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明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人地位远远高于武人地位。不过，很多重要的武职常常由文官来担任，这样既提高了武将集团的受重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职业军人尾大不掉。因此，总体上说，虽然崇祯朝后期军队同样出现失控的现象，但从未达到威胁皇权的程度。

谁在“养寇自重”

明朝体制如此，加上崇祯皇帝颇为勤政，始终牢牢地控制权力，且对军队事必躬亲，不放过任何细节，甚至对军人的“养寇自重”敏感到杯弓蛇影的地步。所谓“养寇自重”，字面意思就是故意放过敌人、不去剿灭，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这是所有王朝的大忌，也是崇祯皇帝最為担心的事情。为了防患于未然，崇祯皇帝便时常以“养寇自重”的罪名，来敲打与警示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臣之间的相互攻讦、军人之间的彼此指责，也必会擎出“养寇自重”的帽子来压人，乃至崇祯一朝，深受“养寇自重”之苦的将领不乏其人。

说毛文龙“悬踞海上，养寇自重”

崇祯朝第一个被“养寇自重”这一罪名击倒的军事强人是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不过，击倒毛文龙的并不是崇祯皇帝本人，而是后来同样以“养寇自重”被治罪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毛文龙其人，算得上明末传奇人物。天启初年，后金以席卷之势扫荡辽东，时任练兵游击之职的毛文龙却率领197名明军深入敌后，出其不意地攻取镇江，占据皮岛，且以皮岛及周围的岛屿为基地，招募流民，招徕降卒，整训军队，奔袭后金，从而形成对后金的牵制之局，让努尔哈赤如鲠在喉、如芒在背。

然而，因为要养活数十万东江军民，向朝廷催粮催饷，就成为毛文龙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可朝廷发来的粮饷总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东江军民的基本需求。毛文龙别无他法，有时不得不以海上贸易的所得，来贴补饷银的不足。

逐渐自给自足的毛文龙部，确实有了一定的独立性。毛文龙治军也开始在军中设置亲军，其中重要的将领均被赐予毛姓，甚或被其收为“养子”与“养孙”。在明军单兵素质普遍下降的境况下，培养私军原本是提高战斗力的一条有效途径，虽然弊病明显，但除此则不足以笼络人心。然而，毛文龙所做的这些，本人自然问心无愧，却很容易授人以柄，所以，自毛文龙开镇东江之日起，朝中对他的攻讦之声即不绝于耳。更为关键的是，朝中大臣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毛文龙的游击战术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朝中大臣看不到毛文龙经营皮岛的辛苦，却只看到了毛文龙悬踞海上，养寇自重，并借以向朝廷冒功糜饷……

崇祯二年（1629）六月，毛文龙被新上任的督师袁崇焕以十二条大罪斩于双岛。毛文龙被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江军再难形成一个领导核心，毛文龙的旧部或死、或逃、或降——毛文龙的心腹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全都投靠后金，成为深受皇太极倚重的 “三顺王”，他们帮助后金攻陷旅顺，占领皮岛，征服朝鲜，使明朝最终丧失了战略进攻的可能性。

说袁崇焕“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崇祯二年十月，明朝爆发了著名的“己巳之变”，毛文龙被杀仅仅四个月，袁崇焕即被推上风口浪尖。

因为此前袁崇焕曾向崇祯皇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此时的崇祯皇帝正眼巴巴地等着袁崇焕从前线带来的好消息，但万万没有想到，他等来的并不是袁崇焕辉煌的战绩，而是后金兵围城的消息。

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崇祯皇帝惊慌失措，急令各地兵马驰援。袁崇焕先是派遣赵率教率部增援遵化，试图将后金军挡在遵化一线。不料赵率教在遵化城下身中流矢阵亡，遵化随即失陷。袁崇焕本人亲率大军进抵蓟州，准备在蓟州构成第二道防线，不料皇太极并没有在蓟州与袁崇焕交战，而是绕过蓟州，进至通州。至此，袁崇焕已经先机尽失，他试图在中途拦截后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战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京城之下。

京城乃是王公贵族聚居之地，京郊更是遍布王公贵族的房产和地产。在这些人看来，袁崇焕退保京师，无异于纵敌深入，置他们的家产于不顾，自然引起他们极大的不满。因为此前袁崇焕曾与后金有过和议，很多朝中大臣便怀疑袁崇焕故意“纵敌拥兵”，将战火引至京师，以实现与后金达成城下之盟的目的。

按照明朝的规定，外镇之兵，若没有皇帝的旨意，不可轻易进抵京城。所以，当袁崇焕与诸将商议进驻京城时，副总兵周文郁便极力反对，但袁崇焕的回答是：“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遂将兵马驻扎在广渠门外，配合大同、宣府等地的援兵，与后金反复拉锯，交战于京城之下，并互有杀伤。

然而，此时的崇祯皇帝已对袁崇焕起了疑心，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却断然拒绝了袁崇焕想要率军进城休整的请求。关键时刻，皇太极所施的反间计起到了作用，再加上袁崇焕一再渲染后金势大，难以力敌，崇祯皇帝开始严重怀疑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在先，袁崇焕实是养寇自重、大胆要挟，目的就是与后金达成和议，借以塞“五年复辽”之责。是以，崇祯皇帝终于下决心将袁崇焕逮治下狱，并于次年八月以多项罪名将其凌迟处死。

卢象升：我不死疆场，死西市耶

在明末军事强人中，论勇猛善战和忠勇双全，卢象升无疑能排到前几位。然而，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明末战事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在战场上被白白牺牲了。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在卢象升平生的最后一战巨鹿之战中，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卢象升本来有机会突围，却最终选择慨然赴死。因为有袁崇焕的前车之鉴，卢象升已然认识到崇祯皇帝的猜忌多疑和刻薄寡恩，他明白自己即便拼尽全力，也依然得不到好的结果，他才会在与清兵决战的最后关头拒绝突围，并悲愤地说出：“我不死疆场，死西市耶？”

孙传庭：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崇祯十一年的清兵入塞，同样是“明末最后一位名将”孙传庭命运的转折点。崇祯皇帝同时调集卢象升、洪承畴和孙传庭进京勤王，对于当时的局势，孙传庭虽然不同意杨嗣昌、高起潜等人的主和之议，却也不像卢象升那样试图与清兵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孙传庭既清醒地认识到明军的实力不济，以及“一言北敌，遂无人色”的事实，也对钜鹿之战的失利进行过深刻的检讨，他以为“钜鹿之失，缘当事者计无复之，惟思谢责朝廷，罔顾贻忧宗社，真堪令人切齿痛心也”。所以，孙传庭主张对清军“断不宜轻言进战，饰报捷功”，而是应当在做好防守的前提下，伺机反击。

然而，孙传庭“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御敌方略，却遭到内阁首辅刘宇亮和关宁总监高起潜的严厉指责。他们对孙传庭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说孙传庭指挥的官军从来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大仗，强调扬长避短，其实只是消极避战的借口；其二是说因为孙传庭的调度不周，他指挥的官军只是避实就虚、疲于奔命。面对他们的责难，孙传庭百口莫辩，急火攻心，突然罹患双耳失聪的病症。崇祯皇帝则认定孙传庭并不是真聋，而是借以推卸责任，竟下旨将他革职下狱，孙传庭就此开始了将近三年的监狱生涯。

孙传庭获释出狱时，已是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此时中原板荡，局势糜烂，先是李自成和张献忠重新起兵，杨嗣昌、傅宗龙、汪乔年等人相继败亡，崇祯皇帝无人可用，只好放出了关在狱中的孙传庭。重新带兵的孙传庭初战失利，他亲眼看见农民军的实力，认识到以一役剿灭“流贼”，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痛定思痛，开始清军清屯，修造器械，制造新式装备，储备粮草，扩大募兵规模，作为与农民军的长久周旋之计。但是，孙传庭以强硬的手段督促豪强士绅捐献粮钱，势必会得罪陕西的豪门巨族，他们便纷纷传言孙传庭按兵不动是为了养寇自重，以促使孙传庭尽快进兵。

崇祯皇帝既怀疑孙传庭按兵不动的动机，更幻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剿灭“流贼”，遂“下手敕催战”。接到手敕的孙传庭“见上意及朝论趋之急”，不禁仰天长叹：“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孙传庭战败身亡。孙传庭死后不足半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大明王朝落下帷幕。《明史》曰：“传庭死而明亡矣。”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