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勋才

坚定的信仰，让邓中夏豪情万丈地行走在革命的道路上。在1921年3月13日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部的常务会议上，邓中夏因为已经接受了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保定高师”）国文教授一职，向会议提出辞呈，去保定教学。

处理完少年中国学会的事务后，邓中夏从前门火车站乘坐早班的火车，赶到保定高师报到，开始了他为期3个月的短期教学。尽管只授3个月的课，但是邓中夏还是将准备好的教材油印本带到了学校。

来到保定，邓中夏明显地感到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在这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连一点浪花都没有溅到这里。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上课第一天，邓中夏面对正襟危坐的学生，满怀激情地对他们说：“高等师范以新文学教授名义聘请我，说明学校对新的思想潮流的肯定，尽管我没有在正规院校里教过书，缺乏讲课的经验，但我仍然希望把关于新文化的一些概念和内容讲给大家听。”

邓中夏的课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投下一块巨石，在保定高师校园激起了冲击封建势力的层层涟漪。

一天，邓中夏刚下火车，就被一名学生拦住了去路。

“邓先生，我在这等您好久了。”拦路的学生给邓中夏鞠了一躬。

“你是？”邓中夏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学生。只见他中等身材，圆脸，胸前佩戴着一枚校徽。

“我是育德中学的学生，我叫王锡疆。”

“听高师的学生说起过你。”

“邓先生，我想请您给我们学校学生做一次讲演。”王锡疆诚恳地说。

“好呀，你准备什么时候请我去？”邓中夏问。

王锡疆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他没想到邓中夏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明天下午吧！”王锡疆高兴地说。

第二天上午，育德中学校园里贴出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今荣幸地邀请邓中夏先生于下午5时，在我校礼堂讲演《文学与社会》，欢迎光临。

下午，礼堂里座无虚席，到处是兴奋的学生，一些老师也坐到了前排。

邓中夏身穿浅蓝色长衫，健步走上讲台。环视了一下礼堂内的师生，他从他们那充满期待的目光中，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担子。

“文学是什么？是唤醒人们的觉悟，鼓舞人们的信心和勇气的一种有力工具。可是，有的人在研究文学的时候，忘却了社会、忘了社会的改造。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志于研究文学的青年，要大写社会的生活、描写社会的实际生活、大写改造的文学，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这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为了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邓中夏用生活中的事例，联系穷和富、民和吏、民与匪、民与军阀等社会问题进行讲解。他说：“社会好比是一间房子，已经东倒西歪，行将倒塌了，是整体改造还是零碎修补呢？只有重新建造，才能根基稳固，不然就算是天天修补也会倒塌掉的。”

说来也巧，当时直系军阀、“保定王”曹锟正在保定南关修建花园。他倚仗权势，将花园附近老百姓的田产、住宅、树木、墓地等统统霸占，收归己有，逼得那些百姓家破人亡。邓中夏一针见血地对学生们说：“曹锟就是强盗和土匪，他巧取豪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却不受法律的制裁，法律对于他，就是狗屁的一纸空文，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邓中夏在讲演中旁征博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人、分析人的思想、分析社会和历史的变迁，为学生们人生观的形成指明了一个方向。他渊博的学识和对问题鞭辟入里的精湛分析，让学生们大为折服，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震撼着学生们的心灵。

最后，他对学生们说：“为了理想，为了中国的未来，宁可作为真理和正义而牺牲的一个被烧死、被钉死、被杀死的少数人，也不作为贪图荣华富贵的走狗和卖国官。我们要的是思想的自由，在艰苦的斗争中，我们要有敢说敢做的勇敢的精神。”

邓中夏的讲演结束后，师生们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走出礼堂，王锡疆陪邓中夏来到一个小饭馆，他们要了两碗面条。

王锡疆趁机对邓中夏说：“邓先生，您讲得太好了，但您不可能总来讲。那平时怎么做，才能让新思想传播得更快呢？”

“你提的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在中学怎么让新思想传播得更快，我也没想过，不过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行，先生能借本书给我看吧？”

“可以，可以。”邓中夏边说边去包里取书。

他摸到书的手突然停住了。

“锡疆同学，你能在校园里开一个书报贩卖部吗？”

“开书报贩卖部？”王锡疆一头雾水。

“对呀，你不是要更广泛地传播新思想吗？”

“哎呀，我明白了！”王锡疆一拍脑门，恍然大悟。

“书报从哪里来呢？”王锡疆刚高兴了一半，就又遇到了问题。

“哈哈，你不知道吧？我就是办报办刊的出身，包在我身上了！”邓中夏拍了拍王锡疆的肩膀。

“来吧，赶紧吃面，都凉了。”邓中夏赶紧招呼王锡疆。

两个人都会心地笑了。

几天后，育德中学书报贩卖部悄悄开张了，秘密出售《新青年》《共产党宣言》……

不久，在邓中夏的领导下，保定高师学生也成立了“新文化研究社”“新教育协进会”“国语文学研究会”等进步社团。

邓中夏还介绍王锡疆、张仲毅、阎仲拥、余世淆、王新邦等进步学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