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洋，王冬妮 Li Yang & Wang Dongni

(重庆工商大学艺术学院，重庆 400067）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离开家乡到大城市生活，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选择了独居生活。社会变迁理论认为独居青年是城市化进程、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产物，它的形成受到了社会性发展力量的综合推动[1]。在当下全国各大城市中，独居青年这一群体所占的人口比例逐年增大：据民政部发布的《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有2.4亿单身青年，其中超过7700万人为独居状态（20岁到39岁的独居年轻人数量接近2000万），并预计独居成年人数量到2021年将上升至9200万。数量持续增加的城市独居青年群体在拥有相对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安全感的缺失和社交关系淡化等多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和科技的共同进步。

1 家用产品的设计现状及研究趋势

在现代生活形态中，家用产品是非常重要的组成，它以不断更新的技术内涵、实现手段及表现形式来促进用户获取丰富的情感体验[2]。在设计中，可通过室内设计及室内设施、设备、器物、陈设的设计为独居青年提供温馨、健康的生活空间，从而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在当前的家用产品设计实践中，智能化的覆盖率逐步提升，已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3]。许柏鸣指出智能化作为一种设计手段，能够让人在使用时更加便捷与舒适，更好地管理生活和健康[4]；赵紫薇和余森林以智能化设计为出发点设计了一款家用酿酒机，可帮助用户在家中自主酿酒，该机器还可与手机相连接，实现远程监管和操控[5]。与此同时，游戏化也逐渐成为家用产品设计的一个新方向，例如武笑宇和辛向阳引入游戏化的概念，将其与客厅娱乐系统设计相结合，从而积极引导了“周末宅”人群的社交行为[6]。除此之外，许柏鸣指出个性化定制满足了不同消费个体的独特需求，并从三个方面划定了定制的边界，为家居企业提供了发展道路[7]；赵爽、许蕾等人也表明个性化定制是家用产品行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并分析了个性化定制在企业研发中的优势[8]。

■图1 Q分类的7级强制性分布结构

以上围绕家用产品的设计趋势及发展方向的研究无一例外都是以用户需求研究为基础所得出的结论，王焱和柳冠中在《评析四种不同的设计方法论》一文中也指出，用户研究方法论以解决用户需求为关键，为设计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9]。由此可见，用户研究尤其是用户的生理、心理需求研究应是家用产品设计的基础，在家用产品设计研究逐步精细化的过程中用户研究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虽然目前用户研究领域已有专门针对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的家用产品设计研究，在适老化设计、人情化设计、情感化设计、无障碍设计等领域开展了深入的探讨，但对城市独居青年的关注及研究还较为少见，因此本文就独居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对家用产品的需求特征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希望为面向独居青年群体的家用产品设计提供合理的参考与建议，丰富家用产品设计研究的范畴，进一步挖掘研究深度。

2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目前，用户研究常用的方法包括定性研究法（包括访谈、有声思维、自我报告、观察法、民族志等）、定量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及实验测试法（包括眼动测试、脑电测试等），其中以问卷调查法的应用最为广泛。通常情况下，问卷调查研究采用基于随机性的统计方法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R方法），即通过大样本的情况计算平均值，用平均值统一表达用户需求的一般特征。R方法便捷有效且应用广泛，但其缺点是，在计算平均值时容易淹没个别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设计得以充分实现的今天，这很容易导致失去发现利基市场的机会。Q方法(Q Methodology)则可弥补R方法的这一不足，该方法于1935年由英国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森首次在《自然》杂志上提出，具备用定量方式研究定性问题的功能特点[10]，适合对人的态度、情感、动机等“主观性”（Subjectivity）进行量化考察和结构化分析[11]。具体的实施步骤是：①搜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一系列主观陈述，并在筛选汇合形成Q语汇；②选择具有显著差异的受测者，形成P样本；③指导受测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态度（对Q语汇同意与否）进行Q分类排序；④研究者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对Q分类表进行Q因子分析，形成若干个不同类型的因子；⑤研究者根据分析结果、访谈和受访者人口学资料对因子类型进行描述和阐释。

2.1 Q命题的设计

Q命题指描述城市独居青年对家用产品需求的陈述语句，其设计应紧密围绕独居青年的实际需求而展开。根据相关研究文献的结论及对独居青年群体的访谈结果，再结合各大网络平台上对家用产品的购买评价及使用心得，共收集整理出33条与城市独居青年对家用产品需求的观点陈述。为确保命题的准确性，将最初总结的33条命题分别给30个处于独居状态的青年进行打分评价，根据他们对于命题的评分做出调整——保留明显同意或明显不同意的命题，删除无所谓的、与实际情况不相关的命题——最终确定了26条具有代表性的Q命题构成本研究的Q语汇（表1）。

表1 独居青年对家用产品的认知描述

2.2 P样本的建立

P样本指从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人群中选出的参与Q分类的受测者[15]，根据Thompson和Miller教授在1983年的研究公式[16]：nmin=题项数量/2－1(nmin为P样本的最小数量，题项数量为Q命题总数量)，本研究中的题项数量为26，故P样本的数量不得低于12，因此选择13个P样本进行研究。同时，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测试之前首先对受测者的性别、职业、学历等加以询问，确保其中各项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性。

2.3 强制Q排序

■图2 因子1的理想Q排序

本研究采用了7级强制分布的方法，从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分为7级，分数为-3～3（图1）。依据表1所示的Q分类表格，要求受测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态度将26个Q命题（对不同需求、态度、观点的描述）分别放在对应的方格中。因为要求每个Q命题都必须放置在表中，因此称为强制Q排序。在实际的操作中，首先要求受测者总体上将Q命题分为“认同”“不认同”及“中立”3个类别，然后再分别把各类别中的每个Q命题放置于对应的方格中。

2.4 数据录入与因子分析

运用KADE V1.2.1软件对13个P样本的打分情况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2.4.1 因子分析与因子旋转

样本数据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参考以下标准确定Q因子数量：特征值≥1；解释方差率≥3%；根据不显著的Q排序数量最小化：因子数量＜8[17]。对13个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后，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5个因子（F1,F2,F3,F4,F5）进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表2）。

表2 各样本特征值及其解释样本比例

2.4.2 计算因子荷载并分类

2.4.3 计算因子得分

经过因子分析与因子旋转后，KADE软件可计算出每个因子在各个Q命题条目的因子得分，如表3所示。Q方法形成因子数列(Factor array),从而得到各类12型的理想Q排序（该类型态度的典型代表），理想Q排序可以较为真实地代表该类型受测者的观点[19]。

表3 相应等级因子的得分情况

3 研究结果与解释说明

根据因子解释方法和相应的访谈记录，依据城市独居青年对家用产品的需求将其分为四种类型，解释样本方差量从高到低分别为：情感依赖型（因子F1，23%）、智能追随型（因子F2,17%）、个性差异型（因子F3，13%）、轻量化需求型（因子F5，9%），而各类型用户的理想Q排序则表达了此类用户的典型态度。

3.1 情感依赖型城市独居青年

类型F1具有3.0467的特征值和23%的样本解释量,其中包括四位与之呈强相关性的受测者，职业分别为教师、医务人员、金融从业者、在读研究生，她们均为女性，独居时间为两年到四年不等。

该类型独居青年的理想Q排序如图2所示。此类人群对家用产品的首要需求是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安全性（Q4：+3；Q6：+3），她们均对家用产品的一键报警和检测健康功能表示出了认可与期许；同时也希望家用产品能提供情感化的交互体验（Q1：+1；Q8：+1），有受测者表示希望家用产品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改善心情，比如监测到紧张情绪时就可以自动释放出有助于精神舒缓的香味。此类人群对进一步丰富及完善家用产品的娱乐功能表现出不认同（Q20：-3；Q21：-2；Q22：-2），她们普遍认为目前生活中已有的娱乐功能已经满足了日常需求，并担忧过多的娱乐功能会使家用产品的操作方式更为复杂，她们更青睐功能简单、使用便捷的产品（Q5：+2）。

■图3 因子2的理想Q排序

3.2 智能追随型城市独居青年

类型F2具有2.1824的特征值和17%的样本解释量，其中包括三位与之呈强相关性的受测者，分别为独居两年的26岁女性设计师、已独居八个月的24岁男性大学毕业生以及独居五年的30岁男性医务人员。

该类型城市独居青年的理想Q排序如图3所示。此类人群热衷于操作方式多样化的智能化、科技型家用产品（Q13:+1），其中一位受测者在访谈中说到：“多样化的操作方式可以在我不方便使用双手时，用语言或是其它肢体动作去控制家里的产品”。他们均对物联网智能家居表示出期待并且乐于尝试（Q11：+2），认为智能家用产品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可自由组装、变换形态的家用产品同样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Q22：+1），他们希望未来的家用产品能提供更多的娱乐方式（Q20:+3）；但此类人群也对智能化也有着一定程度的顾虑，担心个人信息会被泄露（Q17:+1）,因此他们不希望家用产品有过多的社交属性（Q3：-2；Q7：-2）；另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手工制品或传统家电产品缺乏兴趣（Q26:-3；Q23：-2；Q26：-1），有受测者表示比起富含文化底蕴的传统工艺品，还是更喜欢智能化的科技产品。

3.3 个性差异型城市独居青年

类型F3具有1.7099的特征值和13%的样本解释量，其中包括两位与之呈强相关性的受测者，分别为独居一年的24岁女性在读研究生和独居两年的26岁男性程序员。

该类型城市独居青年的理想Q排序如图4所示。此类人群强调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的产品使用体验，追求更具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家用产品（Q14：+3）；他们希望家用产品能够凸显自身品味或是与时俱进，比如酷炫的科技感产品、VR技术的运用等（Q2：+2；Q18：+1）；同时，他们表现出对增加家用产品社交功能的期许，希望产品可以帮助自己结识拥有共同爱好的人（Q3:+2）。另外，他们还希望产品是集多功能为一体的或是能够根据自身偏好进行DIY的（Q22：+1；Q25：+1）。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样也对传统的工艺品或是传统家电表现出了负面的认知，他们既对竹编、木材、陶瓷等材质的产品缺乏兴趣，也不认同传统家电产品的价值（Q12：-3；Q23：-3）。

3.4 轻量化需求型城市独居青年

类型F5具有1.1661的特征值和9%的样本解释量，其中包括两位与之呈强相关性的受测者，分别为独居三年的26岁女性新媒体运营者和独居五年的31岁男性销售人员。

该类型城市独居青年的理想Q排序如图5所示。此类人群对家用产品的首要需求是易于收纳、轻量化（Q10:+3;Q16:+2），有受测者表示：“因为住的是小户型的房间，平时用的东西比较多、很占地方，所以我觉得家用产品最重要的就是要方便收纳、体积小”。同时，两位受测者都表现出对小功率电器的青睐（Q24：+3），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操作方式多样化和可供DIY的家用产品持否定态度（Q13：-1；Q22：-1），原因是担忧其会提升使用难度。同样，他们对在产品使用上融入游戏化的体验表现出非常不认同（Q21：-3），受测者表示：“平时没有玩游戏的习惯，这项功能对于我来说比较多余，而且我担心这会让我不能很好地去使用产品本身的功能”。

■图4 因子3的理想Q排序

4 结语

本文应用Q方法研究了城市独居青年对家用产品的实际需求与主观态度，分别得出4种具有代表性的需求类型，囊括了不同职业、性别的独居青年群体对于家用产品的主观认知。Q方法不同于传统的问卷调查法，它可以将人的主观态度通过量化的统计分析进行表达，成为连接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桥梁，是一种集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在对城市独居青年群体的家用产品需求研究的基础上，为家用产品设计制造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及产品改良设计提供参考和建议，有助于企业综合考虑不同受众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并不断地进行优化设计，满足城市独居青年群体这一利基市场用户的潜在需求。

（1）结合不同需求类型的共性发现，受测者对智能化和轻量化的需求普遍较高，可作为面向城市独居青年群体的家用产品设计的两大侧重点。事实上，很多家用产品附加功能的实现都需要依托智能化的平台，如一键报警、监测健康、远程控制等功能；另一方面，独居青年往往受限于居住空间或生活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轻量化、小功率则成为了他们的重要需求之一。

（2）城市独居青年群体非常看重产品在安全、健康方面的表现，这一点在女性受测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产品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安全性的表达与实现。同时，安全性又分为两个方面：人身安全和信息安全。人身安全方面的表达可通过增加产品的应急、报警、预警功能或是与社区、医院建立相应的服务系统来实现；信息安全则需要企业和有关部门的双重监管，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在产品智能化的同时应保障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以此来赢取用户的信任。此外，独居青年对产品操作及交互的情感化、情绪化体验也表现得较为期待，情感化可作为家用产品创新设计的另一个突破口。

（3）增加操作难度或是改变产品原有的操作方式时需慎重考虑，使用便捷、易于操作仍是多数人的选择。因此，家用产品操作方式、交互方式多样化的前提应是确保使用的便捷性。同时，可针对特定人群推出个性化的设计，比如针对个性差异型用户群体可推出游戏化的操作方式，这类用户通常乐于挑战、喜欢社交，可根据其特性定制个性化与趣味性的产品。

（4）附加社交功能的家用产品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独居青年。相反，相当一部分独居青年对社交功能的增加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甚至是完全排斥的态度，在相关题项的得分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社交功能仅是特定人群的需求，而不具备普适性。

虽然本研究尽量考虑了P样本的差异性，选取了不同职业、学历、年龄的受测者，但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未能对受测者的数据进行更细化地控制，因此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影响独居青年群体对家用产品需求的因素较为复杂，如何能将复杂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并扩大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图5 因子5的理想Q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