文化涌入中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中，地球与弥星的交流主要是以友好、和平而非冲突的方式进行，这也符合20世纪80年代中外交流的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人公认为：“地球人需要的是与弥星人更为密切的合作，需要进步而不是倒退，需要过好日子而不是穷日子！”在同技术上远超自身的“先进”文明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对其产生崇拜心理，并将其视为模仿与追赶的对象，这样一种观点很大程度上隐喻着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程度上的差距有了直观认识。在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现代化”语境中，中国与西方在近代世界格局中所处位置的不同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独特经验被遮蔽，经济状况和技术水平的差距被简单地定义为“先进”与“落后”的差异，并形成了一整套“西方”/“中国”、“先进”/“落后”、“现代”/“传统”互相对应的二元对立式叙事结构，这与小说中的“弥星”/“地球”、“进步”/“退步”、“好日子”/“穷日子”等二元结构如出一辙。这种二元式的认知结构在全面认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对自身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现代化”经验大加挞伐。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类观点显然失之偏颇。

与主人公“我”的观点相对，小说中还有以报社社长为代表的另一种声音：

是的，然而我要警告你，地球人在短短的时间中失去的，比他们几千年来得到的要多得多！哪样不是弥星的形式、弥星的内容？……是的，我们更进步，更文明了，但哪样是地球人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呢？地球需要的是文化的独立而不是同化。

社长的这番言论体现了对于自身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失去独立性与主体性的担忧，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兴起的思潮。韩少功曾在《文学的“根”》中表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在韩少功看来，近代以来外部文化的冲击以及由之引起的非理性应激反应（不管是全盘接受还是盲目排外）共同造成了民族文化信心的破灭，以至于如今“从外汇券到外国的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我们必须从“现代”的视野出发，以更为理性的态度重新发掘自身文化的根脉，“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面对“民族虚无”的困境，小说中的社长试图通过创办纸质报纸、使用公元纪年等方式“唤醒大众的地球人意识”，而1985年前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试图重新挖掘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然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行为认定为“文化保守主义”，其背后事实上是一种更为外向性的诉求。在社长看来，“我们是要以地球人的身份进入宇宙的，而不是弥星人的摹拟品”，1985年前后的“文化寻根”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在与外国文化界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通过发掘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愿望。在韩少功看来：“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认识必须以他者为参照，对他者文化进行消化、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逐渐强化，“世界文明”这一整体视野也随之生成，而自身文化在“整体”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又使人们“走向世界”的愿望更为强烈。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化’和‘民族化’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民族化’是‘全球化’的必然副产品”。所谓“文化寻根”体现的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被卷入（或者说主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试图抵抗西方“现代性”的吞噬，寻求“文化独立”的“反向运动”。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抵抗真的有效吗？事实上，“文化寻根”很多时候所依凭的正是西方“现代”理论视野，将自身目光与作为不在场“他者”的“西方”目光进行想象性重叠来审视“传统文化”，进行“自我东方化”的表述。正如小说中社长在“弥星人”全部离开地球后表示“我们又要开始寻找外星人”一样，这样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摆出了抵抗“他者”的姿态，却又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与其说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叛，倒不如说是对这一话语体系的追随与强化。

“我”和社长的观点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当中的两股重要思潮，同时也构成了小说中的两个声部。而两种声音在小说中形成的张力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作者面对这一问题的思想困惑。“我”在与社长的辩论中逐渐意识到“我和社长代表的正是当今地球上的两股激流……它们相碰产生的漩涡、冲力，最终会影响这个行星的自转和公转……社长说的是事实，我说的也是事实，然而事实却是最圆滑的一头动物”。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吞噬一切的强大引力，另一方面是试图抵抗这种引力，寻求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反向运动”。正是在“两股激流”的不断博弈中，许多人的思想陷入深刻的内在矛盾。主张全面倒向“先进文明”的“我”并未在辩论中取得胜利，甚至不得不承认，社长的观点也是“事实”。最终“我”动用行政手段，对社长创办的《环球消息报》发起了弹劾。然而当报社即将被查封时，“我”又对其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并主动打电话给社长。得知社长已经离开后，“我”沉默良久。小说中以这样一段话概括了“我”此时的心情——“此时我内心能产生的，却只不过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对同行和新闻本身的一线怜悯”。这一自述是否可信？所谓“对同行和新闻本身的一线怜悯”，是否隐含着自身观点的动摇与文化认同的焦虑？当“我”挂掉电话正在沉默时，一个“弥星人”模仿地球人的礼仪问我，“您是不是生病了”。面对“弥星人”的亲切问候，“我”感到“一阵暖意”，但紧接着便是“无比的卑微感”。“我”全面认同外来“先进文化”，然而在强势“他者”面前，却又始终难以摆脱自身作为“落后”文明子民的强烈屈辱感，这种憧憬、自卑与焦虑杂糅的情感也正是这一时期许多如韩松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时的复杂内心体验。

四、结语

1986年，《科学文艺》杂志主编杨潇在首届银河奖颁奖典礼上说过这样一段话：“科学文艺不仅要描写技术本身，而应该更广泛地表现时代、社会和人生在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下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等面向“文学自身”的探索试图在主题上实现“对于具体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超越”，以追求“‘本体意味’的形式和‘永恒意味’的生存命题”，同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则有意识地以自己的方式把握时代与现实的脉搏，从内心深处价值困惑的真挚表达到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深度反思，再到面对西方技术、资本、文化时的矛盾犹疑，在多个层面诉说着人们对于转轨时代的体验与理解。与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不同，科幻小说通过一系列迥异于现实的环境、情节与技术装置，使读者产生一种惊异感，达成“认知性陌生化”效果，助其摆脱习焉不察的境况，对习以为常的现实进行反思。“新时期”之初，“黄金时代”中国科幻就已经包含对于“‘现代化’的憧憬与焦虑”，在以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为追求目标，并对“现代化”的美好未来展开想象的同时，也呈现了对西方世界“现代化”后果的超前思考以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时的困惑和焦虑”，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 与90年代之交，这种“憧憬”逐渐成为现实，甚至“现实已经远比理论更激进”，物欲膨胀、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现代性”问题愈演愈烈。与之相应，科幻文学对于“现代化”的美好想象日益消退，而对于“现代性”后果以及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则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拓展。同时，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多重现实危机与中西文化张力所产生的日趋强烈的焦虑感乃至价值困惑，也跃然纸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科幻小说中生动可感的时代症候以及对“现代性”的深入反思，延续和发展了“科幻现实主义”的理念，并深刻影响着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中国科幻，同时也为我们反思“新时期”以来独特而曲折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