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品成 图/彼得潘插图工作室

第一面军旗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的江西还处于秋老虎的肆虐中，天气炎热。江西省西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有一座名叫修水的小县城。乡间，秋收已经开始，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一场注定震惊中外的起义正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筹划中，向反动派进军的行动即将开始。

部分起义部队悄悄集结在了修水城中。

寂静的夜，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已经入睡，在县城集结的士兵，也进入了梦乡。

修水商会位于县城闹市，现在也安静了下来。东厢房，灯火依然亮着。

围坐在八仙桌边的几个男人，表情严峻。看样子，他们正在讨论重要的事情。

师参谋何长工，那年二十七岁。那天，他既兴奋，又暗自纠结，兴奋的是，党把一项光荣的任务交给他去组织完成；纠结的是，这事毫无头绪，但要按时完成。他向副官杨立三及参谋陈树华传达了总指挥卢德铭的命令：“根据团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我们要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把江西省防军的番号改为工农革命军。起义前，指挥部要求我们设计好军旗并赶制出来。”

显然，任务很特殊，也很紧急——要尽快设计并制作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

谁都知道这事情重大，八月七日，中共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全国各地共产党人都在响应此号召，积极策划发动起义。

这场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即将在湘鄂赣交界处打响第一枪。近日，队伍集结完毕后，将举行誓师大会。届时，必须有工农军队自己的旗帜。创建军队，军旗很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

此前在南昌举行的八一起义，并没有自己的军旗。但八七会议后，中共态度鲜明，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和军队。

前线委员会将设计和制作这面旗帜的命令下达后，何长工心情复杂：一是第一面军旗即将在自己手中产生，万分激动；二是事情非同小可，军旗是一军之魂，制作军旗，不能有丝毫闪失。他压力非常大。

这该是一面怎样的旗帜？

平常我们说“旗帜鲜明”，就是打出这面旗帜，就要向人表达出我们队伍的面目。工农民众看了鼓舞斗志，敌人看了闻风丧胆。

何长工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就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肚里有那么点洋墨水。他一直在想象那面旗帜的样子。

何长工说：“旗底色应该是红色。”

“当然！红色革命，红色苏维埃。”

何长工说：“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还得放在显眼位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党要鲜明地标注，一目了然。”

“工农的武装，当然要有工农标志，那就是镰刀和斧头。五角星内是镰刀和斧头图案，代表在党的领导下的工农武装。”

何长工的设计思路得到杨立三、陈树华的赞同。大家七嘴八舌。

有人提出：“部队得有番号。”

何长工想了想，就在纸上画了张图，说：“那就放在旗杆边，用白布黑墨，标明番号。”

大家仔细看了看，觉得这样的设计符合实际，简洁明了。

设计理念确定了，他们再三斟酌细节，比如五角星的大小，镰刀和斧头图案的样式，还有番号字的字体……既要鲜明，还得美观。

具体做法借用了裁缝们的传统方法，城里的裁缝要设计一种新的衣服样式时总是先用纸剪出来。于是，他们三人到裁缝店借来硬纸、剪刀、铁尺和画线用的粉包，不断地设计、比较和修改军旗的式样和尺寸。

这方法还真管用，他们剪了很多个“样”，铺摊在地上，大家反复比较。

他们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终于拿出了布局合理、比例适当、角度准确的军旗设计方案。

军旗样式确定后，大家马不停蹄，立即投入到缝制工作中。何长工找到一名叫张令彬的班长，他知道这人裁缝出身，且手艺不错。

何长工对张令彬说：“有个紧急而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张令彬听令：“你说！保证让上级满意。”何长工就把缝制军旗的任务下达给张令彬。“我当什么事哩，军旗呀，我做针线拿手。”“那就好，按这图案做军旗，一百面军旗！”“天！一百面呀？！”

“这才彰显革命军的威风，将士冲锋陷阵，红旗战鼓助阵。攻城掠地，红旗要插遍城头和山头！”何长工也很激动。

张令彬不敢耽搁，马上去寻找布匹。当地布店的掌柜听说革命军需要红布，把库存的平江红布都捐了出来。布料有了，还得有人手。张令彬请来了县里几乎所有的裁缝以及会针线的妇女。在县城的一家祠堂里，四十余名针线工加班加点，在很短的时间里，飞针走线，把一百面军旗按时赶制了出来。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凌晨，在修水县城紫花墩（现修水县散原中学操场）举行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誓师大会上，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正式飘扬起来，革命军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

这一百面红旗在随后的战斗里，一直被起义的壮士们高举着，冲锋陷阵，一往无前。这些场面，感动了秋收起义党代表毛泽东，他挥笔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真实地描绘了秋收起义的军旗和起义时的情景。

伙食尾子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里,能看到三枚一元的银元和一枚五分的铜币。

这三枚银元,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在长征途中和全体官兵一样,三次分到的“伙食尾子”；那一枚五分的铜币，刻有“苏维埃政府制造”字样,并有红星、镰刀、斧头标志，是康克清在中央苏区瑞金时分得的“伙食尾子”。这四枚硬币跟随朱德、康克清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生活再艰苦、战斗再频繁,他们都珍存着,一直到全国解放。一九五九年,当军事博物馆筹建时,他们将四枚硬币捐献出来。

为什么叫“伙食尾子”？那还得从井冈山革命时期说起。

三湾改编，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还提出“把账簿建在连上”。

那是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实施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当时起义军中还有旧军队的习气存在，官兵不平等，不同军阶的官兵拿的军饷数量悬殊。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时曾在湖南的新军从军五个月，“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每月七元是当时二等兵的军饷标准。按月领军饷并支付伙食费及其他个人花费，或养家糊口，就是旧军队的“经济生态”。

然而，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生活异常艰苦。从这首歌中能够看出当年红军的境况：“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真实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

怎么办？毛泽东提议建立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权力不小，主要做到官兵一致，待遇平等。

当时担任士兵委员会主任的宋任穷回忆道：“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

物资匮乏，不仅要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还得精打细算，所以，管理伙食就成为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而管理伙食的基础是数据，是记录经济活动的账簿。每个月,连队精打细算,可使伙食费有一小部分节余,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均分给包括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在内的就餐人员零用,名曰“伙食尾子”。

“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这与当时的旧军队完全不同。国民党军及各地军阀，官大一级压死人，随意打骂士兵。从伍即发财，匣子一响，黄金万两。当时，旧军队当官的喜好“三金”——金戒指、金牙齿、金框眼镜，“五皮”——皮包、皮靴、皮鞭、皮腰带、皮手套，还有吃“四菜一汤”小灶等不良作风。而红军官兵穿衣吃饭一律平等，实行经济公开、财务公开，民主理财。部队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参加军队的经济管理，监督各项制度的执行。士兵管理伙食，每个连队配有一名采买和一名副采买，一个管账，一个管钱。月底统一结算，开支多少，定期向部队公布。

这样一来，士兵都很满意，士气十分高涨，官兵非常融洽。一位曾任白军营长的红军将领在茅坪八角楼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各位同志，我们从前是白军的兵，现在当红军，饭有吃，衣有穿，谈平等，自由多。”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现在，游客去井冈山的龙江书院内，仍然能看见当年红四军留在墙上的这条标语——“红军中官兵伕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形象地反映出新旧军队的区别。

红军将领战士同吃红米饭、同穿粗布衣、同住茅草房、同睡门板床，一起往返一百多里挑粮上山，做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军民同甘共苦。在井冈山流传的“一根灯芯”、朱德的“一条扁担”的故事，成为红军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象征。正是红军在井冈山留下的这种精神，像无声的命令，鼓舞着红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