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志焱 李高歌 王艳

雅克·拉康的镜像认同机制

雅克·拉康提出镜像阶段理论(mirror phase)，突出三阶段中镜像阶段的关键意义，直指镜像认同机制在此其中不言而喻的功能与地位——尤其在“我”的功能的构型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理想的我”的成立，围绕着镜像认同对于自我形成以及自我或主体影响的两个方面展开。需要明确的是，镜像认同并不刻意强调主体在镜像空间塑造下的能动反应，其更多聚焦于在这一隐秘而消极的过程中，空洞的无意识主体如何被镜像的力量成功构型，进而揭示镜像认同的核心。此外，由于主体不断以“我”的形式在镜像的邀约和召唤中现身登场，所以镜像认同的结局往往以理想自我的降临和破灭呈现于主体的命运之上。

一方面，无意识主体借由自身的“力比多”投射从镜像的背面结构出众多情感的产物——意象，这些心理上或想象中的理想形象，反复促进主体意象认同的同时不断返回到镜像认同的内部。此时，“认同就是对这一意象的认同”。经由大量循环往复的沟通联结，主体的“力比多”能量化身为对他者的欲望，经由意象的双重催化，主体实现了理想自我和他者的融合，在获得稳定性的时刻生发出一股强大的构型力量，从而产生统一的自我整体。

另一方面，意象天然带有的“赋形”功能，一边叩开主体间性的神秘大门，一边又以其建构的手法引导主体克服破碎的身体经验，从而迎来专属的“决定性的时刻”——这是“完形”的魔术，却极有可能让主体分裂的经验在镜像侵凌的操纵下延展成异化的罪孽，刻下“原罪式的原始胎记”。从空间辩证法意义之上完成理想之我的构型，从时间辩证法意义之上形成理想主体，在所有“预期”的投射和“体验”的回溯里，在镜像认同的推动下，主体终究迷失于自我的“误认”之中，无一幸免。

意象解读：《毛主席语录》在《塔洛》中的运用

一段身份证明的虚幻之旅，一场无法自拔的爱情骗局，一种触不可及的异化信仰，展现了主人公“小辫子”塔洛在镜像魅影下欲望的虚妄交织与认同的迷茫焦虑。万玛才旦的电影《塔洛》“以此来影射现代文化在消解传统文化身份的同时又建构着一个新的文化身份”。其中，《毛主席语录》这一重要意象首尾相应，以其“命运宣言”般的位置呈现出主人公在身份寻觅之旅中的认同变迁，帮助明晰影片结构脉络的同时更使故事本身天然传递出一种赤裸而含蓄的悲剧性美感。以下，本文将从影片中三次有关身份意涵的对话出发，透过《毛主席语录》的贯穿渗透，具体阐述塔洛如何从命运的宏大处走出，再向着失控的既定结果奔赴而去。

开端：异化信念的催发。当“小辫子”塔洛忘我地“朝向”现实中的每一个他者熟练背诵《毛主席语录》时，影片开场长镜头的四分钟内就将一个无意识主体最为本真的面貌呈现在所有看客面前。即便这并不足以构成精神意向层面上的侵凌性，但仍可以从对《毛主席语录》“模式化”的习诵中窥见“小辫子”塔洛身披的虚幻衣装——他要为人民服务，他要让自己的死重于泰山。

自这起命运的戏剧拉开序幕，所谓的镜像魅影已然在“小辫子”塔洛心中深深扎根，幻化成为一种美丽而私人的意象指引。然而，现实的支离破碎——小学程度的文化水平、父母早亡的家庭不幸、孑然一人于山上放羊的孤独寂寞、没有世俗意义身份的无可奈何，一边加重着主体的分裂，刻下原罪的“胎记”，一边更反衬出背景墙面上“为人民服务”的五字宣言传递出的构型力量——镜头的正向反将命运的轨道抛入虚空，自我的误认却又揭示出所有“体验”回溯的迷惘和“预期”投射的飘渺，异化的种子由此埋下。

从意象的建构功能来看，在专属于塔洛的“决定性的时刻”中，其理想自我的形成与构型并未在一开始就呈现出“从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的环路的断裂”，而是借由《毛主席语录》一步步加固着塔洛镜像认同的盔甲。从懵懂无知的牧民“小辫子”走向藏区现实生活的灯红酒绿，塔洛对于身份的寻觅是无法靠一张派出所给出的身份证决定的，亦如片头塔洛和多杰所长的对话：

塔洛：“那我为我们村里的人放羊，总有一天我也会死的，要是死了我也算是张思德一样的好人吧，死得比泰山还要重吗？”

多杰所长：“是啊，如果哪天你放羊死了，也肯定像张思德一样重于泰山。说什么死了重于泰山啊，你这么年轻，离死还早着呢，但我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好人，一个张思德一样的好人。”

在塔洛不自信的追问中，无意识主体的心愿被隐秘地倾诉而出，塔洛对于自身最终归宿的设想形同于镜像在他身上投下的自恋性认同。在这种关系中，塔洛从那个“死得比泰山还要重”的他者身上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安全感。一方面透过塔洛主体间性的发挥，强化想象性自我中“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另一方面则通过塔洛对这一认知的“形式的凝定”，纳入想象性对象的光辉形象，从而让渺小的自己受到持久同一的普照。因此，塔洛渴望拥抱这缕幻影，即使所有美梦都不过是漂浮在命运之海的泡沫，但他仍期待自己的身份镶上命运本不存在的金边。从这一刻起，结局已写好，摧毁亦注定。

潜伏：镜像认同的强化。影片来到中段，塔洛在邂逅杨措并与其共处一夜后，带着拍好的证件照返回派出所，他与多杰所长的第二次对话同样值得玩味：

塔洛：“多杰所长，这次我去县里好像遇见了一个坏人。”

多杰所长：“遇见坏人要向我们汇报啊。”

塔洛：“可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坏人。”

多杰所长：“哦，遇见坏人要举报，还要有证据，要不然就要负法律责任。”

塔洛：“是，是。”

……

塔洛：“身份证有那么重要吗？”

多杰所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身份证在外边别人才知道你是谁。”

塔洛：“我去了拉萨、北京，去别的地方都不认识我。”

多杰所长：“有身份证，别人才知道你是谁，不然谁知道你是谁呀？”

塔洛：“是，是。”

前后两段交谈，处处显现着塔洛对“新世界”的种种不适。他已经投入了杨措的怀抱，却对这份“温暖”感到狐疑；他期待融入村外的现实生活，却又对崭新的身份半推半就。主体之外的无意识言说是矛盾的，但正因此，塔洛在主体和理想自我的分裂漩涡中越陷越深。在个体和理想自我循环往复的拉扯中，每一个赋形的意象都推动着镜像的认同达到最大化。从《毛主席语录》到身份证，从多杰所长到杨措，塔洛的“一次认同”不断转化为对他者怯懦的欲望，最后又返还到自己摇摇欲坠的命运之轮上，进而不断彰显着“自我即是一个他人”的构型前提。

其实，塔洛的自我理想形象和现实的割裂断连一直在影片细节中存在着端倪，不论是塔洛在杨措理发店干洗时的老实巴交，还是在德吉照相馆拍证件照时的不知所措，亦或是日常听学藏语情歌独身思念杨措时的点点滴滴，都无一不在改变塑造着塔洛内心最为原始的无意识思想。他渐渐将所有领会到的经验与知识重新凝结归类成柔软的情愫，说给杨措听，更是说给自己听。

纵观塔洛种种心境上的改变，《毛主席语录》的效能与影响力始终暗藏于镜像内，以第三人称视角凝视着塔洛在其命运轨道上的一举一动，这更像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宿命般视角，不断对塔洛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脆弱联系进行侵凌性攻击。这样一来，《塔洛》在其文本叙事结构中呈现出一种符号隐喻的嬗变化趋向，这也正是镜像认同机制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有力印证。就是在这样凝定的过程中，塔洛自身的“力比多”能量迷醉在欲望的温柔乡，这不仅给镜像认同的构造形式蒙上一层他者的迷雾，更将塔洛的命途直接导向了“理想的我”的迷失和背叛之中。由此，主体一次次推波助澜般的“力比多”投射，加深着重重误认的幻象，却又吹响异化的最终号角。

谢幕：理想自我的殆尽。在影片结尾，再也没有小辫子的塔洛在经历了卖羊换来的十六万元“巨款”被自以为“梦中情人”的杨措全部卷走的惨痛事实后，又再次悻悻地回到派出所领取自己的身份证。讽刺的是，已经光头的塔洛因为样貌和最初的证件照相差甚远，被多杰所长勒令重新来过。剪掉辫子，以为答应了杨措“谁也认不出你”的请求，便能真的一睹她“梳两条小辫子只给你看”的芳容，塔洛被剪掉的不只是辫子，更是一直以来在镜像环境下存活的“理想的我”。亦如前文所说，这是他者的鼓动，换来的却是主体永恒的创伤。最终时刻，塔洛这样问多杰所长：

塔洛：“多杰所长，你看我像不像一个坏人？”

多杰所长：“什么意思啊？”

塔洛：“你们警察不是一眼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吗？”

多杰所长：“留小辫子时你还有那么一点像坏人，但现在这样就一点不像了，反而像个好人。”

塔洛：“可惜啊，恐怕现在我死了就轻于鸿毛了。”

多杰所长：“你今天是不是又想背《毛主席语录》了？我已经领教过了，今天就不用背了。”

塔洛：“我再也不能像张思德同志一样，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后重于泰山了。只能像那些个替法西斯卖力，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坏人死了一样，死后比鸿毛还轻了。”

墙上的“为人民服务”已然左右颠倒，镜头中被“框”住的塔洛也和多杰所长交换了站位。这次，塔洛没能流利而坦然地将《毛主席语录》一字一句背出，他的痛苦从沉重的话语和叹息中缓缓渗出。正如塔洛自己所言，他再也不能“死后重于泰山了”——这出命运的盛大戏剧，正渐渐以无意识主体湮没于镜像的凝视中落幕，而这也再次点明“他者完成了对主体的捕捉与控制”。塔洛自始至终困于身份的桎梏之中未能逃脱，也无法逃脱，身穿他者衣装的那一刻起，他便开始跋涉在追寻“理想自我”的误认之路上。

在这个甜美的梦里，塔洛用自己的情感幻化出如此多令其痴迷、渴求乃至于称之为信仰的意象，编织成一张兜住所有爱和恐惧的“力比多”之网，借助镜像的认同将残损的身体经验重建，再欣然躲于其中。只是，做梦的代价不是沉溺其中，镜像的侵凌结出的只会是异化的果实。大抵从塔洛怀疑自己是“坏人”的时候，又或者是当塔洛发觉《毛主席语录》再也无法背出的时候，他从镜像的南柯一梦中溘然惊醒。这个逃离的男人，这个将酒瓶奋力摔掉的男人，这个面对群山、不惧雷声的男人，这个亲手点燃手中两响炮的男人，终于在炮响的那一刻结束了自己的命运——他再也不是“在旷野里停滞不前的迷路者”。

结语

基于镜像认同机制对电影《塔洛》中的《毛主席语录》这一意象进行拆解，其实并不难发现片中塔洛对其身份意义的探寻实为镜像理想的“缩影”之一，见微知著，从而链接起新世纪里整个藏族族群在身份层面上的无所适从。意象的贯穿打击、镜像的瓦解破碎，从侧面进一步凸显出藏文化于祛魅过程中的阵痛与挣扎，而这同时与导演万玛才旦于时代洪流中给予的尝试如出一辙：“万玛才旦建立一个全新的自我后又试图打破这个镜像，以此含蓄地表达着他对于西藏族群身份的焦虑与迷茫。”

其中，特别值得深思与玩味的是，从影像化的大框架下回溯塔洛的生命历程，他的意志终究还是屈从于意象强大的完形力量。不仅是《毛主席语录》，包括“身份证”“羊羔”“小辫子”等在内的一系列意象，都在镜像阶段的“一次认同”中合力塑造着理想自我的雏形，引领着无意识主体进入命途的嵌套体里，在无比温顺的适应过程中走向异化的毁灭结局。这一命途的嵌套体，究竟只是塔洛对望镜像中那可望而不可及的他者幻影，还是身为藏地导演的万玛才旦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对望千千万万藏民的悲欢渴望投下的温柔镜像？无论如何，《塔洛》都成功呈现出以“小辫子”塔洛为代表的一代新藏民的认同之殇，揭开了藏地发展的下一篇章。

①镜像理论的三阶段是指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和后镜像阶段，其中镜像阶段发生在6到18个月的婴儿生长期，实际指自我的结构化。

②意象强调形象的主观决定作用，既包含情感，也包含视觉表象。

③双重催化是指意象的理想化和对象化。

④赋形即赋予主体某一形象并使其认同于这个形象。

⑤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这种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意为“自我即是一个他人”。

⑥决定性的时刻是指镜像阶段的婴儿通过意象的整形功能“克服”其碎片化的身体经验的时刻。

⑦完形又称为“格式塔”，代指意象的建构功能。

⑧侵凌性多表现为语气、口误、话语停顿迟疑音调变化、恐惧愤怒的情绪反应等精神意向，其基本特征为意向性、主体间性（两个主体存在）和碎片化的身体意象（侵凌效果）。

⑨误认即把本来属于想象的东西当作是真实的，把本来属于他者的属性当作是自己的，把本来属于外在的形式当作是内在的。

⑩自我通过认同于与自身相异化的镜像而将一个“他人”引入自己的形式结构中，得以把混乱的经验世界组织为人类知识的普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