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小兵

1981年年底，我被派到北京市怀柔县八道河人民公社“支农”（当时北京各大工厂都在远郊区县对口公社派驻了支援农业、帮助改善农村贫困面貌的专职人员，类似于前几年的“扶贫工作队”）。“支农队”的办公室兼宿舍恰与公安特派员的办公室兼宿舍一墙之隔。由于年龄相仿，我与公安特派员张誓越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刚到公社还没开展工作那阵子，我索性整天“泡”在公安特派员的屋里。当时的电影里经常会出现“特派员”这个角色，一般都是挺大的“官”，因此一开始我对他这个“特派员”的身份也很好奇。但没多久，我也就搞清了他到底是“哪部分”的。原来，当时的怀柔县公安局在北部山区仅设立了一个公安派出所，叫“西庄派出所”，辖区包括八道河等七八个公社（那时的“公社”，全称是“人民公社”，就是后来“乡”的前身）。派出所在每个公社派驻一名民警，称“公安特派员”，负责整个公社范围的公安事务，在处理刑事治安案件及民事调解事务时则以西庄派出所的名义。

张誓越是市里人，在远郊插队期间遇上北京公安学校招考，一考便考上了，毕业分配到西庄派出所，被派驻到这里。我们相识时，他大约二十二三岁。

公安特派员平时就住在公社机关院内，24小时都能找到。公安特派员办公室兼宿舍也不是张誓越一个人用，而是与司法助理员共用。

当时的山村民风淳朴、经济落后、居住集中，一年到头几乎没有案件报上来。因为没有多少人员流动、变更，办理户籍业务的也很少。全公社的所有户籍簿册，基本未见张誓越整理翻动过。但是没过多久，还真发生了一起“大案”。

1982年5月6日一大早，我听到张誓越在接电话。那时，公社有间电话室，用的是老式磁石交换机，人工插转，通往各生产大队及粮库、信用社等部门。整个公社机关除了党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的办公室有分机，其他人接打电话都要到电话室。公安特派员接报案以及向派出所汇报工作当然也得使用这种“摇把子”电话。

张誓越出来时神色有些凝重，说道：“北边的大地（一个生产大队）出了起案子，我得马上去一趟。你要是没事也跟着去看看？”

案子是前一晚发生的，目前涉案人员由民兵暂时看押在大队保管室，急等公安特派员到场处理。可说走却不能马上就动身，从公社机关所在地八道河到大地大队有二十多公里，中途还要翻越两个山梁，走过去不现实。而每天从怀柔县城发往北部山区的长途公共汽车，需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开过来。正巧，一辆县外贸局的小型卡车来八道河办事，准备赶往更北边的琉璃庙公社。张誓越赶紧拉着司法助理员张波和我搭上了这趟车。

一路上，我们坐在卡车的箱斗里，尽赏山川秀色，也常常被颠得东倒西歪。特别是当车子前一刻刚嘶吼着缓慢爬上山梁、下一刻就带着惯性呼啸着冲下陡坡，然后又立即急速转弯时，那份紧张甚至恐惧是现在坐车很难体会到的。可是为了更快到达大地大队的案发现场，一些不适也就只能克服了。

案情其实很简单，弟弟整天游手好闲，不想踏踏实实下地务农。哥哥看不下去，便把弟弟叫到自己家，就着咸菜疙瘩边喝酒边劝。老母亲也赶来，站在门边数落不争气的小儿子。心烦的弟弟起身将母亲推出好远差点摔倒。孝顺的哥哥一气之下，边往回拽边给了他两拳。这下弟弟不干了，借着酒劲儿与哥哥撕打起来，砸烂了哥哥家的暖水瓶和茶碗，还将囤席撕烂粮食撒了一地。当闻讯赶来的治保主任和民兵将其控制时，他还大喊大叫要“杀哥哥一家子”。

扬言杀人！这在平素没有案件的乡村，可就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或治安案件了！所以，生产大队立即上报公社，请求民警出现场处理。我估摸着闹事者已扬言杀人，怕是得把人带到西庄派出所或县局处理了。哪知，张誓越却用轻松的口吻对治保主任说：“把他叫来。”然后摘下了当时制式警服白色大檐帽，放到小炕桌上。

当人被带到时，我和张波都紧张起来，站在他的身后防止意外。张誓越则和颜悦色地让他上炕，隔着小炕桌叙述一下昨天发生的事。经过一夜的看押，他的酒劲也过去了，低着头讲了些“我只是推了老娘一下就被我哥打了”之类的话，避重就轻地交代了事情经过。听罢，张誓越没有声色俱厉，也没有喋喋不休，只是简单而严肃地说了几句要重亲情、讲情理的规劝话，随即正色道：“我现在给你个机会，跟你哥认个错，和好不许再打了！如果不听，就带你走！”他有些意外，更有些感激，连忙点头表示接受。

治保主任见状，把守在门外的哥哥推进屋。十分尴尬的兄弟俩，一时不好意思开口。这时，老母亲挤进了屋里，一脸恐惧和悲怆地替小儿子求起情来：“他推我也没摔着碰着，他喊杀人也不是真的，你们千万别抓他走啊！”这边刚把老太太劝走，哥哥的媳妇又红着眼睛请求：“家里东西砸烂了，粮食也撒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这些就不是公安特派员的事了。张誓越看了眼现场的村干部，村干部连忙点头示意剩下的工作他们来做。

事后，我问张誓越：你怎么就敢相信他的保证，相信不存在报复杀人的隐患？他一脸坦然：“你刚到农村，还不太了解农民。农民还是朴实、本分。咱们也了解了，他本质上也不是个坏人。事情本身也没多大事，就是酒后一时冲动。再说，我们公安民警在农民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我的话，他一定会认真地听，不敢违抗！”言语中显露出一种自信和自豪。

这时已临近中午，张誓越熟门熟路地让大队干部“派饭”，我也第一次体验了一把。当时已是改革开放之后，尽管这里仍属贫困地区，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已有所提高，这家人居然做的是大米饭，还炒了个土豆丝。农民不管你喝不喝，酒是一定要端上来的。八分钱一两的散装白酒必须烫得很热，否则凉下来就辣得嗓子痛。饭后，我们每人缴了半斤粮票两角钱，农民推辞了一下收下了。

下午，生产大队正好派出一辆四轮拖拉机，要到公社去运水。原来，这里春天村里的水井水位下降，社员的生活用水紧张，经常要到公社去运水。而公社的水就是我所在的工厂当年作为“支农”项目，从十几公里远的山间一股充足的泉流接上管道引来的。我们搭乘拖拉机，坐在储水的大胶袋旁，夕阳西下时“突突突”地返回了公社机关。

后来，我也成为了法律工作者，也经历过不少案件，但这起案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始终没有忘记。当时基层公安机关的情况以及民警处理案件的方式，怕是现在的年轻人闻所未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