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淑丽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湖南 衡阳 421001）

近年来经济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加之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加，均导致冠心病（CHD）发病率的居高不下及死亡人数的大幅度增长[1]。其主要病理变化为冠状动脉（冠脉）粥样硬化可以使得动脉的管腔变小，从而导致心肌缺血、缺氧，对存在于体内的炎症因子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机制，炎症因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炎症分子水平发生异常会决定着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2]。有研究表明除年龄、吸烟等冠心病常见危险因素后，抑郁进一步成为目前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3]。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4（IL-4）等炎症因子在冠心病发病中表现出明显的变化[4]，因此本研究通过检测不同类型老年冠心病患者血清炎症因子TNF-α及IL-4表达水平，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2021年1-12月收治的106例出现抑郁状态的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没有出现抑郁状态的冠心病患者40例为对照组。

纳入标准：（1）经冠脉造影，患者符合医学协会对冠心病的诊断标准，冠脉狭窄与邻近正常管径相比减少超过50%，病变累及主要冠状动脉支；（2）伴有焦虑、抑郁障碍患者：焦虑量表（HAMA）评分不低于14分且抑郁量表（HAMD）不低于17分。

排除标准：（1）患者术前存在严重的肾、脏等器官的功能不全；（2）术前同时患有有恶性肿瘤、慢性传染性疾病的患者；（3）术前存在凝血功能受损或有原发性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4）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根据其冠脉造影检查进行评估，符合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手术适应证的患者采取PCI手术治疗。运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采集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病程、高血压、吸烟史、过敏史等资料；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对患者IL-4、TNF-α浓度检测；采用HAMA、HAMD评分量表评估患者焦虑抑郁情况。

1.3 观察指标

1.3.1 IL-4、TNF-α浓度检测生化检测方法：于冠状动脉造影后第3 d清晨7时，采集所有患者治疗前与治疗7 d后清晨空腹静脉血4 mL，室温静置30 min，1500 r/min离心20 min，将血清置于-80℃冰箱保存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中TNF-α、IL-4水平。

1.3.2 HAMA、HAMD评分心理评估方法：分别在入院当日、治疗后当日对冠心病患者焦虑、抑郁分数进行评定，其中具体的评定方案为：存在明显焦虑者HAMA分数≥21分，存在焦虑者HAMA分数≥14分，可能存在焦虑情况分数≥7分，完全无焦虑分数＜7分，存在明显抑郁者HAMD分数≥24分，存在轻中度抑郁者HAMD分数≥17分，完全无抑郁情况分数≥8分。调查分析研究组患者出现抑郁状态的相关因素，如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与焦虑抑郁情况的关系。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BMI指数、病程、高血压、吸烟史及饮酒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n(%)/±s]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n(%)/±s]

组别研究组对照组χ2/t值P值例数（n）10640男4622女6018年龄（岁）61.76±5.2462.47±4.270.2153.416 BMI（kg/m2）病程（年）24.01±3.0225.16±3.510.2463.4164.28±0.914.48±1.040.1453.231高血压59（55.66）23（57.50）0.2153.416吸烟史48（45.28）18（45.00）0.2463.416饮酒史53（50.00）21（52.50）0.1453.231性别（n）0.9820.447

2.2 对比两组TNF-α、IL-4水平

经过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血清IL-4、TNF-α浓度，对冠心病与炎性因子的表达进行评价，发现治疗前对照组患者的血清IL-4、TNF-α浓度均显著低于研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均显著降低，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2。

表2 对比两组的血清IL4、TNF-α浓度（x±s,pg/mL）

2.3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HAMA、HAMD评分

经过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HAMA、HAMD评分，发现治疗前对照组得分明显低于研究组，治疗后研究组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降低不显著，结果见表3。

表3 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HAMA、HAMD评分（x±s,分）

2.4 两组TNF-α、IL-4水平与治疗后HAMA、HAMD水平相关性

进行相关性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TNF-α、IL-4水平与治疗后HAMA、HAMD水平密切相关，结果见表4。

表4 两组TNF-α、IL-4水平与治疗后HAMA、HAMD水平相关性

3 讨论

冠心病患者临床特征表现为急性的胸痛，心率的骤然失常，且发病率居高，且重症急症患者居多，具有较高的致残、死亡率[5]。有研究显示，包括年龄、性别、遗传史及多项慢性疾病均与冠心病发病密切相关，是其核心危险因素[6]。目前出现的在治疗主要疾病的同时，同步关注社会-心理因素治疗模式被称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多项研究表明[7]，除去上述已被多项研究确证的危险因素之外，抑郁也与冠心病发病率密切有关，合并抑郁症的患者罹患冠心病的发病率高于无抑郁症患者的1.5-2倍。另有研究显示，合并抑郁症的患者远期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几率是无抑郁症患者的2-3倍[8]。

有研究表明，患者抑郁状态的发生与性别、疾病状况等因素相关[9]。研究组的患者中，女性较男性产生抑郁状态的概率更大。之前的统计中显示，在抑郁症患者中女性的发病率较男性高得多[10]。这是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两性的认知反应及生理的不同[11]：女性冠脉较男性的管径更细，这为血运重建增加了治疗难度，加之女性患者的年龄更大，老年女性经历的社会压力使得患者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对疾病的预后有很大的影响[12-13]。

冠心病发病的病理机制是动脉粥样硬化和炎症反应，有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伴随着超敏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10、白细胞介素-6等炎症因子的异常表达，但是有关冠心病患者炎症因子TNF-α、IL-4表达水平变化的研究较少：TNF-α可由活化的单核细胞或巨噬细胞产生，在肿瘤疾病中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IL-4属Th2型细胞因子，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对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肥大细胞等均有免疫调节作用，因此我们认为TNF-α、IL-4在冠心病的发病中可能也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14-15]。

本次研究发现，出现抑郁状态的冠心病患者的研究组的血清TNF-α、IL-4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HAMA、HAMD评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状态与血清TNF-α、IL-4具有正相关性。

综上所述，冠心病的患者血清TNF-α、IL-4表达与抑郁状态密切相关，临床可通过检测患者血清TNF-α、IL-4水平预测冠心病患者抑郁焦虑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