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轩 山东省图书馆

“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源头是威廉·约翰·汤姆斯提出的“Folklore”一词，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是梅光迪。梅光迪虽然借用了汤姆斯的概念，实质上却在延续郑振铎的观点。此后，在民间文学与俗文学相分离的过程中，形成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鲜明的历史特征。随着“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以及鲍曼的“表演理论”等理论的传入，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中国民间文学的概念经历了一场革命性转变。这一转变的突出表现，是对民间文学生活属性的重视和强调。现通过比较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对“民间文学”的定义及使用，大致描绘出民间文学概念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并以此作为进入民间文艺学的起点。

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就是关于民间文学的一般特点、起源、发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叙述与说明。”那么，我们学习民间文艺学，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何为民间文学”这一问题，或者说，绕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们的学习就会不得其门而入。

民间文学概念演进的历史背景

中国民间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进入学术讨论的范畴，主要是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民间文学的概念变迁对比西方学术名词有着显著的差异化历程。在西方学术界，民俗学与民间文学通用一个称谓，同宗同源，民间文学长期隶属于民俗学的阵营，一直是民俗学研究的重地。与之相反，中国民间文学经历了一条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民间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最初就天然隶属于文学的范畴。这与中国作为诗的国度，文学高度繁荣发展的文化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走来，民间文学担当了中国文学孕育和构建的基石，汉代《古诗十九首》、魏晋南北朝民歌直接影响了后代文人的创作，一直到宋元市井文学的兴盛，民间文学一直伴随中国文学的发展壮大。早期民间文学的研究者并无区分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的传统，而是采用统一的标准衡量、评价二者的创作表现手法和艺术成就，以至于有些学者批评民间文学粗鄙、无赖，不能登大雅之堂。20世纪初期，面对社会分崩离析、国破家亡的现状，中国学者开始审视和反思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于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以郑振铎、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一众先辈“眼光向下”，期待从民间文学中发掘启发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转向的力量。中国民间文学在这一时段的文学领域获得关注和尊重，有了一定的学术地位。民间文学概念被巨大的政治变动影响，获得了加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由于其“人民”的属性，得到了更多青睐，其学科独立地位受到关注。阶级属性既是该时段中国民间文学的内容又是其获得学科地位的重要依托。改革开放以后，国外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成果不断被推介和引用，有着全新社会体验的民间文学学者们，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视野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民间文学不再仅仅是“活的文学”，更是“活的生产”“活的表演”“活的评论”，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活着并传承着。民间文艺学最终成为一门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

“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

“民间文学”与“俗文学”混同阶段

“民间文学”作为学术概念，虽是一个舶来品，但民间文学作品在中国却是源远流长。“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积极向民间文学汲取新知，鲁迅、胡适、郑振铎等都乐于研究民间文学，并有专门论著留世。

1.郑振铎：俗文学

郑振铎是20世纪中国研究“俗文学”的先锋。他曾尝试给“俗文学”一个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定义。在他看来，俗文学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一个支脉，是相对于上层的、官方的、士大夫文学的另一种存在，它将人们常说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统统纳入“俗文学”的范围；而在文体方面，除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学正统的诗歌和散文外，都可以被归入“俗文学”之内。在笔者看来，郑振铎提出这一概念的最大意义并不一定体现于其对于创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贡献，而在于提醒学者重新重视民间，从而引发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

作为学术名词的“民间文学”同“民俗学”一样，其源头都是威廉·约翰·汤姆斯提出的“Folklore”的概念。在20世纪的中国，最早将“Folklore”（民间文学）引入的学者正是梅光迪。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认为文学革命要从民间文学着手，并强调“此无待言”。为了区别此前中国文学界一直流行的“俗文学”“俚俗文学”等概念，他首次使用了西方学界关于Folklore的定义，用该单词置换传统的“俚俗文学”等诸多说法，以避免与旧有的文学主张雷同。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梅光迪时而用“民间文学”，时而又改称“俚俗文学”，实在是因为，在他眼中两者实为一体，根本不用分辨。所以梅光迪虽然借用了汤姆斯的概念，实质上却在延续郑振铎的观点。

这一时期，大多数参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均认同该观点，支持者如娄子匡、朱介凡、杨荫深等人。他们倾向于直接将民间文学同通俗文学、平民文学、民俗文学，甚至是乡土文学、讲唱文学、农民文学等画上等号。

2.胡适：活的文学与死的文学

涉及白话文学，我们还必须来谈谈胡适。现在不少人评价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一部时势造就的“史”，认为它完全是为新文化运动服务的产物。事实上，即使抛却“时势”背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创造的“活的文学”与“死的文学”这对概念，依然是那个时代的学者对“民间文学”理解的深度的集中体现。他甚至还与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遥相呼应。胡适将民间文学归入“活的文学”，认为民间文学不仅能为中国文学语言注入活力，更重要的是能在精神层面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精神、新思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民间文学”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即中国民间文学初创期“民间文学”的内涵：第一，包容性。那时的民间文学被等同于俗文学，也就意味着所有通俗文学都可以归到民间文学的阵营。而中国真正的雅文学实在不多，这也就导致当时的民间文学很是“心宽体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色。第二，文学性。尽管胡适曾提出过“活的文学”的称谓，但他主要是针对文学被书写的工具而非民众的生活方式而言。所以当时的民间文学是完全从属于文学的，它与汤姆斯所讲的“Folklore”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特征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学者对于学术术语使用的随意性有关。

“民间文学”与“俗文学”相剥离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钟敬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奋力将民间文学从俗文学的大家庭中独立了出来。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民间文学与俗文学不能再简单地画等号，在文学大家庭中，它应该有一个确定的位置。正是在民间文学与俗文学相剥离的过程中，它开始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下面笔者将选择几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民间文学定义，来分析这一阶段“民间文学”的这一特征。

1.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

1979年，张紫晨在他主编的《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中谈到了对于民间文学概念的理解。他明确指出民间文学创作的集体性。张紫晨认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与反动统治阶级文学形成尖锐的对立，且与作家文学、通俗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

除此之外，钟敬文先生对民间文学的定义是被各家引用最多的说法。笔者将该定义转述如下：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表现劳动人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这一定义中的关键词，一是“劳动人民”“人民群众”“人民大众”，指明其创作者、使用者、欣赏者以这个群体为主；另一个关键词是“口头”，这表现了民间文学的创作方式，限定了民间文学的创作环境和传播领域。

2.民间文学的文艺属性

中国民间文学依靠中国文学这样一个强大的支撑，形成了自己固有地注重文学属性的传统。从源头上看，中国民间文学就已经形成了这一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从鲁迅、胡适、郑振铎开始，民间文学大有吞并中国文学园地的意图。从上面所引的两种民间文学定义中我们也可窥见此时期学者对民间文学文艺属性的重视。正是基于这一点，在中国，民间文学才会经常被拿来和作家文学、通俗文学进行比较，而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或者是一些优秀作家，基于不同目的，对民间文学不同于作家文学的方面大加赞赏，又进一步为人们对民间文学注重文艺属性的认识加重了砝码。

强调生活属性、情境化特征阶段

1.新理论带来观念的冲击

改革开放足足进行了40多个年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40多年中，随着西方学术观念的大量引进，中国的许多学科都经历了一个涤荡身心的过程，民间文学也不例外。随着“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鲍曼的“表演理论”等民间文艺学及民俗学相关理论的传入，尤其是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当下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解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突出表现，是对民间文学价值的再认识，即对民间文学生活属性的重视和强调。

2.新阶段中国民间文学概念的新阐释

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生活属性的论述，较有代表性的当属万建中。在万建中2006年出版的个人专著《民间文学引论》中，他专门论述了民间文学生活属性的问题。在万建中看来，民间文学是一种“和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学”。他明确指出，大家在表演或者传播民间文学时，即在经历一种独特的生活。民众在创作民间文学时，并不觉得是在进行艺术创作，他们的创作常常伴随着物质生产或生活活动一道展开。这一关于民间文学的阐释，具有浓厚的现场感和生活感。这种生活属性转向，将中国“民间文学”概念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周期。

3.新研究视角的引入

自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文化多样性观念的传播和普及，世界范围内兴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都将民间文学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民间文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以新的姿态被学界关注。很多学者开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角度阐释民间文学的定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传统”，本身就是民众生活的世代相传。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更加重了民间文学生活化的趋势。有学者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被当作一种公共文化来看待，它就是民众的生活。受这种潮流的影响，民间文艺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民间文学的定位问题。他们也逐渐把眼光放到田野，发现民间文学的生活特征，发掘民间文学之于民众生活的作用。

我们说，当下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解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并不是认为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直到今天才被发觉。以前的学者，如李惠芳在她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中就曾写到民间文学的学科属性：一方面它是一种文艺现象；另一方面民间文学是一种民众传承的生活文化。另外，像刘守华、巫瑞书在他们合著的《民间文学导论》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所以，在这里虽然笔者把中国民间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界限清晰，壁垒分明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对前辈学人的继承，当然也有自己的特点。而且中国民间文学还有很多一以贯之的特点，是到现在还被普遍遵守的，比如，民间文学的基本定位还是文学，它与其他文学一样具有审美的特质。

中国民间文学在学者的研究视野中走过的百年，如此特殊，如此曲折。这一百年中华民族从民族危机中蹒跚走来，在特殊年代艰难发展，在改革开放之路上大步向前，踏上和平复兴的征程，普通民众也经历了一次次的精神涅槃。民间文学作为民众生活的映照和反射，其自然发展的历程深深烙刻着时代变革的印记。与之相随，中国民间文学概念的发展变迁也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前后继承关系，从而了解到“民间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